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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手采访:“骑士联盟”是希望吗


处处规则、处处陷阱,长期处于精神紧绷状态、又面临自我污名的骑手们面对平台宰制真的毫无还手之力吗?

法厄同 | 2020.09.17

新冠疫情之下,中国各地“硬核”封城。为了能使居民遵守政令、安心“宅”家防疫,社区工作者和快递员、骑手们承担了更大的风险和工作量来保障居民生活物资运送。据报道,就在各地关闭工厂学校,餐厅也只接受外送订单之际,全国各地依然有70万骑手坚守在岗位。

成为这“百万大军”中的一员意味着什么?其中的酸甜苦辣咸有谁知晓?四月底的一天,我们同骑手方志龙和郭永强展开了对话。

方志龙(以下简称“龙哥”)来自于安徽,17岁就出门闯荡了。最初,他在杭州一家生产遥控器的电子厂上班,后来出于健康和安全的考虑(传言车间的辐射较大),他离开电子厂来到一家生产跑步机上的“跑步带”的工厂上班。机缘巧合之下,他来到上海浦东机场附近做起了快递员和外卖骑手的工作。在这里,他还通过熟人介绍结识了在附近电子厂工作的妻子,二人现已成家,并育有一子一女。

闯红灯实属无奈:大数据时代的骑手紧箍咒

我们常常看到“外卖小哥闯红灯被罚款”,或是因为骑车过快撞上行人、产生冲突的新闻。然而,这真的是“小哥”们将送餐创收置于个人乃至他人生命安全之上造成的吗?对此,龙哥表达了他的看法:

“其实我们骑手闯红灯,也是没有办法被逼的,真是被逼的。为什么?比如说客户订一个餐的时限是30分钟,系统派到我们手里可能只有28、29分钟,等我们到商家取餐中间还要两三分钟。商家如果做出来还好,不出来的话,他再给你做个10分钟,到我们手里就只有10分钟。一旦如果你手里有五单,你要跑三个地方或者五个地方,取五次餐,然后再送给五个客户,这个时间真的太紧张了。平台也不管,他只是提醒我客户点餐了,半个小时之内要送到,你超时你就罚款。”

尽管美团在超时和客户投诉方面留下了一定余地,但这种余地却非常有限,并没有充分考虑外卖员在实际工作中大概率会遇到的各种问题。龙哥举例道,首先美团有一个7分钟的保护时间,送餐如果在37分钟以内,也就不会被算作超时。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骑手取餐、等餐、送餐,以及各种偶发因素,这样一点考量其实远不能称得上对骑手人性化。此外,在美团的评价体系中,每100单的容错率是5%,也就是超过5单的超时就要开始罚款,而罚款是按照准时率来罚——这意味着准时率低,收入也就成几何下降,100单中剩下的90多单即便准时送达也会因为超过5%的错误率而被降低每单单价。

fight-in-second工作的每一秒都是战场

那么,谁在控制与塑造着骑手们的工作状态?不是经理,不是站长,而是一套基于算法自动进行派单的系统。美团、饿了吗的外卖系统平台基于外卖员的能力、送餐路线等自动将最优化的结果派给骑手。但外卖员送餐的“平台化”带来的也是管理上的“一刀切”,连出错率都是一个粗暴又保守的估计,毫不考虑不同外卖员在天气、路况、商家出餐速度等因素上面临的极为复杂和差异巨大的状况。而更加危险的是,在这种评价体系下,外卖员准时率低就意味着单价低,乃至最终无单可接,也就意味着彻底从“评价”中被驱逐,连被剥削的资格都丧失。在这一过程中,人工智能算法控制着工作者的每个动作、速度、质量,而工人被迫高度自我规训。因此,这种劳动远非外卖平台在招工宣传时所言的自由、灵活、高薪,反而是“一整套精密且动态调整的劳动控制模式”——外卖员们在自由选择工时的伪装下(平台招工时常常宣传不费力干、认真干、卖力干来表示骑手有高度选择权),实际是将这套精密的控制术“下载”到了自己身上,并被迫迎合人工智能的要求改变自己。因此,也就不难理解,马路上的骑手们为何都惜时如金,他们实在担不起“准时率”不达标的后果。

除此之外,由于平台将部分劳动监督权以顾客评价的形式转移给了消费者,一个“差评”就可能面临20元罚款,“投诉”则会带来数百元的罚款。因此,由于担心受到派单不及时而被顾客差评,许多骑手们在送餐时都面临着极大的情绪压力。为了在送餐过程中不被顾客刁难,许多骑手忍受着压力好话说尽,将自尊放在极低的位置。但由于美团的评价系统是匿名的,有时即便收到差评也不知道从何而来,只能吃“哑巴亏”,有情绪也不知向谁宣泄。最重要的是,这些投诉扣款也不会返给顾客。“谁知道最后到哪里了”,龙哥无奈地告诉我们。

此外,为了杜绝外卖员提前点“送达”,美团利用平台定位功能实时追踪骑手们的位置,如果违反相关规定,骑手会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直接受到高达500元的罚款。

real-time-pressure.png进度实时化给骑手带来巨大压力

除了将相关风险转嫁给骑手,使得顾客的不满意由“平台”转向骑手个人,平台在处置“罚款”与“取消罚款”的事务上也极为严苛。平台采取“先罚款,后报备审核取消”的流程处理罚款,也即无论什么情况下送餐出现问题,都默认先由骑手承担责任。我们以美团“眼看要超时,顾客却不接电话,怎么办?”的指导流程为例:

1:骑手需到达指定位置,并多次拨打客户电话,在均无人接听的情况下转入步骤2。

2:

①订单详情页-遇到问题-联系不上顾客-尝试拨打备用号码,依然接不通-上报异常

②如半小时内顾客发起二次配送,则需完成配送

③如半小时内顾客未发起二次配送,可无责取消订单。餐品需返回商家,并拍照上传app

3:

①如顾客发起二次配送,会根据骑手情况进行补时,避免引起超时

②如顾客未发起二次配送,需要取消订单,在2小时内返餐成功后,可避免引起取消扣款,且可以自动补发配送费

流程不仅繁琐,而骑手的二次配送无法获得额外酬劳,还要面临额外的不确定性。而因小区不让进、天气原因等非骑手个人原因所致的延误罚款,平台均比照这类办法处置。这也就是说,在劳动过程中,“小哥”们时时处于一个被动招架的位置,扣款究竟能不能返还到小哥账户,平台有十足的决定权。因此,这才是“小哥”们在劳动过程中常常只能疲于奔命,而无暇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原因。换言之,美团等外卖平台也正是通过这一策略对骑手们进行控制,从而降低了管理成本,提高了平台的利润率。

而这种转嫁责任的技术,在美团的运作中还体现在别的方方面面。例如平台与站点的关系,如果说平台提供了核心算法,是整个美团这架巨大的资本机器的中控室,那么站点就像一个一个控制精密的车间,机器与人工在这里达到了“微妙”的平衡。只不过这些“车间”都是独立于美团的,它们在取得相关资质后和美团总部签订协议,相当于美团的承包商。一般来说,站点是各个平台按照区域划分,每个区域都有一个相应的站点来对骑手进行精细化管理,同时维护和该地区商家的关系,因为商家是可以自主选择和哪家平台合作的。站长的工作职责通常包括对区域内的骑手进行培训和日常管理、商家维护、站点规划布局等等。这些站点的负责人相当于区域经理和监工,权力极大。例如龙哥告诉我们,站长在评点工作或对骑手进行批评时不能回复,更不能狡辩,轻则罚钱,重则站长要给你“穿小鞋”。而这样的情况在美团站点并不罕见,作者在网上检索相关信息时,发现了不少骑手对站长的控诉,从罚款到变相克扣骑手工资、恶意销号不一而足。但平台对这些没有任何监管责任,出了事也怨不得平台。

这里补充一个小知识。美团的骑手分专送和众包两种。专送是美团的正式员工,按照不同的地域,每月跑够450-600单会有2000到3000元的底薪,如果跑得更多就开始有提成,提成按照单数的不同档次逐档提高。除了底薪,还有高温补贴、恶劣天气补助、工龄补贴、人身保险等(但补贴很多时候会被站点以各种借口克扣)。在送餐职责上,专送一般配送范围固定,且距离相对众包为短,系统平台自动派单。而众包属于兼职性质,需要人工抢单,初期上手不易。此外,系统强制众包骑手购买每天3元的人身意外保险。相同的是,专送和众包都没有五险一金,也很难签署劳动合同(有也是和站点签署而非美团),骑手的劳动权无法得到保证。至于购买的保险,由于赔付流程极为繁琐,势单力薄的骑手往往在小事故上没有耐心纠缠,而大事故上又要应对各种 “扯皮”。在这一过程中,美团总部几乎不会对骑手的安全承担任何责任。而通过和承包商进行切割,美团几乎在骑手面临的任何伤害和意外中都可以免于承担责任,大多数风险在这一过程中都顺理成章被转嫁到骑手个人身上。

处处规则、处处陷阱,长期处于精神紧绷状态、又面临自我污名的骑手们面对平台宰制真的毫无还手之力吗?我们将在后文继续探讨。

被传销夺走的初恋:永强的故事

相比于龙哥的经历,永强的故事则更曲折离奇。郭永强出生于甘肃,他15岁时就跟着比自己大两岁的哥哥出来闯荡。一开始跟着哥哥在上海做餐饮,后来他又在18岁时去当了兵。

在当兵前,永强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姑娘,和对方聊得十分投缘。那时永强还跟着哥哥在干餐饮,但一有时间就和那位姑娘在网上聊。时间一长,耐不住好奇和期待,他答应姑娘对方所在的江西见上一面。

一下火车,女孩儿接住永强就要带着他走,并坚持把他随身携带的物品寄存在一个可以寄存东西的超市。随后二人去吃饭,可在吃麻辣烫时,永强就感觉出气氛有些不对劲,但没多想。晚饭后,女孩儿将永强带到一处居所,称是她“姐姐和姐夫家”。

到了驻地,永强刚要松口气,却一下又有了不好的预感。“她是一把把我推进去的”,永强回忆到,“当时真的很恐怖,虽说进去见到的那个自称是姐夫的男的也很客气,问我要不要抽香烟。但是不知怎么,也就十多分钟吧,房间就站满了人。”永强意识到不对劲了,这下子要么进了人贩子据点,要不就是传销窝点。

从第二天开始,里面的传销头目就开始给这些从各地以各种方式骗进来的人上课。“就像给你洗脑一样。上课的人站在中间,我们坐在周围,把他围起来。”而那个上课的人在永强眼里也绝非善类,“一看就不是好人,形象很害怕、很恐怖的那种。”至于吃饭,每顿只有白米饭加水,再加上一些烂生菜、烂冬瓜。而住宿,十几个人睡一间房,女的睡床,男的睡地铺。“从此,我就学会了天底下最大的床就是地铺。这是我忘不了的。”在传销窝点的这段经历无疑给永强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在里面待了将近一周,永强终于瞅到一个机会能跑出来。走之前他还特意找到那个姑娘,问对方愿不愿意跟他一起走,因为他知道这女孩虽然骗了他,但她也只是一个被传销人员欺骗和胁迫的受害者。可惜对方没有答应。谈起这个,今年已经满24岁的帅气大男孩永强还是感到遗憾。“当时要是能把她带出来就好了,也许事情就会不一样。”

目前,永强白天从事安保工作,业余跑跑美团众包的外送。此外,他还是“外送江湖 骑士联盟”群上海群的“分舵主”,群里有上百号兄弟。我们在后续会进行介绍。

城市里沉默的齿轮?

受到疫情影响,许多外贸企业都被大幅削减订单。往常,这些大型制造业工厂是承接农村与中小城镇务工者的重要场所。如今,许多年轻人却因为工厂停工而无工可做,来到一线城市送外卖几乎成了剩余选项中的最优解。

ride-in-rain风雨中的骑手

根据《美团点评:2018年外卖骑手群体研究报告》显示,75%的骑手来自农村地区,大多来自河南、安徽、四川、江苏、广东等省份;近7成的骑手选择离开家乡在外地打拼,奋斗在一二线城市。从年龄来看,骑手多处在青年阶段,80、90后为骑手群体的中坚力量,占比高达82%,将近一半人在目前的工作地居住了9年以上,深深地扎根在城市。从性别构成上看,男骑手占9成,女骑手占1成。由此,我们也可以简单描摹出中国当下蓬勃崛起的“外卖小哥”群像:他们是一群来自农村,常居大城市并希望在大城市获得自我实现的年轻男性。

来到大城市,除了跑单,骑手们的日常生活又是怎么样的?他们的社交、婚恋、居住、个人规划又是怎样的?

我们先从居住和生活成本说起。以上海为例,龙哥告诉我们,他所在的陆家嘴骑手站点比较常出现的情况是:骑手们住在群租房,8个骑手睡在一个不到20平米的房间,而这样一间地处陆家嘴的住房,每人平摊也要近800的房租。

龙哥还告诉我们,一个新人骑手来到上海,往往还什么都没干,就要先花出去小一万。这当中包括了房租、租房押金、电瓶车或租(同样需要押金)或买、骑手装备三百多,以及其他各种基本开销等。房租和车钱是大头,一辆质量过关的电瓶车需要五六千,而就算租,每月的租金加上电池也需要五百。如果骑手成家,或是每月寄钱给父母,留给个人的几乎就更少了。

高昂的居住与生活成本下,骑手们还能有什么业余活动时间吗?答案恐怕是否定的。骑手们也志不在此。龙哥和永强告诉我们,他们将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在跑单上了,跑完一天的单累到不想说话,刷刷抖音、看看新闻、和群里的兄弟聊几句,最多去外面稍微吃点夜宵就是难得的放松了。

没有时间、没有精力,这是限制骑手们获得进一步个人成长的巨大瓶颈。个人发展得不到保证,在工资上的议价能力也就有了巨大的限制,只能吃这碗“青春饭”。攒下钱就回老家买房、娶妻生子。但能不能从个人发展上做做文章,帮助骑手们留在他们辛苦打拼、洒下汗水的城市?这需要我们持续的关注。个人发展首先就是和个人能否得到适当的闲暇时间保障有关,没有时间,任何的个人提升都只能是一种奢望。9月份,当初介绍作者进行采访的佳虹姐联系了两位嘉宾,为骑手们办“英语角”,永强和龙哥帮着宣传了,有些骑手也表示有兴趣,希望能学好英语。但最后只来了一位骑手,毕竟跑单已经很辛苦,而大家谁都吃不准这个“英语角”能为个人带来什么好处。

骑手联盟会成为骑手互助的新希望吗?

据统计,目前全国活跃骑手数量达到300万人,他们是构成中国每年将近3000亿的外卖市场的基石。如何在骑手们的追梦路上帮助他们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劳动关系值得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在平台不允许骑手们成立工会的情况下,骑手们利用互联网平台实现自发动员的行动令人赞叹。而龙哥与永强就分别来自这样两个不同的骑手互助群体。

龙哥受杭州骑士传媒创始人江一龙委托,创建了上海陆家嘴骑士传媒。为什么骑士传媒能这么迅速发展壮大,从杭州扩展到上海浦东再扩展到上海宝山?这是因为骑士传媒的创建者在帮助骑手方面做了许多实事。

例如江一龙就是杭州地区“骑手楼号排序图”的制作者,他将方圆5-10公里的住宅小区都做成平面图并绘上序号,大大方便了新入行的骑手。除此之外,江一龙和龙哥的骑士传媒还帮骑手们联系到了价格相对较低的电瓶车出租、锂电池出租、电瓶车紧急维修、充电等服务。这种便利甚至也扩展到骑手的衣食住行,例如价格低廉的公寓、介绍兼职副业等,以及让龙哥颇为自豪的“骑手餐”:在浦东陆家嘴的“海天一角”美食城往常14、15元的套餐被龙哥谈到10、12元,日积月累就帮骑手们省下了一笔钱,也帮商家解决了疫情期间客流不足的问题。

rider-memo.png骑手楼号排序图小抄

而平时在骑手群里,这种基于地域展开的互助实践已经形成风气,如果在群里有人遇到特殊情况无法及时送餐,或是在生活工作上需要什么帮助,群里的成员就会互相打气帮忙。对骑手们来说,这一切并不图什么回报,因为大家深知来到大城市打拼不容易,如果不互帮互助是难以在城市中立足的。

“有骑手的地方,就有骑士传媒”。这是创始人江一龙写在骑士传媒所有推文上的口号。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身穿黑色速干衣的龙哥冲我们笑笑,说这话时显得底气十足。

当被问及当骑手期间印象较深的一件事时,龙哥说:

“前两天在路上我看到外面一个兄弟,他在骑车的时候前面突然一只猫穿过,他为了不撞到猫踩刹车把自己摔倒了,好像还摔到肋骨了。我当时看到他了,我就骑个车过去扶他,刚好另外两个小哥也停下来,都去帮他扶一下。我就问他有没有事,他说哪里疼,但是当时手里还有两个单子。我问他你行不行?不行的话我来帮你送好了。

他感觉一下说应该问题不是很大,可我感觉摔得不轻。因为他东西摔得到处都是。还好菜没有洒,不然的话要自己赔钱。后来我见到他,听他说是把单子送掉才回去休息的,躺了两天,当时应该摔得不轻。”

永强所在的骑手互助群则较叫“外送江湖 骑士联盟”,它是由北京一位骑手创建,致力于团结和维护骑手的利益。“盟主”十分擅长使用新媒体来将内容传播得更广,他每天都将“骑士”们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难题拍成视频,堪称是一位视频达人。当作者问到关于未来有什么规划,永强回答:“也没有什么想法。先给兄弟们把我们‘骑士联盟’的logo打出来印上,再有就是五一过后喊兄弟们出来聚个餐吧。”

但互助也非一帆风顺,骑手们在大城市打拼的主要动机是赚钱,面对无法立竿见影的个人发展和需要消耗精力但不一定有结果的维权,他们抱着本能的怀疑态度。龙哥告诉我们,“我们也知道壮大队伍才能有资格对平台发出一点自己的声音,但是很多人也不吃你这一套,他们觉得空闲时间不如刷刷快手抖音,谁来听你这些有的没的。”

最后,我们问到从事外卖配送行业,有没有什么感觉好的地方。龙哥说:“还是有的。比较自由,可以到处逛一下,商场啊很多地方都可以了解,而且接触的人比较多,商家、客户、骑手兄弟,大家都可以交个朋友嘛。”永强则答到,“这个行业还是可以的,能做下去。”由此看来,自由度、人脉和收入是两位骑手给出的吸引他们继续从事外送行业的主要动力。

对于社会、平台、消费者来说,这些骑手尽管看上去在扮演着一份被平台定义了的“齿轮”角色,但也许只有他们面对彼此的时候,才能真正体会到一种惺惺相惜的感受。也许正是这种一脉相连的归属感造就了骑手群体格外团结、积极互助的特质。

后记

采访后的第二、第三天,参与采访的亚彤在我们共同的群里看到年轻的外卖小哥群主分享了一些外卖员被保安或交警推搡辱骂的视频,也往群里面邀请了两位其他的兄弟。“几周后,我在群里问他们外卖员群体的的爸爸们是否需要一些学习如何和自己外地留守的子女更好的交流的指导服务,他们说需要是需要,但外卖员太忙也太不好组织在一起了”,她说到。

而另一位采访者蔡蔡则期盼社会能够善待外卖员:“例如门卫态度好一些,客户评价时手下留情一点,路上任何大小事故有人能帮把手,比如车倒了扶一把等等。他们也是一个家庭的一份子甚至顶梁柱。”

六月,好消息传来。永强告诉我们“骑士联盟”一直在做的小程序终于已经优化上线。盟主在北京的外送圈已经是小有名气的明星人物了,为人仗义热心的他已经和从事法律援助的公益组织建立合作,共同维护骑手群体的合法利益。而小程序的上线也将有助于改善骑手们在遇到交通事故时索赔无门的苦恼。我们可以看到小程序由几个部分组成,聊天室可以供骑手实时聊天,维修点可以让骑手快速知道离自己最近的电车维修点,二手交易可以帮骑手更好解决个人生活所需,信息发布则便于骑手之间的互帮互助。此外,盟主还鼓励骑手们在权益受损时点击“案源上传”,每次上传审核通过的都会有现金奖励。有理由相信,专业法律人士的介入可以改善骑手在与平台、站点和保险公司拉锯中的不利地位。

目前,永强成为了宽带安装的工程师,龙哥则暂离上海。无论二位骑手将来是否会回到外送行业,我们都希望他们的个人生活,以及全体“骑士”的生活能越来越好。

参考资料:

  1. 《疫情期间快递员外卖员获得的赞誉,能够补偿其遭受的控制和伤害吗?》. 赵蕴娴.界面新闻,2020.5.1

  2. 《〈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零工经济背后的“现代奴隶制”》. 魏劳泉. 澎湃新闻. 2020.2.16

  3. 《美团点评:2018年外卖骑手群体研究报告》. 美团点评研究院. 20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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