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里的人物,都访于年初一旺角冲突之前,当那宣告新时代降临的枪声响起,香港已无法回头。新时代会是什么样子?暂仍面目不清之际,三位经历80年代前途谈判的前人,给出对2047的忠告。」

端传媒记者 钟耀华 发自香港

雨伞过后,有说民主回归一代落幕,可是何为新时代,盼春望秋,依然无人说清。一年间香港风风火火,公共舆论中,2047前途问题不断被提出,勾勒出时代更替的模糊背景;另一边厢是世代更替,2015区议会选举,政坛新秀纷纷当选,泛民主派政党随后也各自交棒。不少党内元老或重量级议员都宣布,不再参与2016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

1984年中英两国草签《中英联合声明》,香港主权移交中国,设下“一国两制”50年期限。八十年代至今三十多年历史,淘尽多少政坛人物,从前途谈判落幕至前途问题再现,有些熟稔面孔,却一直迄立不倒。换代之说多年不断,却于今天始有实践;所谓换代,只是表像,换人背后,也许更是时代的变迁。

作为民主派别里三个最大党,公民党、民主党及工党分别有议员曾经亲历八十年代的前途谈判。吴霭仪、刘慧卿与何秀兰三名政坛女前辈,曾是议会同侪,今天有人早已让位交棒、有人即将告别议会、亦有人继续留守议会。站在不同的观景点,她们以各自的眼光思考2047。

吴霭仪。摄:卢翊铭/端传媒
吴霭仪。摄:卢翊铭/端传媒

吴霭仪:2047作为下一波民主运动的旗帜

“好好歹歹,联合声明是中英两国对我们一代香港人的承诺;好好歹歹,基本法是我们的法律基础。”

谈起当年的前途谈判,吴霭仪连说了几遍“好好歹歹”。从30年前一路走来,今年68岁的吴霭仪是同辈中少有仍积极在公共场域谈论香港前途问题的人,只不过这一回,1984改为2047。

《中英联合声明》于1984年12月签定,但早于当年1月,社会已有消息指英方将全面放弃1997后在香港有任何角色。当年正在剑桥攻读法学士的吴霭仪得知此事后,就在其《南华早报》的专栏写上一篇名为 Now We Stand Alone 的文章,呼吁港人在1997年前承担起建立民主制度,把握这当中12年的过渡时光。

经历了80年代中英谈判对社会带来的震撼,曾做过学者、传媒人、金融界、律师的吴霭仪也亲身踏上这条民主路。她1995年以独立人士身分参选当时的立法局并当选,一直是社会公认的最具质素的立法会议员之一。17年的议会生涯,终于在2012年结束,“蜡炬成灰,需要新蜡”,她这样解释。

然而民主路依然崎岖看不到尽头。回忆往昔,在1985年至1997年的过渡时期,共产党对她来说隔山隔水,更多是向港英政府争取港人参政权利,建立全港性民主议会以推动核心决策民主化。踏入1997年7月,这个争取的对象置换成北京。从2003年开始,民主派逐年提出特首选举、立法会选举双普选的诉求,皆告落空,直到2014年,全国人大给香港开出的831普选方案,正式宣告“民主回归”寿终正寝,并激发出震荡全城的雨伞运动,余绪至今仍在蔓延。

“殖民地与民主城市之间,最大分别在于市民是否愿意承担管治一己社群之责,而这在雨伞运动显露无遗。”吴霭仪说。

旧的落幕,新的未至。吴霭仪在想,该以什么议题,使得香港公民可以承担未来,推进民主发展。2015年,民间出现零声有关2047香港前途的思考,当中犹以年青人为主,“2047前途议题,恰恰能为我们在这青黄不接的时期,提供了一个极具意义的目标去凝聚公民力量。”她希望全体香港人能够参与到这次前途讨论当中,甚至鼓励年青人以2047年宪政安排作为旗帜进军议会,“今天的年青人在2047正值盛年,换句话说其时的香港宪政前途将影响他们今天起的生命轨迹!我们这代人2047也许作古,年青人最有资格谈2047的香港前途!”

然而吴霭仪并不认同部分年青人宣称放弃《中英联合声明》及扬弃《基本法》。“2047之所以在存,在于《中英联合声明》及《基本法》承诺的『五十年不变』”,吴霭仪说,“一但扔掉此两者,等于2047问题不复存在,须要立马决定香港前途,那就麻烦了。我们现在缺乏基础、能力跟筹码。谈判是要讲筹码的,而我们暂时的筹码就是《中英联合声明》及《基本法》的承诺。”

好好歹歹,这也是一代人争取回来的成果。吴霭仪说:“我们绝不允许中方拿走原已承诺的东西。”

刘慧卿。摄:卢翊铭/端传媒
刘慧卿。摄:卢翊铭/端传媒

刘慧卿:2047太遥远,可能面目全非

同样亲历80年代前途谈判的政坛资深前辈刘慧卿,却对今天开展2047前途问题的广泛讨论有所犹豫。

自1991年高票当选首届立法局(立法会前身)直选议员后,刘慧卿一直连任从无间断。1996年,她创立了政治组织“前线”,后于2008年与民主党合并,她于2012任民主党主席至今。2016年年初,她宣布将告别立法会,不再参选。

从二十五年前的一头长发到今天的清爽俐落,她历尽沧桑。

1984年中英两国签署联合声明后,英方在港举行记者会,当时刘慧卿于《远东经济评论》任职记者,到场采访,质问戴卓尔夫人:“你把五百万香港人交给一个独裁的共产政权,道义上说得通吗?”戴卓尔夫人怒气冲天:“香港人欣然接受这份协议,你是唯一的例外!”

“如果大家知道我对戴卓尔夫人问的那条问题,就知道我并不支持‘民主回归’!”对于今天有声音指她当年错信“民主回归”,导致今天香港衰败的政局,刘慧卿说来仍是有气。“可是现实一点,当年如果不是民主回归,又应该怎样?搞独立?当时建制要求维持现状;大众移民,却从来没有听过香港独立这把声音。”

《中英联合声明》签定至今,民主派一直在争取民主,其中一个重要的关口,是2010年民主党进入中联办与京官沟通,几经波折后北京接受民主党提出的区议会功能组别方案。现在回顾这个被人诟病的决定,作为当时民主党副主席的刘慧卿这样说:“我们那次与中方争取的政改方案,是达至普选循序渐进的一步。倘若我们几年前没有接受方案,2015年的政改讨论,也只会围绕着循序渐进而非真普选。”

可惜这没有达至真普选。“当年中方承诺下一步就是普选,惟他们食言”,刘慧卿续说,“那我们没有办法。”

亦因北京手腕强硬如此,民间开始思考民主运动在考年复年追求真普选的路线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出路。吴霭仪建议的2047前途问题作为旗帜,其实是在这个脉络之下而生。

但是对刘慧卿来说,2047之于今天,仍然是太遥远的事。“我觉得并不是很多市民能聚焦三十多年后的事,而且现在社会还有太多问题要处理。三十多年后,或许也面目全非;有人说,共产党可能已垮台三遍!”

即便要谈香港前途,她认为香港也要把之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份,排除独立的选项。“很多市民并不认同香港独立,而且这个想法不切实际。我们民主党不是走这条路。我们希望的是高度自治,有门防火墙与中国大陆区隔存在;我们有自己生活方式,做自己的事,中方只负责国防与外交。”

从二十五年前的一次前途问题,到今日世代交替的二次前途探问,刘慧卿回望自己近四分一世纪的议员生涯,她坦承自己做得不足的地方,是与他人沟通合作不足。“每人只有24小时,我将最多的时间投放在议会工作,很自然其他地方,像跟人沟通、联络等就会少了时间。我不后悔,鱼与熊掌,不能兼得。”

何秀兰。摄:卢翊铭/端传媒
何秀兰。摄:卢翊铭/端传媒

何秀兰:议会磨蚀视野,讲不了2047

“在体制内当议员的问题是,太容易被繁琐的议会事务局限了政治视野。”现年65岁的泛民饭盒会召集人何秀兰感叹。

八十年代中英谈判时,何秀兰在在港工作,从事大陆贸易,一个月有20多天在大陆,那边没有新闻,她根本不知发生什么事。可是,在大陆的体验,却埋下了她从政的种子。“我看过国家很穷的一面,遇过不少好人,但那时的体会是,为什么这样善良的人会容让文革发生?太多的善良人只求自保,就会纵容国家做出坏事。”

“我希望香港不要变成这样。”何秀兰就这样踏上政治路上。1991年立法局首次直选,她致电刘千石议员办事处,收不到回覆;后来她致电刘慧卿议员办事员,一个下午就收到回电,结果成为了刘慧卿的竞选义工。后来,她当过吴霭仪议员助理;于1996年,何秀兰与刘慧卿合组政治组织“前线”,任首任执行委员会召集人、更于1998年成为立法会议员。

这位立法会老将说,泛民主派很少人愿意谈香港前途问题,在她看来并非逃避,而是视野过于狭窄,只聚焦在政策讨论。“民间相比议会,视野一定广阔,对香港前途的想象也会思考得更早。”她认为如吴霭仪提出的2047议题,该要由民间及在野反对派首先开展。

为什么是民间先于议会政党?“议会不同民间团体,后者可以手持一个原则风风火火,而前者则要求议员做很多繁琐之事向选民『交功课』,很磨蚀人的愿景与视野。”对何秀兰而言,民间与议会各有分工,“有一批人进入议会准备被磨蚀愿景,聚焦政策;另一边厢,江山代有人才出,民间街头就会有另一批人提出宪政大视野。”因此,对于今天声言要把香港宪政前途愿景带到议会抗争的年青人,她并不看好。

不过,何秀兰说,今天年青人之所以要鼓足干劲投身抗争,究其根本是因为北京对港干预日深,香港政局败坏。说到这里,何秀兰泪眼盈眶。“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共业,我们一代人做得远远未够。当时我们未够多人醒觉,亦有人被骗,因而成就今日的局面。”

“我们是有责任的。”

具体如何做得不够,如何有所责任?何秀兰没有点明。

刘慧卿,何秀兰以及吴霭仪,三个经历前途谈判的政党前辈。有人早已让位交棒、有人即将告别议会、亦有人继续留守议会。  时代正在转变,在新时代到来之前,上一代的人,给出她们最后的忠告。摄:卢翊铭/端传媒
刘慧卿,何秀兰以及吴霭仪,三个经历前途谈判的政党前辈。有人早已让位交棒、有人即将告别议会、亦有人继续留守议会。 时代正在转变,在新时代到来之前,上一代的人,给出她们最后的忠告。摄:卢翊铭/端传媒

议会参与民间──推动2047

议会磨人,难以讨论根本的宪政议题吗?若然如此,政党换代除了人事更替,又能改变什么呢?

“如果行政机关寸步不让,而我们仍只留在议会抗争,结果只会流于行礼如仪。时至今天,我真的很出奇,有人依旧认为守规矩是最重要的事,其他均次要;如果不守规矩会死(于下次选举落败)的话,那便死吧!”

“我死没问题,但假如我的生存是用来保护年青一代,我不可能墨守成规,让年青一代死去,这不行的。我们一定要想如何才能打破僵局。”

这番话,出自温文尔雅的大律师吴霭仪口中。她说,议员不能只被动的守在议会,等待与民间合流;她希望议员亲自参与民间运动,推动2047的议题。

无论议会走入民间,还是民间走入议会,一代又一代的香港人,其实还是离不开悬而未决的香港前途。八十年代,政党旧人在一次前途问题短暂安顿后,艰苦争取宪政民主三十年;三十年后,旧人退场,留下她们的忠告。2016年,年轻面孔逐渐上场,在二次前途问题正式到临之前,新人该如何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