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翼本土其实是揉合了反对阵营两大力量的元素:恐共恐中的意识(泛民),和强调破旧立新的形态(近年的青年社运)。这是为何泛民和泛社运界,无法有效回击右翼本土的主因之一。」

2016年2月20日,本土民主前线候选人梁天琦在沙天举行造势大会, 义工在大会开始前布置场地。 摄:卢翊铭/端传媒
2016年2月20日,本土民主前线候选人梁天琦在沙天举行造势大会, 义工在大会开始前布置场地。 摄:卢翊铭/端传媒
2016年2月20日,“本土民主前线”候选人梁天琦在沙田举行造势大会,义工在大会开始前布置场地。摄:卢翊铭/端传媒
2016年2月20日,“本土民主前线”候选人梁天琦在沙田举行造势大会,义工在大会开始前布置场地。摄:卢翊铭/端传媒

经过年初一的骚乱,右翼本土气势再上升。他们当然无法撼动建制派的支持者。因此,右翼本土的冒起,挫败感最大的是泛民,和包括自由派到左翼在内的泛社运力量。有关右翼本土冒起的原因,由社会结构到传讯技巧,大家都可以找到。但我觉得有一点是较少人讨论的,就是右翼本土本身其实也是泛民和泛社运有意无意催生出来的产物。

恐中恐共:泛民到本土派的继承

右翼本土号称“本土派”。他们强调中港区隔,以“香港人”身分认同那种优越感和与之相关的不安感作为动员工具。有的甚至不介意搞族群斗争,以至是用带有明显歧视、排外色彩的语言。

但事实上,经常被“本土派”痛骂的泛民,过去二十多三十年来,其实也是一路主张中港区隔,也是以香港人的身分认同作为动员工具。说到底,恐共恐中的情绪始终是泛民的最大本钱。民主法治这些普世价值,在不少市民眼中只不过是维持中港区隔的工具,而非要实践的目标。

泛民和右翼本土不同的是,其领袖和群众多数仍有着中华民族认同。虽然看不起大陆人的心态难免,但要将这种感受,化成为全面的族群斗争以至是歧视,对中产知识分子主导的泛民来说不可能做到。于是,当泛民路线争取不到真普选,当泛民路线不能够维持原有的中港区隔,本来是泛民本钱的恐共恐中情绪,就变成了右翼本土的最大本钱。

再加上新生代的中华国族意识不强(甚至全无),当网上舆论将香港人的优越感,甚至对大陆人的排斥,变成政治正确时,恐共恐中意识就不再以民主运动的形式,而是通过族群斗争的方式体现了。

“本土”溯源:“左胶”的码头运动

今天的“本土派”代表了右翼的政治光谱,也是讽刺。因为最先祭出“本土”招牌的,其实是今天被抹黑成“左胶”的社运派。零六、零七年间的保护天星、皇后码头运动,可说是近年“本土”运动的开端。社运派的“本土”开放多元,与今天右翼本土口中的“本土”完全是两回事。但恐共恐中的意识,早就植根于香港社会,最后“本土”招牌无法由非右翼的社运派主导其内容,实在是意料之内。

天星、皇后到反高铁,往往被视为年轻一代的运动。“世代政治”、“八十后”这两个词语曾经红极一时。保卫皇后码头运动时,支持“八十后”的梁文道(1970年生)写了一封给林郑月娥(时任发展局长,1957年生)的公开信,在网上传诵一时。该信标题是“时间站在我们这边”,而结尾是这样的:“再见了,那老旧世代的世界观与价值观。时间,始终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

破旧立新:社运世代的轮回

这句话可谓道出了往后社会运动的一大特色:打倒旧思潮和想法,由新世代取而代之,就是正确的方向。于是颠覆旧泛民的处事方式和抗争手法,就成为了青年人社运的一面主要旗帜。冲铁马、堵路、占领不但为香港市民扩阔了抗争行动手法的想像,也颠覆了以往泛民“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路线,也将“年轻”、“新”确立成为政治正确的符号,与“旧”一代划清界线。

极为讽刺的是,这种强调“新”的社运很快又变成“旧”。多次由社运界领导/协调的大型动员,被认为没有效果(就算反国教科运动逼使梁振英政府做了重大妥协,但奇怪的是,很多人仍然觉得它是失败收场),而社运界的中坚分子基于包括策略考量等因素,对提升抗争行动的激烈程度有所保留时(这很可能是不少所谓“勇武者”很快就要面对的难题),时间就不再站在主流社运界这边了。

于是主流社运界不能再自称自己走在时代的前线。例如名称中包括“青年”和“新”的新政党“青年新政”,就不属于主流的社运阵营。而上文引述梁文道对林郑月娥所写那句说话,很可能就是今天崇尚“勇武”的青年,想向主流社运界想讲的话。

被右翼夹杀的泛民

换句话说,右翼本土其实是揉合了反对阵营两大力量的元素:恐共恐中的意识(泛民),和强调破旧立新的形态(近年的青年社运)。这不但是右翼本土能快速冒起的原因,而且也是为何泛民和泛社运界,无法有效回击右翼本土的主因之一。毕竟在右翼本土身上,其实也有泛民自己的影子;右翼本土甚至可能是自己路线的继承者。

现在泛民和泛社运面对的难题是,它们的两大神主牌都已被右翼本土夺走。另一方面,中共早已走上威权资本主义道路,又同时靠国族主义维持中央政权的认受性(在大陆经济萧条时,这更可能是中共的救命草),这其实也是另一种右翼的力量。两股右翼夹击下,泛民和泛社运系统的生存空间面临极大的危机。

由初一起到现在,非右翼本土的反对力量,似乎将论述焦点放在策略、手法问题上,和右翼本土抗衡。但这条路大概只能“止蚀”和稳住基本盘。如果要在两股右翼夹杀下重振旗鼓,夺回反对运动的领导权,泛民和泛社运力量所需要的,是冒着中短期进一步被忽视的风险,重新建立自己的路线和招牌,以求建立新的群众基础,甚至是从右翼本土将群众抢回来。

(李峻嵘,理工大学香港专上学院讲师,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