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有价值：为什么他们禁播电影金像奖？
「极权禁止某样东西，往往反向说明其必有价值。那么，香港电影金像奖或香港，犹存的价值可能是些什么呢？」
特约撰稿人 应亮 发自香港
近一年半来，坏消息不断：警察闯入大学校园、书商遭绑架、强拆围村、“鱼蛋革命”被“高效判决”为“旺角暴动”……香港危机的程度，已到了或生或死的关头。于如此“坏”的背景之下，中国政府禁播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消息，似并不显眼。但再接踵传来中国可能禁播金马奖的消息，及其确实禁播了奥斯卡奖之后，不得不令人正视并思考：即便沦落到如今地步，香港依旧立于世界语境之中，确实非广东省所属的一座城市。难道不是吗？
极权禁止了某样东西，往往反向说明其必有价值。那么，香港电影金像奖或香港，犹存的价值，可能是些什么呢？
几天前，《十年》于港大做映后谈，其中一位导演说，得知金像奖由于《十年》失去中国直播权时，他觉非常抱歉，因自己不该给别人带去如此大的麻烦。这是香港人普遍的伦理逻辑：先关心别人，会否因自己而受侵害。另一位导演说，听说影片从商业影院下画时，他哭了出来，因一部场场满座的电影，竟没有影院愿继续放映，这说明香港已成了何种城市。这是香港人普遍的是非逻辑：假设确实有道理，我就一定要坚持。
即便沦落到如今地步，香港依旧立于世界语境之中，确实非广东省所属的一座城市。难道不是吗？
换作是我，面对如上两种情况，也许有不同想法：实施禁播的是中国政府，覆巢之下，责不在我，何必向被禁者抱歉。而影院冒着越来越大的政治风险，已放映了数月，与之也有了些小人情，下画也非不可接受。应该说，我对“大是大非”亦或“同业互助”的区分力，是远不及《十年》的几位导演的。所以说，他们比我优秀，比我有希望得多。
“香港青年”这个词，于雨伞运动后，继“台湾青年”和“韩国青年”，成了东亚区进步青年的代名词。而且，“港青”们还多了一层幽默感，他们借用政府的批评用语自嘲为“废青”。那么，《十年》的五位导演，应该算电影界的“废青”代表了。有件很棒的事是：五位电影“废青”，完全不顾政治包袱和工业包袱，用电影说出了自己最想说的故事。而更棒也更难得多的事情是：他们的行为、言论和作品已被全香港人看见，并成为社会话题。这是《十年》这部片、这群人和这件事的价值。
金像奖作为香港电影的工业奖项，不仅代表了一个专业群体的态度，多人多轮的投票机制至少说明其取向是民主的。
在被中共党报批评后，《十年》依旧获得金像奖最佳影片的提名，这说明金像奖暂未堕落为“中国香港电影金像奖”。更何况，金像奖作为香港电影的工业奖项，不仅代表了一个专业群体的态度，多人多轮的投票机制至少说明其取向是民主的。虽金像奖评选受过质疑，但批评所向都很明确：反对人情化和暗箱操作，要求的恰恰是公正。这正是金像奖犹存的价值，也是香港犹存的价值。禁播，当然是对这种价值的无限肯定。
公开烧书、活埋、车裂……这套做法对应在香港就是：刺杀刘进图、旺角开枪、绑架铜锣湾书商……这类前现代的国家暴力惩罚秀，依旧如活化石般存在的例子还有伊朗的石刑、朝鲜的核试验、ISIS的砍头直播……没记错的话，中国曾要求挪威（瑞典）政府为刘晓波得奖而道歉。无论中国是否要求过金像奖为提名《十年》而道歉，反正经济惩罚已完成。至于惩罚是否会升级，端视受罚者下阶段的表现，假设《十年》得奖了，假设金像奖官方有“出格”言论等，主办者成为下一位电视道歉者，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艺术本是自由的，不该以政治特征来区分，对抗实属无奈，假设心中时时处处有“敌”，也就意味着失去了自由和独立。
在中国内部，“独立电影”首先意味着不接受政府审查，与世界语境中小成本、具原创特征的“独立电影”是不太一样的概念。艺术本是自由的，不该以政治特征来区分，对抗实属无奈，假设心中时时处处有“敌”，也就意味着失去了自由和独立。所谓的禁止，其本质是政府强行将创作者或艺术机构列为国家的敌人，“我们”反而更应继续保持艺术初心。金像奖既已被强行纳入这类政治语境，首先需勇敢面对，然后要依旧故我，以行业和专业标准对电影本身做出评选，从而完成其人格的成长。
假设说，2014年挂上狮子山的banner“我要真普选”，是几十年来香港最好的艺术作品。那么，2015年出现了一部配得上这座城市的电影作品，其名为《十年》。作为本土电影的工业奖项，金像奖透过民主投票的机制，最终与《十年》站在了一起，无论如何都是必然的，也是应该的，后果当然也由其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