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涩开场、言词无华,演讲一如讲者身上衣著色彩,召唤的不是胜利的激情欢庆,而是国之将危的信任、承担。」

2016年5月20日,台北,台湾总统蔡英文宣誓就职仪式结束后回到总统办公室。
2016年5月20日,台北,台湾总统蔡英文宣誓就职仪式结束后回到总统办公室。摄:Taipei Photojournalists Association/Pool Photo via AP

穿著白素套装与俐落黑裤,蔡英文在国人瞩目下从总统府走出,脸上挂著笑容,抿著庄重。这场演讲很蔡英文──没有太多动人文采,没有“633”之类的数字愿景,结尾更无任何“万岁”口号。她就是朴实地勾勒现实问题,陈述作法;回应她说的“人民选择了新总统、新政府,所期待的就是四个字:解决问题。”

问题很严峻。蔡总统洋洋洒洒罗列了11个艰巨挑战,提醒大家,我们这个世代握在手中的并非一副好牌,需要大家一起来扛。苦涩开场、言词无华,演讲一如讲者身上衣著,召唤的不是胜利的激情欢庆(典礼前甚至把喜庆色的舞台都换掉),而是国之将危的信任与承担。

她到底说了什么、漏了什么?本文沿四个轴度分析:一,从国家形构的角度,看她对“转型正义”与“原住民”的著墨;二,由蔡英文面向“青年世代”的诉求,分从内阁组成、左右政治两个角度提出质疑;三、阐述“同理心”对于建构“安全感”的角色,以及情绪在当代政治的意义;最后,将把前节对“情绪”角色的看法,延伸到对沟通对话与民主深化的讨论,并诠释蔡英文所提“对决 vs 对话”这个对比的时代意义。

国家形构与转型正义

“国家”是演讲中醒目的关键词,出现32次,特别是在开头与结尾。相对而言,2008年马前总统的就职演讲中,“国家”只出现过5次。

这个“国家”是什么?文中未曾界定。但综观全文,“台湾”穿插出现了45次,“中华民国”只有5次──除了开头的“中华民国总统”,其他4次都出现在关于“两岸关系”的段落。演讲中把“国家”跟“台湾”形象叠合,而仅把“中华民国”作为两岸关系的一个壳,清晰易见。

蔡总统对“国家”的著墨,一方面多少反映民进党常年以来,乃至今日多数台湾人对“国家地位正常化”的渴望。在这篇没有“台独”字样的演讲中,这多少可被视为是对独派的招手──虽然也不免带著让北京皱眉的代价。

但另一方面,这也是对于台湾社会常年因政治撕裂的回应。“国家不会因为领导人而伟大;全体国民的共同奋斗,才让这个国家伟大。总统该团结的不只是支持者,总统该团结的是整个国家。”蔡英文开场不久究如此阐述,用“国家”召唤大家“政治共同体的想像”。而比“国家”更常出现的另一个词是“我们”,全文出现88次。

台湾社会的撕裂,究其本源,跟昔日历史伤痕未曾妥善安顿、转型正义尚待落实有关。而这场演讲中最醒目的亮点,大概就是蔡英文计划在总统府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并承诺在三年内,完成台湾自己的“转型正义调查报告书”。“过去的历史不再是台湾分裂的原因,而是台湾一起往前走的动力。”

本次演唱的国歌,则以一种极具象征性的美学手法,传递了这种“一起往前走”的意象。这个编曲版本,先让参与演唱的原民童声团体吟唱部落古调,再叠上象征中华民国政体的国歌旋律。分处“本土/外来”光谱两端冲突元素,竟也能被谱出一首风格融合、色彩鲜明的合唱,在曲式上隐喻“这个岛上先来后到的顺序”,也在合声结构象征族群间的和谐并存。

历史记忆与族群差异的安顿,是国家形构的重要环节。

蔡稍后也在演讲中也特别提及原住民──在台湾过往历史中受到最多压迫的族群,承诺“新政府会用道歉的态度,来面对原住民族相关议题,重建原民史观,逐步推动自治,复育语言文化”。相对于前几任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对原住民的忽视,这是一种历史高度。

讽刺的是,就在典礼稍早的表演节目中,却出现表演团体与司仪,对原住民刻板而欠深思的呈现。总统就职演讲的高度,跟就职典礼安排的粗糙,令人不免寻思:未来新政府揭橥的价值愿景,与基层政策实际的推行之间,是否也会有类似反差?

许诺崩世代,却不见财税方针

蔡英文接手的这个国家,处境艰困。演讲开头就罗列了11项挑战:年金制度破产、教育制度与社会脱节、能源资源有限而经济缺乏动能、人口老化与长照、少子化与托育制度、环境污染、财政恶化、司法失去人民信任、食安问题、贫富差距与社会安全网。而以上,还未谈到中国因素带来的压力。

其中许多危机,呼应五年前台湾劳工阵线出版的《崩世代:财团化、贫穷化与少子女化的危机》一书的分析。蔡总统也在演讲中描述“我们的年轻人处于低薪的处境,他们的人生,动弹不得,对于未来,充满无奈与茫然”。她在演讲中宣示:“帮助年轻人突破困境,实现世代正义……是新政府的重大责任。”

向年轻人喊话,延续蔡英文在世代政治上的定位,也颇有呼应两年前太阳花学子的意味。但对比于日前揭橥的“老男人内阁”,又不免让人疑惑:蔡政府将如何回应当下青年世代,对“年轻人命运总被既得利益的四年级把持”的批判,以及对“青年政治能动性”的期盼?

另一个悬念,则是蔡英文在左右政治光谱上的定位。综观11项挑战的措词,过半数都带著左派社会福利国家的理念色彩,却多少抵触了蔡英文本人常年来透露出的右派菁英、重商、偏向新自由主义的信念。

就以这次就职演讲检视,蔡总统在经济政策上,揭橥要“以创新、就业、分配为核心价值,追求永续发展的新经济模式。”但开出的第一帖药,却正是延续马英九对自由贸易的信念,主张“加强和全球及区域的连结,积极参与多边及双边经济合作及自由贸易谈判,包括TPP、RCEP等。”若说与前朝有何关键不同,主要就在强调“南向政策”以“告别以往过于依赖单一市场(中国)的现象”。

在追求经贸自由化、全球化的过程中,蔡英文要如何透过政策重分配,去调节种种结构不平等,回应前述挑战?演讲中对此多只有价值性的宣示、福利愿景的勾勒(例如建立“优质、平价、普及的长期照顾系统”),却对“财政与税收政策”略而不提。这是这片政策拼图中的巨大缺口。

职场上常说“谈情怀却不谈薪资待遇的,都是耍流氓”;政策上“谈福利愿景却不谈财源税制”的,也近乎是。

同理心、安全感,与政治中的情绪

近年随机杀人事件带来的震惊与纷扰,并未在这场演讲中缺席。蔡总统也从政策上,表示应“全力防止悲剧一再发生,从治安、教育、心理健康、社会工作等各个面向,积极把破洞补起来。尤其是治安与反毒。”

不过这段最隽永的一句话,在于蔡英文点出“一个政府不能永远在震惊,它必须要有同理心。”她敏锐地点出“安全感”的维持,不仅仅来自客观的制度、政策做的多完备、数字多漂亮;更重要的是体系中不同成员间,主观的情绪连结。

她提醒,“第一线处理问题的人,必须要让受害者以及家属觉得,不幸事件发生的时候,政府是站在他们这一边。”这包括人对人的关注、接纳包容,相处时传递的真诚温暖,以及双方是否愿意相信,彼此能体会感受到对方正经历的折磨。

而这正是马前总统,在任期间最不擅长的一环。

情绪,在过去以“理性”为尚的政治想像中,太容易被贴上“不理性”而没有获得应有的正视。但回归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的实践,我们都清楚,情绪共感对人际沟通多么重要──你能否体会对方的感动与痛楚,你是否相信对方真正懂你,往往是彼此间的拉扯沟通,能否达到某种和解、某种共识的关键。

特别是在安全感这件事上。安全感的对头是“恐惧”,人类最强大的情绪之一(跟欲望与嫉妒比肩)。许多关于公共安全的争议,正在于社会群体间在恐惧感的分歧──核安、食安、司法,乃至种种社会安全资源的分配皆是。在这类议题的讨论中,往往最大障碍不是客观证据资料的分析,而是对话者主观感受如何拉近。

实际上,在许多“民意操弄”的政治手段中,我们早见证过政客如何透过挑动恐惧,换取影响力。民进党曾炒作“国民党连共卖台”的恐惧;国民党则烹调对“民进党孤立台湾”的恐惧。放眼全球,恐怖主义的蔓延、对伊斯兰移民的恐惧、对国际竞争的恐惧,也曾被许多政客运用。Ruth Wodak 谈的“恐惧的政治”( Politics of Fear)与 Naomi Klein 谈的“震撼主义”(shock doctrine),皆是。在这些对于“政治操弄”的指责背后,总不免隐喻人民“愚昧受操弄”的看法;这种理解中,情绪是民主敌人。

但,情绪在公共生活的角色不只如此。情绪能割裂人,也能团结人;有恐惧,也有信任与归属。倘若我们相信民主运作本于“沟通”,就断然不能低估情绪的重要性。

从对决到对话,用沟通深化民主

蔡英文显然相信,沟通是民主基础。这场演讲中,出现六次“对话”、七次“沟通”。甚至连扁、马甫上任时都不曾提的“国是会议”,在蔡英文的演讲中就出现两次,分别是陈建仁副总统将负责召集的“年金改革国是会议”,与十月将召开的“司法国是会议”。

说巧不巧,年金与司法两个主题,分别涉及国民的经济安全与人身安全。两场会议的争议核心,预计也都将回到对“安全感政治”;能否达成有意义的共识,恐怕也系于与会者之间,能否以同理心体会彼此感受。

针对年金改革,蔡总统指出“无论是劳工还是公务员,每一个国民的退休生活都应该得到公平的保障。”此时挑战就在公平基础如何界定,以及如何安顿在利益角力上退让的一方,可能经验到的相对剥夺感。至于司法改革上,要让司法“不再只是法律人的司法,而是全民的司法”的关键,也绝对不只是让会议参与者更多元化,而是在司法专业社群与常民的素朴正义感之间,建立起一种愿意互相理解、而不只是攻讦的基础。

“以前的民主是两个价值观的对决,现在的民主则是不同价值观的对话。”

这或许是本次就职演讲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有太多人把这句话局限在蓝绿恶斗的框架下理解。但放眼台湾社会,这个方向也适用于在各种议题上针锋相对的阵营──主张跟反对废除18%的,司法争议中的法律人与乡民、开发派与环保派、反核与拥核阵营、废死与反废死、小农派与农业产业化主张者,等等。

蔡英文开头说“这个演说是一个邀请,我要邀请全体国人同胞一起来,扛起这个国家的未来。”扛起不只是承担,更是愿意去对话,愿意去揣摩体会不同主张,愿意在共善价值下寻找妥协的意念。

要有这种与对立者共感的意愿与勇气,我们才有希望“打造一个没有被意识形态绑架的‘团结的民主’,打造一个可以回应社会与经济问题的‘有效率的民主’,打造一个能够实质照料人民的‘务实的民主’”。

这才是新时代。

(曾柏文,华威大学社会学博士,端传媒评论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