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政：回应港独，须正视其道德意义
「对这“为何服从”的问题，北京和港人认知上有极大落差，因为港人从来就不认为服从为无条件的事。」
伞后一年，“港独”突然由一个笑话变成困扰时局的问题。反对独立运动的，固然对此感到烦厌，甚至恐惧。而同情的，亦忧心如此下去，香港终必付出极大代价。然而，最奇怪的是，即使面对各种代价及潜在法律风险，支持港独的声音却有增无减。这种发展，10年前无人能预计到，而现在一口咬定“港独绝无可能成功或发展起来”的人，相信以往亦曾深信无香港人会认真支持香港独立。
但实情是，政治境况的出现多非偶然，亦无必然，一切视乎催生的条件是否充分。香港独立意识的出现，是独立运动条件越来越充分的结果，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并非别人，正是北京政府本身。因为正是北京政府的对港政策，让港独演变成超越单纯利害计算的一场道德运动。
时至今日，反对港独的论调依然与数十年来的说法如出一辙，毫无新意。不外乎说香港独立现实上不可能，因为中国政府不会容许，香港太依靠中国大陆，独立运动会令中国经济封锁香港，严重时甚至会断绝香港的粮水供应。而且军事上绝对无法战胜200万解放军等等。
基于此等现实考量，反对者多觉得港独运动不值尝试，甚至不值一提。例如林郑月娥就直言社会不应花时间去讨论港独问题。对他们来说，“政治是可能的艺术”，但所谓“可能”并非指按手上所有的空间寻求创新，以突破困局，并找出最贴近理想的做法，而是指“理想”本身就不属于政治范畴。他们只是要寻找“被容许”的空间，揣摩北京的红线，乖乖地在强权划定的圈内活动，这才是政治上值得做的事、值得讨论的事。
政治理想不能成为政治目标？
香港的政治领䄂无法想像和理解港独的诉求，因为他们无法明白，“政治手段”虽然会限制有哪些“政治目标”可马上达成，但“政治理想”绝不会因为无法马上达成，就不成为“政治目标”。政治是可能的艺术，“可能”在于操作上的现实感，“艺术”则是出乎“可能”之外的想像力。因此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有言：“人类若非一再尝试挑战‘不可能’的事，则今天所已成就的各种‘可能’本亦无从而致。that man would not have attained the possible unless time and again he had reached out for the impossible.”香港的权贵无力理解（遑论回应）港独诉求，他们亦算不上真正的政治领袖，因为他们干犯了政治上最不可饶恕的罪过：缺乏政治想像力。
但换个角度而言，支持港独的人又是否缺乏政治现实感呢？这其实不太可能。一套说了几十年的陈腔滥调，再怎么不理世事的人都会耳熟能详。港独的支持者非但不可能不知道这些现实限制，他们的出发点更大概是要说明为什么即使有这些限制，港独仍是值得一试的理想。
为了回应这些限制，他们提出了不少有趣的反驳。例如，比香港地少人少的国家比比皆是，因此香港“太细”并非问题；食水方面，香港可透过海水化淡技术解决，而且这种叫逆渗透的化淡技术非常成熟，连肯亚共和国也有，而且成本低廉，就算将东江水完全替换，一年亦只是增加开支28亿左右（注一）；粮食方面，除了蔬菜，不少主要粮食进口一向不是来自大陆，米粮来自泰国，肉类来自欧美日韩，而且大陆的粮食自给自足率只有85%，说到底，其实双方都在进口粮食。经济方面，其实并非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因为贸易从来可以跨越国界，同属一国与否本属其次。
所以说到底，只是北京政府政治意愿上不会容许香港独立。这不是香港无独立的条件，而只是一个政治强权以蛮力横加阻挠。举例而言，假如一个大国能挥军入侵小国，我们不可能认为那小国基于现实上不能战胜就不应要求独立。换言之，所谓的“现实问题”其实只是强权霸道的主观结果，而非客观的现实环境。
权贵无法理解的道德意义
当然，无人能不考虑北京的主观意志和实质压力，但反对港独的人只懂一再强调这些“现实问题”，其实意义不大。因为港独支持者是在清楚这些限制，并了解成功机会甚微的情况下，仍然决定支持港独。更重要的问题，其实是为什么一向势利的香港人会有这么多人同情看似不太现实的独立运动？笔者相信，这是因为港独已逐渐演变成一个超越简单利害计算的“道德号召”。
道德号召，在香港社会脉络的威力绝非等闲。八九十年代，香港每逢大陆水旱之灾都会大举捐输，有何计算？二十多年来坚持六四集会，长期触怒中共而不惜，又有何实利？北京一再出手在经济上支援香港，但为何只要一触碰到香港各种自由，港人就强烈反弹，不惜反目？利益对香港人的确非常非常重要，但一件事若被认定为是“道德底线”的问题，则香港不少人仍会摆出不顾一切的态势，拚死守护抵抗。
权贵们以至北京，始终未能明白，除了利益外，“道德意识”一直是驱使香港人行动的重要因素。因此，他们无法理解香港人何以咬着二十多年前的六四事件不放，不明白民主运动对很多人而言是尊严问题，更无法理解争取民主的雨伞运动本质上是一场道德运动，而非单纯的政治博弈，更非意在什么颜色革命。他们无法理解这些看似不合乎利益计算的行动，因此他们唯一的解释是有外国势力介入操纵，而不相信港人能自主地、单纯地按良心作出决定。于是，他们亦无法理解，独立运动那超乎利害的道德意义。
“为何服从？”中港理解不同
政治学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何服从？”香港为何要服从中国北京政府呢？这是因为基于《中英联合声明》，香港主权回归中国，并按《基本法》实行“一国两制，高度自治，五十年不变”。而自治的实质除了沿用港英留下的社会经济制度，亦在于中共曾承诺回归后香港会实行民主制度。因此，《基本法》规定香港最终实行普选，而纳入《基本法》的《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5条亦就何谓民主选举作出相当清晰的界定。这些承诺，就是港人接受回归中共政权的条件。可惜，这些承诺，一一打破了。西环介入香港包括选举在内的各种事务，港人治港变成党人治港；多次尝试透过立法限制或改写港人的自由，五十年不变恍若空言，白皮书主张的全面管治权，加上8．31决定，民主回归顿成泡影；而李波事件，更让人广泛相信中共会越境执法，一国两制，亦成一纸虚文。大部分当日港人同意回归，并服从中国的条件，至此都在不同程度上被一一打破。道义上，再问港人为何应服从中国，实在亦不知从何说起了。
但是，权贵们以至北京似乎无法理解这种说法。因为他们曾多次公开地表示，香港自古以来是中国一部分，“属于中国”、“服从中国”乃天经地义。换言之，他们无法理解港人的不安与不满，因为在他们眼中“为何服从”本来就是错置问题，“服从”从来都是无条件的；硬要说什么条件的话，就只是一方有实力逼另一方屈服。因此，《中英联合声明》，《基本法》，以至各种承诺，对他们而言，其实并非中国与香港之间的契约，充其量，那些只是带点施舍的过渡安排，不改变只是出于北京当下的政治意志、基本国策，而非任何契约精神。就算改了，亦无所谓“违反”，更不应影响港人的无条件服从。
对这“为何服从”的问题，北京和港人认知上有极大落差，因为港人从来就不认为服从为无条件的事。服从港英政府，是因为可以避免在中共治下饱受蹂躏；要回归了，能走的都移民离开。愿意留下或回流的，是因为接受“一国两制，高度自治”，以及“民主回归”这条件，但这现在已被打破，不少港人便要重新思考，为什么要服从这个政权？甚至还要不要服从这个政权？如是者，港独运动的出现，实乃出于北京政治认受性在香港正逐步崩溃。
港独的支持者并不相信“香港”和“中国”本身是同一命运共同体，亦无所谓天经地义的服从，既然中共拒绝按照协议尊重“香港”这政治社群，那在拒绝北京政权的政治认受性后，道德上自然会要求独立，以谋求保障“香港”这政治社群的福祉。这并非单纯的利害问题，而是作为一个“香港人”，在与中国谛结的“社会契约”被撕毁后，基于对“香港”的关爱，由心而发的道德要求。至此，单以现实利益说项，恐怕作用非常有限。
回应港人不安，重新立约
不过，也不是说不用考虑利害关系。毕竟现在绝大部分港人之所以仍未支持独立，正正是因为利害尤关。由于恐惧北京的反弹，不少香港人即使同情独立运动的诉求，亦未敢轻言支持。但这种局面不一定能永续下去。这一方面是因为现行制度太倾斜于大财团等一小撮利益集团，大部分市民充其量只是苦撑度日，当中不满的政治能量只会越发累积。虽然不一定会倾向港独，但亦正在削弱整个政权的认受性。
更重要的是，如果政权只打算利用利害关系，以威迫利诱回应港独运动，恐怕将是缘木求鱼。一方面，回归十数年来北京尝试以利益统战港人，却无阻港独兴起；相反，若以强硬取缔回应港独，笔者认为更会得不偿失。透过重手打击，例如滥捕，骚扰，甚至立下侵害自由的恶法等手段，短期内虽然能够增加参与港独运动的成本，继而让同情者暂时却步，但长远而言，这只会激起更多人反感，并进一步在道德上证明港独运动为合理的反抗；而更严重的是，当政权出手打击时，势必进一步破坏香港人珍视的事物，例如自由、公平、法治，甚至经济利益。极端地推演，破坏殆尽后，香港人能失去的东西会大幅减少，而这时再参与港独运动的成本只会越来越低。本来不愿或不敢参与的人，于是亦可能愿意加入其中。长远而言，单靠打压，并不能解决问题。换个例子说，反对港独者常说不愿香港沦为西藏新疆，然而看着西藏新疆被打压多年，他们的独立运动还不是越来越顽强？
笔者认为，要回应港独，必须对症下药。道德问题，不可以利害计算解决，更不是一句“不现实”继而“不讨论”，问题就不复存在。政治是可能的艺术，它“艺术”的一面在于在可想像的范围内寻找“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桥梁。回应港独，政治家必须要问：我们有可能在无法独立的现实中回应追求独立者的理想吗？只要细心一想，便会发现这绝非不可能。因为他们追求独立，从来不是因为“香港共和国”之类的名称好听。
笔者相信，港人追求的从来只有两点：一、安全；二、尊重。香港人希望其自由、文化、生活方式，及人身安全，能得到保障，不受侵害同化。另一方面，我们要求中方尊重“香港”作为一个政治及文化社群，透过民主制度，实行真正意义上的自治。这两点本来就是中方就香港回归的承诺。港独运动，是部分香港人因为中方不断违反承诺而对一国两制彻底失望，继而出现的道德要求。现在就道德层面，重新回应香港人的不安，并在政治文化上与香港重新立约，并不算太迟。但再拖下去，中港关系恐怕就反魂乏术了。当然，中方可能根本不介意与港独支持者陷入一场漫长的消耗战。但是，笔者作为一个势利的香港人，看着北京有较便宜并能达成目标的方法不用，而偏选成本高昂而必然两败俱伤的做法，笔者诚不知其可也。
（陈永政，旅星香港学者，耶鲁—新加坡国大学院（Yale-NUS College）助理教授）
注一： 香港2013－2014年度东江水每立方米成本为8.6元；海水化淡大概每立方米要12元，每立方米贵3.4元。每年东江供水约8.2亿立方米，如全用海水化淡代替东江水，每年开支约贵28亿港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