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工具与社会运动的结合,又碰撞出更多有趣火花。」

摄:Billy H.C. Kwok/端传媒

两年前的太阳花占领立院运动,来自开源社群,娴熟于使用云端网路工具的行动者,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用Hackpad协助现场文字转播,用Hackfoldr整合相关资讯,以共笔协作的去中心化,在运动的大量参与者间建立起有效沟通的平台。

占领结束迄今两年多,科技工具与社会运动的结合,又碰撞出更多有趣火花。

甫结束的 g0v Summit 2016当中,就有人分享用网路串连群众的“购买后立刻退货”行动,以抵制陷入黑心油品风暴的顶新集团,称作“灭顶秒退”行动;这是过去未见的新型态无组织社运。

该场论坛主持人林祖仪负责的“割阑尾计划”,则以人体中没用的“阑尾”(盲肠),比喻不适任的国民党藉“蓝委”(蓝营立法委员),呼吁公民行使罢免权来“割除”。为了挑战罢免连署的高门槛,发起者设计了一个仿线上游戏介面网站,让“蓝委”化成游戏关卡中的大魔王,公民则是挑战的玩家。连署书收集进程化作即时战况,网站也提供各地公民连署的指引。此举成功引起高度关注,让连署人数达标。

不过,这些酷炫例子毕竟罕见,有些技术门槛还不低。回归公民社会日常,开源技术目前最主要的应用,却是表现在一种基础的劳动实践:文播。

公部门的“文播”:常态化的障碍

我是个不会写程式的社运参与者。我常在活动或会议中,负责把发言内容逐字腾打;若是公开活动,则会贴出“文字现场直播”(简称“文播”)的网页连结,让取得连结的人,都可以在协作工具(例如hackpad)上“读”到现场发言,也可以在协作工具上编辑或回应。

我最早开始从事文播,是因为吕家华(台北市政府公民参与委员会委员)在“参与式预算”的公务员培训时,希望能即时把课程内容记录下来,也留下基层公务员对课程的回馈。在吕家华的争取下,我进入许多“公民参与委员会”的会议,以及北市府与公民团体的联席会议,担任文字纪录。

开始协助公部门会议文播,我曾疑惑:这项工作为何没有成为会议标准程序?后来渐渐发现:公务体系中,能用一般键盘快速、持续打字的人并不多,世代间更有明显落差。这种人才欠缺,甚至局限了现有文字记录的开放。例如 g0v Summit 中,卫生福利部的罗佩琪便指出:她曾主动做会议文播,但部门主管却担心,万一未来接手的人没有能力延续,这项措施会中断而招致批评,宁可选择先不对外公开。

文播往公民社会扩散

由于我同时兼任“公民宪政推动联盟”执行秘书,在公部门的会议中累积一阵子文播经验后,我便把这种作法运用于联盟内的路线讨论、法案草拟与读书会等,也在“宪政草根论坛”上提供即时线上文字转播,逐渐把这项工作导入民间社运组织。后来更经常协助其他社运组织活动的文播。

与公部门不同,社运伙伴更加肯定这份工作的重要性,肯定“开放透明”的精神。过去社运组织的活动记录格式,大多是影像档,或者事后重新梳理写成的文章。但随著抗争现场的影像直播盛行,社会议题的资讯爆炸,导致“公民好忙”的现象。

比起戴上耳机点开录影,阅读文字直播变成了一个更方便的选项──因为网路流量负荷低,又可以自由选择观看段落,转贴时要引用也相对方便。而能在贴文或共笔文件内即时留言回复,更提升了网路使用者的参与感。

网路协作工具早就存在,为什么现在才出现需求成长的趋势?对不熟悉云端编辑的人而言,这些工具有一定门槛,打字速度同样存在残酷的世代差异,这都局限文播早期的扩散。但我更明显的感受到的是:是社运组织内越来越多行动者的反复实作,才让文播技术跨过了“陌生”的门槛,成为一项可培养、可以普及的技能。

“文播”其实是一种单纯的工作,只需要对议题有初步了解,剩下就是劳力密集的“听打”。但这项简单的“听打”却奠定出一种文本传播基础,改写公民社会运作。

“审议”与“倡议”的张力

对照政府跟公民社会的文播运用,可发现一些清晰对比。

在公部门这端,审议中介者与开源社群合作促成政府“开放资料”,并拓展出“公民参与”的新战场。对比之下,社运组织和开源社群的互动,却仍多局限在短期事件的合作或技术支援,较少常态性使用技术工具来扩大群众参与。为什么?

“资源”是首要关键。政府许多机关组织均依法设置资讯单位;对照之下,多数社运组织财务拮据,很难养得起长期技术人才,能够陪伴议题处理开源技术。然而,在缺乏技术能力或资源的表象外,很多社运组织真正面临的困境,是对议题本身“究竟该扩大参与到什么程度”的评估。同时,社运组织的议题及习惯操作的倡议模式,也会在“开放”时会遇到两难。

例如,民间司改会最近正在尝试,以线上开源审议扩大司法改革的参与,就面临这种困境。司改会作为一个倡议团体,长期以来在若干议题诉求鲜明。然而举办开源审议,其必须扮演跨界合作的“中立平台”。司改会能否放下既有组织立场,呈现不同意见,成为关键挑战。

过去“公民宪政推动联盟”曾以审议式民主的操作方式,举办许多场宪政草根论坛。过程中,我们发现开放的成本在于:如何权衡群众审议出来的共识,以及团体本身诉求?议题立场的决策,到底要开放到什么程度,边界在什么地方?

社运组织 vs 政府机构

社运组织的“倡议”和“审议”之间微妙的紧张关系,或许可以类比为政府机关的“政策方向”及“公民参与”之间的关系──前者都代表组织本身的意志,后者则是权力的分散。但这两组关系仍然具有差异。

社运组织的倡议没有稳定的推动路径,当涉及分配正义或多元保障的立场时,又可能抵触主流大众的意向,使得卷动民意的工作难上加难。这种特性,自然会增加“开放”、“审议”过程的成本。更现实的是,组织成员及捐款来源,通常有既定的诉求方向。倘若扩大参与之后的审议共识,背离原本团体倡议的诉求,这些倡议团体该如何处理、该买单到什么程度?

相对的,政府部门推动政策有清晰的路径可循,且常是先有了立法意志,事先限缩了求解范围,到了政策的后期才拿出国家资源做“公民参与”;这种参与既不挑战根本的议题设定,也难被事后课责。

这次 g0v Summit 中,吕家华指出政策过程涉及“问题认定、政策规划、政策合法化、政策执行、政策评估”五个阶段;许多政策争点发生在最初的两个阶段,但“问题认定”掌握在行政机关或立委手中,“政策规划”则往往是标案委托研究,或找专家开会咨询。

到“政策合法化”阶段,讯息揭露度才开始提升,但此时的公民参与,对政策影响力已被限缩。即使导入新型态的审议工具和开源技术,若无法镶嵌既有行政程序,恐怕也只是落入形式上的“军备竞赛展演”──例如地方政府和局处争相做参与式预算,却无法触碰核心的分配问题。

公部门运用开源技术创造公民参与空间时,往往基本问题与政策框架已经敲定,剩下的调整空间有限,所以开放也无妨。反之,社运团体倡议的目标,往往挑战基本问题的认定,涉及创立新法或重大修法提议,此时贸然开放公民参与,不免有模糊组织目标的风险,这让社运团体显得却步。

两种组织需求的差异,造成与开源社群之互动程度的落差。

技术的政治性

政府部门和社运组织都带著各自局限,但透过技术工具的操作,及行动者有意的配置策略,纵使没有立即进展,也能撑开一点另类实践的空间。

这次 g0v Summit 中王景弘和彭盛韶分享台北市府案例,可以看到技术者透过精致且易懂的“预算视觉化”,创造短期政治亮点,换取推动“参与式预算”所需的长期培力工作。虽然他们并未撼动到预算分配本身(已被限缩的)框架,却也把“开放”当成筹码,换取了额外的政治空间。

北市府资讯局训练各局处使用协作软体,回应网友对于预算分配的提问,这不只是单纯技术的使用,也导入了审议民主的思考,摆脱官样文章而能有更好的回复品质。同样的,社运组织也可以议题出现较高张力的冲突时,用这种方式汇整不同介面对议题争点的讨论和建议,或在协作版面上设计促进交流的机制,让参与者透过互动而更有参与感。无论观点是否一致,共笔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合作与信任感,是倡议团体经营群众、进行沟通时所需要的基础。

面对政权轮替,许多人担心抗争力道削弱,政府会以更细致的手段收编民间力量──例如用各种会议和论坛面对争议,看似广纳意见却没有释出议程设定和最终决策权力。如果我们预期未来斗争的场域,将大幅的从街头转到会议场上,戳破这种程序的“真黑箱性质”确实是重要功课。

检视政府的“开放”究竟有没有进步价值,并思考技术在使用过程中所展现的“政治性”,让“开放”成为议题的筹码和后盾,可能是未来开源社群和社运组织进一步合作的契机。期待在经历政局转换之后,下次g0v Summit能有更丰富的政治实践分享,反思开源技术进到跨界政治角力中的作用,找出能使力的节点。

(许恩恩,台湾国立清华大学社会所硕士生,公民宪政推动联盟执行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