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两万张“反动”文革底片藏在地板下数十年的李振盛说自己是“一心一意”的,当造反派是,拍“坏”照片是,道歉是,反思是,不入党是,爱国也是。」

端传媒记者 苏昕琪 发自香港

李振盛在文革时期拍下两万张底片。
李振盛在文革时期拍下两万张底片。摄:叶家豪/端传媒

《红色新闻兵》李振盛来了!

1968年冬,“文化大革命”火头正旺,才28岁、在《黑龙江日报》当摄影记者的李振盛,把两万多张“见不得无产阶级”的文革摄影底片,藏在了家中一角地板之下。 35年之后,这些底片,加上李振盛的另外8万张文革照片,在2003年被编辑成影集《红色新闻兵》出版,震动世界。

2016,文革发动50周年,76岁的李振盛在纽约接受专访,十几条问答组成的文稿在5月初来到我案头,字里行间立起一个东北大汉,坦荡荡骂批斗者“他妈的这手真讨厌”,直剌剌拆穿“如果人人都是保守的,那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把胳膊挥断了搞不起文化大革命啊”。

2个月后,《红色新闻兵》英文版的全球最后200册,在今年香港书展期间,由端传媒发售。新书才到手一个小时,那传奇东北大汉便从白纸黑字间,站到了我面前,蓝衣蓝裤双背带、银发眼镜小相机,大手一挥:“你们尽管问。”

他自称是“文革布道使”,此番从纽约到北京,又入蜀地成都,再专程南下香港,一路十几场演讲,还要应付各路媒体的采访、拍摄,为文革50周年“受累”了,但“哪里愿意听,我就愿意讲”。他在纽约受访时说,文革会被遗忘,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文革是怎么回事,对历史的回顾反思“不能说毛泽东那样的‘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也得要经常讲”。

但李振盛的讲述和反思并不苦大仇深,他坦诚,拒绝文过饰非、心口不一,就连抖包袱、耍滑头,都带点东北味儿的憨直接地气,即便要将意识形态的谎言、众人作恶的可怖煎皮拆骨,也不见怨愤敌对,而是两手一摊“本来就是这样的嘛”,耿直笃定。比起“布道使”​​,他更像一个行走四方的老说书人,每个头发梢都系着故事,往身后的矮铁柜上一靠,说起来了:

“我的摄影展走过了60多个国家和城市,到现在,还一句英语都不会!我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一年学一句还能学20句呢。那些福建来的偷渡客,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去了之后,为了搞餐馆,也得学会呀,但我一句都不会,为什么呢?也是一个历史的原因……”

1967年4月27日,黑龍江省委領導李范五、王一倫、任仲夷(左至右)戴上牌子,被押上台。
1967年4月27日,黑龍江省委領導李范五、王一倫、任仲夷(左至右)戴上牌子,被押上台。摄影:李振盛

1963年,在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班上从入学到毕业都是“一人一票直选”班长的李振盛,被新华社挑中,准备进京学英语,培训为驻外记者。当时内地新闻行业,尤其​​是摄影记者中,大学生奇缺,为中选五人之一的李振盛前途看来一片光明。

但是,“放完暑假回来,风云突变,把我从名单拿下,‘发配’黑龙江,因为我不听党的话,”听者心中一凛,李振盛紧接着说,“当时可以代表党对我说话的人太多了,我不是党员,是个党员就可以在我面前代表党说话。”台下一片忍俊不禁。

但这跟不学英语有什么关系呢? 1963年8月,李振盛到“流放地”《黑龙江日报》报到。 “第一天就开始写日记,那不是《雷锋日记》啊,《雷锋日记》是写了准备给人看的,”──听众间又一阵嗤嗤──“我的日记不是准备给人看的,是隐私啊。我在日记里发了两条狠誓,一是绝不老死黑龙江,二是不学英语走遍天下!但,我写的东西是见得阳光,见不得无产阶级”─ ─台下的嗤嗤终于爆发成东歪西倒的笑声。

不为“无产阶级”所容的青年摄影记者李振盛,命运再次向下。 1968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他被押上大台,成为大会批判的众矢之的。那之前,他的日记已经被写成大字报,他也被打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罪证”是他写的一篇影评,批斗者说他对电影中一个四五十岁的寡妇“居心不良”,“好在那时候不兴什么包养多少个人,”如今回首,李振盛已看得通透,“打倒你就是要先搞臭你,现在打倒贪官,先通过非官方渠道说包养了多少情妇,就是要打倒,先搞臭。”

批斗大会上,“无产阶级”表达了感情被伤害的愤怒,“黑龙江2300万人民,祖祖辈辈耕耘,你怎么不能老死黑龙江?”“给你20年,看你能不能离开黑龙江,30年,看你能不能走遍世界!”李振盛没有被压倒,“都说低头认罪,我是低头不认罪,低头是形式,认罪是内心的。”

时间证明,李振盛形式上也没有真低头──“我的两个誓本来是没有时效性的,但他们给我加了个时限。19年多(后),我调到北京,在大学的新闻系教书。不到30年,哈佛邀请我,我就去了。”在哈佛,汉学研究重镇、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知道李振盛“不会英语、走遍天下”的故事后,开玩笑说“你千万别学英语,你学了,一个世界纪录消失了!”

形式与内心,孰真孰假,是好是坏,贯穿着李振盛的文革岁月,也贯穿着他此后大半生对那段历史,和历史中的自我的反思。

文革中,李振盛作为《黑龙江日报》五人摄影组中的最年轻的记者,挎着相机、带着公家配给的胶卷,从农村跑到城市,从政府跑到寺庙,到广场跑到刑场,拍下的照片有“好”的──符合当时主流革命意识和审美、能见报,有“坏”的──当时见不得无产阶级、见不得报、要藏在柜子夹层乃至地板洞穴里,但如今对呈现文革全景真实不可或缺。

“他们说,我是三心两意听党的话,拍了一个完整的历史,他们是一心一意听党的话,拍了不完整的历史,”李振盛说起1987年,他的文革影像在“艰巨历程”摄影公开赛中获得最高奖时旁人对他的评语,“我不想戴三心两意这个帽子。我是一心一意跟党走,拍了党想要的照片,在报纸发表了,我也是一心一意拍了党不想要的照片,但现在还有意义。”

李振盛“一心一意主义”的矛盾统一是这样实现的:“当时都说,指哪儿打哪儿,我也是,党要拍啥,我就拍啥,而且要比别人拍得好,这样就可以多领胶卷儿,多拍那些‘坏’的。”举个例子,“我当时对着镜子研究,人们举手喊‘毛主席万岁’的时候,不拍,因为‘岁’字,嘴是闭着的, ”──他演示给我们看,右手握拳举过头,眼睛激动瞪大,嘴却抿起,定格一瞬间,确实更像要推翻专制,而不是山呼万岁──“喊‘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时候,咔咔咔多拍,‘疆’,嘴是张大的,这样争取能发稿见报,就可以多领底片。”

1966年9月13日,黑龙江哈尔滨人民体育场,红五类子弟大会。
1966年9月13日,黑龙江哈尔滨人民体育场,红五类子弟大会。摄影:李振盛

也许是因为“坏”的拍多了,李振盛对文革,开始“三心两意”了──“我一开始欢呼文革,因为我可以摘掉‘三门干部’的帽子啊,不然脏活累活都是我的”,但1966年8月24日,哈尔滨极乐寺,李振盛的“欢呼”被震裂了。

那天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支持他们“打倒一切”后的第六天,哈尔滨的红卫兵向当地的宗教发起了“革命”,当地著名的佛教中心极乐寺首当其冲,寺内的和尚们被要求当众自我批判。和26岁的李振盛一起到极乐寺拍摄当日批判大会的有前辈“老张”,他经验丰富、设备也更好。老张上去就给了和尚的手一巴掌,“放下!低头!认罪!”李振盛拦着:“老张,你先别动,先让我拍一张。”老张翘手一旁有点不耐烦: “小李快点儿,我还要拍低头认罪呢!”

多年后,李振盛的这张照片得奖了。黑白照片里,一群和尚穿着深色僧衣,拧着眉头垂着眼,站成两三排,身后是横七竖八的大字报,最前排的三个和尚,一人伸出一只手捏着一张纸,纸上两行字,“什么佛经,尽放狗屁”,“屁”字破了一角,裂开的白纸垂下来,佛门清净地世外修经人,光天化日,命薄如纸。 (《红色新闻兵》,98﹣99页

老张见大奖喟叹:“振盛啊…我怎么没拍到呢?”李振盛道:“老张啊,你那一巴掌拍得力度正好,正好把‘屁’字打碎了,但没打掉,不然就成了‘什么佛经,尽放狗’了。”

李振盛说,不同的人看同一件事,看法是不同的,他自认算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认为宗教是一种文化,眼见和尚被批斗,以及之后佛像被捣毁、喇嘛台被拆,“我就觉得,文革,不应该革文化的命。”

未及让李振盛想清楚“应该不应该”,革命洪流就迎头扑上了他,以及他的初恋女友孙培奎、妻子祖莹侠。他用“凄美”来描述这两位女性的故事,当革命让至亲至爱遭逢生离死别的至痛,还要在伤口上踏上一万只脚,李振盛对革命的热情就灰飞烟灭了。

孙培奎与李振盛是长春电影学院的同学,保送表演系,后转学读中文系,毕业之后被分配到吉林四平市郊一所高中当老师,获得省和市授予模范教师的荣誉。但文革中,孙培奎的母亲被打为“地主婆”,拒绝被游街侮辱的孙母,上吊未遂后竟一头撞死在石砌厕所,孙培奎的人生也一夜跌入谷底,成为了“狗崽子” “假模范”。为了不“连累”已相恋六、七年的李振盛,孙培奎决意分手,不辞而别后寄来与另一名男青年的合照,让李振盛死心,并建议李振盛与《黑龙江日报》的女编辑祖莹侠成婚,这样“更有利于前途”。

但祖莹侠也未能在文革中幸免。李振盛与祖莹侠成婚10个月后,1968年末,被打为“反动学术权威”的祖莹侠父亲也自杀了,眼睛哭肿的祖莹侠还不得不向组织报告,说父亲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父女间要“划清界线”──“这是(文革)最没有人性的事情,但没有别的办法,”李振盛说。和孙培奎一样,祖莹侠从此失去了“单位培养对象”的身份,之后和李振盛一起被发配到五七干校。

“革命革到我自己头​​上,当革命张开血盆大口,要吃自己儿女的时候,我还能爱这个革命吗?”李振盛说。

对文革,李振盛否定得彻底,“现在有知青常常喊‘青春无悔’,我说,就是因为你悔了,你才无奈地喊无悔。知青绝对是个错误的事情,你怎么还美化它,说无悔呢?我说,青春未必无悔。有没有悔,从社会角度看,不从个人角度看。无悔你到农村去啊,享受着城里的生活,喊着青春无悔,有意思吗?”

对文革中自己作过的恶,李振盛也否定得彻底:“我反思文革摄影造假,05年开始写博客,讲文革摄影的‘换头术’、造假。我主持会议批斗过编辑部的同事,有一次我见到他的孩子,我请他向父母转达我的歉意。我也跟老总编道歉了,但他说,我愿意让你批斗啊,反正都批斗,找个不激烈的更好。”

“现在有的人,说起文革都说自己当时是保守的,甚至是逍遥的。那时候,要打倒谁就先说谁是保守派,你说谁是保守派,就跟掘了别人的祖坟一样,现在倒好,都自掘祖坟了。我是造反派是我自己说的,我从没写文章赞美自己,自己是不是反思,自己知道。”

离开中国20多年,认为“不入党,一百个对”的李振盛,还用着中国护照,“我是个爱国者,在海外演讲,从来不是反国的。我掏出中国护照,有媒体要采要拍,我说‘打住’,我不入(美国)籍就等于爱国了?入籍了就不爱国了?不要把爱国庸俗化。”

说起最近“砸肯德基爱国”,李振盛快人快语:“说他脑残都是轻的”,又提起文革“那时候高度统一是虚假的,现在的高度统一,我看也是虚假的,现在的五毛啊左粉啊,真的认为宣传的是对的吗?”

李振盛活过、摄录过的风云,在外人看,拈来即是传奇,但他自视平常人──是逗弄两个小外孙吃饭前祷告是“早请示晚汇报”的风趣姥爷,也珍视平常──他遗憾文革中未多拍“看不出来是文革”的日常,在香港盛大的回归大典前,“逆行”去拍维多利亚港早晨“狗儿睡觉、主人看报”来弥补。这回再来香港,到北角春秧街,见草根市井热闹哄哄,就高兴得要“拍够9张发朋友圈”。

“平常就是你现在每天的生活,现在平常,将来可能不平常,现在刻意,将来看不一定有意义”,他一边接受提问,一边用小数码相机随手拍听众,“我不要大师,我就两个师,一个摄影师,一个摄影教师,那我还要大师做什么?”

7月23日星期六,上午11:30到中午12:15,李振盛将会在湾仔会展三楼大会堂前厅推介《红色新闻兵》一书,分享文革、摄影、人生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