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评：不意外的断交，淡定台北须看清的事
「可以想见，未来两岸之间的外交战势必越演越烈」
中港台时间21日凌晨，西非国家圣多美及普林西比（Democratic Republic of Sao Tome and Principe）与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断交，改与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交。台北方面宣称，起因为圣国财务缺口极大，不断向台湾方索要金钱，终至台湾方面认为不能再走“金钱外交”之路而断交。北京方面则无类似说法。
“终于出现”的断交
在今年1月台湾举行中华民国总统大选之前，两岸即不断有学者专家表示，一旦民进党赢得选举执政，恐怕台北方面会迅速面临“雪崩式”断交风潮。不过，从蔡英文在1月16日当选迄今，除了世界卫生大会、国际民航组织的参与问题外，只有早与台北方面断交的甘比亚，转与北京重建邦交，并没有出现所谓的“雪崩式”断交。
虽说如此，台湾当局对于可能发生的断交潮，一直有心理准备──毕竟这是1949年出现两个中国政府以来，双方在外交战场争夺中国代表权的长期零和戏码；而民进党政府又不断拒绝承认北京方面要求的“一个中国”原则。
因此，多数台湾民众及官员，对此断交事件不免有“终于来了”之感。至于这种感受，会不会转化为对北京的挫败之情，仍有待观察。但比较可以确定的是，此举并不足以迫使蔡英文政府，在两岸关系上朝北京希望的方向靠拢。毕竟断交风早可预期，如果民进党政府对此存在畏惧，一开始就会接受北京条件。
蔡英文不是陈水扁
由于蔡英文政府的性格和陈水扁政府（2000-2008）差异颇大，重现陈水扁时期的“烽火外交”的可能性不高，比较有可能的是，待明年美国川普政府正式上台后，伺机在大国竞争中选边站队。
当然，中华民国政府做出这种选择，必会招致“当美国棋子”的批评。然而今日的中华民国政府缺乏国际体系内正式且完全的国际法人格，如果其存在，不是为了替两岸最终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下的统合铺路，那么为了生存，依附大国战略是必然的结果与选择。
《战国策》．魏策说：“初时（魏）惠王伐赵，战胜乎三梁，十万之军拔邯郸，赵氏不割，而邯郸复归。齐人攻燕，杀子之，破故国，燕不割，而燕国复归。燕、赵之所以国全兵劲，而地不并乎诸侯者，以其能忍难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数伐数割，而随以亡。”
这个逻辑对台北来说同样适合：只要不接纳北京著“一中框架”，还是有机会及能力周旋。
邦交国数有何意义？
不过，台北在维持邦交国数目上，不必然会与北京陷入阵地战。毕竟一般台湾民众对于邦交国数目的重要性认知有限，反而对于“金钱外交”极为反感。这次台北把断交原因归诸于经济援助，姑且不论真实性如何，至少在对内民意上尚可被接受，不会引起过多焦虑反弹。
只是邦交国越来越少，也势必冲击中华民国在国际舞台的声援与生存，引发另一种忧虑。例如圣多美在2007年第62届联合国大会的A62/193号文件中，曾与另外12个国家连署提案，主张“台北的政府是唯一经过正式民主程序、能够代表台湾2300万人的政府，从来就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地方政府或省分。”失去一个友邦，就少了一个能在国际场合声援台湾的声音。
未来民进党政府得在这两种考量间权衡。
一个重要观察点是梵蒂冈──这是台北目前在欧洲仅存的邦交国，尽管数十年来不断传出断交的传言，尤其去年新教宗方济各上台以来更是甚嚣尘上。由于梵蒂冈的象征意义极为重大，断交对台北的打击，将会比其他邦交国的打击更大，从而可能使两岸外交战进一步升级。
外交战的本质，必需厘清
台北在断交事件上，固然也能操作北京“打压”的民族主义。不过这又牵涉到北京打压的主体，到底是什么？
目前两岸之间的外交战，仍属于1949年以来的“政府承认”范畴，还不涉及“国家承认”的层次──目前国际上并没有“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外交认知；所以两岸在外交上争取的，仍是承认“中华民国政府”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能代表中国。有些人把两岸的外交战，想像成对“中国”或“台湾”的承认，尚非实情。
然而自2000年代以来，台湾内部的政治团体、媒体报导、民众意见，倾向于把建交、断交解释为某国与“台湾”建交或断交；但这些都不是准确说法──国际上并不存在一个国号叫“台湾”的正式国家，何来与台湾建交、断交？这个差别至为重要：自身认同如果不清晰，就无法正确认清问题的本质，进而难以制订出适合的战略与战术。
目前，在外交上维持“中华民国”国号仍至关重要。这不仅是涉及改国号可能引发战争，在现实上，只有先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的国家，才会有机会配合台北，在国际舞台推动对台湾政治主体的承认，把外交战推向“国家承认”──前引2007年联合国A62/193号文件就是一例。其余连中华民国政府都不承认的国家，根本不会主动这么做。
可以想见，未来两岸之间的外交战势必越演越烈，甚至往实际武装冲突发生都不无可能，台北与台湾民众必须正视这个关键的敏感问题，才有助于培养自己与北京周旋。毕竟一个人如果连自我介绍都不清不楚，如何期待得到他人帮助。
（王俊评，国立政治大学外交博士，专长为海洋战略、国际关系、地缘政治。著有《和谐世界与亚太权力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