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听到香港会建设故宫,我如是思考:“故宫脱离不了政治。我的这个想法果然是正确的。冯明珠前院长,实在抱歉,这次是您错了。”」

香港站行人通道的西九故宫广告。
香港站行人通道的西九故宫广告。摄:林亦非/端传媒

香港要盖建故宫了。

听到这消息的第一时间,不由得想起2015年,我对时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冯明珠的专访。冯明珠读过了我在2013年出版的著作《两个故宫的离合》,对于该书观点“故宫离不开政治”, 她表达了不满:

“你把故宫写得太政治化了。政治归政治,文化归文化,政治跟文化没有关系。”

其实我也认为,政治和文化原本不大相干。但是,政治却时时想利用文化;文化有时也会为了利用政治,从而亲近政治。就像博物馆的建设,其背后就离不开政治和金钱的力量。何况,故宫更有着连接中国近现代特殊历史和政治的背景。

因此,当听到香港会建设故宫博物院,我如是思考:“故宫脱离不了政治。我的这个想法果然是正确的。冯明珠(前)院长,实在抱歉,这次是您错了。政治也许可以归结为政治,但文化终究不仅仅是文化,难以与政治割裂”。

故宫博物院,中国革命的象征

对于推翻封建王朝、高举建设民族国家理念的新国家来说,将象征着封建时代巨大财富的宫廷文物回归国民,正合其意......

“故宫一直在增殖不停”。我在第二本有关故宫的著作《故宫90话》(2016),提出这个想法。故宫在中国,仿佛是近代革命的照明灯。两岸故宫的分离,台湾故宫南院筹建,乃至香港故宫构想的浮现,都反映著中国革命未竟的问题:

故宫博物院成立于1925年,当时的藏品均为清王朝的宫廷文物。1911至1912年通过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中华民国政府,为什么要让国民看到清王朝的宫廷文物呢?——那是为了向国民呈现“革命的成果”。对于推翻封建王朝、高举建设民族国家理念的新国家来说,将象征着封建时代巨大财富的宫廷文物回归国民,正合其意。也就是说,故宫博物院的诞生,本身就具有革命的象征意义。

此后,故宫一分为二。国共内战期间,国民党的蒋介石携故宫部分所藏文物逃亡台湾。蒋介石认为,谁拥有象征革命成果的故宫文物,谁就是中国革命名正言顺的继承人。战后的国民党在对外宣传时,也经常提及:“故宫文物在台湾,象征中华民国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因为我们就是中华文化的保护者”。

另一方面,对中国而言,统一台湾是革命的最后一步,是它最大的“核心利益”所在。台北故宫的存在,也从侧面印证了统一台湾尚未实现的这一现实。

现在,故宫又将在香港设立新据点。

香港故宫,对北京的四重意义

香港故宫建设,今后基本会围绕四个方面阐述其历史意义:一、继承近代革命;二、证明香港回归;三、对抗香港本土思想;四、北京政府“中国梦”的政策......

香港的情况虽然有别于台湾,但对中国来说,无疑也是一片具有特殊意义的土地。毕竟导致大清国割让香港给英国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革命的起点,是被西方侵略、掠夺的历史伤痕;收复香港,当然也便是中国革命的重要一环。从一开始,中国就抱有将香港在殖民期间受西洋影响的文化,改造回中华文化的初衷。

大多数香港人也许还记得,2007年香港回归10周年之时,北京故宫最大的国宝“清明上河图”来香港出展。从那时就可以清楚看出,中国共产党有通过故宫文物来拓展治理香港的想法。10年后,这次更是要将故宫建设于此。

香港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历史来讲,香港回归仅仅是真正回归的第一步。因为香港作为英国在亚洲培育起来的“西洋”,在其价值体系里,英国文化最优越,而中华文化则被置于下层构造。香港回归后,只有“文化主权”也回到中国,才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回归。

此外,中共可以通过故宫这一巨大的中华文化象征,来否定香港社会中“本土派”、“自决派”、“独立派”提出来的“香港价值”或“香港认同”。

最后,在香港建故宫博物院,对中共来说还有更高一层的含义——作为习近平提出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或“中国梦”的具体体现。故宫代表中华文明,在回归的香港土地建立起“巨大的纪念碑”,无疑是其“想像的中华共同体”的辉煌成果体现。

因此,香港故宫建设,今后基本会围绕四个方面阐述其历史意义:一、继承近代革命;二、证明香港回归;三、对抗香港本土思想;四、北京政府“中国梦”的政策目标。因此从中共的立场来看,筹建香港故宫可谓“一举四得”。

未来香港政治的风向标

我的直觉告诉我,香港故宫很可能成为今后香港政治的风向标。

此次的香港故宫是北京故宫的首座分院——而台北故宫在是2015年12月,于台湾嘉义成立的故宫南院,也可谓是浓郁政治意图下诞生的产物。

2001年,民进党籍的陈水扁总统推出故宫南院计划,遭到了当时在野的国民党强烈反对。几经波折,经过了15年后,终于在马英九政权结束的前期完成。如此耗时的背后,隐藏着民进党和国民党的政治博弈。

民进党将南院定位成“亚洲文化”的计划,遭到了以捍卫中华文化为标竿的国民党强烈排斥。现在的党主席洪秀柱时任立法委员,与当时负责文教方面的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对此大为反对。当时总统虽然是陈水扁,但立法委员半数以上为国民党员籍,故宫相关预算均被搁置,连文物购买等事宜也进行不顺。

围绕南院建设的混乱,可谓是民进党和国民党的政治对立而产生的。从这方面来讲,香港故宫也有类似要素。香港故宫无疑被赋予了中华文化的意义,这难免抵触“东洋和西洋融合”的香港文化核心特征。

对香港的政治观察者来说,签订合作协议和在记者会上公布消息的人,竟不是现任特首梁振英,而是下届行政长官的有力候选人、政务司长林郑月娥,其背后也深含浓厚的政治味道——新任行政长官上任之时,将是香港回归20周年的2017年7月,届时香港故宫建设方案已正式启动,也在其五年任期中建设完成,这是非常明确的政治目标。

如果故宫在香港落成,那就会出现两岸三地皆有故宫的局面。北京、香港、台北间的故宫交流,毫无疑问将被视为重要的统战手段。台湾在马英九政府时代,两岸故宫交流开展得如火如荼,几乎每年都会举办大型共同展览。但是去年民进党蔡英文政府上台,两岸关系骤变,故宫交流也戛然而止。

两岸故宫间的关系,无法脱离中国大陆和台湾间的政治关系。至少在民进党执政期间,连带香港的两岸故宫交流是不大可能;但倘若国民党能重返执政,那么两岸三地的故宫交流,一定会成为执政者脑海中勾画的一张蓝图。

不过,香港社会的中华认同,根据年代不同大相迳庭。对深持本土意识的香港年轻人来讲,如果不能改变他们对于故宫背后共产党的不良形象,故宫建设未必能提高他们对中华民族意识的认同。

博物馆是一国历史观的镜子,难免有政治性的命运。尤其是中国的故宫,如前所述,有着二重、三重复杂的高度政治性,极易陷入政争。我的直觉告诉我,香港故宫很可能成为今后香港政治的风向标,也将反映香港政制将走向混乱,还是趋于稳定。

(野岛刚,故宫研究者;日本资深传媒人、作家。曾任职于朝日新闻社,担任驻新加坡、台北特派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