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荫聪：香港故宫馆，何以成为任人挪用的符号？
「林郑的确“好打得”，但她忘记了，搞博物馆不是打擂台，香港还有丁点专业精神、民意及公民社会，香港也是要讲常理的地方。」
香港西九故宫文化博物馆闹得满城风雨之际，我把女儿（三岁）未脱运动鞋便想脱裤子的搞笑场面写在脸书上，以博亲友一笑，并加了一段俏皮话：“女，做嘢要讲基本程序，唔系所有野都可以特事特办的。”
林郑月娥以及一众她的专业团队成员，心急如焚，就像裤子脱了一半，又要俯身去解鞋带，有点狼狈。
我与大部分香港人一样，对故宫博物院，以及当中的文物，不算很认识，但本来没有很大抗拒，也谈不上爱憎。以我个人为例，中学时我有踏足过北京的紫禁城，自问看不出个所以然，但也对当中的历史文化心存敬意。长大后，读过一点中国城市史，对故宫这个明清北京的中心点，以及它内城其他建筑物构成的中轴线，也有点印象与兴趣。香港每年也有不同主题的北京故宫藏品展览，我也去过。去年底，我还特意陪伴老父去过台北的国立故宫博物院，虽然走马看花，但也看得津津有味。我甚至对电视台的《触得到的故宫》的内容也没有反感。
但是，我对有人提议在香港兴建故宫文化博物馆仍感到一头雾水，对政府推动的过程反感。
被跳过的兴建博物馆理由
对故宫文物有兴趣的人可以去台北或北京，甚至留在香港，也可欣赏这些文物。但建一家故宫文化博物馆，与对故宫文物、历史及文化的兴趣及认识没有直接关系。西九管理局搞了半天，说了故宫及其文物多好，却没有提出“兴建的理由”。
突然出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想法，跳过的不单是法定程序，还有很多基本的常理。如果规划博物馆不是一个莫名奇妙的政治任务，那么，第一个问题不该是要不要故宫博物馆，而是社会需求及未来愿景，这些与故宫并无特别关系，它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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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市民及来香港的旅客对博物馆的需求有哪些、有多大，需求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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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需求以外，政府、专业界别以至公众又会期望香港发展什么跟博物馆有关的新兴趣与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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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满足以上需求及期望，是否需要在香港多建一家博物馆？还是现有博物馆已可满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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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新建的话，又该是什么主题？
第一道题是当下社会需求，第二道题是未来愿景，到了最后一道题，也有许多选择，“故宫文化”只是其中一个可能。所以，司长不止跳过了公众咨询，也跳过了正常人的思路，得出“故宫文化”这个答案。跳过这些问题，会令这个答案经不起考验。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现有的大大小小的故宫展览已是供过于求，那么未来的博物馆可能会令供求更失衡。如果有另一些主题的需求很庞大，例如现代及当代中国或西方艺术、民俗文化等等，明清的宫廷藏品又如何满足这些需求？
正因为太跳跃了，就连“故宫全接触”的宣传也与目标脱离。因为，即使宣传奏效，大概只令部分市民增加了去北京参观故宫的意欲，不惜一闯京城的雾霾而与故宫“全接触”，而不是举手支持香港建故宫文化博物馆，再干等数载，为的是未来的一个香港馆。
以上所讲都是常识。我当然明白，现实中的博物馆规划，极少完全根据常识。但反过来，完全不理这些基本步骤，也是极罕见的。用刚回归时的标准（极低的标准）来衡量现在林郑的表现，很明显也是倒退。当年西九文娱艺术区构思刚出来，坊间曾传闻，缘起于时任特首董建华去过上海国家大剧院后想在港复制；但无论这是否属实，当初也的确有一份旅游协会访港旅客调查，指出香港表演场地不足，难以应付来港看表演艺术节目的旅客需求。虽然这个出发点是否全面，仍受人质疑，但也起码是一种社会需求评估。可是，我们如今还看不到，故宫文化博物馆是基于任何对博物馆需求的评估，更遑论愿景，却只看到一波又一波的公关广告攻势。
博物馆规划政治力量常见，毋须过于避忌
林郑月娥其实不妨坦白告诉公众，这个构思的政治考虑是什么？是国民教育？是城市品牌打造？当她自己可能正在筹划参选特首时捧出这个大计，竟然还叫市民不要政治化博物馆，实在太欠说服力。在现实及历史里，博物馆规划中的政治力量是无处不在。但政治有好有坏，有正当性与不具正当性，其实毋须过于避忌。
以我粗浅的了解，直至20世纪中，现代博物馆大致分成两类。历史上的博物馆脱胎自帝国皇室的私人珍藏，如今著名的大英博物馆（所以有许多大英帝国当年殖民地的文物），昔日也是帝国皇家收藏，对岸法国的罗浮宫及中国的故宫等等亦然。这些帝国传统的博物馆，经历了漫长的公共化、国家化、国族化的过程，或多或少成为国家文化认同的重要部分。另一类博物馆是与现代国族国家的新建设相关，例如，面向天安门城楼的右侧，是中国国家博物馆，是新中国的十大建设之一。它前身既承袭民国时的历史博物馆（地点变了），亦在解放后加入了革命历史博物馆，两者到了21世纪才正式并馆。
近几十年，全球博物馆进入后国族化年代，出现多种新类型。例如，有为了旧城新发展而设的天外来客式的超巨型建设，例如，西班牙毕尔包的古根汉博物馆（Guggenheim Museum Bilbao），建筑师盖瑞（Frank Gehry）把它设计得与周遭建筑物格格不入，象征及促进后工业及新城市经济发展。同时，全球座落在四个城市的古根汉博物馆，亦是最著名的博物馆招牌之一。另一类通常是蚊型实验——地方社区型博物馆，打破国族国家垄断文化身份诠释，就连香港社区及文化工作者也做了不少实验尝试，此起彼伏，例如已关闭的大澳文化工作室，或社区组织经营的湾仔“香港故事馆”，就连公家单位有时也会来凑热闹，例如古迹办管理的屏山邓族文物馆。
故宫文化博物馆属哪一类？为谁而建？它带着经过国族化的帝国式博物馆的招牌或主题，要在香港搞什么新意？这似乎不是让香港市民多欣赏一点故宫藏品便可以解释得了。没有社会需求，没有未来愿景，“故宫文化”只成为一堆任人诠释挪用的符号，这就不要怪港铁故宫大壁画前的示威者发挥想像力了。
林郑的确“好打得”，但她忘记了，搞博物馆不是打擂台，香港还有丁点专业精神、民意及公民社会，香港也是要讲常理的地方。
（叶荫聪，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香港独立媒体创办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