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亦芬：面对二二八，转型正义的三个迷思
「三个迷思还不断纠结，可见转型正义所追求的普世价值，还没有在台湾社会文化生根。」
2017年，在纪念“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的同时，台湾也解严三十年了。
作为转型正义的后进国家，过去台湾因为国民党长期一党独大，民主政治发展无法透过转型正义的推动，来为公民社会的人权法治基础打底，也没有机会将以“三民主义”为尊的宪法，改为以普世价值“人性尊严不可侵犯”为尊的现代国家宪法。
回顾过去对二二八历史的讨论经常陷入争议的原因，有三个迷思需要加以厘清：
转型正义的三种迷思
第一，有一种说法认为，二战后的台湾回归中华民国，属于战胜国，“只有战败国才需要进行转型正义，战胜国不需要”。这是用“战胜”／“战败”的政治话术来模糊焦点。其实，转型正义着重的是处理“人权大规模受损的过去”，这与“战胜”或“战败”无关。
例如，二战史上法国属于战胜国，却仍然需要为过去协助纳粹载运犹太人到集中营的过往道歉，并进行赔偿。2015年底法国更开放政府各部门相关档案，调查纳粹时期法国维希政权（Vichy Regime）担任纳粹帮凶的过往。
第二，因为党国威权控制的影响，长期以来，台湾的教育内容与社会文化并不重视“公义／正义”（justice）价值观的培养。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凸显受害者的冤屈难伸，对二二八问题的探讨，偏重在受害者的悲情，希望借此唤醒社会的同情与重视。
但对加害的历史、加害者与加害体制的研究探讨还相当不足。因此，二二八转型正义迄今停留在“只有受害者，没有加害者”的窘况，而且常常沦为口水战，争论究竟是“本省人”、还是“外省人”才是受难者？
就转型正义的角度来看，这种政治口水战并没有必要。转型正义讨论的重点应放在厘清加害的历史：“二二八事件”究竟为何发生？受害者的身家性命如何受到严重伤害？后续系统性侵害人权的政治体制如何建构与运作？
第三个迷思，是以蒋介石“功过”的诠释，替代转型正义的讨论。不可否认，台湾社会至今还有些人怀念蒋介石领导北伐抗日、抵抗共产党、以及让他们在台湾有安居发展机会的“功业”。许多人仿佛以为，要一并讨论讨论蒋的“历史功过”，才称得上公正客观；而所谓的“转型正义”，只是企图想丑化“民族救星”与“国家伟人”。
但需要厘清的是，转型正义旨在处理“人权大规模遭到侵害”的过往，以重建国家体制对“人权价值”的重视；而不是借由讨论历史人物的“功过”，以某些得利者的“感恩”之心，来“抵销”受害者的伤痛。
经济崩坏、法治荡然与“奴化论”
仔细回顾二二八的发生，日治时期的台湾人对脱离殖民政治的想像，受到“汉人民族主义”不少影响，以致于忽略了，清廷割台五十年来，台湾人对“祖国”的“文化想像”，与“政治现实”间有着严重落差。即便当时有极少数人（如台湾金融界的先驱陈炘）率直地对中国现况不佳提出警告，却没有获得台湾民间意见领袖的重视。
1946年10月来台主持接收工作的陈仪，其实清楚台湾的发展高出当时中国许多。1935年，当时担任福建省主席的陈仪到台湾参观“始政（台湾割让给日本）四十周年纪念台湾博览会”，在回国后所写的《台湾考察报告》里就提到，台湾建设进步的情况令人惊讶，福建省应该效法台湾的经济发展。
然而，陈仪作为二战之后从中国来台湾进行接收的主要负责人，却以政治与文化沙文主义的倨傲，将台湾视为“被奴化”地区，以“惩治汉奸”的高姿态，对台湾人大兴恐怖的政治忠诚度检查，以遮掩自己在接收台湾过程中，因贪污腐败造成的经济大崩坏。
当时的台湾人原本想像，迎接来的是一起脱离日本帝国主义桎梏的“祖国”新政府，大家能以“平起平坐的公民”（fellow citizens）身份，一起打造更美好的生活。他们没想到，实际迎来的是没有西方法治观念的党国政府，这个党国政府半封建的思维难以理解台湾人在日治时期，已经习惯了执政者行事是要讲究法治的。
换言之，“二二八事件”之所以发生，肇因于接收人员贪污腐败造成台湾经济崩溃、民不聊生，以及在台湾人眼中，“法治精神”与“政治清明”的荡然无存。
这样的社会心理，连在“二二八事件”发生时适巧在台湾的中国记者唐贤龙都观察到了：“台湾同胞……对于日本人统治时代的政治清明，均予以良好的印象……。是以台湾同胞对于官吏的贪污，均认为一种莫大的耻辱。但对于国内到台湾去的一般不肖的官吏，那种目无法纪，公开大胆的贪污，都不禁惊讶咋舌”。
经济大崩坏之余，又因新政府在台湾推行的“中国化”，台湾人不仅在政治上失去参政权，同时也丧失了对自己故乡历史的诠释权与文化论述权。吴浊流在《无花果》（1967）一书里就提到国民政府刚接收台湾后的状况：“为了保守自己的特权而提出本省受了日本的奴化教育，需要再教育再训练的谬论，于是把任用本省人的门户紧紧关闭。”
“祖国”令人心伤，“奴化论”令人受辱心寒，系统性的迫害令人惊骇。这些因素，应该作为了解二二八历史的背景；对于外省人在二二八中的受害，也应该放在这个大脉络下来理解。
反共大旗下，不分省籍的人权迫害
因此，不该用贴标签的方式，争执究竟是“本省人”还是“外省人”受害，来定义“二二八事件”的本质。作家唐香燕的父母在二战结束后，由上海到台湾工作兼旅行，适巧在台北亲身经历了二二八。当时他们个人以及相识的外省朋友，都受到本地同事的保护与安置，平安脱险，没有因“外省人”的身份遭到伤害。在中部，许雪姬曾从保密局台湾站二二八史料中，摘录情报人员陈向前（化名）对台中二二八情况的纪录，“……外省人虽有一部分被殴，但大部分被集中保护，秩序尚佳。”而当彭孟缉3月3日开始在高雄发动二二八时，高雄中学学生组成的自卫队及学校行政人员，也在雄中校园里保护了上百名外省人。
凡此种种都显示出，当时冲突的本质，并不是所谓本省／外省族群对抗，而是出于台湾人对接收的贪官污吏之愤恨，以及对于陈仪接收后所采取之不当政策，深感被歧视凌辱所致。
蒋介石、陈仪、彭孟缉等人对二二八事件的处理，没有受到美国的警告与制裁，以致 于在1950年之后，蒋介石用同样无所忌惮的残酷手段，在台湾大肆兴起“白色恐怖”。当时在“剿共”行动中，还包含许多无端罗织人入罪的“预防性”清洗。在“白色恐怖”这三十几年当中，受害的就不只限于在“二二八事件”里饱受惊吓的本省人，而是连让蒋介石心生疑虑的“外省人”，都难逃他的杀灭之网。诚如作家王鼎钧所言：“除了‘最高领袖’以外，人人都可能因叛党与叛国受审。”
冷战下，共产党谍影幢幢，是当时以美国为中心的所谓“民主阵营”共同的问题。但是，蒋介石的统治问题在于，他始终是以“威吓”与“镇压”，来巩固群众与部属对他个人的领袖崇拜；并透过操作族群间的嫌隙，让整个台湾社会长期处于互不信任的对立中。他个人在台湾独掌国家机器，为了巩固领导威权，对人权造成的系统性迫害，无分省籍。
转型正义处理的是“国家暴力”的问题。希特勒当年的崛起也是打着“反共”的旗号。然而透过大规模的“反共”恐惧动员，他所掀起的排他性大屠杀，成为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因此台湾应该好好思考的是：蒋介石所推动的“反共”，真是借由反对共产党的极权统治，推动让台湾的自由民主“生根发展”，还是只是藉“反共”之名，巩固个人的独裁威权？
实际上，过去蒋介石所领导的党国体制，不仅“党”在“国”之前，而且他“个人”的意志更在“党”之上。在他的统治下，台湾不仅民主政治无以发展，更有一长串严重侵害人权的纪录。台湾要建立人权国家，就无法回避从这些伤痕汲取教训的转型正义工程。这不是在他羽翼下有人获得恩庇，有“感恩之情”，就可以用个人感情因素来“抵销”的。
从历史树立价值，我们都有责任
前述三个迷思，还不断纠结在台湾社会对二二八的讨论；由此可见，转型正义所追求的“普世价值”，还没有在台湾社会文化生根，并为大家看重。
长期以来，台湾的教育内容跟真实生活脱节。学生到学校受教是为了考试、拿学位。我们的教育内容长期受到威权体制制约，与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人文社会教育，还有着相当大的距离。我们的学校教给学生的，常常是以“假中立”、“各打五十大板”的态度，让学生对政治冷感，对公义不关心。整个社会长期被“中国化”的尊君（领袖崇拜）思想宰制，缺乏明确的价值框架（例如宪法对个体生命尊严的肯认）来理解历史与转型正义。
更严重的还在于，因为社会对转型正义的长期漠视，以及对这些历史的曲解，致使“二二八”及“白色恐怖”一些受难者家属及后代，为了不想遭受社会异样眼光的“对待”（通常是闪避与歧视），在心理上仍无法接受、甚至不能谅解自己家人的受害遭遇，抗拒肯认自己家人因抵抗威权而受难的正面意义。社会上对政治受难者及其家人蒙受冤屈的过往，也大多不愿意闻问，生怕惹来无谓事端。
这种对转型正义冷感的历史教育，让我们的社会心灵长期处在一种“不愿意当真”的漂浮状态。我们扪心自问：台湾有多少人，对自己长期生活的县市乡镇的二二八历史，有最基本的认识？台湾中央到地方政府，是否有提供基本参访路标或说明牌，让大家了解当地二二八所发生的事？
捷克推翻共产党统治后第一任总统哈维尔（Václav Havel, 1936-2011）在1990年新年演说中的一段话，值得台湾好好警惕：
“当我谈到沦丧的道德氛围，……我是指我们所有人。我们都习惯了极权制度，认为这是难以改变的事实，因此都帮着让它继续存在下去。换句话说，我们所有人——虽然自然有程度上的不同——都要对这个极权主义体制的运作负责。我们大家都不仅只是极权体制的受害者，我们也是共同创造者。”
让威权遗绪继续存在，就像弥漫在生活环境里，大家已经习惯的丝丝缕缕腐臭味。生生死死之间，就像哈维尔谈话接下来所说的，“是我们自己在残害自己”。
了解过去历史最好的方法，是现在去做对的事。让现在所做正确的事，烛照出过去的荒谬幽暗。当台湾社会可以因着天然独世代出现，台湾认同趋于增长，不再困于过去二二八分歧历史记忆所产生的对立时，也正是我们需要为台湾内部和解做新准备的时候。
面对二二八，如何积极厘清历史真相，让受难者真正安息，不必再沦为诠释争论的工具，是最先该尽快做好的工作。只有当我们愿意走出历史迷思，以“公义”价值为基准，理性梳理这段阴暗幽深的历史，我们才能将这段历史，转化成世界转型正义历史的一部分——而不必被中共欲意操弄台湾历史的政治盘算干扰。
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因我们愿意为公义一起努力，二二八的历史真相能尽快得到厘清，而台湾也能以人权价值更稳固地立足于世界，大家可以对无辜受难的前人说：“魂兮来归，安息乡土，乡土有疼惜。”
（花亦芬，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