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纪念物的破坏可以作为颠覆主流论述,但是激情过后,我们要思考的是,转型正义所追求的普世价值——人权、正义与和平。」

端传媒记者 蒋金 发自台北

马英九在2008年2月25日,于台北参加二二八事件的画展。
马英九在2008年2月25日,于台北参加二二八事件的画展。摄:EyePress/AP

“让我深深的一鞠躬。”马英九面色凝重,行了一个礼。2009年12月13日,“景美人权文化园区”开幕,这个园区是台湾戒严时期关押政治犯的“景美看守所”,总统马英九在当选后一年,以元首身份出席,并在致词中,向过去在威权时代被国民党政府迫害的受难者道歉。

另一位当年的政治犯、前副总统吕秀莲紧跟着上台,她自己在美丽岛事件被囚禁,谈到来不及见母亲最后一面的往事时不禁落泪,下台前,她不忘对马英九喊话:“那时你在总统府,我是在监牢里!”

马英九有些尴尬。

二二八事件发生于1947年,马英九1950年出生在香港,若论马英九个人,其实和事件没有任何关系。但做为国民党的“中兴少主”,马英九必须概括承受国民党的全部资产,二二八事件,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笔“负资产”。少了李登辉的身份优势,出身“外省人”的马英九,主观希望把自己摆在“族群和解者”的角色上。

马英九,致力族群和解论述

2005年8月,马英九在台北市长任内第一次担任国民党主席。在2006年的二二八前夕,国民党与香港凤凰卫视合作,推出一部二二八纪录片《春蛰惊梦:二二八还原纪事》,马英九在片中受访时称二二八事件是“当时政府处置不当造成民众抗争,最后演变成流血冲突”。而马英九也在国民党内的中常会上,定调二二八为“官逼民反”。

马英九当时曾表示,因过去十多年来政府已完成二二八道歉、建馆、建碑及订定国定纪念日、补偿二千多人受难及受害者的工作,“许多问题不是靠补偿可以解决”。此外,他也强调二二八并不是“省籍冲突”,他致力“族群和解”的论述。

为马英九筹缪二二八论述的幕僚之一,是当时的中国时报总主笔杨渡。杨渡长期致力二二八真相还原,他过去采访时接触过许多在白色恐怖时期的政治犯,听他们讲述二二八事件时的情况,并在2005年出版《还原二二八》。 希望在大历史下寻求对人的悲悯,杨渡在二二八事件中,挖掘了许多小人物的温情故事,他拍摄纪录片《寻找二二八的沉默母亲——林江迈的故事》,事件引爆点者私烟小贩林江迈的女儿林明珠,后来嫁给了国民党前副总统陈诚的侍卫。他也讲述本省人帮助外省人的故事,例如行政长官陈仪的外甥、台南县曾文区长丁名楠,在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如何受到了本省人保护。

走上政治台面之后,马英九选择不回避二二事件,他几乎年年参与纪念仪式,每次必定表态道歉,但有他的场合却总不乏抗议事件。

2009年2月28日,马英九在高雄出席二二八事件62周年纪念活动。
2009年2月28日,马英九在高雄出席二二八事件62周年纪念活动。摄:Sam Yeh/AFP

马英九这样的身段,国民党内有人看不过去。中常委蒋孝严在2006年时,曾经当面向马英九说,“国民党不需扛下所有责任”,因为二二八事件是官逼民反,不是“党逼民反”。马英九回应,国民党是二二八事件当时的执政党,完全置身事外,外界很难接受,表现宽容大度一点,对党比较有帮助。蒋孝严认为“二二八是国民党做的”的说法,将使国民党的支持者流失。

不过对比蒋孝严的想法,他的弟弟、曾任东吴大学校长的章孝慈(编按:两人为蒋经国非婚生子女,原本皆从母系姓章,章孝严后来自行改姓蒋)对二二八却另有一番担待,时间甚至早于马英九。

已故的阮美姝是二二八受难家属中非常活跃的一位,她的父亲是时任《台湾新生报》总经理阮朝日,在二二八事件中遭杀害,留下无尽伤痛。1992年,章孝慈透过关系联络上阮美姝,希望向她请教二二八事件史实真相。一听是“蒋介石的儿子”,阮美姝第一时间就拒绝了。但之后对方一再来电,阮美姝最后勉强同意让章孝慈每周一次到她家“上课”。

“原本以为骂几次他就不会来了,”阮美姝接受媒体访问时回忆自己在给章孝慈上课时,一开始是“边骂(蒋介石和国民党)边上”,章孝慈多半时间只是低头做笔记,听她责骂,这堂“课”一上就是一年。

章孝慈1993年开始将自己对二二八“和解”的心意付诸行动,在东吴大学举行“二二八音乐追思会”,还引介阮美姝到东海、清华等校园讲述二二八事件;阮美姝也同意了章孝慈的请求,认了他做义弟。

1996年章孝慈因中风于54岁早逝,阮美姝则在去年年底辞世。这对“姐弟”为台湾“二二八论述”留下了一段“和解”的典型。

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马英九的“二二八论述”受到章孝慈的启发,但俩人的路径却极为一致。不过章孝慈只是学者,马英九是政治领袖,他必须面对、处理支持者的感受,而马英九的二二八论述,确实造成部分蓝营支持者的失望。

马英九任内,并没有再出版新的官方研究,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也并未对陈水扁时期的基金会所做的《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进行论述的翻转。然而那份归属报告中,指蒋中正是二二八“元凶”的说法其实并不被国民党认同。

“马英九年年哭,我投书建议他到空军烈士公墓,他就是没有去。他不敢到(因二二八殉职的警察)许天宝面前行礼。所有外省人的感怀,还有对他的攻击,都会因为一个鞠躬而化解,但他完全是知其然而拒绝做,是一个相当懦弱的领袖。”

辅仁大学新闻传播学系系主任习贤德激动地说道。

摄影棚里,媒体人及政治评论者郭冠英正在制作一部二二八纪录片,访问习贤德。郭冠英在录影前对他说道,“请你等一下说明,当时为什么群众会打嘉义机场?警察怎么被打死的?这根本是场‘暴乱’。”习贤德的开场白说道,如果有机会回到1947,他想问二二八事件的参与者,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你杀了外省人没有?”

郭冠英问到“民众为什么打嘉义机场”,所指的是二二八事件过程中,嘉义地区民众组织的武装部队,企图占领嘉义水上机场,与国民政府军队发生激烈战斗的那一场事件。

而习贤德1997年时,在“碧潭空军烈士公墓”的第945号墓位,发现了空军烈士许天宝的墓碑。《空军忠烈录》中对许天宝的死因,仅以一行记载:“台湾二二八事变,抗拒暴徒,被枪击,殉职。”但他经考证得知,许天宝就是当时一名保卫嘉义水上机场而被民兵枪击致死的警察。

1997年习贤德将已故空军许天宝的故事,投书《联合报》,不久后接到一位何邱蕙老太太的书信,向习贤德表示她的先生跟许天宝,是同一个时间保卫嘉义基地的警察。因此,习贤德开始了口述史计划,他一一拜访1945年10月来台接收警务的“中央警校台干班菁英”,记录他们在二二八事件中,第一线目击的情况。这份口述历史在2012年出版成《警察与二、二八事件》。

他的文章,引起了对岸人士的注意。曾有一位安徽的老太太自称是二二八受难家属,寄信来问习贤德,台湾的补偿金如何申请,习贤德无奈回道:“对不起,你们一毛拿不到”,那些警察并不在赔偿范围里。

而习贤德在访谈中也提及,因为对国民党执政的失望,使许多蓝营支持者在2016年大选不出来投票。他说,“独派的对手们,说二二八是政治改革;有人说官逼民反,官逼会逼到民众去占领水上机场?我身为空军子弟,深深不以为然。”

马英九任内,并没有再出版新的官方研究,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也并未对陈水扁时期的基金会所做的《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进行论述的翻转。然而那份归属报告中,指蒋中正是二二八“元凶”的说法其实并不被国民党认同。现任中国国民党党史馆馆长王文隆就认为“陈仪才是元凶”,“当时蒋中正顾着打国共内战,有很多事情要顾,陈仪欺上瞒下,蒋中正信任陈仪才派兵来台。”

马英九任内担任总统府副秘书长的罗智强则表示,过去国民党保卫、建设台湾,并推行民主化,使得现在人们可以纪念二二八,“历史评价应该要以功过的聚合来看”。而现在的国民党已经不是威权体制下的国民党,民进党不该将二二八当作政治资本,来指责现在的国民党。

2015年二二八纪念日,马英九任期将届,新任台北市长柯文哲以二二八受难者家属身份,出席“中枢纪念”仪式致词时,忆起受迫害的祖父数度哽咽无法言语。马英九在柯文哲下台后,伸了两次手,想跟柯文哲致意,柯文哲没有反应,最后挥了一挥手,表示拒绝。

马英九的“二二八论述”自始就夹在蓝绿之间。他遭逢的尴尬处境伴随着他八年职务,直到将总统职务交卸给带领民进党重返执政的蔡英文。

蔡英文,落实转型正义

“哒、哒、哒、哒……”游客的喧哗声渐弱,他们都拿起了相机。

踢着正步、整齐划一的仪队进场,带进了一股肃穆的气氛。这是中正纪念堂固定的宪兵交接仪式。接着,宪兵步入红色地毯区域,对着9.8公尺高的大型蒋公铜像行礼,再转而面对众人操枪。但这样的景象,在不久后将步入历史。

现任文化部长郑丽君在今年二二八纪念日前,宣布中正纪念堂将停售前总统蒋中正的商品,也停止播放〈蒋公纪念歌〉。文化部也将在半年内提出“国立中正纪念堂管理处组织法修正草案”,来处理中正纪念堂的“转型”问题。郑丽君说,政府推动“转型正义”过程中,应避免再复制“威权文化崇拜”。

“转型正义”是蔡英文任内重要的政策目标。图为蔡英文于二二八事件70周年纪念活动上致辞。
“转型正义”是蔡英文任内重要的政策目标。图为蔡英文于二二八事件70周年纪念活动上致辞。摄:陈朗熹/端传媒

“转型正义”是蔡英文任内重要的政策目标。2016年5月20日,蔡英文总统就职时,誓言要三年内要完成“转型正义报告书”。但是,落实转型正义的《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如今还躺在立法院内,而哪个主管机关来做转型正义?转型正义的对象是谁?如何做?因此还未成定案。

蔡英文执政后,薛化元被行政院任命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的董事长。薛化元说转型正义分成三部分:针对事件的“真相调查”,处理事件的“责任归属”,最后藉教育、文化、传播等等工作,达成世世代代“不再犯历史的错误”。薛化元也说,他希望能将陈水扁时期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所出版的《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增补最新史料及研究结果后,以政府的“层级”发表成为正式的官方责任归属报告。而陈仪深则认为,“关于蒋中正的功过,都已经写过了”,层级的问题不是重点,重要的是,执政者对于执行“转型正义”不畏社会上的反对声音,需要具备相当的魄力。

而在《促进转型正义条例》通过前,基金会也组成了“二二八论述小组”,对未足够的“真相”进行讨论。陈仪深说,面对待挖掘的真相,会议达成共识,提出“二二八死伤人口”及“外省人受害情况”两个重点。

但蓝绿政治斗争对研究者带来的是更多阻碍。像是陈仪深就遇过这类问题,“不意外,我们社会还是有光谱两极的存在嘛,已经很习惯了,”拥有多次笔战经验的陈仪深,口气很轻松。他接着说,“其实,228许多真相史实已经在那里,但部分人不愿意接受,我们的社会还需要多一点对话。”

而什么时候台湾历史记忆中的分歧才能够消弭?交通大学客家文化学院人文社会学系教授柯朝钦在《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当中写道,要以“真相的挖掘”,以及化为“共同的历史记忆”作为,取代惩罚或报复的手段。对纪念物的破坏可以作为颠覆主流论述,但是激情过后,我们要思考的是,转型正义所追求的普世价值——人权、正义与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