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纪念二二八，为何雷声大雨点小？
「今年北京纪念二二八的座谈会，不仅非多数媒体所言的“高调”，反而是规格最低的一次。」
陶小仁
逢五逢十的政治节日，都是考验姿态与辞令的时刻。在二二八纪念日几乎已内化为台湾社会自身“转型正义”的一环时，大陆国台办却突然发声称，要举行一系列活动纪念二二八70周年，瞬间引来舆论猜测：不少媒体纷纷断言中共今年要高调纪念二二八，更有不少学者指出中共是在建构自己对二二八的历史解释，从而抢夺舆论话语权。
然而结果，却并非如人所期待般高调。大陆中央层级有关二二八的纪念，目前只局限于2月23日“台盟”（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召开的座谈会，而与会者，全然不见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成员，也没有部门领导，仅是统战部“有关同志出席”。
比较以往的纪念活动，1977年二二八30周年时，当时的中共党内二号人物，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也亲自出席；1987年40周年，由台盟举行座谈会，但中共却派出政治局委员胡启立参加；1997年5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出席；2007年60周年座谈会，则由两个民主党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以及中共统战部、国台办共同主办，中共统战部长刘延东亦有参加。
甚至可以说，今年的座谈会，不仅非多数媒体所言的“高调”，反而是规格最低的一次。此外，在二二八论述上，也基本没有新措辞出现，“抢占话语权”之说似乎也难以成立。
那么，中共纪念二二八，究竟有怎样的规律，又该如何考量与权衡呢？
统与战：历史纪念的平衡术
二二八事件，对解严后的国民党来说，自然是需要放低姿态的负资产，也几乎成为其台湾统治的原罪；而对民进党来说，提取二二八的政治资源，与其对抗威权的“美丽岛”背景交融并进，一直是获取民众支持的正面财富。
但中共介入二二八，却需要多面向的综合考量。
大陆民众鲜有人知道二二八，但中共从未忽视纪念二二八的统战意义。台湾政党轮替之前，中共始终将二二八视作否定两蒋与国民党政权合法性的舆论武器，极力突出二二八的革命性；而当岛内独立诉求渐强、乃至民进党赢得选举之后，中共自二二八50周年纪念日起，也迅速“正本清源”，转而强调“爱国性”，否定二二八与台湾独立的任何关联。
更微妙的变化，源于2005年国共和谈。自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后，国共关系迅速升温，中共在处理二二八的问题上开始谨慎。尤其是2007年60周年纪念时，距台湾的总统大选仅有一年时间，中共此时挖掘国民党负资产，无异于为民进党助选。于是，7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共首次未派政治局委员参加，但却邀请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大陆民主党派“民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8年成立，主要为国民党左派），体谅之意不言自明。
与此同时，面对民进党在二二八议题上的强势，中共却不能不有所行动。因此，尽管规格时有不同，但自1997年以来，中共在连续三个十周年纪念日，都针对李登辉与民进党，使二二八成为炮轰“台独”的窗口。
二二八作为台湾反抗威权和台湾民主运动的肇始，中共在宣传时是否会影响到民众对其自身政权的怀疑？这似乎有些多虑。中共面对二二八，始终是收割统战果实的外来者，几乎没有历史包袱。“民主”在中共的政治话语中，从不是敏感词，二二八的抗争，针对的乃是蒋介石时代的国民党政权，这恰好符合中共“民主主义革命”和“解放”叙事，更何况这期间还有台湾共产党（其领导者后来亦加入中共）的身影。当然，从历次大陆举办的纪念活动来看，台湾的民主化丝毫不被提及，自然是中共刻意规避。但对二二八阐释的本身很难掺杂内政因素，终究是以国、民两党的政局现实为基准。
边缘化台湾：冷对抗的新战略
2016年民进党执政，几乎在所有预言家的意料之中。中共当然从未停止对台湾政治局势的判断，但从李登辉到陈水扁，中共对突然民主化的台湾不仅无法理解，也开始难以预测。2000年国民党的分裂，令民进党突然执政；2004年，民进党又以微弱优势连任四年。两岸的官方交流还未正式打开，便几近终止。但就在同时，李登辉遭国民党清算，连战转向新的大陆政策，让中共又收获了在野国民党的破冰之旅，到马英九赢回政权，最终有了一段确定的合作时期。
此次蔡英文执政，尽管令中共感到无奈，但基本与选前民调相差无多。于是，自2016年开始，大陆有准备地展开一系列动作回应民进党，包括大幅限制来台旅游和贸易往来等。然而，蔡英文就职后，一系列政策都未见有明显挑衅动作，甚至还有限度地承认九二会谈。一年来，无论是总统府还是陆委会的发言，每每也都措辞谨慎。中共的隔空喊话，也鲜有成效，两岸的冷对抗局面基本形成。
在“习马会”成为两岸关系的高潮之后，中共在对台议题上的态度，明显趋向冷中带硬：接待台湾政治人物规格降低、APEC峰会对宋楚瑜置之不理、单方面挖台湾“邦交国”墙角等等。而今次的二二八纪念，可以说是又一例证。中共不仅没有在2月28日当天举办活动，细看23日举办的座谈会通稿，除台盟主席参加外，中共党内甚至连一个具名的领导都没有，可谓历次规格最低。
今后的新常态或许是：二二八将成为中共历史叙述中的“地方起义”，涉台交流事务普遍降格处理，对台湾寻求国际空间的诉求将持续打压。事实上，这种“刻意矮化”正在逐渐成为中共对台的新策略。
伴随着中国大陆政经力量的强大，中共领导人对外政策转向积极，不仅积极输出资本，划定外交势力范围，对主权领土等问题也愈发强硬。对香港，林郑月娥挟较低民望，却获小圈子选举委员会最多提名，一个更加强硬的特首呼之欲出；对韩国，中国官媒对为韩国政府置地部署萨德的乐天集团口诛笔伐，抵制风潮再次兴起。在此背景下，中共能够倾听台湾民意、寻求共识和可能性会越来越低。当中共对经贸合作也再无兴趣之时，其眼中可能就只剩下统与独的非黑即白选项，不会再为搁置争议预留空间。
同样的逻辑也可以在二二八的纪念上看出端倪。国台办提前大分贝预告纪念二二八，当然要向民进党显示姿态；但最终在官方执行层面轻轻放下，又意在降低二二八在整个“中国”历史下的地位。打哑谜般的高低交错，在中共看来却是与民进党博弈的巧妙选择。
但是，这种选择并非没有代价。未经民意考验的中共，既无法理解台湾在民主化转型后对威权的恐惧、对自由的珍视，也无法理解民主社会的选举并非在选统一或选独立。统战政策尚难赢得多数台湾人信任，年轻世代则更不会被强硬说服。如果两岸冷对抗持续八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今后赎回台湾人对对岸的认同与善意，代价将更为沉重。毕竟一场军演，一排空壳飞弹，就可以将两岸合作的利好一笔勾销。
（陶小仁，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