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不少非基督徒在“文明”的压力下,不敢将真实想法说出口。但当教会跳出来代言,他们仿佛找到知音,比基督徒更热情的散布仇视同志的言论。」

同志团体在宪法法庭外声援。
同志团体在宪法法庭外声援。摄:G.E.Wang/端传媒

今日,是台湾大法官针对婚姻平权法案召开宪法法庭的日子。同志权益运动走到今天,似乎是一个回顾“萌萌与他们的产地”(各种反同联盟的暱称)的好日子。

自2013年,台湾伴侣权益促进联盟开始推动《多元成家》草案的倡议,并将婚姻平权法案送入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员会一读后,基督教就成了台湾反对同志权益最鲜明的代言人。虽然他们一直变换团体名称,从护家盟、下福盟、幸福盟、安定联盟,身份也从法律学者、教授、律师、牧师到家长团体,但总能从他们的言谈中发现,他们真正想说的,是《圣经》反同。

由基督教带领“反同”,并不是台湾独有的现象,但台湾并不是以基督教为主要信仰的国家,泛基督徒(含天主教及独立教派)只占人口比例大约为5.5%,为什么会有这种从民意代表、政府官员到民选首长,都要忌惮教会、看教会脸色,连推动同婚的团体都觉得自己像是在跟基督教对抗的现象呢?

一切还是要从历史渊源造成的社会结构说起。

近代台湾基督教的发展历程

150多年前,天主教与新教的长老教会分别派遣宣教士来到台湾,一边办医院、办学,一边宣教。在经过多年海外传教的经验后,来到台湾的多数宣教士已对帝国殖民主义的行为有所反省,积极推动信仰的本土化。

1949年后,中国的教会随着国民党政府来台,台湾本地的天主教教会领导阶层也因此大换血。从此,在长老教会和其他教派之间,有了“台语教会”和“国语教会”之分。“国语教会”因为语言隔阖,一开始只能向外省族群传福音,信徒任职于军公教的成员比例也较高。另外,亲近信奉基督教的蒋家的教派得以取得大量教产;有教会背景的政府官员或军事将领,也较易受青睐。

在政治与文化信念上,“国语教会”倾向效忠领袖、致力与中国统一,对于信仰的本土化缺乏兴趣,甚至斥之为异端;对圣经的解释也更倾向“基要主义”与“绝对化”。另外一方面,身为唯一的台语教会,长老教会从1951年起就是“普世教会协会”(WCC,简称普世教协,等同于基督教界的联合国)成员,但普世教协接纳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与当时反共的政府明显相悖。国民党因此动员国语教会,发起“基督教护教反共联合会”,以各种手段胁迫长老教会屈服表态,彼时是台湾首次跨教派的集结。1970年,在长老教会总会议长谢纬牧师的一场离奇车祸中身亡后,继任的高俊明牧师为了避免冲突扩大,忍痛宣布暂时退出普世教协。

长老教会走向台湾主体意识

然而,此事却让长老教会重新思考“教会为谁存在”的问题,并于1971年中美断交、台湾被迫退出联合国之际,发表了震惊海内外的“国是宣言”,建请政府全面推动政治革新,并应尊重1500万台湾人民的主权和尊严,以“自决”的原则来决定台湾前途。

这是历史上头一次有团体公开以“台湾”为主体发表公开的建言。秉持国是宣言的精神,长老教会又于1975年发表了“我们的呼吁”,1977年则发表“人权宣言”。这三个宣言的基础,正是后来通过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白”中,最核心的精神:“教会是连结于本土、并与受苦的百姓站在同一阵线的。”

随着三个宣言的发表,长老教会印制的罗马字圣经被查禁,高俊明、许天贤牧师等人也因为美丽岛事件入狱。然而,长老教会持续推动民主与人权信念,救援、帮助党外运动人士,渐渐成为怀抱台湾独立理想的人们心中的一座灯塔。

只是,随着解严和民主化,长老教会不再只是人权的守护者,而被卷进民进党的政治版图中,不少成员忘记了教会“永远站在执政者的对立面”的使命,连教会内的转型正义都被束之高阁,相关历史甚至渐渐被年轻一代的信徒遗忘。

信徒流失的危机

台湾经济起飞后,不论国、台语教会,都面临了要跟新兴娱乐产业和生活型态,竞逐青年人口注意力的问题。教会收入主要依赖信徒奉献,教会的人数代表着一间会堂的收入,是无以为继还是金碧辉煌,靠的是牧师和领导者的“本事”。

于是,国语教会从1990年代后期,陆续从美国、韩国引进“敬拜赞美”与“成功神学”。前者透过活泼的气氛、仿流行歌曲的编曲,取代传统庄严的礼拜来吸引年轻人;后者锁定中产阶级的成功人士,以信仰语言将他们在世俗的成功包装为“上帝的祝福”:越顺服、越愿意为教会奉献者,就会受到越多的赏赐与祝福。

渐渐的,教会不再以孤儿寡妇为先,做礼拜越来越像是成功人士之间的社交活动。当会堂里有越来越多中小企业负责人、白领高阶主管的信徒,牧师怎能好好谈经济公义、社会公义、环境污染、都市更新改造不讨喜的议题?

反之,长老教会内本就有大量士绅精英,追求“成功”,对他们而言并不陌生,加上自家信徒不断流失到灵粮堂等新兴教会,也迫使长老教会内有牧师决定开始学习国语教会的礼拜仪式与讲道内容,好迎头赶上。不少长老教会除了招牌外,里里外外的体质都已彻底被同化改造,过去曾以引为傲的神学反省,如今却被斥为“新派异端”。

今天的同志婚姻宪法辩论,引发各界关注,有撑同志团体到场支持。
3月24日的同志婚姻宪法辩论,引发各界关注,有撑同志团体到场支持。摄:G.E.Wang/端传媒

“上帝国”与世俗国度的冲突

长老教会的信仰教育,随着社会快速变迁,也有浅碟化、讨好中产阶级信徒的趋势。

2000年台湾首次政党轮替,彻底改变过去“国语教会”对政治和社会参与的态度。在这之前国语教会相信“顺服执政掌权者就是顺服上帝”,所谓政治参与,等于反共护教、两岸终极统一、与票投国民党;至于社会参与,对国语教会而言并不重要,只需要好好祈祷读经,等待耶稣再临。

然而,陈水扁当选让他们面对重大的信仰危机,不知道要怎么“顺服”一个与之意识形态差异甚大的民进党执政者,甚至有一些牧者和信徒,觉得自己的“国”被一群非国民党、没有中国认同的人给“窃”了,深信将执政者导引回上帝的旨意和蓝图中,是教会的责任。

直到此时,美国保守右派教会从1970年后发展出的政治参与信念与经验,才开始受到台湾“国语教会”的重视。他们联合了那时正庆祝民进党取得政权的长老教会,仿照美国举办了第一届“国家祈祷早餐会”──以此为象征性的开端,开始筹划将台湾变为“上帝国”的大业。

政治上,他们提出“台湾是福音化中国的关键,而中国人才能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带来基督的再临”,透过对圣经中先知书与“预言”的诠释,将自己的政治意识型态与议程,转化成信仰语言:坚固外省信徒对统一的信念、并透过“要把福音传遍中国”的使命感,试图软化台语教会信徒与中国间的对立。

社会改革上,他们引进美国灵恩运动夺回七大山头的概念(分别是:媒体、政府、教育、经济、娱乐/艺术、宗教/文化、家庭),要信徒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上,进行“属灵争战”,目的是使台湾成为一个遵循圣经价值观的社会。

手段上,国语教会结合了“直销”与“心灵成长课程塑造团体动力”的技巧,伪装成灵恩运动,达成集体说服与催眠的心里作用,成功在众多信徒的思想与生活中发挥影响;即使是高知识分子,参与久了,也不知不觉把教会所倡导的“属灵原则”置于所有常识和科学实证之前,形成自动排除不合教会信仰观的信息的心理机制。对外,他们利用各地的联合祷告会与基督教协进会,串连不同教派,并协助地方政府的文化、节日等活动,建立与地方政治人物的交情。

对于在近乎基本教义式信仰下成长的国语教会来说,推行“敬畏上帝、执行上帝旨意”的观念根本没有阻碍。但曾有深刻信仰反省的长老教会,是怎么陷下去的呢?遗憾的是,长老教会的信仰教育,随着社会快速变迁,也有浅碟化、讨好中产阶级信徒的趋势。再加上过去神学反省几乎都集中于教会精英和大学生团契身上,越来越少被推广在教会讲台与日常信仰生活中。于是,才有有长老教会看起来“比灵粮堂更灵恩”,也才有了曾经参与党外运动的牧师,最后却在“神喻呼召”下献身中国传教使命,不惜犯长老教会众怒穿梭两岸,试图促使长老教会与中国宗教局、三自爱国教会间展开交流

手握大量政经资源的教会

回顾这段历史,不难发现这5.5%的基督徒,虽然在人数上是绝对的弱势,然而种种因缘际会却让他们手握大量社经资源。国、台语教会中的基督徒企业家和社会贤达,是两大党不少政治人物仰赖的选举桩脚,以及政治献金的重要来源,更别说长老教会中许多前辈一路从党外时代和民进党政治人物建立的革命情感。任何精算选票与利益的政治人物,都不会轻易得罪,再加上军公教基督徒跟教会应外合,牵动政府政策趋向保守,比倡议团体喊破喉咙要有效太多。

而台湾自1990年代末开始推行生命教育,但在相关师资阙如下,决定引进民间团体来进行教学,等于为教会敲开了各级中小学的大门;教会纷纷成立基金会等组织长驱直入校园,深耕与教师和家长会的关系;这也是为何当教会全力动员、反扑性别平等教育时,能立即在众多家长心中造成恐慌。这种恐惧效应,应该也是婚姻平权议题在过去所有具公信力的民调中,支持度都稳定过半成长,但法案的支持度却随推案的热度而递减,有越来越多民众在近期民调中转趋沉默的主因。

除了基督新教之外,也别忘对台湾而言最重要的一个邦交国:天主教教廷。尽管现任教宗方济各多次以宽容的态度谈论同性恋者,然而教廷官方从未软化改变。每次教宗公开讲话后,教廷都会发正式的新闻稿表示天主教会对该议题的“立场不变”。

同婚释宪案于2月24日在司法院宪法法庭开言词辩论庭,反同婚人士在司法院外举行记者会,捍卫反同婚立场。
同婚释宪案于3月24日在司法院宪法法庭开言词辩论庭,反同婚人士在司法院外举行记者会,捍卫反同婚立场。摄:G.E.Wang/端传媒

教会改革的困境

国语教会组织多是威权式的从上到下,近二十年更高举“牧者权威”,要求信徒要绝对顺从、不可质疑牧师和教会领袖的带领;相对长老教会过去曾努力营造对话空间,国语教会要从内部改革的困难度相当高。但曾是民主与人权灯塔的长老教会,又是怎么走到这个地步的?这应该是众多长期关注台湾社会发展的人心中最大的疑问。

其一,民族主义是高度仰赖认同操作、排它、简化二分与崇尚威权的意识型态,即使认同归属不同,仍会在不同群体中形成相似的价值与思考方式。很遗憾的,长老教会的信徒当中仍有很多只在意“台湾人当家作主”,而不是“民主人权价值实践”,即使婚姻平权争议中有众多明显歧视与违反人权的言论,他们仍直接接受了教会长老和牧师提供的信息。

其二,长老教会虽是有选举制度的合议制,但缺乏独立的监察权。在议会方面,青年因为收入不丰,难以被选举为教会的长老和执事,也就无从进入管理地区性事务的中会和总会成为代表。而数代在同一间教会的家族成员,常如同万年国大成为当然候选人,手上的票数甚至足以左右牧师的去留。善于经营这些势力的信徒、长老、牧师,就能把持教会和中会的资源、当行政和监察的位置都在自己人手上,监督制衡宛如虚设,完全无法发挥作用。

其三,需要以开放态度、长时间细细辩论的神学与伦理议题,沦为议会政治下拼人数的政治筹码。“以议案解决争议”并未使各方的差异被尊重与包容,反而变成“赢者全拿”的零和游戏。当教会内的议会体制沦为意识型态和利益的对抗,以“议会投票=民主=主流=真理”粗暴的二分,又缺乏独立机关以信仰精神、严谨圣经诠释作把关,教内议会政治当然也成为一辆失控列车。

其四,庞大教产的利益纠葛:长老教会在台150多年,拥有众多教产,容易引来觊觎。教会中也有南北资源分配不均的现象,这次众多南部长老教会在反同运动中“挺身而出”,不仅是试图以选票威胁民进党而已,也可能是为了能让他们新成立的“南部大会”,从对同志较包容开明的总会手中抢夺到更多利益分配的主导权。

在以上原因交互作用下,过去曾横在国语教会与台语教会之间的历史恩怨,在婚姻平权的争议中,几乎被一笔勾销;两者合作无间。

基督宗教为什么一定要反同?

“独一神崇拜”(注一)的信仰本身就具有比较强烈的排它和必须实践教义的信念,对于和世俗生活之间的冲突更加敏感,也更容易选择采取对抗姿态。另一方面,圣经文本确实有7处经文明确提到对同性性行为的谴责,虽然早有神学家提出不同看法,然而重新诠释经文碰触了基本教义派最在乎的“圣经无误论”,这是很多人的信仰安全感最重要的基础。一旦对经文进行反思或得出不同于传统的诠释,就得面对“圣经是否可能写错”的大哉问,对基要信仰者而言很可能如同骨牌崩落效应,害怕最后会导向“这个信仰还值不值得相信”的挣扎。

当近代世俗社会的生活实践,离圣经文本表面所形容的样貌越来越远,基要派信徒的焦虑也越来越严重,全世界皆然;而基要派主要倾向将教义绝对化,表现和疏解焦虑的方式造成的灾难当然也就更大,例如深信上帝会因为其它同胞的“背逆不信”而降灾惩罚,为了不让自己在这类灾难中受害,他们会倾全力反对可能为他们带来灾难的同性婚姻。

另外,他们也相信基督徒是在“代行上帝权柄”,若同性婚姻这样与圣经文本有冲突的法案通过,代表台湾的基督徒辜负了上帝,代表信心与祷告不够、敬虔不够、奉献不够、才会打输这场“属灵争战”。但一神信仰中的上帝是独一、至大的存在,怎么能够输呢?为了不让上帝输掉、为了保护自己所相信的东西不被挑战、为了他们所熟悉的社会秩序不被改变,即使同志们努力的诉说着自己所经历的霸凌、生离死别的痛苦,仍可以不为所动,继续散布着错误歧视的信息。

在众多荒谬的说法中,可以看出一个一再出现的规律:对男女二元性别阶序的坚持。到最后,他们在意的是自己的世界观不要被改变,信仰与圣经终究只是被拿来合理化自身的坚持与偏见的借口。信徒们对同志议题凶狠,也有发泄教会过去在女权、堕胎、离婚等议题节节败退挫折感的用意;特别是透过将同志“病理化”、散布对同婚通过后各种伦理崩毁的滑坡看法,借此重新提倡传统的性别秩序,提醒女性以家庭为重、遵守上帝所造的等次辅佐丈夫,而丈夫也承担起领导女性的责任,家庭就会蒙受祝福;反之,则易夫妻失和、儿女难以管教。

然而,教会仍是台湾社会的缩影

婚姻平权法案一路以来的艰难,教会当然要负上很多责任,但另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是,台湾社会的确还没有进展到完全理解、尊重同志的地步。若人的心里没有歧视和偏见,教会手上握有再多资源、有再坚强的信念和动员力,都无法搅动社会、造成恐慌。

过去,有不少非基督徒在“文明”的压力下,不敢轻易将内心真实想法说出口。但当教会跳出来代言,他们仿佛找到知音一般,比很多基督徒更热情地散布、宣扬着仇视同志的言论,更强调传统文化的优越性和传统家庭观念的道德高度。

当各方争议言论交锋时,同时也曝露了同志社群中仍有部分成员缺乏性别意识、缺乏基本人权法治观念,以致去伤害到其它弱势群体,需要再被教育的事实。

立法绝对是必要的,但之后我们的社会还需要漫长的性别平等教育,而另一端的教会显然也已经做好长期抗战的心里准备;未来十年、二十年,双方仍会不断的在教育、政治领域不断拔河。

婚姻平权是蔡英文总统在选举时提出的政见,执政团队应勇于承担,不要让关乎人权的重要政见沦为选举的筹码,教育部、卫福部与国教院更应坚持专业,不因偏见和恐惧,在教育和推广正确卫教信息上有丝毫退守。

说句不客气的,铁杆深绿就算对同婚再反感,最后一样会含泪投票;就算是因信仰坚绝反同的长老教会信徒,化成灰也不会去投国民党,而国语教会的人脉资源,本来就不会是民进党的。民进党要担心的,是未来十年、二十年,哪些人会成为选票主力,他们在意哪些价值?会不会原谅民进党在人权议题上的算计背叛?

黎明前最黑的夜

观察、参与对抗保守教会的行动一路走来,我也曾经在2013年底愤怒失望到谷底。2016年,当大部分教会再次站出来反对婚姻平权时,开始有许多过去陌生的名字出现在报纸投书里,谈着自己的信仰历程,有许多年轻人开始在社群媒体上书写自己对信仰的理解,努力为自己所认识的耶稣申辩着,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异性恋的基督徒,人数和热情都是过去不曾有过的现象。的确,体制内迫害挺同牧者与教会机构工作人员的战鼓越来越响,我也看到勇敢站出来反抗的力量,不只停留在对婚姻平权的支持,也渐渐汇流成对信仰、对神学的深刻反省,许多信徒开始思考如何才能改变教会,呐喊着:我们要再次“宗教改革”。

今天,是婚姻平权释宪案开庭的日子。虽然至今支持婚姻平权的基督徒依然是这个信仰社群里的少数,但仍有工作权遭威胁却仍不退守的友同牧师、有被教会和家人残忍赶离却不愿放弃信仰的同志基督徒、有原本恐同却在生养小孩后为了一个更公平有爱的环境,开始年年带孩子参与同志游行的母亲、还有在艰困中仍毅立了二十年的同志同光长老教会。他们的勇气、对信仰的反省,交织成了一片美丽的星空。

在此刻,最深最暗的夜里,为数不多的我们仍站在这里,哪也不去。虽然没人知道今年婚姻平权法案能否开花结果,但我们会继续一边流泪、一边发光,希望能将一点点温暖,送进曾被教会伤害的朋友们心中。

(乔瑟芬,基督徒性别运动者,曾任职媒体、出版业与表演艺术行政,关注性别与文化议题)

注一:“独一神信仰”v.s.“独一神崇拜”,前者排他性,后者相对包容。前者乃世界上只有我是真神,后者指我只拜这一个神,其他人拜谁,与我无关。

注:不是每一间说国语的教会都有参与文中这些联合性的行动,教会内也有人因为信仰的良心而遭遇白色恐怖时期的迫害,有些教派则是在后来跟其他教会刻意保持距离。同样在长老教会里面,也有人出卖自己的弟兄,该时期的历史,请见曾庆豹《约瑟与他的弟兄们》。文中国语教会和台语教会之分,碍于篇幅没有办法叙述太详尽的历史,只能取一个教会界便于理解的统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