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宝强：一场“选战”，两种“希望”──香港的民运前路
「在一个容易令人产生绝望感觉的年代，怎样 hea（休养）才可以孕育出令人（民主运动的主体）生生不息的“希望”？」
一直对褫夺大众民主权利的特首“选举”（这真的是选举吗？）过程并不热衷，尤其是候选人的公关活动和辩论，以至各种“选战”评论、策略判断。这大概是源自一种“小圈子选举设计的结果早已写在墙上因此唔想陪佢癫”的情感状态。然而，由于身边一些朋友十分关注“战情”，积极介入争论，甚至现身集会、“含泪”支持，因此实在也难以完全置身事外。况且，分析检视过去几星期民众的情感投注，恐怕仍有助我们进一步思考香港的民运前路。
“民意”的拥曾俊华取态，和伞运／泛民的“策略投票”，其实都建基于当代香港的集体情绪：一方面反映了港人对过去五年“689”治下的香港政局的厌恶和绝望，另一方面则呈现了民众对延续“689”施政的焦虑与恐惧。尽管大家都知道，讲“人话”的胡官（胡国兴）、高举“休养生息”的“薯片”（曾俊华），胜算其实十分有限，却仍然为经历有权用尽、礼乐崩坏、伞运分裂、释法 DQ（撤销议员资格）等令人窒息的变局的港人，带来点清新空气，以至微末的希望。
这种微末的希望，建基的并不是准确的策略分析，而是在缺乏证据支持下的 fantasy，也就是等待不太可能出现的奇迹。就像投注六合彩，明知中奖机会甚微，民众仍然愿意积极参与，持续买个祈盼。对于很多身陷政经绝境、难言出路的民众，如果连微末的希望也丧失掉，大概真不知道应如何活下去。循这角度思考，我们或可跳出民主运动中所谓“原则”v.s.“策略”的争论，尝试更根本地理解当代香港的情感政治。
策略v.s.原则──错置的命名
其实，所谓“原则”v.s.“策略”的分野，很可能只是一种错置的命名。主张“公民提名”或“白票”的朋友，并不缺乏对当下政局的具体分析，例如认为“薯片”才是中共的首选，为的是把民运力量尽数收编，并由此推导应支持“公民提名”或“白票”的“策略”；与此同时，倡议 lesser evil 策略的朋友，归根究柢不也在紧守一种现实政治或寸土必争的“原则”？值得深思的是，从“选举”结果回看，这两种不同投票意向所建基的“策略”，以至民主300+选委的投票取向，似乎毫不影响最终胜负，这大概反映了种种“策略”分析和判断，其实都无法真正掌握左右建制选委投票意向的“决定性因素”。
如果“选战”后双方愿意承认判断错误或策略无效（部分朋友确是这样做了），那么民运的探讨或可以重新开展，从错误中学习，在日后透过建设性的讨论，系统而认真地研究民主的“敌人”，发展出更准确的策略分析；又或在面对极不透明的政体对手，无法取得可靠的信息作坚实的政治判断时，减少对策略分析的依赖或执迷。然而，倘若“选战”后分歧依旧，甚至仍停留于相互指责，则恐怕需要在“策略”分歧之外，寻找更根本的原因，以理解真正的差异。
因此，假如问题既不是源于“原则”v.s.“策略”的分野，亦非“策略”判断的对错，那么剩下的恐怕是两种“原则”之间的矛盾，当中往往源自不同信念、价值和情感的张力。尽管支持“策略投曾”与“公民提名”／“白票”的朋友，都相信民众的力量，但前者倾向接受甚至跟循“民意”对“休养生息”的祈盼，对谁当下任特首怀有希望；后者则更在意于保留甚至扩展人民当家作主的意愿，而非寄望于领袖明君。支撑这两种不尽相同的原则信念的，是两种相异的“希望”及其连系的情感状态：
Lesser evil 折射的“希望”，是一种无法忍受邪恶，极想除之而后快，以尽速回归“正常”的情感诉求，而策略投票中的“希望对象”（object of hope），是“选举”的结果能为香港带来一个比较“似番个人”的领袖，帮助寻回失落了或想望中的过去生活习惯和办事程序──“有规有举”、“和谐少斗”。相反，“公民提名”／“白票”所反映出的“希望”，其对象并非外在的选举结果，或把未来的命运托付他人（领袖） ，而是祈盼在过程中改变自身，或如何让民运的主体变得更强大，也就是扩展民众参与社会政治事务的意志和能力，愿意透过公共对话影响他人与接受他人的影响。
To be or not to be, this is not the question
任教于悉尼大学的人类学家 Ghassan Hage 指出，“希望”其实有不同的种类和性质，例如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为大部分人提供的“希望”，即分配不均的机会、单一的向上流动欲求、延后当下愉悦的等待，其实是十分有限、狭隘甚至是扫兴的，其追逐的往往是难以达致的单一理想、终极目标。
然而，他指出现实亦存在另一种“希望”，即肯定当下的愉悦和喜乐，寻求不断增长自身的能动力，让生命可以变得更有活力和能量。这种“希望”要的并非是一种静止的完美状态，而是在不断生成的过程，持续积累生命的存在意义（accumulation of being）。他引用已故社会学者 Pierre Bourdieu 的说法，认为沙士比亚的 “to be or not to be” 是一个不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人的存在（being），并不是非此即彼的 “to be” 或 “not to be”，而是一个不断变化和积累的过程，积累的是：生存的理由或生命的意义。
Hage 对“希望”的分类，有助我们理解香港近年民众情感之所以大起大落，或许与集体“希望”的投注方向有关。从反23条立法、保卫天星皇后码头、反高铁反国教反东北、雨伞到拥曾，当中呈现的民众“希望”，主要是一种追求确定的对象，以能否达到一种较理想的（社会）存在状态作为衡量成败的准则。当23条搁置、国教撤回，民众的情感随之上涨，但看到码头及菜园村被拆、占领“无功”、Lesser evil“落选”，当初的希望也很容易化作失望甚至绝望。
然而，在这种“希望”的主旋律之外，过去十多年香港的社会／民主运动，还存在 Hage 所指的另一种情感状态，也就是以“主体的能动生成”作为衡量得失准则的“希望”，体现于民运的主体是否变得更愿意参与公共政治（例如伞后素人落区参选）、于对话互动的过程中影响他人与接受他人影响的能力是否不断增长，或更重要的，是个体生命的存在意义能否在参与的过程中持续积累。
两种“休养生息”
“策略投票”过后，或“梦醒时分”，两种不同的“希望”所承载的集体情感，将情归何处？又会为我城未来的民主走向，带来怎样的启示？
把情感投注于“薯片”当选的“希望”，期待的是一举告别“斗争为纲”、“撕裂为乐”的689时代，争取未来五年的“休养生息”。对当中关注民主发展，甚至积极参与民运的朋友来说，“休养生息”除了想“呌啖气”外，也是为了有更大的空间，让下一阶段的抗争不至过于沉重。然而，当梦想破灭，“希望”变作“绝望”，“休养生息”也很容易转化为 “to hea or not to hea” 的消极选择。
而寄托于民运主体持续成长壮大的“希望”，追求的或许是另一种“休养生息”，也就是让港人的生命意义能够不断积累的存在状态，而这并不需要林郑“败选”作为必须的条件，“薯片”胜利也不会确保其自然登场。要获得孕育和增强人民当家作主的意愿和能力的“休养生息”，等待赐予只是缘木求鱼。这种“休养生息”，只能透过主动而持续的争取，才有可能出现。但重要的不是 work hard，而是 work smart。“休养”就是减少头痛医脚的无谓工作，或忘情于投入分析及实践“策略”以至失却“目标”，也拒绝闻歌起舞陪政权设定的议程和游戏规则去癫，或不断延后真正追求的愿景与喜悦。
不论政治环境的好坏，也不论谁人当政，民主运动都应该并可以“休养”，尽量放下与人民当家作主这目标无关的劳累。“休养”是为了“生息”，也就是孕育和增强生命的意志和能量，积累存在的意义。因此，to hea or not to hea，this is also not the question。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在一个容易令人产生绝望感觉的年代，怎样 hea（休养）才可以孕育出令人（民主运动的主体）生生不息的“希望”。
“休养”就是减少头痛医脚的无谓工作，或忘情于投入分析及实践“策略”以至失却“目标”，也拒绝闻歌起舞陪政权设定的议程和游戏规则去癫，或不断延后真正追求的愿景与喜悦。
（许宝强，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参考资料：Zournazi, Mary (2002): “‘On the Side of Life’ – Joy and the Capacity of being -- Conversation with Ghassan Hage”, Hope – New Philosophies for Chan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150-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