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在短暂自由期间参与创立的三项运动和组织,形成了中国政治反对运动的雏形,也奠定了他作为堪与曼德拉等媲美的政治家地位。」

吴强

2010年12月10日,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在挪威奥斯陆举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巨型照片悬挂在会场内。
2010年12月10日,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在挪威奥斯陆举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巨型照片悬挂在会场内。摄:Daniel Sannum Lauten / AFP

这几天,刘晓波罹患肝癌(晚期)的消息传遍了世界媒体和中文社交媒体,也难得的得到中国官方证实。在一片悲愤和错愕中,一份要求允许刘晓波自由就医的联署公开信开始流传。这位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如何走完他的人生最后阶段、能否在生前领到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颁奖、身后是否可能改变中国的命运,这些问题都牵动着许多人的心。尤其在临近中共十九大的关键节点,刘晓波的健康恶化和政治角色更成为一个牵动时局的敏感问题,其爆炸性效应不容低估。

只是必须承认,恰如其分地评价刘晓波的政治贡献、并且正确评估他一旦去世后的政治效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中国公众来说,刘晓波的影响可能并没有如他的支持者所想像的那么可观:上了年岁的普通人或许只保有1989年中国政府对他“幕后黑手”的污名化印象,而年轻人则大多茫然不知刘晓波其人,就像他们对天安门民主运动的记忆缺失。

即使在中国本土的活跃政治异议群体中,对刘晓波的评价也相当分化,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刘晓波在中国公众心目中的认知传播。其中,最富争议性的,莫过于刘晓波于2009年12月23日向法庭递交的陈述文章《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中国境内不少激烈的民主人士多年来坚持认为,这句政治宣示无异于媾和或者投降,而谑称刘晓波为“刘无敌”,否定他的非暴力抗争路线。但这恰恰是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对刘晓波最为积极的肯定,也让许许多多中国抗争人士引以为傲,将他视同中国的曼德拉、甘地、昂山素季和古斯芒。由此,也产生了一种声音,认为民间无需为刘晓波请求特赦,请求特赦就意味着承认当局判决的合法性,而发出这种声音的活跃人士恰恰以刘晓波的支持者自居。

非暴力反抗的伟大之处在于,当人类必须面对被强加的暴政及其苦难时,居然是受害者用爱面对恨、以宽容面对偏见、以谦卑面对傲慢、以尊严面对羞辱、以理性面对狂暴。

刘晓波

其结果,在刘晓波将近十年的漫长牢狱生涯里,不仅他的妻子刘霞被当局刻意软禁、孤立,那些“我没有敌人”的所谓刘晓波的支持者也在观念层次拉开了刘晓波与公众的距离,不但没有积极阐发刘晓波的非暴力抗争理念,和刘晓波的初衷背道而驰,也在事实上扮演了另一种隔离角色,影响了中国公众对刘晓波政治贡献的认知。不能不说,如此情形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刘晓波入狱后中国境内政治反对运动的中断和混乱,与当下中国公民社会的低潮不无关系。所以,如果从诺贝尔委员会当年的评价出发,重新审视刘晓波对中国政治反对运动的杰出贡献,或许有着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2010年12月10日,也是刘晓波参与发起的“零八宪章”运动两周年的纪念日、联合国人权日,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对着一把空椅子完成了颁奖礼。颁奖词回顾了刘晓波从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到“零八宪章”运动的历程,高度赞扬了他致力于非暴力抗争的理念和路线,并援引他自己的话,“非暴力反抗的伟大之处在于,当人类必须面对被强加的暴政及其苦难时,居然是受害者用爱面对恨、以宽容面对偏见、以谦卑面对傲慢、以尊严面对羞辱、以理性面对狂暴”。

坦率地说,这是对刘晓波有关人权斗争理念的精当概括和褒奖,但未能充分揭示刘晓波在1989后二十余年推动中国抗争政治转型的特殊贡献──他不同于曼德拉和古斯芒,却更接近昂山素季,远远超出那些无论自称是刘晓波支持者或是非议者的狭隘认知。刘晓波的贡献和影响在今天中国的社运和政治反对人群中都有宝贵的薪火相传,在每年一度的香港维园六四纪念晚会上,也都能看到刘晓波播下的种子在继续开花。

简单地说,刘晓波不仅在1999年第二次获得自由后以笔代刀枪,积极发出中国的异议声音,更重要的,是他在短暂的自由期间参与创立的三项运动和组织,由此形成了中国政治反对运动的雏形,也奠定了他作为堪与曼德拉等媲美的政治家地位。

其一,2000年,刘晓波帮助丁子霖、张先玲等人共同发起了“天安门母亲”运动。到2004年,天安门民主运动15周年之际,天安门母亲运动已经收集了126位死难母亲的名单,并在当年5月16日举行了有40名天安门母亲参加的集体悼念活动。这意味着,1990年代小规模的天安门母亲们上访、申诉等在此后迅速转为有着世界影响和广泛支持的社会运动,并持续至今,堪称中国版的阿根廷“五月广场母亲运动”。而这也是刘晓波非暴力抗争思想的宝贵范例,延续着天安门民主运动的薪火。

阿根廷“五月广场母亲运动”

五月广场母亲运动,指的是在1976年和1983年间在阿根廷因为反对政府独裁内失去家属的人们所进行的运动。1976至1983年间阿根廷大约有三万名左派学生、知识分子、记者、工人消失,被称为“肮脏战争”(Guerra Sucia)。自1977年起每星期四下午,丧失儿女的母亲们静静地拉起抗议的布条,在阿根廷总统府前的五月广场(Plaza de Mayo)绕圆行走。(资料来自维基百科,百科内容以 CC BY-SA 3.0 授权)

其二,2001年,刘晓波与海外流亡的贝岭、孟浪等共同发起创立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尔后创造性地将笔会名称改为独立中文笔会,并担任笔会会长,最大限度地吸收中国政治异议者和写作者,使之成为中国维权运动的核心圈子,为政治反对运动埋下了种子和网络基础。

其三,2008年,在《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西单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之际,刘晓波与张祖桦等效法捷克“七七宪章”运动,起草发起了“零八宪章”运动,试图最大范围地动员中国的政治反对力量,开创“渐进、和平、有序、可控”的宪政转型路线。刘晓波也因此被逮捕,并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被判入狱11年。

七七宪章

七七宪章(Charta 77),为捷克斯洛伐克反体制运动的象征性文件,在1977年公布,其主要内容是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遵守赫尔辛基协约中的人权条款、公民权和人权尊严,“促进每个捷克洛伐克公民作为自由人生活和工作的可能性的实现”。(资料来自维基百科,百科内容以 CC BY-SA 3.0 授权)

这些行动表明,刘晓波不仅是个勤奋的异议作家,还是反对运动的实际领导者。他卓越的领导能力和政治智慧,能够在一个极其困难的高度威权环境下,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先后建构了一个延续天安门民主运动精神的正义运动、一个组织网络和一个全国性的反对运动纲领,一次次的、在不同层面上改变着人们对政治“情势”的悲观看法,让中国的公民社会不再等待和观望,而是着手改变“情势状态”。

在当时分散、自发的维权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一个全国性的政治反对运动呼之欲出,刘晓波可谓功莫大焉。只是,这些行动有的为外界周知,有的却未显扬,只有运动与事者才深谙其中,但他们却都和晓波本人一样低调持重──在中国1989年后的社会转型过程中隐忍、坚守,如刘晓波所倡导的渐进路线一般,缓慢然而坚定地从1989年运动中反对意识的模糊、1990年代初个人暧昧的“反思”中走了出来,亲手建构了一个清晰的反对运动框架,对中国未来时局发展和政治转型影响深远。 刘晓波本人也因此让最高当局视为心腹大患,欲除之而安。

以幸福生活为目标和基础的世俗秩序,由爱、宽容、谦卑、尊严和理性等构成的价值观,是超越主权或警察关系的,即超越统治结构的,构成阶级国家内部的自反性。

更为宝贵的,即使身陷囹圄、被判11年徒刑,刘晓波也未放弃非暴力抗争和政治反对的双重路线,这也是“我没有敌人”的双重意义:坚持非暴力抗争路线,而非你死我活的对抗,才有高度威权主义政权下政治反对的空间和反对运动的灵活性,保证政治反对的可能和反对运动的长期化。典型如刘晓波在法庭上,坚持捍卫《宪法》第35条有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游行、示威的权利,把对他的刑事指控转为围绕宪法权利的政治辩护和司法审查,这也是中国政治反对运动坚持合法斗争的一条重要路径。

对反对运动之外的广大公民和新兴中产阶级来说,这样的主张也更有吸引力,契合了中产阶级对世俗秩序“幸福生活”的追求。如本雅明在《神学政治片论》中所述,以幸福生活为目标和基础的世俗秩序,由爱、宽容、谦卑、尊严和理性等构成的价值观,是超越主权或警察关系的,即超越统治结构的,构成阶级国家内部的自反性。作为未来反对运动的结构基础,在他入狱后,这一精神已经被许志永等人发起的“新公民运动”所继承,后者继续强调“自由、爱和公义”,力图通过“阳光宪政”、“教育平权”等动员广大城市新兴中产阶级,将之转化为新的政治力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一个充满人权迫害、崇奉物质主义的威权国度里,刘晓波在法庭上的声音“我没有敌人”,为中国的人权斗争和政治反对注入了与昂山素季从佛教中发扬的慈悲精神类似的精神力量,展现出一条亚洲特色的人权斗争和民主转型道路。这不仅能支撑他在牢狱中坚守,也将成为他最为宝贵的道德资产和政治遗产,赢得更广泛公众的支持,长远地影响中国未来的政治反对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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