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松炎被DQ之后：如果我早知结果，我就是跌入了1984的困局
「被DQ四人中，只有他是循被喻为“小圈子”的功能组别进入议会的，他说过去200多天看到“专业议政”带来的突破，此刻的香港，不是悲哀，是震撼的“信息更新”。」
端传媒实习记者 伍振中 发自香港
2017年7月14日，香港高等法院宣判，梁国雄、罗冠聪、刘小丽及姚松炎四名立法会议员宣誓无效，自2016年10月12日宣誓当天起已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俗称“被DQ”，Disqualify），代表着他们过去近三百天的议员身份和工作不再获承认。在立法会网站上，四人的履历、通讯录已被迅速下架。
加上去年同被撤销议员资格的梁颂恒和游蕙祯二人，在今届议会中，非建制派已失去了六名代议士。这意味着，这六人合共所获得的逾18万张授权票，已成废纸，非建制派的分组否决权亦因此而失去，无法再否决由建制派议员提出的议案。
回顾2016年9月立法会选举刚结束时，完全是另一番光景。包括泛民、本土和自决派在内的非建制派，在这届选举中取得30席，比上届多取两席。这完全出乎大众所料，其中被视为新势力的本土及自决派更一共夺得39万张选票，成绩惊人。当时学者叶健民指出，“民主自决将会是未来数年，主宰香港的一个重要因素…… 传统泛民阵营在压力下，也不可能不理会。”民主派新的议程，仿佛蓄势待发。
转捩点在10月12日的宣誓日。本土派青年新政的两名候任议员梁颂恒和游蕙祯，因为在宣誓前加上“效忠及捍卫香港民族”的言词、展示“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标语，并将誓词中的 “China” 读成“支那”，被监誓人拒绝监誓，亦被拒绝如其他宣誓抗议的泛民和自决派议员般获安排重新宣誓，因而无法正式就任。两人不服，向法庭申请司法复核，全国人大常委会随即主动对《基本法》第104条“释法”，为香港公职人员宣誓的形式和内容加添了严格规范，明列“宣誓人故意以行为、语言、服饰、道具等方式违反、亵渎宣誓程序和仪式，或者故意改动、歪曲法定誓言或者宣读与法定誓言不一致的誓言”一概无效，不得安排重新宣誓。
最终，法庭判二人司法复核败诉，丧失就任议员资格，并开启了非建制派议员被 DQ 潮的序章。
梁国雄等四人是第二波被 DQ 的议员，四人中，只有一人是循被喻为“小圈子”选举的功能组别进入议会的。他是中文大学城市研究课程前副教授姚松炎。姚拥有丰富的学术研究经验，亦在2016年获得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资深会员的资格，兼具学术和专业能力，而其参政理念，正是强调“专业议政”。这位首个在“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境界”这个被建制派长期垄断的界别中胜出的泛民主派人士，在这从政近三百天当中，做了什么，看到了什么？
一连数天，端传媒追访被 DQ 的议员，回顾议会生涯，探讨他们的未来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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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端传媒记者 姚：姚松炎
端：有人称呼你为“议政狂人”，不时约见政府官员，做民间团体与政府官员之间的桥梁角色， 你怎看这个称呼？你是一个议政狂人吗？
姚：“议政狂人”，我觉得他们是说李白那首诗吧？“我本楚狂人”（《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我想这是一个新的议政方向，因为过往大家似乎比较少主动协调民间组织去和政府沟通，很多时只有立法会公听会，然后叫公众人士在电视机面前发言。但毕竟是三分钟就“叮”你（停止发言），其实是沟通不到的。过往的政府，一般民间组织想约见政府是很困难的。“你有什么影响力？我不会理睬你。”但是，立法会议员毕竟有一个政府都觉得需要尊重的身份，于是如果有议员帮那些团体约见，那政府官员便多数愿意出席。这个做法就发挥到立法会议员的一个重要功能。而事实上在过往九个月，都见到一些成绩，譬如有一次成功争取官员愿意修改部分单车径的设计，去满足居民的意愿。我们可以见到，这似乎是其中一种新的议政方法。
我是输了，但是我其实是赢了道理
端：进入议会九个月以来，你跟进的议案中哪一项印象最深刻？或者是对社会的效益最大？
姚：最大⋯⋯让我选一选，都有很多。不如我用启德体育城吧。启德体育城有两个突破：第一，当时民间只是害怕政府有了启德体育城便会取消湾仔运动场，只是停留在这个层面讨论，但是我是首先带入有关 DBO（私人设计、建造及营运一条龙）的拨款模式所隐含的重大黑幕，然后在会上透过找到国际案例、世界银行有关 DBO 的定义，以至政府内部指引有关 DBO 需要跟随的支款模式，都发现政府是违反的（编按：姚松炎在会议中指出，世上并无政府全数出资的DBO）。政府（顾问）当场没办法提供合理辩解，甚至要承认他们的定义是没有基础的，是一个哲学的定义。
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正在做一个重要的议政教育工作。其实很多市民连 DBO 是什么也不知道，然后听政府说这样便是这样，那就全信了。连建制派的议员都是这样，他们觉得政府说了那个答案便是那个答案，因为没有那些专业知识去质疑它。所以，以“专业议政”的方式，其实是能有突破的。
后来我们便看到民意转过来了，就是说：“政府连自己制定的指引都不跟随，背后又说不出原因，一笔那么大的金钱，竟然违反了自己的指引，又没有监察，又没有解释。”（负责项目的）背后那个财团，其实可以在前期的工程费上“赚尽你”，然后后期的经营就由它亏损。这其实是一场可能的官商勾结。
而要揭示这个真相，需要背后有许多深入的研究分析和专业知识，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件事印象深刻，就是你看到那种“启蒙”，即是说由完全没人提、没人懂提，去到其他人都同意这是不能接受的，然后加入去找出相关的资料，一起质询。当然最后我们输了，都让它通过了，但这个就反映了，政府只不过透过这个议会不公义的选举（编按：指功能组别）去赢，但政府你赢得很“丑样”呀，因为你在道理上是完全输了。我想我们就是尽力去做这些事，我们就是要揭示那种不合情不合理，甚至有可能背后有利益输送或者官商勾结的。即使在最后的投票里面，我是输了，但是我其实是赢了道理。所以我觉得这是漂亮的一仗。
端：刚才你说了“专业议政”，以前你是中文大学的副教授，你觉得你可以将学术研究的元素和议会议政水平融合吗？这近一年来，议会的议政水平有因此而提高吗？
姚：议政水平一定要透过专业知识和学术分析两者结合去提升。我会称它为“范式转移”。以前的议会就只是靠政府文件，你懂得的东西就只是从政府文件上得知，然后才在政府文件里面去互相质问，但前提是，你只是靠别人的资料，这就局限了自己，只可以靠政府提供的信息下，去看看能否找到一些不寻常的东西。但是现在反转来，我们可以成立很多公民组织做研究，譬如本土研究社、CAN（健康空气行动，clean air network），他们做很多关于空气、生态、土地的研究等等；加上我自己都是从事研究出身，所以我们不需要单单依靠政府提供的信息。我们可以在外面找一些信息，包括国际的信息，以至本地的、政府没有提供的信息，这样去变成一个新的议政方式。
政府无法再隐藏信息，所以就变得很挨打。
我们在过去九个月，很多场的，包括最近两次的追加拨款：沙中线和南港岛线，政府会想：为何会给人“识穿”了那个“价格调整准备金”原来不是这样用？为什么他们会知道呢？过去多年都没人知道，因为你不是工程界，又没有做研究，就以为是“价格调整”，政府文件有说的，因为物价上涨，东西贵了那当然要调整，你就说“是啊是啊”，就信它了。它给什么东西你，你就只有这么多。你问来问去，为甚么那样贵，它就说因为真是这样，那你就“哑”了。现在我们发觉，这些钱你出了在哪里？政府就发觉被人揭穿了，根本那笔钱就用在另一处地方。最后它在完全没有办法辩解的情况下强行通过。所以，学术研究和专业分析在议会中是充分发挥到的。
端：议会中，会不会觉得只有你在做这样的事情？
姚：其实不是。其他同事问我，你为何感觉到会有问题呢？他们没有的只是这种触觉，但当你引起了这件事的讨论，他们马上就会去做相关的研究，加入讨论。他们不是没有这个能力，但是难就难在：你为何会“闻到㶶味”呢？这个就是最困难的地方。当你说那个地方有问题，他们就会立刻做研究、找资料。
最大的局限──专家不可以站出来
端：你在议会上有否遇到什么局限，或者困难？
姚：困难当然是我们（在功能组别）不过半数啦，“讲了等于白讲”。它粗暴剪布，粗暴强行通过，那你又奈它不何。但是它是输得很“丑样”⋯⋯
是的，你是能通过那个法案，不过你完全没有道理，大家都会看到，这是官商勾结。这个我们尽力可以做到，但这就是一个局限。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局限，譬如我们的资源不够。
有专业知识和学术分析的人士很少，而他们肯投放资源到议会上就更加少。因为不是单纯是在规划发展方面，如果有高手在医疗、教育、福利，他们都需要这些相关的专业知识。最简单举例说：我现在说，价格调整准备金用了在另一处地方。这个是工程界的核数议题，如果我们有核数专家肯出来说：是啊，这样做是违反核数原则的。这是否更棒？但我们现在就是没有这些肯站出来的专家。为什么呢？因为功能组别就是这样，你一说了得罪政府的说话，你公司就没有生意，想找工作都没有人请你。香港的经济高度垄断，专业界别其实只有几间大行，你在做大量政府的工作，或者是政府友好公司的工作，你一说就即是揭穿政府做错事，那么政府就将你列入“黑名单”，你以后就“无运行”。
所以你见到没有人肯站出来，这个就是最大的局限──专家不可以站出来。
端：所以你觉得你进到议会，有否改变功能组别的面貌？
姚：“很废”，就算我够胆（有勇气）这样做，我也不够胆要求其他专业人士这样做。我不介意掉了工作，不代表其他人可以承受这个后果。
端：所以你觉得功能组别的面貌不会因为这样而变化了？
姚：开始有变化的。当然，这需要很长时间，你看看欧美，他们有公民社会集资，以众筹的方式支持专业人士帮助议会议政。如果能够出现真正公平选举的政党政治当然就更好，社会就比较会有均衡的政治集资。但我们都看到香港正开始出现变化，有些媒体已经用众筹的方法去养一些新闻工作者，令他们“够胆”说真相，新闻其实就是在做这一步。如果那些大报大台被亲政府的资金买下了，其实就是“寒蝉效应”了，记者不敢说真话，那就没有了新闻自由。这个变化其实正在蔓延，由传媒专业开始，现在就看看可否扩展到其他的专业领域。
我不会离开公民社会
端：关于“总辞”（民主派总辞职），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偏向？
姚：我自己就不应该有偏向的，学者要客观的，说证据的，我也不是政治科学的专家。我现在只是听到有人在这里吵，有人说是鬼，有人说不好。他们都是有经验的的人，但是你会见到支离破碎，甚至好像牛头不对马嘴，在说不同的东西。我是一个信科学分析的人，所以我说，你能不能去找一班真正专攻这方面的专家，去做这个分析，我才能去讨论？你现在逼我说，你赞成还是反对？其实我是没有信息基础去做这个判断的。
端：你自己会不会参加补选？如果真的离开议会，你的方向是？
姚：现在团队还在讨论，很复杂的。上诉的话可能就要拖超过一年，补选就是一年之后的事。而上诉也有诉费的考虑，以及要看判辞考虑胜出的机会。如果不上诉，补选可能是比较快速的。这里也有很多地方需要评估。所以无论你说有上诉之后的补选，还是没有上诉的即时补选，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如果有更加适合的人选，我是会让给他选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义不容辞。当然现在你听到好多声音，有的人让我出选直选，有的人让我继续在功能组别。其实也要听多点意见再定。
可以肯定的是，我不会离开公民社会。因为我可以继续支援其他立法会的同事，又可以成立一些公民力量的组织，包括可以帮2019的区议会选举开一些课程，做一些平台，又可以部署下一届的立法会选举，我应该是不会离开公民社会的。其他时间我就要看一下会是全职好一些还是如何。教书我没有停过，Part-time 是正在教的，这个一定要继续。
端：你对自己留在议会的信心大不大？
姚：我就只能讲一半半。尤其是功能组别补选的话胜算就是五十五十了，不敢讲得太大。功能组别的局限就是，他们毕竟是很紧张界别的利益，未必很够胆去得罪那些权贵。这个要理解他们的忧虑。
端：如果能预示到这个结果，给你做多一次宣誓，会不会仍然加料？
姚：应该这么讲，如果我预示到香港的法治是走向可以将你昨日的行为被明日的释法判为有罪的话，我应该尽量亲政府，什么也不做，或者做一个应声虫。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生存，你现在拿起纸笔写东西，明天就会有释法说你用笔写东西就是犯罪。其实你是处身于这样一个白色恐怖的世界里面，你做什么都会错的，只有什么不会错呢，亲政府就不会错了。所以它是在用这种白色恐怖逼令所有的人都只敢做应声虫，听尽政府的话。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害怕你今日的话明日会被追溯。
这个就是《1984》里 Big Brother 的故事，它就是想利用这个白色恐怖去逼令更多的人不够胆出来抗争，不够胆出来 Say no。如果我早知道，其实我就是跌入了1984这个困局，那我应该怎样做？其实就是这般。
端：你认为香港的前途悲哀吗？
姚：其实不是说前途悲哀，而是我们终于揭示到政权背后的真正邪恶。其实这是重要的，因为它是一直披上一幅面纱去欺骗国际的。它自《中英联合声明》开始，便已披上遵守国际规则的面纱去令国际社会接纳。其实这个总需要有人做的，就是说逼到他们揭开自己的面纱，见到他们的邪恶。现在国际社会才开始醒觉，才看到原来它的面纱是假的。如果你一日不揭开它的面纱，其实你仍然会沉醉在那种以为它是善良仁慈的幻觉中。揭开面纱就会令很多人的行为决策改变，当然有些人是悲观到走，悲观到亲政府，但也有人从而积极去想新的出路，因为你要有信息、知道真相才能确定下一步，所以之前的计划是有错误的，现在你才重新看到真相。但不可以说这样是悲哀，这叫“信息更新”。你 update（更新）了这个 status（状况），你知道了现在这个状况，你之后的策略是不同的。从正面去想，我们揭示到它的真相，对于下几代人怎样去抗争，是有非常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