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已成为黄之锋的本能,却还不是罗冠聪擅长的事。面对社运低潮,此刻短暂重获自由的两人,会怎样将自己和香港的故事讲下去?」

端传媒记者 张洁平 发自香港

保释出狱后,黄之锋一口气接了17个专访,而罗冠聪则几乎拒绝了几乎所有采访,但两人同样感觉到内疚和惭愧。
保释出狱后,黄之锋一口气接了17个专访,而罗冠聪则几乎拒绝了几乎所有采访,但两人同样感觉到内疚和惭愧。摄:林振东/端传媒

这是黄之锋被保释出狱一周内的第17个采访。

在金钟某餐厅天台一坐下来,他就熟练地说:“又是这里!我有次一天在这里做了四个访问!”话音还未落,餐厅侍应生便走来跟他打招呼。过不多久,又端了一盘点心过来,望着黄之锋和他身边的罗冠聪,说这不要钱,是餐厅老板“送给你们的”。黄之锋一边欠身感谢,一边活泼地笑起来,平头短发,下巴尖尖。罗冠聪则一直沉默着。

8月19日周永康、黄之锋、罗冠聪三人因2014年的公民广场案被判入狱,刑期分别是6、7、8个月。10月24日黄之锋、罗冠聪申请上诉成功,保释出狱,等待上诉。周永康则选择继续坐牢,直至刑期结束。公民广场案是三年前牵动了数百万香港人参与的雨伞运动的源起。运动未有结果,最早落下的罪名与数月刑期,落在3个年轻人身上,也因此落在很多香港人心里。

黄之锋说,自己在狱中69天,收到了777页来自香港和世界各地的信件。很多素未谋面的人给他写信鼓励,也有陌生人不停地寄外面发生的最新新闻给他,让他不感到孤绝。而他自己,也并没有从公众眼前消失。他从少年监狱写出的日记,他画的监仓说明图,他在狱中过的21岁生日,他转入成人仓……即便在狱中,黄之锋的每一项动态仍然能引发舆论的高度关注。申请保释一成功,尽管人尚在监狱,他就已经被预约好数个媒体采访。

黄之锋深深知道,在诸多同侪中,自己“刑期最少却得到关注最多”,也知道现状是自己暂得自由,但战友们仍在狱中。因此他觉得发声是必须要做的事:要积极地回应外界查询,代所有不能说话的人说话,也代他心中的香港,向世界说话。

我站这个位置,就要扮演这种角色。

黄之锋

“光环是用来烧的”,自黄之锋在2012年“反国教”一役成名,以16岁少年的姿态成为香港政坛最受关注的新星之后,这就成了他的口头禅。既然已经成为象征性人物,那就抓住受关注的机会,更多地讲自己的故事,把故事“fit进”时代叙事里,让故事“带出”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价值和信念,尽量影响更多人,带来更大能量。这是他的烧光环理论,也是他过去整整五年的练习。生活,战斗,故事,哪个引导哪个?几乎已经分不清了。在全民瞩目下的政治参与和公共角色承担,已经成了他的本能。

眼下,故事里多了数个月的牢狱经历,短暂自由、重新战斗的他,太知道人们想听什么。

他会调侃媒体:“XX会关注阿聪突然很少回家吃饭呀,我很喜欢喝妈妈做的奶茶。XX则看补选什么时候派人选。XX喜欢监狱系列,监狱风云那类型的。XX深一点,喜欢讨论公民运动、创伤、论述。”西方媒体因为遥距观察,讲起故事来套路更深。“其实我真想不到纽约时报会拿Three Teenagers vs. Superpower来做社论标题。”黄之锋笑。Teenager vs. Superpower是Netflix 今年5月上线的一部以黄之锋为主角的纪录片,来自英国的年轻导演从反国教运动开始跟拍他的故事,随着强势的发行方在全球190个国家上线播放,目前IMDB评分6.9分。黄之锋不讳言,这种叛逆少年对抗强大政权的故事,是典型迎合西方视角的,“但他们喜欢。我站这个位置,就要扮演这种角色。”

有关注,就可以有效的输出。黄之锋深深明白这一点。无论是香港以一种不同于李小龙、成龙的样子被世界持续认识,还是在本地,一群因为公民抗命坐牢的年轻人被主流社会真正看到,都要借助持续的关注才能做到。于是一出狱,他就马不停蹄接受采访,还抛出几条可供延伸讨论的线索给记者选择:以“香港青少年监狱第一个政治犯”的身份,带回青少年监仓的现状故事,进而呼吁公众关注边缘人及青少年囚犯的权益;以“最年轻的政治犯”身份,呼吁媒体和社会不要过度英雄化抗争者,给前线的人留一点喘息、甚至是失落的空间。

线索都抛了出来,听者自然会接住,故事总会好看。只是第二条线索,吊诡地回带到现实:监狱仍在那里,受困的人和他们的理想,毕竟都在煎熬——包括那个不用面对公众时的黄之锋自己。

相对而言,24岁的罗冠聪更加无法掩饰这种煎熬。尽管从岭南大学学生会会长,到学联秘书长,到参与组党香港众志并出任主席,再到以最年轻议员之姿胜选立法会,罗冠聪的政治参与经历虽没有黄之锋丰富,却也不短,且大起大落,不断要面对运动失败、学联崩解、议员身份未满一年即被DQ等挫折,也磨炼得他少年老成。

2017年11月1日,黄之锋及罗冠聪接受记者访问。

2017年11月1日,黄之锋及罗冠聪接受记者访问。摄:林振东/端传媒

但他从来不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相比黄之锋即便被打趴在地都不忘感召人心,罗冠聪在行动者的路上一直更内向于自我:是否知行合一,是否坚持走在“自由思想引领的路途”上,是否有勇气“择善固执”。在服刑期间,和黄之锋积极“参与”青少年监仓不同,罗冠聪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自我反思,他瘦了3公斤,密密麻麻写满了五六本笔记本的回顾与思索,说至今仍沉淀和整理之中。

保释出来,他拒绝了几乎所有采访,脸书状态也真实记录了沉郁的心情:“离开监狱,可能很多朋友替我高兴,可是这个礼拜,我都是沉郁的过,处理公务后,静悄悄的生活。”自己短暂自由,好友们仍在狱中,“无由来地,我觉得有点惭愧。”“公义失踪的日子,连呼吸的空气,都是腥浊的;人们说快乐是一种选择,但此刻,却是一种绞痛。快乐,沦落到是一种特殊的权利。”

秋天落日早,不过六点,天台餐厅上已经亮起灯。黄之锋开始积极分享自己如何在少年监仓“搞事”,而沉默的罗冠聪,也终于谈起天来。

以下是端传媒与黄之锋、罗冠聪的访谈摘要:

端 = 端传媒 黄 = 黄之锋 罗 = 罗冠聪

录音整理:Ellen Yeung

一放空,就会有种“我在坐监狱”的感觉

:69天的狱中时间,你们都写了很多日记、信件,甚至书稿。大概用了多长时间,才能适应到狱中生活,让自己真正有所沉淀?

:我大概用了一个月,逐渐平静下来写东西。最大的挑战还是怎样熬过时间。我每天工作工作4小时。早上7点起床,晚上10点熄灯……

:监仓里有钟吗?你们怎么辨别时间?

:没有时钟。就是通过一个个固定的活动来判断。比如规定吃饭、规定做工、规定睡觉的时间都是固定的,就这样来知道时间。仓里有两排灯,晚上10点关掉一排,睡觉。早上七点两排全开,起床。永远都有灯的。之前我有光不能睡,现在可以了。一天一天适应的。强逼自己适应。我的工作是缝衣、折衣服这些,不辛苦的。写东西没有固定时间,有感觉就写,没感觉就写不出。这个时候就会放空,坐在那发呆,书也不看。当我觉得自己知识的能力已经用尽,不想再吸收,也不想再output,就发呆。

:放空好辛苦。我没什么时间放空,我会找事情让自己做。我在监狱时候一直告诉自己,要保持一种productivity,让自己不觉得自己在做监狱,而只是在一个四方墙、好难捱好辛苦的环境里,去做我要做的事。我写信、回信、看报纸——一份报纸认真看可以看一个小时。找囚友聊天。想下怎么在监狱里搞campaign(运动)。

:我不搞这些的。我完全没有打算在里面搞权益的活动,或者找惩教麻烦。

:其实很好玩的!我进去前三个礼拜都扮得很乖。你要我说“sorry sir”,我就和你说;你要我爆粗,我就爆粗。你要我叠被子,我就慢慢叠。因为我进去后,那个总主任,就是全监狱第二大权力的人,专门告诉我,他每两个礼拜都会找我一次聊天,要了解我的情况。他怕我搞事,也怕我不适应。他会强调监狱一视同仁。最开始的三个星期都是这样,后面就开始搞事了(笑)。我会搞清楚不同部门做什么事情,每个阶级的职员的想法,他们的学历。我和40个囚友,全都是18-20岁,一起生活。我观察他们每天喜欢聊什么,最关心什么,有什么可以帮到他们的同时也不会搞到我出事。搞清他们的权力结构关系。坐监最辛苦是接收不到最新的资讯,如果我不知道外面的资讯,我就接受内部的资讯——(香港)应该是第一次有政治犯进入过青少年监狱嘛。就好像一张桌子六个人吃饭,我不出声。我听他们在那说话,说出去之后怎么找妓女,怎么去深圳按摩,我都觉得很有趣。他们还问我镶不镶珠!听那些职员讲上司的坏话,为什么要做这份工。

2017年10月24日,黄之锋及罗冠聪,获香港终审法院批准取保候审,等候上诉许可聆讯。

2017年10月24日,黄之锋及罗冠聪,获香港终审法院批准取保候审,等候上诉许可聆讯。摄:林振东/端传媒

:(笑)可能是之锋的本性不想让他没事做,浪费时间。

:没有事做就早点睡。因为很难一个人坐在很吵的环境,有四部电视在播的时候发呆。而且一放空,就会有种“我在坐监狱”的感觉,接着就会觉得时间过的好慢。

:有什么事是觉得适应不了的?就是在一切都适应了的时候,会不会总有一些事,不断提醒你“我在坐监”这个糟糕的感觉。

:最有这种感觉是夜晚回仓的时候,我们会在一个空地集合。其实塘福那里的风景很美,很像一个度假村,而不是四面墙。你走出去就会见到海,见到山,见到天。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会觉得这些大家都在接触的事、都在生存的空间,你无法真正感受到。这个时候就会有这种感觉。但其实很难没有这种感觉,可能习惯了生活,但还是会有这种感觉。

:最有感觉就是惩教职员让我讲“sorry sir”。青少年监狱一定要讲这句话,任何你想讲“no”的时候,“唔好”、“冇嘢”这些,都要先说sorry。比如你问我“还有没有事要讲”,我想说没有了,但不可以这么说,只可以说sorry。你不可以讲“no”,讲“no”就代表你否定他。我觉得这个最让人恨——我又不是对不起你,又不欠你的,为什么要和你说sorry。

在里面我很多时间都是在写过去几年的事情...... 当时很多事情都很匆忙,一个接一个,其实你没时间去回顾、消化。但这次会认真看回去,是一个自我观察的过程。

罗冠聪

读书、观察、蔡少芬,记录监狱故事

:在这两个多月里,自己想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我在里面思考最多的,是自己观察自己。在里面我很多时间都是在写过去几年的事情,我会去想哪些事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会去想有什么生活的小事是值得我回味的。当时很多事情都很匆忙,一个接一个,其实你没时间去回顾、消化。但这次会认真看回去,是一个自我观察的过程。而且我在里面才知道,自己对于知识都是有需求的,是可以静下来读书的。之前不这么觉得,我觉得自己坐不住,没办法专注讨论学业。觉得很多事情有google就好了,很多事情你可以上网收集零碎的资讯,自己也习惯了去接收零碎的资讯去了解某个事情。但在里面,一种强逼的状态下,可以做到看一些比较专业、比较学术的书,而且真的可以入神,可以进到这本书中去消化。我其实在那段时间读了很多书,也令我对知识的追求有兴趣。

:我看过周保松有一篇文章,写他的学生周豁然在监狱里,觉得监狱电视很吵让人没法看书。其实我那时候,就,正在看着电视……我就觉得(叹气)和他们好遥远啊。当她觉得电视很吵要看书自学的时候,我在看着蔡少芬。我是连TVB八点半那些都有在追的……我的意思是,我有时都会觉得自己没什么深度。我也读了差不多10本书,但都只是补回了一个参与社会运动的人应该看的书,比如陈冠中的《中国天朝主义与香港》,马拉拉传记这些。我做比较多是写日记,不过我的日记绝对不高深,只是我每日当日夜晚立刻写,所以最能表达到我当天真正在想的事情,非常写实。虽然有些都是很无聊的内容,比如记下TVB电视播什么,但这些真的是一个坐监狱的人会想的。所以我每天做的,就是观察资讯,然后写下来。这些资讯就变成了监狱的故事。

:监狱里也有报纸和电视新闻,你们会和外面世界想办法保持资讯同步吗?

:我会一直看报纸,但是看报纸不会知道任何行动内部的决策、讨论,都只写结果很伟大、光明、正确那种,不管是哪一派的。我也会让众志他们寄会议记录过来,整理FB资讯寄来。其实什么都收得到,他们会整理给我,我有时会写信回应。只是会有超过7日的delay。我试过加泰已经投完票了,西班牙要收回自治权了,结果收到信说准备投票了(笑)。出来后也会再追番,看一下以前的东西,打电话问下其他人发生什么事。

2017年8月17日,上诉庭宣判“公民广场”案被告黄之锋改判入狱半年,罗冠聪入狱8月,周永康入狱7月。图为黄之锋及罗冠聪进入法院前见记者。

2017年8月17日,上诉庭宣判“公民广场”案被告黄之锋改判入狱半年,罗冠聪入狱8月,周永康入狱7月。图为黄之锋及罗冠聪进入法院前见记者。摄:林振东/端传媒

他们不相信有人会为了钱以外的东西做事

:你们的囚友都是什么样的人?和他们相处得好吗?

:在成人仓,十个有九个是黑社会背景。他们自己有一个一个圈子,很严格。比如一起吃饭时,一个圈子一张桌子,像我这些没有背景的就另外一张桌子吃。有圈子就一定有矛盾,有很多团体和团体的争执,其实很帮会化,我也不会参与。其实在监狱,我是最底层,没背景,没单位,没资源。也会有特别不被信任的感觉,因为我始终不是他们那个社群的人。比如他们有人做了违规的事被发现,可能会觉得是我去打报告,或者怀疑我会不会讲出去。所以在里面会惶恐,你不知道那人对你是好还是不好,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想伤害你,很复杂很敏感的。我其实还没有全部了解里面最黑暗的事情,职员也不会让我见到。但确实会令我感受到,作为“最底层”的,那种保护不到自己的感觉。虽然说什么都可以和职员讲,但又觉得和他讲也没什么意思。而且那种恶意是没法讲的。

我也不知道到最后,他们(狱友)相不相信我们没有收钱。

罗冠聪

:青少年监狱也许简单一些。我前两个星期还是很不习惯,因为和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讲一句,十个字有三个字我听不懂,另外三个字是粗口,三个字是监狱术语。大部分是古惑仔,很有江湖味,我完全听不懂他们说什么。相比之下,在职员眼中我都变成了读书人,也是很匪夷所思。不过人和人的关系就简单一些,感觉很像回到了中学,我和你好朋友,我就和你坐。上次你借走了一包朱古力没有还给我,我就不和你一起坐。所以相对来说,我就容易适应一些,囚友也容易相处。我会借他们的日本漫画看,一起讨论出去怎么打游戏。

:他们也不会相信有人会为了钱以外的东西去做一些事。(编注:指罗冠聪和黄之锋因为公民抗命入狱。)

:我经常被人问有没有收钱,职员也问,囚友也问。因为他们觉得收钱很正常,不是恶意的。

:对,他们觉得不收钱才傻。他们的想法很不一样。在那个世界,大部分都是这样。我也不知道到最后,他们相不相信我们没有收钱。

:有可能与囚友成为朋友吗?

:这么说有点不好,但我觉得没有交到什么朋友。大家会在一起玩些东西,聊天。但其实聊的内容就……同仓20多个人,大家一起聊天,我未必真的可以进入到他们的世界中。其实我是想,比如聊一下今天的饭怎样样,哪个监督比较不好,电视上哪个女生比较美,都是这些。但我不会觉得这是朋友之间的互动。

:我同仓的囚友,他16岁进来,进来之后没到一年,女朋友就生了孩子,等他出去的时候,孩子已经5岁,差不多上小学了。我们平时会讲这些。两个人在60呎的空间,日夜面对,你没法不问他东西,没法完全不聊天。大家会讲的多半是家里怎么样,之后的前途问题,找工作可以找什么,觉得读书没什么用这些。算不上朋友,就像你不会觉得你班里同学每人都是朋友,但不会相处不到。

黄之锋说,“我是坐最短但得到最多关注的人。如果我都变得颓废的话,我怎么好意思呢。”

黄之锋说,“我是坐最短但得到最多关注的人。如果我都变得颓废的话,我怎么好意思呢。”摄:林振东/端传媒

我是坐最短但得到最多关注的人,如果我都变得颓废的话......

:对你们来说,相比以前,是不是很少生活在这样一个完全不谈“价值”的世界里?

:这其实是个很复杂的议题。比如说他们很讲义气,很讲面子,这是不是他们的价值呢?但同时他也可以为了钱出卖这些。所以很难去概括。我会比较观察到里面的秩序,会尝试理解这种规则是怎样的构成,不同部分如何互动。这个世界和现实社会差得很远。最大的不同是,监狱里面有一个不可逾越的权威,就是职员。这是一个大前提,是超越所有群体内部的复杂关系的存在。对他们每一个群体,职员如果看不顺眼,一定有办法惩治。

:我觉得都是有些许价值可谈的。青少年监狱的人对自己权利的东西很敏感。一个原因是比较年轻,都会比较追求自由,十个有九个都有去到过占领区走走。也有人说,你们免费派东西,我就去拿咯。但大家都明白是什么事情,也会有同情。有些人和我说头发的问题,可不可以不要剪那么短。其实我知道我帮不到什么。但他们和我讲完之后,我真的会直接和职员说我要去见总主任。他们就会觉得,好像真是一回事。虽然我知道,我进去说半小时,说了也没任何用,或者不会立刻有作用。

:他们是很清晰地知道,你们和他们不一样的。

罗冠聪说,过去数年他很匆忙,这次在监狱里,“思考最多的,是自己观察自己,写过去几年的事情,哪些事对我来说是重要的”,是一个自我观察的过程。

罗冠聪说,过去数年他很匆忙,这次在监狱里,“思考最多的,是自己观察自己,写过去几年的事情,哪些事对我来说是重要的”,是一个自我观察的过程。摄:林振东/端传媒

:是。他们总是会跟我说“快点去反映下”、“菜不好吃喔”、“踢球应该要运动鞋”这些。我见到立法会议员时,也会讲这些。

:其实我知道见议员真的没有用,但对其他囚友来说,他们会觉得我见了总主任,好像就很是一回事。我回来时候他们会问我,可能会觉得,“你都有帮忙做点什么”。

:其实这个是两方面的。你的存在可以说是一种empowerment,令到他们了解世界的另一面。但对他们来说也是危险的,(因为你的特殊)他们的地下规则就会有所收敛,不想让你看到太多。有时我去见监督,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你去争取权益,而是你要打报告。这些都很一线之差,到底是为大家争取权益,还是怎样,这些是很看当时情况的。

:其实我一直想问之锋,你为什么要接受这么多采访?是什么令你觉得一定要做?

:我一出来时法新社就打电话给我。你没理由做了法新社不做美联社。好像也没理由做了明报不做苹果。其实我也知道我可以一个访问都不做的。你问我想不想休息,当然想。可我又会问自己,为什么不做呢?好像没有一个一定不要做的理由。一来你做政治人物,出来和大家讲下发生了什么,好像是责任。二来,我在青少年监狱这六十多天的事情,其实也真的很值得和大家分享。过了生日,要离开青少年监狱那天,我记得离开前要去见一见长官,都还是要讲“sorry sir”。我当时和自己说,我是改变不了这个环境,你让我说这句话,我也改变不了,我可以改变自己的心境,让自己克服。你让我讲,我就出来慢慢讲。(停顿一下)我知道我在里面承受过的经历,顶过的那些爆粗,那些很无聊的事情,出来之后可以帮到被社会边缘的那些人。所以我出来要讲。还有就是,其实很多传媒都不会找那13个人了(编注:新界东北案被判刑的13个青年)。如果我们这3个人有2个人暂时出来,我们都不接受采访,不是在玩嘢嘛。如果我状态ok,为什么不做呢。老实说,如果你让我坐600天,我真的讲不出这些话,但我只坐了60天。其实是有内疚感的。我是坐最短但得到最多关注的人。如果我都变得颓废的话,我怎么好意思呢。那种内疚感让我更加觉得我要让大家知道,坐完监狱,出来之后,还是要继续的。

相比黄之锋即便被打趴在地都不忘感召人心,罗冠聪在行动者的路上一直更内向于自我;在监中,前者不忘思考怎么在监狱里搞运动,后者则花时间看书和回顾过去。

相比黄之锋即便被打趴在地都不忘感召人心,罗冠聪在行动者的路上一直更内向于自我;在监中,前者不忘思考怎么在监狱里搞运动,后者则花时间看书和回顾过去。摄:林振东/端传媒

:对很多国际媒体来说,你代表香港的一种形象,也要负责讲述一种叙事的香港故事。民主运动本身低迷,你会不会担心,这样的香港故事很难讲下去了?

:我不觉得要去担心一两年后没有故事讲了,因为如果最后我们连故事都讲不到,那我们活该。我们应该是基于现在政治形势,去想现在最关键的,要和香港,和世界各地的人要讲什么。就算香港没什么事发生,国际社会也会问香港人关于中国的评价。中国只要一日在国际社会发挥角色,香港人就会被找来评价。我也没有什么很高深的策略,我只是希望这个世界再想起香港时,不会只想起李小龙和成龙,而是想到香港是一个会争取民主的地方,就已经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