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商系谱的嬗变──从寻租和利益最大化，到政治“义务”的展现
「和殖民地时代不同，商业精英们现在面对多重政治博弈。过去，商业的目的相对直白，即追求利益和市场占有率的最大化，而现在，商业精英在做投资决策和选择政治立场时，有如走钢索。」
作者 吴德荣 翻译 纪羽舟、何锦源
【作者按】：本文节录自Tak-Wing Ngo, “A Genealogy of Business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in Routledge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Hong Kong, ed. Tai-lok Lui, Stephen Wing-kai Chu, and Ray Yep (London: Routledge, forthcoimg 2018)。感谢端传媒的翻译和转载，亦感谢原书主编允许在此转载。文责由作者自负。
在香港，商业和政治之间有着深远的关系。自19世纪中期开始，商业精英便积极参与香港的管治。英国于1997年将这块殖民地移交给中国后，这种政商关系仍然持续。事实上，大部分有关香港商业和政治的研究，都对商业影响力在香港特区中拥有支配地位持批判态度。它们强调商业操控政治、官商勾结，以及所谓的地产霸权。这论点背后的逻辑，建基于商业精英的紧密网络在主要的政策社群和咨询机构中皆占一席地。同时，现行的政治制度被设计成给予商界选择特首的决定性影响力，以及在立法机关的否决权，结果是维持着一个以牺牲社会底层来给予商业利益集团特权的社经制度。然而，这个制度正面临愈来愈多的挑战。根据一些研究者的观察，近年香港管治问题加剧的一个影响因素，是管治体制无法建立一个有效的政商联盟。他们认为，商界的中介角色在后主权移交时代被削弱，破坏了政府和商界之间并不牢固的合作关系。
虽然这些观点很有启发性，但他们都倾向将商业视为一个不变的存在。很少人注意商界的变化，或者这些年来不同商业参与者的兴衰。这种对商业的“非历史”（ahistorical）看法，可能导致对商界内部分裂和多元状态的忽视，亦无法理解政商关系之间的流动性。此缺点很大程度源于过分强调制度结构，而没有考虑到主体参与者的作用。
这篇文章意在透过突显香港地缘政治经济的改变，概述从殖民时代到后主权移交时代的香港商业和政治系谱。事实上，过去60年，香港的经济经历了一连串急速的结构改变。它在全球和地区经济的角色每十到二十年就有一大改变。在每一个经济阶段，香港商业的特征在族裔构成、组织和所有权结构、市场主导权和打造人脉的常规方面，都各有不同。商业作为资本、行业利益、个体集团、社团式参与者，和政经网络的多种角色，都会随着时间而发展。
商业参与政治的起始阶段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业占有霸权地位是普世的现象。为了令制度运作，政府通常会屈从于商业主导。因此，商业主导不是香港独有的。问题在于，这样的主导在各国中如何被体现，以及不同社会如何管理随之而来的社经矛盾。
商业影响的制度化，在英国吞并香港之后便马上开始。起初，英国殖民香港的目的是要寻找一个用作商贸活动的地方，其建立是为了服务英国商人的利益和便利他们的业务。因此，英国商人在主导经济和政府方面没什么难度。在殖民地管治的头一百年，英国商人望族例如怡和洋行、太古洋行、和记洋行，在转口港贸易、土地发展和公用事业上建立了庞大的帝国，其支配地位让它们获得“洋行”的美名。
作为资本，洋行对保卫一个有利自由贸易、低税率、最少劳工保障和高利润回报的市场，表现出一致的集体关注。它们在1861年成立了香港总商会，声称代表香港整个商界。总商会在头一百年的运作中，都是由英国商家牢牢掌控的，一半时期是由四大商人望族担任主席：怡和（19年）、铁行轮船公司（12年）、太古洋行（10年)、端纳洋行（10年）。直至1984年，才有首名中国商人获选为总商会主席。
洋行批评殖民地政府人手过剩和征收不合理的税收，强烈要求对立法、政策制定和政府财政的控制，主张“管理本地事务和控制殖民地支出是英国人的公民权”。最终，殖民地政府屈服于压力，于1850年在立法局中加入非官守议员。自1885年起，总商会获准提名一名非官守成员进入立法局，而另一名议员则由太平绅士提名。最高的政策制定机构──行政局，在1896年亦开放予商行，怡和的贝伊荣（Bell-Irving）和金融及地产商保罗遮打（Paul Chater）被委任为非官守成员。
自此，立法和政策制定机构纳入商界代表，成为了香港政治的制度特色，甚至延续到九七主权移交后。在首一百年，英国洋行大体上垄断了这种代表权。然而，想当然地认为洋行是城中唯一的商业利益集团，并不正确的。最初英国并非仅仅依赖军事力量而获得香港的，华人承包商、买办和其他商人在鸦片战争中所提供的必要物资，都是不可或缺的协助。在占领之后，英国商行依赖业已存在的华人贸易网络打进其他亚洲市场。为换取一些香港本地华人（一般指的是买办）的合作，英国当局给予他们社会和经济特权作为回报，因此这些共谋者成为殖民地第一代的华人资产阶级。他们成立了一些慈善机构，包括东华三院和保良局，后来成为了代表华人资产阶级的主要组织。不过，他们对政治事务的参与无可避免地受到洋行的限制和贬抑。
对比之下，大多数以广东话为母语的本地制造商在政体中被边缘化。我曾在别处指出，本地制造业企业在1930年代曾经达到一个可观的规模。它们在1934年成立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以代表本地制造商的利益。可是，殖民地政府和英国企业利益集团认为，工业建制集团的发展充其量只是杂乱无章的。它们对厂商会投以怀疑的目光，认为它只是一个由一群制造传统中国产品（例如是凉菓和火柴）的广东小工厂所控制的“麻雀馆”。与同期其他英国殖民地一样，殖民地政府经常视本地企业家为“寄生虫或流氓，或充其量是一种怪胎”。香港政府和洋行特别气恼厂商会的活动排除非华人的参与，只有华人经营的工厂或专售中国商品的商店可以成为会员。在殖民地政府眼中，厂商会缺乏专业的职员去经营组织，而且不熟悉海外市场的情况。那些讲英语的政府官员亦发现很难与厂商会的领导层沟通，政府和工业家唯一的官方互动，就是总督在每年厂商会举办的工展会中开幕致辞。
中华厂商联合会亦对被殖民地政府边缘化感到愤恨，在它们的官方刊物中将工业界形容为“无家可归的孤儿”，因为不论英国还是中国政府都不将它们视为国家经济的一部分，以致“它既不获原属政府保护或援助，也被主权国家无视”。厂商会的领导对于他们促进香港工业发展的努力不受政府欣赏而感到气愤。
总而言之，这个商业和政治的早期阶段——从英国占领香港持续到太平洋战争结束——在随后的一段很长时间内将影响着香港的发展。商界利益在政治上具有的支配地位，在往后的很多年都不曾受过挑战。同一时间，那些洋行原本对于自由贸易、低税率、最低劳动保障以及政府不干预的要求，具体化成了香港政府神圣不可侵犯的政策原则。在英治时期，商界精英非常成功地阻碍或延后意图保障公众利益的政策，例如强制养老金、九年免费教育和公平竞争法。商界资本持续主宰政治生活，不但限制了公共政策的选择，更创造了关于这个地方的命运的霸权论述：香港存在的理由就是赚钱。这论述甚至在1997后依然延续。
界别冲突和调解政治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香港社会和经济在不到一个十年的1950年代已经转型，英国洋行在殖民地政府中作为唯一政治对话者的支配地位，也开始改变。这个改变由外部形势触发，当中最重要的包括共产党接管中国大陆，以及韩战爆发。这些事件在香港引发出一连串的反应──从大量难民与游资涌入开始，接着是转口港贸易的消亡，最后以出口主导的工业经济形成作结。快速的人口增长和工业化，将新的经济参与者带进了政治舞台。新的工业家集团兴起。自1950年代早期到1970年代晚期，公开的利益冲突存在于不同的资本家集团之间，超越了行业、种族、宗教和方言的界线。经济参与者之间的主导权竞争，令社会和经济的关系变得更流动和复杂，为政府管治带来了挑战。
逃难到香港的上海纺纱资本，开始形成有组织经济利益集团。香港棉纺业同业公会于1955年正式成立；一年后织布商开始组织起来，并于1960年正式注册为香港棉织业同业公会。随后几年，其他行业联会依样葫芦的出现，而在1950年代中之前，它们跟殖民地政府没有正式的沟通渠道。在政府眼中，甚至乎没有一个跨界别的联合会足以成为工业的代表、一个政策制定的对话者，和一个政权的政治支持者。即使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变得愈来愈主动，殖民地政府还是不愿承认它是一个具认受性的总会，足以代表整个工业界别。
除了界别利益的代表问题外，当工业活动的扩张造成制造业内部冲突增加，利益中介（interest intermediation）便更受关注。快速的工业发展在制造业中创造了多样化的利益：公司的大小、生产的产品、融资的方法、劳力或资本密集的程度，和出口的市场，全都在不同的工业行业中产生了利益冲突。事实上，冲突甚至大量存在于一个行业之中，原因是大部分工业的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都是低程度的。这代表生产过程被分割成不同的次行业，它们每一个都有自己的营运模式。例如，纺织和成衣工业被分成许多的次行业，包括纺纱、织布、针织、整染和制衣。在制衣行业中，可以找到更细分的单位。因着这样多样化的利益，一个工业行业中的内讧是不罕见的。例如，在1950年末期，殖民地政府推出的“高本地成品计划”时，就引发纺纱、织布和制衣界别的一场争执。
在此历史关头，殖民地政府面临对其有效管治的尖锐挑战，可说是与今天香港那些对特区政府的质疑并无二致。特别是，随着商业利益纷争出现，缺乏利益中介的政治机制，令殖民地管治地位变得不稳。当英国与美国开始对香港纺织品实施出口限制时，情况尤其如此。在1950年代的兰开夏郡商谈和1960年代早期的美国纺织品配额商谈中，谈判数次破裂，因为香港团队中不同的工业协会无法达成共识。商谈以僵局结束，香港政府亦因各纺织业协会拒绝坐到谈判桌前而感到难堪。中华厂商联合会在调停这些纷争方面没有什么角色，因为控制纺纱和织布行业的多数上海人，都没有加入厂商会。其时纺织品出口是香港工业经济的命脉，在纺织业谈判中不断重复遭遇僵局，令殖民地的脆弱根基被严重地侵蚀。
这促使殖民地政府建立一个利益中介和利益代表的机制，并将一个新的管治策略制度化。第一步是创造一个新的政治支持基础。然而，众多的制造业者并没有形成任何有认受性的集体参与者（collective actors），能获政府承认为对话者。因此，在工业界可被吸纳到制度之内前，“工业界”需要被确认、定义或建立为一个群体。最终，出现的是一个政治建构出来的参与者，而其界线是由政府、洋行和为数不多的大工业家决定的。在香港建立大量工厂的小型和中型厂商，在工业界代表中被边缘化，只剩下上海大厂家代表整个工业界的利益。
一个拥有共同经济特征的群体（例如工业家），并不会自动拥有政治身份和懂得采取行动。资本家的团结，除了即时的经济利益之外，通常需要透过不同社会的机制加以强化，例如会员俱乐部、校友关系、亲属关系、董事会连结、特别的政策制定群组等等。在香港的情况，除了经济特征外，文化、地域、方言的纽带亦会被动用去创造工业集团的政治身份。这些纽带被殖民地政府逐一用于特定的政治目的。
上海厂家和广东厂家的族群差异，亦被殖民地政府用作挑选支持者的基础。那些务实的、具国际眼光的上海纺织品制造商被政府培训为工业经济的骨干，而由中华厂商会代表的本地广东生产者则被边缘化。与广东厂商不同的是，上海纺纱商曾受西方教育，英语流利，获英国商界社群所接纳。最终，殖民地政府以香港需要一个完全代表所有主要工业和工程服务的机构为由，成立了新的香港工业总会。
然而，工总的员会制设计是带有歧视性的。只有那些通常聘请多于一百名全职工人，或每月消耗25000度电（kWh），或拥有价值港币20万固定资产的，才有资格成为会员。规模较小的公司只能成为准会员。结果，大量广东人开设的工厂被新的组织排除在外。即便迟至1971年，总会会员数目亦只达到636个的水平，占当时制造业企业总数17123间中的极少比例。此外，香港工业总会的领导权仍然牢牢掌控在英国或西化商人手中。在第一届总务委员会的19名成员中，六人是英国洋行的领袖，包括祈德尊（Douglas Clague）、M.S. Cumming、D.I. Bosanquet、I.E. Johnson、钮鲁诗（W.C.G. Knowles）和 G.M. Goldsack。华人会员包括上海纺织工业家李震之、李楙和王统元。主席是资深的行政局成员周锡年，副主席是祈德尊。唯一的广东制造厂家是余达之，是工总邀请的成员，惟从未出席过任何会议。
香港工业总会的成立，成功将香港部分最大的厂商拉在一起。因为拥有政府的许可，工总能够定义何谓工业的“利益”。这个新的参与者可以被安全地放入现行的咨询制度之中，并将其吸纳。第一个被委任为立法局议员（之后是行政局）的工业家是南海纱厂的唐炳源。他是香港特区政府前财政司司长（2003-2007）和前政务司司长（2007-2011）、在2012年曾竞逐行政长官一职的唐英年的堂伯祖父。唐炳源的儿子唐骥千，是首位获得香港总商会主席一职的华人。在这点上，令人不得不注意唐家的系谱和战后香港商业和政治系谱之间的相似之处。
透过创造一个组织性的参与者，殖民地政府成功减少其利益中介的负担。在社团主义配置下，很多行业冲突会在公开之前于工总中谈判好。殖民地当局将调解纷争的任务留给香港总商会和香港工业总会处理，自己则负责余下两会之间的协调。在接下来的三个十年，这两个总会被分别认可为商业和工业利益团体的合法代表。这段时期的商业和政治，类似于一个国家社团主义模式，特点是由上而下、国家支持的顶层组织在政策制定和建立共识时担当一个主动角色。这样的非竞争性、层级制和有限利益的代表，是为了排除不想见到的社会诉求和帮助统治精英维护有效社会控制而服务的。
国家社团主义和殖民地管治
在经济和政治中，获得国家认可的社团主义商业利益占据主导地位，以及支持殖民地政权的资本家中选获赐特权，是香港殖民性的特质。其他殖民地也有类似的情况。独特的是，这种主导地位在香港如何被掩饰、正名和抵消。殖民地管治的一个典例是，相互交织的政策和论述为特权阶级和普罗大众所接受、内化，乃至为之辩护，政治默许由此诞生。
殖民地政府如何处理保护特定商业利益、仲裁行业利益冲突，同时限制寻租以防止社会不满扩大，这几个相互矛盾的任务呢？我曾提出如此论点：这个困局由管治精英之间的一种“实质性的共识”所解扣。这种共识有别于选举或程序性安排的“权宜性的共识”（后者的政策后果是不可预料的）。这种共识之所以是“实质性”的，是因为它仰赖有保证的政策后果。这种实质共识所不可或缺的元素包括允许商业在政治上发出强音，且同时防止对个别企业偏私。现实中，除了在立法和行政两局分享政策制定的权力，商界利益所得到的保证还包括，他们最看重的牟利行为可以得到保护，而且通过一系列亲商政策措施得到促进，比如低利得税、限制社会福利支出、最低劳动保障、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进出等。回报则是，商界精英们同意控制自身的利益，接受不干预政策，尤其是当问题涉及某些群组时，殖民地政府避免运用公共资源来帮助或者保护个别行业和企业。无差别干预的策略，加上亲商措施，通常被标签为自由放任主义政策。从20世纪60年代到回归前夕，殖民地政府以“近乎宗教式狂热”严格遵守这一原则。除了少数例外情况，对指定行业或企业作出特惠资源分配的要求，比如政府拨地、工业融资、高科技项目等等，统统被拒绝。无论何时出现矛盾，都根据无选择性干预的原则处理。
该政策得到公众接受，是因为其某程度上限制了有权有势的商家的寻租行为。虽然寡头在许多行业都存在，整体的政策后果对于没有权势的民众而言仍是可以接受的。和东亚的发展型国家相比，这产生了另类的“合作优势”。东亚发展型国家的特点是强大的干预型政府，可以改变投资决策和管束企业。相较之下，亲商的香港殖民地政府则通过避免干预市场活动来限制商界攫取。除了限制寻租，自由放任主义政策得到公众支持，还因为它抓住了那个特定历史时空的社会情绪。自由放任主义就像是实行社会主义的中国大陆的对立面，那里没有自由市场、限制个人自由、政府过分管控、缺乏流动性和个人机遇、经济落后。在一项关于自由放任主义的调查中，“不被干涉、不碰政治、为自己和家庭打拼”是香港普通人的共同需求，“而这正是自由放任主义所能提供的”。自由放任主义还被与自由竞争联系在一起，而自由竞争被视为有助增加社会流动性和个人机遇。这使得体制可以用机会平等，而非所得一致，来自我正名。在这种情况下，普遍的社会价值和环境的咬合，让某些意义和概念被加载到放任主义身上。也因此，一个19世纪的宏观经济管理理论巧妙地成了一种统治策略的基础。
中英谈判之后，这种管治理念逐步退化，最终在1997年回归之后停止运作。接下来的历史发展则有一些争议。有学者提出，殖民地政府和英商之间的传统管治联盟被逐步替换，取而代之的是过渡时期中，北京和香港大商家之间的“邪恶联盟”（unholy alliance）。新的联盟在内地投资和维护商界在香港的主导地位等方面有共同利益。虽然被利用的机构不一样了，但新的联盟仍是通过旧的政治笼络机制筑成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商界精英就被任命为基本法起草和咨询委员会、多个筹备工作委员会、临时立法会、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成员，以及其他多种职位，比如香港事务顾问等等。相反的意见认为，相较之下，香港特区政府未能成功铸造新的政商联盟，特区政府的合法性和能力下降是因为商界精英中间人角色的崩坏。按照此论述，导致这种崩坏有几个因素，包括获指派的商界精英，与崛起的公民社会之间有限的连结，公众对政商勾结的怀疑越来越重，以及“经济主义”作为香港的存在理由越来越不具吸引力。
虽然这些判断颇有见地，我们认为还有更为深入的原因。事实上，此前提到的社团主义安排早在80年代，就因为香港和大陆的地缘经济变化而开始崩解。商界的政治参与形式出现了变化：由商业行会政治转变成以个体企业及寡头网络为主导。因此，商业行会的中间人角色减少了。利益冲突不再通过行业和子行业之间的政策争议彰显。冲突的重点集中于一些个别利益。实质性共识的基础也因此消失了。由于北京不允许选举结果完全取决于选票，《基本法》不能靠权宜性共识来取代这个体系。换言之，在国家社团主义和实质性共识开始衰落的时候，新的权力技术还未出现，以取代旧的殖民地管治模式。
结果是，虽然1997年之后很多体制安排看来都被延续了，但整个体系的运作方式不同了，因为参与者的性质改变了。这些改变被更大的历史进程和情境塑造，在过去几十年间数项并行的地缘经济变化中即可窥见。这包括香港的经济结构重组、中国大陆的市场经济改革、香港回归、民主化计划的失败等。这些地缘经济变化现在是众所周知的常识。迄今我们的分析重点未有涵盖的是，这些变化对于商业发展规律和商界政治角色的影响。一个谱系研究将带我们聚焦这缺掉的一环。
经济结构重组与商业集团化
1978年到1997年，是香港商业和政治的关键廿载。除了已被多番论述的主权移交，还有数项相互交织的变化，使得这一时期成为历史上的一个转捩点。这些变化包括去工业化、英资撤退、本地商业集团化、混合型商业出现、政治机构重组，以及政治本身的再定义。这些变化共同构筑的僵局，削弱了九七后的管治效能。
首先，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对香港经济和商业发展产生了毋庸置疑的影响。这已是个耳熟能详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香港的工业将大部分的生产线都转移到了土地和劳动力都更廉宜的珠三角地区。许多厂家保留其在香港的办公室，仅为处理设计、营销、会计和其他金融法律事务。这导致了香港快速的去工业化，并引发了一波经济结构重组。制造业迅速被服务业取代，后者包括银行、地产、旅游和物流等。在这期间，制造业对就业的贡献从40%跌到10%，而服务业的则从50%上升到80%。到了2015年底，制造业雇员仅占整体的不到3%。
迅速的经济结构重组对商业产生了重大影响。一开始，去工业化加速了商业的多元化。香港从制造业基地变成金融和服务业中心的过程中，本地企业，尤其是大企业，进入了不同行业。虽然许多本地企业在20世纪70年代便开始跨界扩张，但去工业化加速了这一进程。这在纺织业和其他一度拥有大型工厂的制造业中尤为显著。生产线移到中国大陆后，空出来的厂地便留给地产商去发展了。
更重要的是，商业的跨界扩张导致了巨型商业集团的产生。回归前夕，香港最大的商业集团在投资上已经呈现出非常多元和广泛的特点。与西方的商业巨擘——比如微软、飞利浦、大众汽车等相比，香港的商业集团少有专注於单一产业。他们越来越像日本的株式会社，如三菱，或者韩国的财阀，如三星，用横跨多个行业的众多自主经营公司组成大型集团。现有的研究指出，财阀们有三大结构特点：首先，他们的企业管治架构由创业的家族控制或主导。第二，他们利用一家控股公司控制大量形式上独立的公司。第三，他们的生意横跨许多不同行业，投资极其多元化。在大部分财阀中，创业家族只持有集团的小部分所有权。其对集团的控制是通过在子公司之间设立极其复杂的持股关系达成的。除此以外，创业家族的成员通常担任顶级管理层职位，就像职业经理人那样。
这些财阀型的大型企业集团在香港的显贵家族集团中也有迹可循。典型案例就是李嘉诚家族的长江控股，其旗下拥有大量不同行业的公司和控股公司，涉足超过50个国家。李嘉诚上世纪50年代在塑料制造业起家，而其产业真正的集团化始于1979年，当年他从英国商行手上买下了和记黄埔，李氏商业帝国即从这里奠基。单是在香港，李嘉诚的商业集团涉足的行业，包括了地产、酒店、超市、药店、电讯、集装箱码头、电力、传媒、和生物科技等。毫不夸张地说，一个人从生到死的各种需求，这个集团都有供应。长江集团并非特例。郑裕彤创立的新世界发展和周大福控股，则覆盖了从珠宝、地产、基建、能源、交通、零售、电讯、采矿、酒店到传媒的多个行业。
大型商业集团对政商关系有重要影响。首先，大型商业集团意味着这些商界精英的利益不再限於单一行业。二战前后，制造业者组建产业联盟，但回归前后，商业集团并没有按产业分群聚合。殖民地时期一度深重的行业间冲突，已不再是政争的主要来源。在新形势下，认受香港总商会和香港工业总会，作为商业和工业利益的独家代表的社团主义安排，变得不那么重要。商业集团的头头脑脑们现在担任多个协会的主席，包括香港总商会和香港工业总会。这些组织对政策的关注也完全模糊了。
第二，商业集团的形成增加了大型商业的规模和资本集中度，但也同时加速了整个商界的碎片化。有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行业间关系网的密度有所下降。这是因为华人企业集团已开始通过向不同产业拓展，多元化其投资以建立他们自己的商业帝国，而非依靠强化家族间的结盟。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过去在英国商行领导下，按照社团主义的安排进行的商界精英聚合已经衰落，大型商业集团下的商界结构已经愈发“核化和细胞化”。
第三，随着行业区隔渐变得无关紧要、社团主义式的调解斡旋日益式微，以及精英聚合的衰落，利益冲突变得具体化。换句话说，寻租逐步取代了前面提到的实质性共识。这不时在商业集团之间引发激烈竞争。因此，争议性项目大量出现，其中大部分都来自香港特区政府对某些商业集团的不公正对待或偏爱。数码港项目就是一例。政府没有进行公开招标，就将这数以十亿计的项目交托给李嘉诚之子李泽楷所拥有的盈科拓展集团，引发许多地产开发商强烈抗议。其他例子包括北角项目、西九龙文化区项目、横洲开发项目等。这些项目要么涉及竞争中的商业集团试图攫取政府签发牌照许可中的经济利益，要么怀疑存在官商勾结。有学者观察到，2012年特首选举让这种精英间的竞争掀起一波高潮。在竞选中，唐英年获得顶级地产开发商，包括李嘉诚、郭氏兄弟、李兆基、黄志祥、胡应湘等的支持。唐最终被梁振英打败，支持后者的是次一等的地产开发商，比如恒隆集团的陈启宗和瑞安集团的罗康瑞。
随着寻租政治普及，商界精英就有很强的动机要直接参与回归后的政治。而香港特区的制度安排使这种参与变得可能。根据《基本法》，立法会和特首的选举安排都让商业可以有很大的话语权。这已被多项研究详尽分析，我们在此不作重复。可以说，商界超比例的影响力，通过大型商业集团得到进一步加强。最显著例子就是特首选举委员会。在其中，数个商业集团通过自身来自不同行业的代表控制了相当数量的选票。2017年的特首选举委员会中，1200个席位中，四分之一是无竞争当选的。而这些无竞争当选的委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大型商业集团提名的。表面上，选举委员会要保证不同社会和经济利益得到均衡代表。但实际上，力量排布是向大企业倾斜的。不过，要说这种不平衡会将商界力量自动转化为政治力量则言之过早。这样的结论忽略了北京对特区政治的影响，这种政治影响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通过其对在港混合型商企的控制施加。
地缘经济融合和混合型商业的出现
集团化只是回归后香港商界面貌的主要变化之一。另一个变化是混合型商业的崛起。回归前20年，香港不仅发生了迅速的经济结构重组，陆港之间的地缘经济融合也越来越紧密。这种融合包括港资转入大陆、大量陆资进入香港，以及跨境商业运作的出现。因此，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商场中行业区隔愈发无关紧要，还有商业的“身份”愈发模糊暧昧。
这种模糊暧昧以两种方式互相连结。其一，商业的发源地。由于跨地区、跨边界的资本投资越来越多，加上中港商业集团之间交叉持股的增加，区分本地市场竞争者和外国投资者变得更加困难。实质上，香港本地和大陆的资本越来越多地合并，形成了共生关系，并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发展了大量商业项目和关系网。这种商业运作的融合对于商界在政治中的角色有重要影响，因为参与者不再限于香港特区以内的了。其二，所有权的性质。1997年之前，在香港运营的公司，大部分都是私人企业。1997年之后，这一局面开始改变，交叉持股在中港企业中越来越常见。这导致私人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产生了新的混合型商业模式。这种混合型商业的运作基于不同的经济理性，不仅是单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这一过程始于英国商行的撤出，以及香港本地华资主导地位的上升。其标志性事件是李嘉诚在1979年收购和记黄埔。不久，包玉刚买下了九龙仓和会德丰。对英资企业的收购大大扩张了这些先锋资本家的商业版图，并为他们铺就了构筑大型商业集团的道路。失去九龙仓使得怡和洋行进行了防御性的重组。再加上香港未来的不确定性，怡和和太古在80年代迁册至百慕达。在1978年到1997年之间的关键时期，香港本地华资有效地削弱了英国商行长达百年的主导地位，并在随后的数年间，成功地确立了他们自己的主导地位。到了1997年，十大本地华人商业家族（包括李嘉诚家族、李兆基家族、郭得胜家族、吴光正家族和郑裕彤家族）已经控制了占香港股市市值45%的资产。
然而，在接下来的20年中，本地华资的显赫地位逐渐被笼罩于崛起的大陆资本的阴影下，尤其是与国有企业有关的陆资。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国有企业自殖民地时期之初便在香港运营。最早的一批中就包括华润集团。最初在1938年，该公司以联和行名义在港注册，之后在1948年改名为华润。内战期间，该公司的任务是为中共募集资金、保障必要的物资和设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华润进行了数轮重组。最终，公司由贸易部直接管辖，并成为中国大陆唯一的进出口代理商。在此后30年中，华润实际上垄断了中国大陆与外部世界的贸易往来。在战后殖民地时代，其他在港运营的国企包括招商局集团、中国旅行社、中国银行及其关联银行等。这些企业在殖民地时期一直保持低调，直到中国光大和中信集团在回归前以引人注目的交易和高调的商业运作崭露锋芒。和本地企业一样，1997年之前，陆资也发生了大规模的集团化。
随着中国经济在21世纪初起飞，大量陆资开始在香港扎根。和1949年大量逃亡资本涌入时情况相似，陆资在新世纪的到来也给香港的商业和政治带来了重大变化。不过，和早期逃亡资本不同，这些新来资本并非为逃离中国大陆而来。它们在大陆多地有大型商业建制和运营，进入香港是为了利用一国两制下投资机遇上的优势。至2016年底，香港市值最高的20家上市公司中，有一半是陆资，包括腾讯、中国移动、中国建设银行、中海油、中国工商银行、中信集团、中银香港、中国银行、平安保险和中国海外发展。只有四家公司，包括长实（李嘉诚家族）、新鸿基地产（郭炳联家族）、恒生银行和港交所，可被视为香港本地企业。1997年时，香港股市市值45%的资产由十大本地企业把持，相形之下，可见变化之巨。
这一巨大变化的影响远不止在数字上。原因在于主导陆资的特殊激励机制。在传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是泾渭分明的，私人部门由私营企业组成，这些私企有明确的所有权结构，营商目的是为了利润最大化。然而在中国大陆，情况更为复杂，因为产权高度分散，而且公私所有权交叠。大陆有大量企业是不能被清晰归类为公共或私人企业的。除了明确的公有和私营企业，不能清晰归类的企业包括集体所有制企业、有公家和私人股东的控股企业、公私合营企业，以及假装为国有或集体所有企业的私人企业等。此外还有与身处要职的官员有政治关联的裙带企业，与全国性或地方性垄断或寡头关联的关系企业，不一而足。
有学者把这现象称之为“重组所有权”（recombinant property），即私人和公共的特质消解、交织和重组后出现的新的所有权形式。这是一种组织性对冲的策略，在后社会主义经济中，市场竞争者用这种策略实现资产的多元化和资源的重新整合，以降低在不确定环境中的风险。在重组所有权的结构下，许多混合型商业必须承担非商业的功能，比如完成由中央政府确定的政治任务。换言之，混合型商业，尤其是相当一部分所有权由国家持有的，要同时回应市场信号和政治诱因，因为负责运营的是政治经理人。这是一群技术官僚，负责管理国有企业和国家控制的混合型企业。几乎无一例外地，他们都是党员和干部，并通过所管理的企业的表现获取政治本钱。党控制着这些企业的董事长们和首席执行官们的任命、轮调和转岗。这些干部兼经理人争取以有利于党和国家的方式发展企业，以期企业的表现可以让自己的仕途更进一步。
从这个角度看，在港混合型商业愈发突出的地位对于商业和政治都有重要影响。尤其是大家都知道，在港混合型企业不以获利为单一目标。在这些公司的议程中，坚持北京方面的政策重点也是很重要的。举个例子，与大陆有关联的企业不会在对北京的政策持批判立场的报纸上刊登广告。混合型企业的员工也会从管理层处得到指示，要他们在选举期间投票给指定候选人，甚至加入其竞选活动。
值得注意是，混合型企业的发展是双向的。香港不只是被动地接受来自中国大陆的资本投资。香港有大量商业集团与大陆各个层级的政府、党委，甚至军队和企业组建了合营公司。许多大陆企业，包括中央和省级政府的下属公司，也在香港有业务，或者与香港本地企业有合作。这些混合型集团已经表达了单纯获利之外的多种关切。比如，有报导指郑裕彤家族在内地投资的许多项目和合营企业获利并不多。部分甚至是福利或慈善企业，但这些项目获得北京的赞许，并让该家族与不同层级的政府建立了宝贵的关系。新世界发展资助的大陆高级官员到哈佛培训的项目便是一个好案例。难怪观察人士发现，显赫家族所持有的公司更有可能与北京方面建立联系。
回顾往昔，随着香港越来越融入中国经济，商业运作也变得越来越“中国化”。香港的经济不仅仅是向本地竞争者开放的竞技场。与此同时，来自香港和立足香港的商界精英也不仅仅在作本地竞争。资本的混合、经济边界的模糊、跨境资本的多变和机动，意味着商界面对着多重政治；商界的政治参与不再仅仅反映香港资本家的经济利益，同时亦事关他们在中国大陆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因此，许多人已经准备好，通过紧密追随北京的政策来担任新君的政治买办。这与殖民地时期之初本地商人扮演的角色是相似的。
因此，构筑殖民地管治基础的旧式政商联盟已经衰落。要满足新竞争者和新竞赛，就必须创造出新的权力技术。再加上，就连政坛的边界也都已经变了。在当代香港，表面上非政治的事也变得政治化。香港特区的商业和政治也因此必须被重新认识。
政治再定义
随着商界不再只盯着利润，而商界精英也不再只头戴一顶帽子，他们的政治触角也伸得更远更宽。传统政治机构，例如立法会和行政会议，对于他们来说太过有限。许多人通过将经济权力转化为政治杠杆，已经进入了新的竞争场域。从这个角度看，现有的学术研究落后于现实发展，因为前者继续聚焦于商界对于传统政治机构的控制。
殖民地时期，主要的政治机构包括立法局、行政局，以及奉行咨询管治的殖民地政府建立的繁复精细的咨询机构体系。对于殖民地时期商界影响力的分享主要集中于这些机构的人员构成上。立法局和行政局的成员构成了一个“相当紧密的团体”，直接代表着大商家和银行业、工业家和雇主的利益。有学者追踪机构成员的交叠发现，法定机构被少数商界精英控制，后者是“最富有的、最老牌的、最包罗万象的，而且他们在香港拥有的资产超过其他任何同类团体”。在“行政吸纳政治”的过程中，现有的或新兴的精英被纳入政府主导的咨询体系，推动政策决定合法化。
最近的一些研究继续沿着这一路线前进，描画出多个政府委员会和法定机构的商界成员。不过，商界在香港特区官方机构中的参与只是当今商界政治参与的一小部分。自迈向九七以来，政治机构已有大幅增加。回归前夕，为了与殖民地政府争取精英的支持，北京让许多商界和社会精英加入了它的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特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特区筹委会，以及让他们担任香港事务顾问、地区事务顾问等等。回归之后，特区之外的新的政治机构也成立了，或开始允许商界精英和北京的支持者加入，包括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地方人大和政协等等。
除此以外，商界精英也积极地设立新的公民组织，包括政党，比如自由党、经民联和新民党。与在各行各业长期存在的传统商会不同，这些公民组织中许多并非以商业为导向，也不代表行业利益。它们是社会性联会、宗亲会、联谊会或者慈善会。一个好例子是香港东莞社团总会，该会2014年由陈永棋创立。陈永棋是长江制衣集团的董事总经理、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的永远荣誉主席、亚视的前首席执行官、全国政协常委。陈永棋还是香港广东社团总会的主席。相似的组织，比如香港清远社团总会和香港佛山社团总会，也大致如此。他们与驻港中联办和中共统战部关系密切，帮忙推广国家政策、培育社会支持，并在活动、竞选和民众动员中担任政治掮客。
另一个商界抓住的新竞技场就是智库。在新成立的智库中，最瞩目的是团结香港基金会。该基金会由前特首董建华牵头。董建华的人生经历恰恰反映了商界在香港政治中谱系。董建华生于富裕商人家庭，继承了船务帝国东方海外货柜航运公司，并在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任内成为了行政局成员。尽管从政经验和公共服务经验有限，董建华在特首竞选中获得了压倒性胜利，这有赖于中央政府和选举委员会中亲北京大商家的支持。2005年董建华辞职，并成为全国政协副主席。2014年，他创立团结香港基金会，一同上船的还有香港商业巨头，如冯国经（利丰集团）、郑家纯（新世界发展）、陈启宗（恒隆集团）、何超琼（信德集团）、李家杰（恒基兆业地产）、郭炳联（新鸿基地产）、罗康瑞（瑞安集团）、吕耀东（银河娱乐）、王冬胜（汇丰银行）、林建岳（丽新集团）、李泽楷（盈科拓展）、彭耀佳（怡和控股）、霍启刚（霍英东集团）和黄志祥（信和集团）。有趣的是，队伍中还包括来自大陆的企业集团或混合型企业的高层，包括赵令欢（联想集团）、张茵（玖龙纸业）、张磊（高瓴资本）、陈经纬（经纬集团）和许荣茂（世茂集团）。基金会与中联办在执行多项任务中关系密切，其担当的角色包括政策智库、资金来源、人脉平台、与北京沟通的渠道，乃至竞选工程机器。
到目前为止，商业集团参与的最具争议性政治活动就是对传媒的控制。除了数码媒体之外，当代香港几乎所有传统媒体，包括电视、电台、报纸和杂志，都已被商业集团收入囊中。他们可以通过砸钱收购让不友善的报导从此噤声。讽刺的是，不在此列的是两家老牌亲北京报纸，大公报和文汇报。这两家报纸都为国家所有，由中联办直接监督。通过控制大众传媒，这些商业集团试图塑造公共意见和影响公共话语。这让他们找到了参与政治的新方法，将经济力量转化为话语杠杆。
总而言之，这些商业主导的新领域反映了政坛边界的变化。与殖民地时期不同，九七后的政治不只是关乎政策争议。商界参与政治也不只是为了寻租和利益最大化。目标、行动者、竞争场域和竞赛规则都发生了剧烈变化。只不过，政治实力对于商界精英是一把双刃剑。商界对本地政治的介入，可能符合北京的政治利益多于本地精英的直接经济利益。商界精英调控他们的政治忠诚、公共影响和经济利益的同时，也面对着越来越微妙的处境。无论是否喜欢，他们都要通过市场影响力和国家认同来展现他们的政治“义务”。和殖民地时期不同，从政治生活中抽身，会给他们的生意带来经济上的后果。
结论
追溯政商谱系，让我们看见香港商业势力在不同时期的面貌。虽然商界在香港享有无出其右的政治影响力是不争的事实，但这种导控力量并非单向或静态的。商业及商界的多面角色，诸如资本、行业利益、企业实体、行会成员、关系网络等，展现着因应不同历史时期变化的经济和政治理性。因此，商界利益不可被视作眼前所见即理所当然。点算管治机关中商界控制的席位，或描画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网，最多也只能展现部分的商界影响力。
一旦我们看到商业作为历史参与者的多变，殖民地时代的旧政商联盟为何停止运转、九七后的香港为何难以形成新的联盟，就显而易见。虽然殖民地政府成功地通过结盟关系将商业利益铸成一种社团主义秩序，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商业的急剧转型，却让这种权力技术变得陈腐落后。大企业群的集团化和碎片化，加上混合型商业的出现，已改变了商业参与的性质，新的理性逻辑也因此出现。伴随这个新的不确定时代而来的，还有陆港政治边界的交错、对政治和公共争议的再定义。
和殖民地时代不同，商业精英们现在面对多重政治博弈。过去，商业的目的相对直白，即追求利益和市场占有率的最大化，而现在，商业精英在做投资决策和选择政治立场时，有如走钢索。他们努力摸索，以期找到在做商业决定时，尽可能满足政治盘算。北京和香港特区政府亦然，努力寻找新的权力技术以仲裁社会矛盾和满足彼此竞争的诉求。对于双方来说，新的管治形式仍然有待发掘。
（吴德荣，澳门大学政治学教授）
【编者按】：文章标题为编辑所拟，中文版原题为《吴德荣：商业和政治在香港的谱学》。因排版关系，文章注释未一一列明，详见英文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