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年改时代台湾人才危机：基层教师能安心作育英才吗？
「2017年上路的教师年金制度，让校园里不少资深老师与新进教师都心事重重、士气低落，将眼光放远来看，这恐将让台湾的“人才荒”更加严峻......」
特约撰稿人 游婉琪、胡清雅 发自台北
2017年12月17日，军公教团体再次因为年金改革议题走上街头游行。这场堪称“2017年最后一场反年改抗争”的行动，并未吸引太多市民注目，毕竟这一年来，为了军公教年金改革议题，许多一生从未上街抗议的退休公职，在街头与警察冲突、追著总统蔡英文贴身陈情，甚至不惜阻挡世界大学运动会的选手进场，早已引来各式激烈的辩论与批评，到了年底，多数人对此议题早已疲乏，没有太大的讨论兴致。
另一方面，作为台湾经济发展基石的教育体制，在2017年走上了关键十字路口，让人才问题看来难见好转。牛津经济研究院在2012年发布的调查中曾预估，到2021年，台湾将面临全球最严峻的人才失衡。产业转型升级迟滞，难以提供专业人才所需要的薪资水平与竞争平台，让知识技术与创新能力开始丧失了源头活水，将会是恶性循环的起点。
在此时上路的年金改革，虽然试图平衡社会资源分配，却可能意外地让人才危机雪上加霜：因为“被年改”的群体中，包含教师。十万余小学、中学、大学教师深受冲击。许多资深老师为了多存老本、补足退休后财务缺口，选择延后退休；许多等待“转正”的非正式教师，眼见取得正式资格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有人选择坚持等待，有人选择认输改行。台湾的教育现场，总体士气低落。而他们正培养的，是目前仍在中、小学的“00后”与“10后”。三十年后的人才危机，会否由此埋下不利的种子？端传媒今、明两日推出台湾年度专题，仔细检视年改问题喧腾的背后，“动摇国本”的台湾人才缺口问题。
代理代课教师“扛屎缺” 打击教学士气
早晨七点多，秋阳探头，台北仍在半梦半醒之际，蒋文衡已走下楼梯，关上租屋处的大门。他走到巷口的超商买了一个三明治，边撕开包装，边走向公车站。他今年29岁，自研究所毕业后，已在台北市某高中做了两年的代理老师，教的是“公民教育”。
当八点十分的钟声响起，蒋文衡已备好上课所需，踏入今天的第一个课堂。每个星期，他要给两个年级、四个班级上17堂这样的公民课，还要带一个导师班，最多的时候一天排满5堂课。
“对于自己有兴趣的领域，有些学生是会花很多时间去理解的，当谈到这方面的话题时，他们常常会想要问我提供更深入的观点，有时候发生一些有争议的时事或新闻，他们也会要你表达意见”，对蒋文衡来说，“公民课”并不只是拿课本就能上课，而必须成为一个“万事通”，随时掌握最新时事动态、培养自己看待事情的角度，“作人老师嘛，不能只把它当一份工作”。
然而这就意味著彻底的忙碌。排课最满的一天里，蒋文衡下午上满三堂课，一堂课90分钟，中堂休息20分钟，直到下午五点下课。之后，蒋文衡必须再花时间处理课务相关杂事，直到五点半至六点，甚至更晚下班，一天的工作时数，是扎扎实实的十到十二小时。
如此沉重的工作负担，蒋文衡却处于长期不稳定就业的状态中。相较于正式老师可终身续聘，同样是招考入校的代理老师，最多却只能续聘三年，三年后必须重新招聘。而在代理老师之外，还有兼任的代课老师，他们领时薪、无年资、无加给，聘期不定，全看当初校方如何约定，无论口头或书面。在考上代理老师之前，蒋文衡已经做了四年的代课老师、跑了五间学校。
蒋文衡的状态，并非特例。在台湾的教育现场，因为教育经费短绌，有高达12%的教师员额，是以“一年一聘”的代理教师，甚至是“钟点计费”的代课教师来担当教学大任。这些代理、代课教师当中，绝大部分是通过正式师资培训，怀抱“教师梦”，等待学校开出正式工作岗位的年轻热血教师。
毕业于某教育大学、三十多岁的教师李妍君，因为喜欢与小孩子互动，毕业后回到家乡，在宜兰的国小担任代理老师。不料，三年还不到，这份工作便已经将她为人师的热诚消磨殆尽。身为一名代理老师，她说，内心最大的徬徨是“永远不知道下一年自己还能不能在这间学校”。
除了聘期不稳、收入低以外，李妍君表示，在校园里头，无论是代理老师或代课老师，往往是说话最没有份量、无法投票参与决策，却也肩负杂事最多，最常被交办工作的一群人。她回忆，当时每逢学校假日要办活动、开学时要做教室布置，大多是落在代理、代课老师身上，让代理老师除了平常工时长，连假日也碍于人情压力得去学校。
而这类指派工作浅规则，看的往往不是个别老师的专长，而是只要身分是校园里头的“过客”，就很容易落入“屎缺”。如李妍君认识一位同业，专长明明是体育，但因为是代理老师，被校长指派负责教小朋友画壁画。即使这位老师对美术一窍不通，却担心无法续聘，也只能硬著头皮上阵。她还听闻有学校只要出现学生特别难搞的“后母班”，当正式老师不愿负责，就会请代理老师接手。
李妍君认为，代理代课制度不仅扼杀的年轻老师的热忱，老师频频更换，对学生而言更不是好事。她进一步解释，通常一名老师接任一个班级，都需要几个月的适应期，了解个别学生家庭背景与学习状况。同时学生也得花时间适应不同老师的领导风格与教学方式。如果老师半年就换一次，等于才刚适应没多久又得重新归零。
青年教师就业不稳、资深教师养老不稳
青年教师身陷“不稳定就业”困境，无法专心教学。但对于即将退休的资深教师而言，令人烦恼的是“不确定养老”，虽然两者状态相异，却也是受年金改革所累、必须分神思考“后年改时代”该何去何从的的群体。
前金门大学校长李金振，自幼生长在战地古宁头。卸下校长职位后，他持续在金门大学任教。年资高达40年的他，直到今年2月才申请退休。
选在年金改革上路前后退休，其实不在李金振的生涯规划里头。他坦承，起初自己并不那么关心年改，当了一辈子的“军公教”，走过两岸关系紧张与早年物资缺乏年代，只要是配合国家政策，李金振一项秉持著“政府说该怎么样，那就怎么样”的顺从心态面对。
直到提出退休申请后，人事室告知他年改可能带来的影响，李金振这才惊讶发现：一个影响军公教人员退休保障甚钜、涉及人数也不少的年金改革方案，程序竟如此粗糙，受影响的当事人，似乎也缺乏反映意见的管道、没有抵抗的力量。
一个新世代的台湾学生，如果运气稍差，很有可能从六岁进入小学、乃至二十二岁离开大学，面对的都是无法完全专注教学、担心生活无著的老师。这对台湾未来的人才养成，无疑是重大的危机。
与中小学教师薪资结构相比，大学教授收入包含本薪与研究费，其中本薪所占比例较低、研究费比例较高。但因退休金的计算是以本薪作为基数，让一名任教30年退休的大学教授，退休金可能会从每年领9万多变成剩下6万多，退休金“被砍”的幅度，甚至比中小学教师还高。
年资40年的李金振粗估，年改上路后他的每月退休金至少短少约5万5000元。但他表示，包括自己在内的很多大学教授，并非真的因为退休金短少而不满，令他们难以接受的是整个决策过程缺乏沟通与尊重。李金振说，尽管政府宣称举办多场座谈会，但在未有共识的情况下，草案就轻率地送入立法院三读通过，这种任凭政府宰割的感觉，才让教师抗争不断，甚至让军公教连想要共体时艰的情操都消失殆尽。
他也补充，受到这几年经济不景气、劳工薪资待遇差影响，台湾公务员看似吃香喝辣高收入，实际上却长达十几年未曾调薪，与其它国家公务员薪酬体系相比更是相形见绌。
从台湾的小学、中学到大学，肩负教育大任的老师，许多人处于这样的“不稳定就业”与“不确定养老”中。年轻教师最大的期盼，就是等到“老老师”退休，空出正式员额，好让自己端上铁饭碗，安心备课教学，但这样的期盼，在年金改革之后，也越来越遥远：因为“老老师”担心自己养老无著，不愿退休，许多人表示，“以为会有一定的退休金，储蓄不够多，现在计划整个被打乱，我除了不退、做到65岁，没有别的选择！”
教育现场士气低落，从中小学老师到大学教授都出现惶恐不安的声音，这意味著：一个新世代的台湾学生，如果运气稍差，很有可能从六岁进入小学、乃至二十二岁离开大学，面对的都是无法完全专注教学、担心生活无著的老师。这对台湾未来的人才养成，无疑是重大的危机。
年金改革造成世代对立，和政策不区分新旧制有关？
这个让各级教师都不甚满意的年金改革方案，究竟长什么样子？在原本的制度下，教师的年金是本薪的12%，由老师个人提拨0.35%、政府提拨0.65%。年改上路，年金占本薪的比例提高到18%，等于一名老师原本每个月薪水会被扣3000到5000元，改完后增加成4000到8000元。若以政府提出的破产年限估算，保守来看，目前40岁以下的老师，有可能发生每个月提拨4000到8000元，退休后却领不到钱的窘境。
面对年改后的职场新局，不只年轻的代理老师徬徨犹豫，中层教师也同样不安。在台北市大湖国小任教二十多年的袁筱梅，因为父亲担任老师，亦立志继承父亲春风化雨的职志，在旧制联考时代，她认真苦读，以高分录取师院公费生，自22岁任教至今。袁筱梅的生活，说来与绝大多数教师无异，单纯而少问世事，每天忙著教育学生与照顾家庭。年金改革方案推出后，眼见自己生活将受到重大影响，她开始认真查资料、翻法条，试图厘清年金改革争议。
袁筱梅如数家珍地解释，目前现职老师是以民国85年为分界，分成新制、旧制两大类。所谓的旧制就是俗称的“18%”，几乎都老早已经退休。而目前教育现场中，新制教师所占比例高达九成。另外还有一类老师属于“跨新旧制”。举例来说，一名从民国80年开始任教的老师，年资会有5年旧制加上其余新制，因此前五年的年资就可享18%存款利率优惠。
何谓18%？
袁筱梅分析，当年“18%”制度的产生，可说是一种“恩给制”，也可说是“薪资延迟给付”概念，“讲白话一点，就是当年政府无力按月付给老师合理薪水，因此承诺当老师们退休后，可以享有定存18%优惠利率作为补偿。”随著时代更迭，新制教师的薪资现在已符合一般大学生行情，因此才取消18%，将“恩给制”改为“储金制”，让新制教师自行缴交部分退休金，存入退抚基金中。
然而，袁筱梅认为，蔡政府在推动年改时，没有区分新、旧制，混在一起处理，让年轻老师误以为老老师领太多钱，以致年轻老师有可能领不到退休金，等于变相抹黑这群跨新、旧制的老老师，造成新、旧世代对立。也正是因为如此，年金改革引发的街头抗议，一波接著一波，不但让台北三不五时就必须封街改道，甚至险些让世界大学运动会开幕式无法顺利举行。
教师年金问题，牵动教育百年基业
全教总理事长张旭政也是国小老师。今年49岁的他，原本打算明年届满50岁时退休领月退。他估算，在年金改革前，原本每月薪水7万元的他，一个月退休金可领7万4000元。然而年改之后，假若他明年退休，一个月便领6万5000元，逐年调降到十年后，只剩下月领5万元。
过去，由于退休之后领得比在职薪水还高，大部份老师都会“时间到了就退”；现在，年金改革后，人人都想继续教到65岁。这让年轻代理老师更加绝望，不少人私下议论，“等不到这些老一代的退休，要不干脆改行算了？”基层教育现场，士气普遍低落，不少人甚至已经无心教学，准备改行。
这不是退休金第一次牵动中小学的师生教学气氛。在年改施行的传闻沸沸汤汤的2015年，国民教育一线老师们就已经兴起一波抢退潮。面对少子化浪潮，教育部与校方顺著退休潮施行“多退少补”，亦即“鼓励退休，但不补新进，改以聘用代理或兼课教师”，这是代理教师、兼任教师人数增多的背景。然而这股退休潮在新政府确立了年改方针之后，又被“延退潮”取而代之。这代表著，年改的关键问题并不在于老师们在意愿上的接受与否，而是改革之后，会让他们为了拿较高的退休金而延迟退休。
“老老师退不去、新老师进不来”，形成了教育现场新陈代谢不良的恶性循环，也让国、高中教育现场出现难题。青春叛逆期的学生，呛骂老师、肢体冲突等事件三不五时便发生，而中小学老师一天上课八小时，下课后还要花时间备课，若年纪太大，体力难以负担。袁筱梅说，老老师虽然有经验，但体力毕竟不如年轻人，加上和学生间代沟严重，并不符合家长期待。
把时间花在学生身上，或自己的前途上？
作为代理教师，到底要把时间花在学生身上、还是花在自己的前途上？反过来说，考上的人难道都是那些很会读书考试、做备审资料，但真正花时间为学生付出、认真的老师却被刷掉？
然而，在当前的台湾教育现场，即便应该“有体力”与中学生周旋的年轻老师，恐怕有许多人也已为成为正式老师而筋疲力竭。代理教师每年暑假都会报考教甄，每年平均约花费一到三万不等的费用报名，这对低薪的青年教师来说，不啻是沉重的经济压力。而代理教师每天除了努力备课、批改作业、认真与学生互动外，为了考试，夜晚或周末还要苦读自修，万一没考上，工作就没著落。
“这实在是分身乏术。作为代理教师，到底要把时间花在学生身上、还是花在自己的前途上？反过来说，考上的人难道都是那些很会读书考试、做备审资料，但真正花时间为学生付出、认真的老师却被刷掉？”张颖萱的直白，道出了代理老师的无奈。以今年为例，公立高中开出一个缺，报考人数就涌入130人，其中却仅一人能成为正式老师。
张旭政预言，年改实施后，未来几年中小学几乎不再可能出现缺额，进而造成有志于投身教育的青年打退堂鼓，不仅相关师培机构招生难，未来师资品质更让人担心，“可以想见，中小学教育会有一段师培空窗期，台湾师资会出现断层，情况至少会延续十年左右”。
他表示，对于代课老师而言，工作处于不安定状态，今年教完明年不知道有没有工作。假如有幸被聘为正式教师，接下来几年又可能面临超额资遣问题。建议未来在教师任务调整上，可以利用政策引导，让资深老师授课节数减少，转型成为辅导新进教师工作，借此增加缺额与节数，给年轻老师留口饭吃。
对此，教育部师培司司长郑渊全表示，培育一名教师，平均需要至少五年时间，目前台湾的教师储备量是足够的，但考量许多储备教师毕业后几年，受限于大环境或个人因素决定转行不当老师，再加上各大学相关科技招生问题，教育部不可能中断师资培育脚步。
然而他也坦承，目前教育部核定一年幼教招生员额约1000名、小学约2000名，中学则有4000名。以教师资格考试通过率约5成多估算，中学部分确实培育过多师资，后续教育部也会与各师培大学好好讨论，缩减中学阶段师培名额，但不会让台湾师资出现断层。
一位不愿具名的教育部资深官员表示，《师资培育法》自从1994年修正后，师资培育开始以“自费为主、公费为辅”，主要集中在偏远地区、原住民乡镇与离岛，一年约有300多名左右。由于公费生的运作方式是“先有需求才开缺”，因此假若地方县市政府与国教署高中职没有缺额，未来三五年内很有可能不会出现公费生。张旭政对此表示忧心，他认为，每个行业都需要优秀人才作为骨干，公费培育制度必须保持，才能吸引优秀人才进入教师职业，也许可以促进新进教师进入校园。
但是，资深官员对此深具信心，认为这个问题不会发生。因为公费有就业保障，录用学生通常成绩必须非常优秀，按未来政策方向而言，公费生制度不仅不会就此消失。该名官员更乐观预言，随著台湾交通便捷、偏乡生活机能提升，当偏乡越来越不偏，老师们愿意落地生根的机会也会越来越高。然而，这样的想法是否过度乐观，谁也说不准。
郑渊全则认为，偏乡地区的师资稳定必须与都市有不同思考方式。偏乡之所以缺老师，主要关键在于县市政府因为担心超额并校而不敢开出正式缺。《偏远地区学校教育发展条例》除了考虑延长公费生服务年限外，也考虑让偏乡代课老师不必每年重新招考，应改以“三年一聘”的制度，稳定偏乡师资，防止频繁流动。
“还是希望能当一个好老师”
年金什么的，只要符合分配正义，我其实不太在乎未来被砍掉一些。就算（年金）被砍吧，当老师仍是我觉得最适合、最想做，也最符合我的信仰的工作。
处理完课堂以外的杂务，窗外已是黄昏，盏盏街灯疲倦地缀著临暗的台北。蒋文衡背著包包，站在川流马路边等公车。为了省房租，蒋文衡居住在离学校约45分钟车程的新北市。今晚，他将如常外食打发掉晚餐，再回到住所。“现在的薪资勉强还可以在台北县市生活啦。而且，节省一点的话，扣掉房租和其他生活花费，我每个月还能存个五千到一万，还不错吧！”蒋文衡苦中作乐，不忘说笑话给自己打气。
“就算年改砍了我们未来的退休金吧，我为了老师这个志业，已经投入好多年的努力，若要放弃，我也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了。总还是希望能当一个好老师吧。”当张颖萱被问到同样的问题时，怀有15周身孕的她也是这么回答：“年金什么的，只要符合分配正义，我其实不太在乎未来被砍掉一些。就算（年金）被砍吧，当老师仍是我觉得最适合、最想做，也最符合我的信仰的工作。”
在日渐恶劣的环境中，仍满怀“作育英才”的热忱与拼劲，如蒋文衡、张颍萱这样的基层教师，曾是台湾社会的基石，也是战后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条件。教师年金改革固然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难题，却未仔细关照改革衍生的各种连锁效应，让年轻的教育工作者没有安全感、难以完全专注于日常教学工作，或将大规模影响“00后”乃至“10后”学生的教育品质。虽然“受教品质”难以量化，但老师们对生计、养老问题的忧虑，或许将为二、三十年后的台湾人才问题，带来全面性不利的影响，无疑将是台湾政府解决棘手的年金改革之后，下一个必须面对的艰巨考验。
（蒋文衡、张颍萱、李妍君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