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次选举对民主派最大的警号,其实是民建联主席李慧琼所说的,建制派“跨党派选举工程”的成功。」

香港民主派在补选中不光是输了立法会两席,而是整个选战反映阵营内的政党组成、动员能力和选战组织,面对对手的日益强大,和民众的反抗意志消沉和参与低潮,民主派未来道路甚是艰难。
香港民主派在补选中不光是输了立法会两席,而是整个选战反映阵营内的政党组成、动员能力和选战组织,面对对手的日益强大,和民众的反抗意志消沉和参与低潮,民主派未来道路甚是艰难。摄:林振东/端传媒

“311补选”是香港民主派的重大政治挫败。不光是输了立法会两席,也不光是输掉反DQ(Disqualify)的政治话语权,而是整个选战反映阵营内的政党组成、动员能力和选战组织,面对对手的日益强大,和民众的反抗意志消沉和参与低潮,民主派未来道路甚是艰难。

有问题的分析起点

补选一个星期后,分析已有不少,不少焦点放在姚松炎的败选及其“失票”,以至民协有多大责任的问题。研究方法往往是比较2016年九龙西区(九西)民主派加本土派的得票,与今次姚松炎得票的差距。

这个做法有个根本的问题:它假设了当年九西的七张名单得票是民主派的基本票源,民主派候选人应该要拿到。可是,当年九西的159998票,是包括了民主党、民协、毛孟静、刘小丽、社民连、黄毓民、游蕙祯七张名单的总得票。在香港政坛上,现在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同时得到游蕙祯、民协、民主党和黄毓民的支持者支持的。假定2016年的57%票是民主派候选人基本盘,其实并不合理。

这做法还有另一个假设,就是[比例代表制][1]和补选的单议席单票制下,选民的投票标准和行为是类似的。这明显也是有问题的。单议席下,选民会较集中候选人个人,以及用两个竞争者直接比较。比例代表制下,候选人名单间的竞争是多维度的,某名单的失票往往不会直接失给主要竞争对手,对胜算影响较少;单议席的议题设定却往往可能较单一,选票此消彼长,而单议席选举最重要应该是中间游离票源,本来就应该是选举常识了。

建制跨党派选举工程的成功

选举制度模塑政党制度。香港的选举制度实行比例代表制已经20年,政党组成和运作都是迎合这制度特色而产生变化的。对民主派来说,此制度在这20年来带来政党碎片化,衍生激进政党,而不同政党会在政治版图中各自找寻位置以稳定票源,但这过程通常要强调自己和阵营内其他政党的不同和相对优势,才可以突出自己。于是本土派会攻击泛民、范国威年前大力攻击民主党后又要以“务实本土”和本土派划界,都种下不同党派选民互不支持的祸根。

今次选举对民主派最大的警号,其实是民建联主席李慧琼所说的,建制派「跨党派选举工程」的成功。如港岛区陈家珮以新民党身份参选,选举经理可以是工联会的曾向群,街头拉票的可以是福建社团联会的基层群众。
今次选举对民主派最大的警号,其实是民建联主席李慧琼所说的,建制派「跨党派选举工程」的成功。如港岛区陈家珮以新民党身份参选,选举经理可以是工联会的曾向群,街头拉票的可以是福建社团联会的基层群众。摄:陈朗熹/端传媒

今次选举对民主派最大的警号,其实是民建联主席李慧琼所说的,建制派“跨党派选举工程”的成功。三个选区三个不同党派背景的建制候选人,补选时却大致可以集合建制派不同组织的力量,“过票”很成功。正如港岛区陈家珮以新民党身份参选,选举经理可以是工联会的曾向群,街头拉票的可以是福建社团联会的基层群众。反观民主派三人的选举工程,基本上都只是候选人所属的派别主导,而没有真正的整合阵营内的组织力量。

以前我们看到建制派成功统合力量,主要见于配票工程,但其实他们一直在区议会补选中占优,因为可在小选区集中动员。这种资源和组织优势,在今次立法会单议席补选中表露无遗。

在比例代表制下,民主派的多党派有时可以互补,因为各有所长,在抢夺游离票源时可以抢多点。例如一批九西的非政治意识形态基层选民,可能会在民协、民建联、民主党、社民连之间选择,大家各分一部分票,结果民主派(正因为碎片化)拿到的可能比建制派多,但放姚松炎下去,单对单之下,便变成输票给民建联。2016年九西民主派拿了57.4%对建制派的37%,但这是七张名单对两张名单竞争的结果,单对单竞争中间游离票源,民主派不见得有优势。

从这个角度看,民主派要在这层面和建制派抗衡,合逻辑的进路是走向政党整合,但现况看来甚为困难:2016年泛民+本土一共派出35张主要名单,包括至少九个政团,不知该如何整合。多年来积累的嫌隙,加上比例代表制下的竞争模式才是常态,补选只是间中出现(将来可能不是),民主派迈向政党整合的阻碍重重。

不要忘记阶级分析

分析单议席选举,最重要的可能不是和上次比例代表制的阵营得票差距,因为那些票从来都不真正属于你的。分析可能应该从哪些分区赢、哪些分区输,哪些分区得票高于平均开始。

看一次三区所有的票站的得票数字,结论很明显,民主派三个候选人的得票有很明显的阶层性。最明显大幅获胜的是中产屋苑选区,豪宅区通常输,而公屋基层选区如果没有较好的桩脚,正常也是会吃亏。

过往民主派相信选战要尽量政治化,令更多选民用政治标准投票,从补选看来,这个策略也是要“因地制宜”的。图为选举日,候选人区诺轩在康怡康山地区的拉票活动。
过往民主派相信选战要尽量政治化,令更多选民用政治标准投票,从补选看来,这个策略也是要“因地制宜”的。图为选举日,候选人区诺轩在康怡康山地区的拉票活动。摄:Stanley Leung/端传媒

以区诺轩为例,他胜幅最大的站是置富(近20%),其余多于10%的包括太古城、鲤景湾、杏花邨、康怡康山、南丰、炮台山,和自己服务的选区利东。湾仔整体输100票,输的是渣甸山、乐活、司徒拔道等富人区和励德邨(公屋)。中西区差不多站站赢,连叶国谦的老巢观龙也赢9票,但山顶两站却大输。公屋区互有胜负,但港岛区公屋人口偏少,并不致命。

姚松炎赢较多的站只有美孚、奥运、富荣、黄埔、荔枝角、嘉道理和宋皇台、旺角东南、差不多都是中产区域。公屋一般都输,只是部分民协的强区会输得较少,但西九豪宅、又一邨等同样是输票的。

范国威对邓家彪胜幅最高的是第一城(30%),一些将军澳的私楼区超过25%,大埔中和富善邨两区(新同盟区议员)赢约20%,输较多的主要是乡村区和部分公屋区。

这个结果不难解读。民主派三人打的反DQ议题,在中产选民中可算是成功的,因为不少区议员是建制派的中产区,民主派都可以明显获胜。自雨伞运动后,选举数字明显反映民主派似乎已丧失了上等阶层的支持。单打DQ议题在基层区域是没有优势的,赢输视乎当区地区服务和桩脚的效应了。过往民主派相信选战要尽量政治化,令更多选民用政治标准投票,从补选看来,这个策略也是要“因地制宜”的。

新东方国珊的故事

似乎不多人分析新界东的数字,但新东的数字是有很大启示的,因为新东有方国珊。

九西和港岛现实上都是单对单的选战,只有新东有个有实力的中间派,可以“左右大局”。方国珊的有趣之处,当然是她有选2016年新东补选,而她今次比当年多了三万多票。

2016年新东补选在旺角事件后,激化的政治气氛和“反拉布”的争论,将部分保守票源推向周浩鼎,今年气氛稍缓和,这些票便回流给方国珊。
2016年新东补选在旺角事件后,激化的政治气氛和“反拉布”的争论,将部分保守票源推向周浩鼎,今年气氛稍缓和,这些票便回流给方国珊。摄:林振东/端传媒

邓家彪拿的票实数和2016年同是建制派的周浩鼎相若,得票率还高了2%,但比较邓、周的得票分布,有一些有趣的发现:邓在北区、大埔和沙田的得票实数都有轻微增长,但西贡区却跌了3000票。第一个猜想自然是因为范国威是将军澳“地胆”,但其实范国威在西贡区只比杨岳桥多了6000票,反而方国珊在西贡区增长超过11000 票。另一发现是周浩鼎得票相对平均,大输给杨岳桥的站不多,输超过20%的只有三个站(维景、第一城和沙田市中心),但今届却达20个,不少是因为邓家彪站得票率跌至25至30%,而维景更低过两成。

这个数据的简单推论,是邓家彪在不少区争取不到很多中间票源,或者说中间偏保守的选民有不少投了方国珊。我在分析2016年新东补选时,曾指出方国珊应该流失了不少个人选票给周浩鼎。2016年新东补选在旺角事件后,激化的政治气氛和“反拉布”的争论,将部分保守票源推向周浩鼎,今年气氛稍缓和,这些票便回流给方国珊。

这个现象的启示是,多元化竞争以及“第三势力”可带来的选票拉扯影响。我们一直看的比例代表制选举,往往是建制派名单占少数、有近半是民主派名单,也有不少中间和独立名单的(于是建制派成功统合压缩名单,其实不利吸引游离票)。民主派名单偏多和有其他选择,是会扯散了游离选票和非政治票源的,但在单对单选战(如新东及港岛),政治票源大约固定下,建制派的统合力量和动员能力在争取中间和游离票源方面会有优势。如果不是方国珊拿走了15.7%,新东选情可以是很不相同的。

(马岳,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研究选举及民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