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宝强：从全球脉络看香港补选──直面新时代，告别旧检讨
「如果泛民的大量失票，意味着愈来愈多的民主运动（潜在）支持者，不再关心立会议席的得失，甚至不再在意民主政制，那么把检讨的焦点投放于选举策略，以选战成败作衡量准则，是否有点错置？」
许宝强
刚过去的香港立法会四席补选，泛民主派输了一半。受制于功能团体选举的局限，舆论似乎较谅解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境界一席的败阵；但未能重夺同样因释法而失去的九龙西选区直选议员席位，则成为了选后检讨甚至批评的焦点。
归咎选举工程形式，错置焦点
选举失利，自然应“查找不足”，重新学习。然而，纸媒和网上的检讨内容和方向，大部分侧重于选举策略的反思：从横额的设计与落区“洗楼”（挨门逐户拜访）的频率，到协调不同泛民政党和“地区工作”不足，以至“中产式”选举工程 v.s. “基层的”需要之间的矛盾等等。
这些选举策略和形式的回顾，建基的是一种判别民主运动成败的准则：输掉民选议席代表民运的失利，检讨是为了找出败因，以便于下次选举中重夺议席。不过，如果泛民的大量失票，意味着愈来愈多的民主运动（潜在）支持者，不再关心立会议席的得失，甚至不再在意民主政制，那么把检讨的焦点投放于选举策略，以选战成败作衡量准则，是否有点错置？
依据政治学者蔡子强的计算，相对于上一次立法会选举，泛民于三个直选选区的失票率，都远较对手为高。长期扎根地区、相对接近传统泛民的范国威的失票率，比“空降”九龙西区参选的姚松炎更为严重，说明了归咎选举工程形式或“地区工作”不足等赛后检讨，并没有掌握重点。从是次立法会补选的结果回看，泛民尽管失票远高于对家，但每区仍有超过十万的支持者。这些数以十万计的“基本盘”，邀请我们思考如下的问题：
在极权临近、世道崩坏、前景堪虞的境况下，支撑这批为数不少的选民投票的，是对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的执著？还是理性甚至带点功利的政治分析和计算？又或是建基于一种恐惧（中共）、焦虑未来的集体情绪？他们当中，多少人会在意选举横额的设计、洗楼街站的多寡？会重视所谓的“地区工作”？倘若真的在意和重视，具体的形式和内容又是什么？能说明“新”的（如姚松炎）选举策略失败吗？或印证了“旧”的方法（如范国威）成功？而没有出来投票，又或票投建制的，多少是由于泛民选举工程的“失误”？又或建制论述的“成功”？还是因为全球局势、中港政治的巨变，包括政权偏帮（如取消候选人资格）及经济资源悬殊，令选举游戏变得愈来愈不公平，再加上一些偶发的因素（例如九龙西plan B的争论及继后的情感政治）而导致？在这样的社会脉络中，选战的胜负，真的应该及可以由参选团队完全负责吗？民主运动的成败，能够完全依据议会席位的得失来计算？
忽略这些根本问题的选后评估，不仅焦点错置，更因快速地锁定了既有的陈腔滥调答案，阻碍我们认真思考，甚至无法提出一些更值得深思的问题：选民的放弃投票，向泛民诉说着什么？而投了票支持或反对泛民的选民，又表达了哪些政治信息？换句话说，民众，包括“中产”与“基层”、“黄丝”和“蓝丝”（泛民和建制支持者）、“左翼”及“本土”，他们的投票或不投票的决定，反映了怎样的集体情感和认知？展示了什么政治取态？
恐惧、焦虑、虚无、妒恨的情感政治
要有意义地分析及回答上述的根本问题，自然需要全面而系统的硏究，这里只尝试提出一些初步的观察，以作为日后的研究猜想。
学者齐泽克最近的一篇文章指出，在今天，不论是来自左翼或右翼的政治能量，主要是建基在一种源于恐惧的政治（politics of fear）。在欧美的社会脉络中，这种“恐惧的政治”具体呈现为右翼的排拒移民或惧怕女性主义，以及左翼对极端民粹主义的担忧。而在香港，恐惧政治则见诸政权建制所最高举的反港独、求安定、怕争吵，又或泛民对极权，以及本土对“强国”临近的忧虑。
然而，除了基于“恐惧的政治”外，还存在另一种相近的集体情绪，或可称之为“焦虑的政治”（politics of anxiety）。恐惧往往针对特定的对象（或其临近），因此“恐惧的政治”指向的，是尝试消灭引起恐惧的源头，从而产生各种拒外排他的思想和行动，甚至诱发集体的妒恨（ressentiment），也就是一种揉合无力感、嫉妒与怨恨的情感状态，从而衍生各式针对特定对象的报复践行。
至于焦虑，则源自对自我身份的怀疑甚至否定，对无法达致的完美或纯洁自我形象的不断追求及反挫。由于焦虑者难以找到清晰的斗争对象、把问题简单外化，所以“焦虑的政治”所导向的，可以是一种转化自身的集体诉求，一种尝试从犯错中不断学习和改善的政治潜能。这也是为什么齐泽克建议，我们应从恐惧转往焦虑的政治。
不过，需要小心的是，无处不在的焦虑，包括怀疑甚至否定过去的工作或努力，以至自身存在的意义，也有可能被转化成内疚虚无。尼采指出，内疚虚无不断诉说的正是：“这是我的错，这是我的错”，直至个体完全失去“能动力”。
在极权临近、希望匮乏的年代，恐惧、焦虑、虚无、妒恨等情感于本地涌现，自是毋须过于惊讶。直面这些集体情绪之余，学习分析和理解它们如何影响民众的民主诉求、政治取态，包括投票或不投票的意向，应是香港民运的当前要务。缺乏对情感政治的深入分析，选战的检讨就无法搔着痒处；而要准确捕捉民众的集体情感，则有必要思考民众所置身的社会脉络。
旧世界正死，新世界未生
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写于上世纪20至30年代的《狱中札记》，用“旧秩序正步向死亡，新世界仍未诞生”来形容当时的欧洲。他指出，在此明暗交替的过渡时期，社会上将不断涌现各种令人不安的病态败象。今天，随着新自由主义文化大计的后遗症愈来愈清晰浮现，葛兰西这著名的判断，在世界各地再次被广泛引用。是的，踏进21世纪，全球处处确实流露出上世纪初民主倒退、极权登场的蛛丝马迹，政治上各种可怕的荒诞怪行也屡见不鲜。不过，由于历史脉络的差异，现代社会危机所呈现的内容和形式，与上世纪30年代葛兰西所观察的，还是不尽一样。
对于葛兰西的论断，我们或许可以补充：当代社会的旧秩序确实正步向死亡，但“烂船仍有三斤钉”，既有的保守力量仍在一定程度产生影响，有时甚至可以左右大局；与此同时，新的世界尽管还未诞生成形，但种子确实经已撒下，幼苗正在成长。
世界各地近年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变化，见证了各种病态败象纷至沓来，包括社会两极分化、民粹排外兴起、自由多元萎缩、犬儒虚无泛滥。一个最明显的当代危机，是Appadurai所指的“民主疲惫”（democracy fatigue），具体的表现是不少民众选择了特朗普（川普）、普京（普丁）、莫迪、埃尔多安等强权领袖，或向代表自由贸易及多元文化的欧盟说不。而香港最近的立法会补选，亦看到了争取民主的政团流失大量选票，民众不太热心于追求自由民主，从而导致威权专制的坐大。换句话说，代表传统自由民主价值的政治力量，失利于选战，并非香港独有，而是全球愈来愈普遍的现象。因此，倘若把本地选举结果的检讨工作，置放于更为广阔的时空脉络，或可有助我们超越过去不断重复的狭窄视野，带来新的启示。
除了“民主疲惫”以外，另一种令人不安的症候，是“语言伪术”成为常态，那怕是最荒谬的假话也能横行无忌，以至有论者认为我们已进入“后真实社会”。谎言之所以大行其道，与当代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有关。由跨国资本主导的世界经济，逐渐从民族国家政权手中夺去“经济主权”；与超越国界的资本亲和甚至勾结的各地政府、政党，大多不愿也无力真正改善国内民众生计，但却需要一定的认受，于是只能用拒外排他的恐惧政治转移视线，又或尝试哄骗选民，开出各式不会兑现的竞选承诺。
尽管民众并不愚昧，但活于不断制造贫富悬殊、政治不公，以至孕育恐惧、焦虑、虚无、妒恨等集体情绪的社会体制内，长期浸淫于这些容易令人觉得无力的体制及情感氛围下，犬儒地接受谎言，投向建制；又或对缺乏真正选择的选举游戏感到彻底失望，拒绝重复过去的投票惯性，出现“民主疲惫”，影响选举结果，也就不难理解。
在这种社会脉络下，选战的成败，或票数的多寡，究竟还意味着什么？泛民失票真的是由于公关策略失效，又或无法以论述、文宣、洗楼、握手吸引选民？还是无法或不愿像亲资本政权般开出难以兑现的竞选承诺，或不能有效地推动恐惧的政治？这些是民主运动应进入的检讨方向吗？指向的是怎样的出路？
民主运动，应是文化／社会改造的大计
检讨的作用，在于理解失误，从中学习，校正工作方向。当中至关重要的，是厘清目标愿景。民主运动的根本目标是什么？在当下的社会条件下能达致什么？中期目标如何与终极愿景连系？不思考及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缺乏可参照的准则，难以谈论成败、评断对错，自然做不到任何有意义的检讨。
换句话说，检讨离不开对根本问题的叩问，也必须联系到具体的社会脉络一同思考。选战失利，我们自然可查找选举策略和形式的不足，但却不能不追问选票及议会席位的得失，跟当代香港民主运动的终极关怀和坚持的基本伦理价值的扣连，以及与政制选举不公、资源分配不均等社会条件的关系。
如果在“旧的正死，新的未生”的历史脉络、情感氛围下，操弄“恐惧的政治”，或聚焦于公关伎俩、空洞言辞，以及短期利益主导的选举工程，真的能有助选情、吸纳选票，那么民主运动应该以此为日后的工作方向吗？把大量精力投进这些“检讨”及其后的政治策略、“地区工作”，能够引领我们行近民运的愿景？还是在过程中不断改造我们的身心、价值，走向与初衷相反的道路？
围绕着选战策略的检讨，往往从选民是什么的假设出发；认真而根本的检讨，则须尝试反思民主运动这文化／社会改造大计，于选举当中及前后，在“旧的正死，新的未生”的社会脉络下，所从事的转化民众集体情感、政治取态的工作，开拓了哪些可能性，或是否因犯错而偏离了原初的愿景目标；倘是，又该如何校正。
从根本上来说，民运应是一个文化／社会改造的大计，愿景是建立一个更理想的社会，当中包括人跟人关系相对平等，并设立制度保障每个人都有不顺服的权利，维持生活／生命的尊严，而普选则是当中的一种制度安排，也可视作这文化／社会改造大计的一个组成部分。同理，反民主的政治力量投身的，亦是一项文化／社会改造的大计，目标是把人改造为经济动物，当中的选举建基于短期利益、恐惧妒恨，投票转化为被动的消费行为，也不鼓励民众思考根本问题。
从世界各地近年的选举结果及政权变动，可以看到，大部分地区似乎并没有走近民主运动的愿景。要深入甚至从根本上理解当代民主疲惫的病态败象，我们需要认真分析已踏入了“旧的正死，新的未生”这明暗交替时期的社会脉络，叩问步向死亡的旧秩序是什么？未生而正在发芽的新世界又是什么？
正如不少论者指出，以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小政府、不干预等言辞妆扮的新自由主义文化霸权，已步入危机、走到尽头。愈来愈多民众向“开放贸易”、“自由放任”说不，右翼民粹政权也乐意为之。伴随新自由主义逐渐（甚或更早）消亡的，还有被不断掏空窄化，依据人权、法治、代议、普选等概念和制度支撑的古典自由主义秩序。然而，旧秩序的分崩离析，让过去被遮盖的陈腐败象，清晰呈现，因而也容易唤起追求“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力量。例如，近年于全球各地都看到新一代（包括为数不少的中学生）挺身而出，向旧世界的谎诞说不；但同时亦出现各种右翼民粹拒外排他、拥护极权的群众运动。
我们希望从旧秩序的废墟中诞生出怎样的新世界？这大概才是所有对选举或民主运动的检讨中，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
（许宝强，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著作包括《告别犬儒──香港自由主义的危机》、《资本主义不是什么》等等）
参考资料
Appadurai, A. (2017) "Democracy fatigue”, in Heinrich Geiselberger ed. The Great Regression, NY: Polity, pp.1-12.
Deleuze, Gilles (1983): Nietzsche and Philosophy, trans. Hugh Tomlinson,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111-122. (中译：吉尔‧德勒兹(2002)︰《尼采与哲学》，周颖、刘玉宁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pp.163-181).
Zizek, S. (2017): "The Populist Temptation"”, in Heinrich Geiselberger ed. The Great Regression, NY: Polity, pp.185-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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