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园晚会现场：世代变迁，他们为什么来参加六四集会？
「17岁、38岁、57岁...... 他们生于不同世代，对29年前的六四事件有着不一样的记忆，为什么这一晚，他们都走到维园？」
端传媒摄影组 实习记者 刘贰龙、黄绮婧 发自香港
八九民运踏入第29周年，在乌云密布，不时降骤雨的今晚，人们再次于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维园）高举烛光，悼念六四的死难者。大会举办方支联会宣布，晚会参与人数为11.5万人，坐满6个足球场。而今年公众关注的焦点，除了大专学界和年轻一代对支联会和“平反六四”的质疑，还进一步延伸到千禧世代对六四的认知和六四记忆传承的问题。
香港众志近日进行街访，有受访中学生无法辨认六四王维林只身挡坦克的照片、误认六四跟慰安妇或文革有关、以为照片背景是日本或北韩。有接受众志访问的通识教师慨叹，曾有学生指内地学生无法接触六四资讯，读少一件历史事件是好事。但这一街访片段引发争议，人们认为街访片段没有保护未成年学生，断章取义或采取嘲笑学生的态度，众志随后删除影片。
今年学界对六四论述仍有分歧，多间大学学生会不认同“建设民主中国”，以及由于身份认同的差异，继续缺席支联会集会，部份则自行举办纪念活动。但亦有八大院校组成的社工学联，发表《社工学生六四联合声明》支持烛光悼念，当中的中大和浸大的社工学会，更表明出席维园晚会。
在世代变迁之际、民主运动处于低潮和分歧之下，六四记忆越发无法安放，而仍然坚持到维园高举烛光的每一位参与者，究竟他们各自抱着什么的信念？而他们手上的烛光又能否薪火相传？还是终将燃烧殆尽？
冯先生，45岁，大学讲师。他在1989年4月时离开香港到外地读书，遗撼未能参与当时香港的声援行动，但仍关心六四事件。因内地拒绝处理来自香港的信件，他曾将写有六四资讯的信件，从日本转寄至内地的偏远地区，突破资讯封锁。
郭同学，17岁，中五学生。她从电视新闻认识六四后，对政权观感转差。今年，她担心越来越少人讲述六四会令历史真相消失，又有朋友相伴，所以第一次鼓起勇气参与集会。
叶同学，21岁，香港浸会大学三年级学生。因为大陆亲戚口述事件而认识六四，最初认为事件像“拍戏”般夸张。他曾参与8次六四集会，认为近年气氛转差，港人参与意识减少。
陈太，50岁，家庭主妇。她说自己除了因台风袭港、母亲去世、身体抱恙而缺席外，一直参与六四集会，共参与26次。她难忘1989年，透过电视，看见坦克进城，军人以机关枪扫射学生的场景，故认为自己要坚持参与集会。
黄太，38岁，家庭主妇，和子女一同参与集会。1999年，就读中六的黄太和朋友第一次参加六四晚会，延续至今。黄太认为有责任争取平反六四，中央政府须承认错误，历史要得到教训。她忧虑言论自由逐渐被打压，觉得香港人仍可以自由发表言论时应该继续参与。她和丈夫亦会教导子女，未来将会继续一起参与六四晚会。
张同学，21岁，高级文凭毕业生。她认识六四事件，皆因中学老师会举办六四周会、学校民主墙上也会张贴相关资讯。对于有批评指支联会“行礼如仪”，她认为仪式背后有提醒市民的意义，今年第二年参与集会。
赵先生，42岁，从事资讯科技行业。他从中学课堂了解六四事件后，今年第三次参与集会。他认为当学校教育甚少谈论六四，故此通过非正式的教育途径，将真相告知下一代非常重要。
张太，57岁，家庭主妇。她忆述自己1989年六四事件时自己刚怀孕，作为母亲更加能理解天安门母亲的悲痛。过去多年她没有参与集会，因为儿女年幼须照顾，今年她却携同女儿参与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