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宝强：抗拒绝望，告别虚无──反思“不再纪念六四”的情感政治
「如何理解这些决定不纪念“六四”的大学生的情感投注？脱下功利理据的面纱，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一张张困惑、疲惫的脸相。」
2014年雨伞运动之后，大学学生会除了拒绝参与支联会的“六四”晚会外，近年也逐渐不再独自举办论坛或其他纪念的活动。根据各学生会代表的陈述，前一项决定的理由，是无法认同支联会的“建设民主中国”、“平反六四”等纲领；而后一项的决定，则建基于找不到“新议题”或“新出路”。大学学生会提出的理据，从逻辑到实证，都存在很可以商榷的问题。然而，我猜想，真正在支撑他们立场的力量，也许并不是理性分析，而是一种由复杂的情绪（包括绝望和虚无）编织而成的情感政治。
学生会的理据
大学学生会决定不再出席“六四”晚会，因为他们拒绝肩负“平反六四”、“建设民主中国”的“责任”。根据《众新闻》的报导，中文大学学生会外务副会长“虽认同平反六四，但不会认为这是我国家的事，亦不认同需要平反六四，香港才能达到民主。平反六四就像帮遥远地方的人建设民主，但自己的地方却做不好”；而城市大学学生会外务副会长则表示：“我们已没有一种大中华情意结。平反六四的责任不应在我们身上，应由中国人自己完成”；类似的观点也见诸于理工大学学生会会长：“平反六四不是由香港人负责，香港人至少应先顾及香港，香港现在的民主进程也未完善。我们重视的不是中国，而是香港前景”，他认为六四意义在于揭示中共的残暴，“当知道了中共的残暴，便不用理会那边（内地），这里（香港）更重要”；教育大学学生会会长则表示：“若香港人继续在中共政权下争取民主，下场也会与六四一样。我们应考虑跳出中共框框下争取民主，例如自决、港独，但需要民间讨论。”
而学生会不再自行举办论坛或其他纪念活动，理由是“不想讨论相同的事”、“行礼如仪”，或“找不到一个新方向剖析六四这件事”，又或未能“团结整个学界”、“动员能力不高”。中大学生会会长概括地说：“我们在没有新出路之下，暂时搁置六四活动。”
这些说出来的理由，似乎都经不起严谨的推敲。例如，选择纪念“六四”与否，并非只是一项“责任”，更不必只剩下“建设民主中国”、“平反六四”的目的。事实上，纪念往往建基于朴素的情感，或敬重前人的贡献和牺牲。又例如，爱护“香港”，为何就不用理会“中国”，又或毋须“帮遥远地方的人建设民主”？是否能假设“香港”可完全隔绝于世界其他地方，独自建立“民主”？在全球各地连系日深的社会脉络下，如果世界其他地方变得愈来愈专制、“残暴”，“香港”真能独善其身吗？最后，“没有新出路”是不办论坛的因，还是缺乏认真讨论之果？然而，缺乏连贯的逻辑和实证支持，并不代表大学学生会所选择的立场，没有原因或依据。
正如法国著名学者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的“实践理性”所示，人的行为往往是非理性但有理由的（reasonable but not rational），受身体和思想的惯习（habitus） 左右，而惯习则是在个体置身的各种场域（field） 之中积累形成，决定的因素包括当中的利益与兴趣（interest）、置身及选择的社会位置、拥有的各式资本（如经济、社会、文化、象征资本）等等。我们是否愿意花时间和精力于某项事情，往往同时取决于利益与情感的投注程度。如果大学学生会提出的主要是依据功利计算的理由，有点欠缺说服力，那么剩下的，大抵是一种情感的投注。
理据下的情感
如果要绘画一幅当代香港青少年的情感地图，占主要版面的，应该是苦闷、沮丧、无力、绝望等被认为是负面的集体情绪。
如何理解这些决定不纪念“六四”的大学生的情感投注？脱下功利理据的面纱，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一张张困惑、疲惫的脸相。而合力为这种情感基调涂上底色的，包括了对中共／中国的抗拒与厌恶、面对强权的无力与沮丧、对上一代尤其是泛民的失望、对议会功能或选举政治的不满，以至对收窄了的社会生活选择的无奈。尽管像各大学学生会般，尝试提出一套功利理由支持“不参与六四纪念”的学生，应该不是多数，但抱着无可无不可（indifferent或disinterested）心态的学生，大概不在少数。
如果要绘画一幅当代香港青少年的情感地图，占主要版面的，应该是苦闷、沮丧、无力、绝望等被认为是负面的集体情绪。政府、传媒、学校、社福以至医护机构近年不断倡议“抗逆力”、“正能量”或“好心情”，也许可看作为这幅情感地图的间接佐证。
当代的青少年情感地图，隐含了他们大多只知道不想做什么，而非想做些什么的状态和惯习。这种长时期由学校、家庭、政治和法律等制度暴力孕育而成的“交功课”身体习惯和被动情感状态，容易令人失却对世界的好奇心，不再关注过去、现在和未来，甚至拒绝回应临近身边之事物。而面对愈来愈窄少的政治空间、生活选择、流动机会，承受专制统治和消费社会沉重的压力，加上“自我成长”、“生涯规划”等“正向”要求的重担，置身于这两面夹击之下的新一代，难以找到希望，生活意义容易消失，虚无价值自然滋长。拒绝纪念六四，与在今年立法会补选浮现的不再投票的趋势，大概都是源自一种集体对认真地参与公共政治的冷漠。
早前与十多二十年前毕业的学生饭聚，正值朝鲜飞弹横飞之际，其中一位平时很少参与社运的毕业生忽说，倘“金仔”（金正恩）给美国国土或东亚地区来一次玩真的试射，在目前令人绝望、前景堪虞的社会状况政治环境，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起码能搅动一潭死水，带来点变动的可能性。这半开玩笑，但也不全无认真的想法，也获得了同桌的一些和应，大概很能道出本地社会愈来愈普遍的一种虚无状态。
重设成败的准则，学习与七情共处
针对建基于失败主义的绝望与虚无，我们需要重设衡量成败的准则，也就是不以最终出现的成效，评断自身实践的价值。
拒绝纪念“六四”，或许是愈来愈多本地青年陷进绝望与虚无的一个征候，而非能够带领我们走出集体情感乏力的决定。其实，“行礼如仪”与否，跟议题本身，如“六四”、“自决”、“港独”等没有必然的联系。“六四”纪念活动自然可能了无新意、缺乏灵魂，但也未必不可以转化为反思助力、充满能量；倡议“港独”或许真能跳出旧框、另辟可能，但亦有机会重蹈覆辙、玩假当真。问题因此不是把“纪念六四”与“重视香港”分割对立，只准二选其一；也不是以同样不知道应如何走下去的“出路”，例如“港独”，轻率地取代过去不断重复、必须反思的行动和纲领，例如“六四”晚会的形式和口号。
思考和讨论如何克服集体的情感乏力、告别虚无，也许正是大学学生会想追求的“新议题”；循此叩问怎样的“纪念六四”或“重视香港”，以至其他所有回顾历史、立足当下、朝向未来的计划，才有可能超越玩假当真的行礼如仪，引领我们找到“新出路”。而要展开这个新的旅程，必须走出的第一步，恐怕是转换既有的视野。具体的切入，或可考虑：
一、针对建基于失败主义的绝望与虚无，我们需要重设衡量成败的准则，也就是不以最终出现的成效，评断自身实践的价值。因为，各种诸如“平反六四”或“独立建港”的计划的成败，往往并不全取决于推动者的努力，而是同时受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以及偶然或意外的因素所左右。而我们可控制和需要负责的，是如何改进自身的工作，包括尽量厘清愿景、分析并改造社会脉络、扣连目标与行动，避免头痛医脚、玩假当真；
二、与此紧密相关的是，在目前希望匮乏、“理想”极容易受挫的政治生态和社经脉络下，倘若我们不再追求一种自身无法完全控制结果的“希望”，也就可以避免因结果未如理想而产生的“绝望”。用人类学者Ghassan Hage的说法，就是以一种旨在积累生命的存在意义、着眼于活力和能量不断生成的取态，替代以完美结果作为唯一目标的“希望”。这大概也是鲁迅先生提醒我们“绝望之为虚妄，正如希望相同”的用心；
三、认真地以历史作为参照，能有助我们理解重大的社会变化，往往不会一蹴而及，例如欧美世界民众争取民主普选的历程，通常都超过一两个世纪，且时有反复。此外，阅读身处同样甚至比当代香港和中国大陆更令人沮丧的政治时代（如上世纪初的连连战祸、极权兴起）的人物的传记，以理解和学习他们如何与愤怒、疲惫、沮丧、焦虑共处，又如何反抗绝望、克服虚无，也可进一步增强我们踏上漫长旅程的耐心和韧性；
四、最后，要学习与各种被认为是“负面”的情绪共处，前提是必须确认七情六欲的同等地位，拒绝廉价的“正向思维”、“快速治疗”，让“劲灰颓爆”（灰心极了）也能够飞一回。面对生态危机、政治低压、经济不公、文化单一，生存于容易令人绝望虚无的社会氛围下，努力寻找各种希望的政治、快乐的抗争，自然是很合理很合逻辑的。然而，面对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或消费社会无远弗届的吸纳能力，于日常生活以至政治领域中引入希望、快乐、爱等“正面”情感时，恐怕也得万分小心。况且，在希望匮乏的年代，如果社会文化仍然不断鼓励“正向思维”，倡议“生涯规划”，不容许“失败”、“不完美”，那么吊诡地催生绝望与虚无的情绪，大概也不致过于令人惊讶。
于“劲灰颓爆”情感弥漫之际，除了“正能量”、“好心情”等头痛医脚的倡议外，是否还可以努力改变令人容易堕入不能动的社会制度和环境？又或尝试发掘“负面情感”的解放潜能，透过一个被现代社会视为不正常甚至病态的角度，看清正常社会的不正常面向，并借此发展成为一种新形式的（“不正常”）社群的连系？而因“劲灰颓爆”而导致的不能动状态，是否也可视为是一种有助超越和克服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赶急求快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文化，重视停歇和等待的正面作用，例如孕育创意，以至彻底反思及改变现代追急求快的时间观念、生活经验和社会发展方向？
循这样的一种情感政治视野，重新理解大学学生会不参与纪念六四的决定，批判地思考社会整体为何对议会选举、公共政治愈来愈冷漠，同时深入探讨及转化既有的“六四纪念”和民主运动方式，或许能够于希望匮乏的年代，鼓励我们坚持各种开拓“新议题”的认真尝试，延续从“六四一代”到“雨伞一代”都一直努力寻找的“新出路”，逐步走出绝望，告别虚无。
（许宝强，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流动共学执委，著作包括《告别犬儒──香港自由主义的危机》、《资本主义不是什么》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