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刘霞获释的消息反复刷屏的时候,我又把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的散文集《国王鞠躬,国王杀人》读了一遍。」

长平

2018年7月10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于早上搭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德国柏林,图为较早前刘霞抵达中途站芬兰赫尔辛基机场的一刻。
2018年7月10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于早上搭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德国柏林,图为较早前刘霞抵达中途站芬兰赫尔辛基机场的一刻。摄:Jussi Nukari/Lehtikuva/AFP/Getty Images

当刘霞获释的消息反复刷屏的时候,我又把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的自传性散文集《国王鞠躬,国王杀人》读了一遍。这篇文章既是对刘霞获释一事的评论,也是《国王鞠躬,国王杀人》的读书笔记——一位遭受专制政权迫害的诗人/作家的流亡人生。

7月10日,当刘霞搭乘芬兰航空公司的飞机,离开北京,经赫尔辛基转机到达柏林的时候,米勒就在现场。她和作家廖亦武手捧鲜花,等候接机,但是刘霞走下舷梯后没有和他们见面,直接坐上一辆黑色的汽车进入柏林市区。廖亦武在电话中对我说,7月11日和12日,米勒都和刘霞在一起。

赫塔·米勒,德语作家。她出生、成长于共产专制时代的罗马尼亚,为逃离迫害移民德国,其作品描述专制下的社会黑暗与人性扭曲。2009年,她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米勒不仅在接机的现场,她也一直在救援的现场。身为诺奖得主的她,曾指责诺贝尔委员会(诺委会)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是一场“灾难”,因为莫言“颂扬审查制度”;彼时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仍遭监禁,她批评这“给争取民主和人权的人士扇了一巴掌”。

她亲手从英语转译了刘霞的几首诗,并多次为公众朗诵。2016年柏林文学节期间,主办机构为纪念刘晓波入狱接近8年,在柏林艺术节大剧院(Haus der Berliner Festspiele)举行主题活动“空了8年的椅子”。活动上,米勒朗诵了刘霞的三首诗,其中一首《无题》写道:

这是一棵树吗?

这是我,一个人

这是冬天的树吗?

它一年四季都是这个样

……

没有人来陪伴你吗?

有鸟儿啊

看不到鸟呀

……

这首诗写于2013年,当时刘霞仍在软禁中。时光倒流三十年,1983年,刘霞写了一首诗《一只鸟又一只鸟》,其中说:

我们很久以前

就常常说起那只鸟

不知道来自哪里的鸟

我们兴致勃勃

它给我们带来了笑声

……

它来过了

可我们不敢说

只是在心里想着

生怕它永远不再来了

……

35年过去了,那只自由的鸟儿终于来了。于是,她张开双臂,像鸟儿一样飞翔。

这就是自由的模样!在前往德国的途中,刘霞留下了一个经典的影像。

那个夜晚,赫塔·米勒站在讲台的一侧,灯光昏暗,背景屏幕上闪动着抽象的影像。她平静而专注地朗诵着,像是在讲述自己的经历。她的德语仍然带着罗马尼亚口音。

米勒在〈在我们德国〉中写过一段经历:因为自己的罗马尼亚德语口音,她有机会把柏林地铁里面包广告中的“培西面包(Paech-Brot)”读成“倒霉面包(Pech-Brot)”,于是那句广告语变成了“年轻的新娘在答应‘是’时顾不上说话,因为她在忙着啃倒霉面包”。

当年罗马尼亚秘密警察在审讯米勒时,总是提醒她说:“别忘了你吃的是罗马尼亚面包!”那个面包广告的谐音让她回想起,原来那都是倒霉面包!

倒霉面包塞住了人们的嘴,还告诉人们说这是家乡的美味。米勒大彻大悟:正是吃了这些倒霉的面包,诗人乔治·塞姆朗才知道“并非语言即家园,而是语言即说出的内容”。

刘霞那个经典的“自由的模样”,如果换成别的词语来描述,例如网民所说,“逃离祖国让她如此快乐!”、“她热情地拥抱流亡的生活!”,场景就有些荒诞。

其实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发生。我曾经见到一个历经九死一生逃出西藏的女孩,她每天都要兴奋地跑上街去,“真的可以自由地说话!”我见到她时,她已经验证了两个月,仍然极度兴奋。没有人为她拍照。

我不喜欢“故乡”这个词,它在罗马尼亚被两种人占有着。一类是村里的施瓦本波尔卡男人和道德专家,另一类是政府的机关干部。村庄故乡是德意志狂的,国家故乡属于无主见和盲目恐惧。二者都需要敌人,做出的判断笼统、敌意、最终有效,即便错了也不屑于更改。

〈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国王鞠躬,国王杀人》

赫塔·米勒质问道:“纳粹灭绝犹太人的行动之后,保罗·策兰(Paul Celan,一位用德语写作的犹太诗人)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即他的母语也是杀害他母亲的刽子手的语言”,而又“有多少伊朗人至今仍会因为一句波斯话被投入监狱,有多少中国人、古巴人、朝鲜人、伊拉克人在自己的母语中无法有片刻在家的感觉?”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最后这句话并没有出现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中译本里。

在汉堡民族学博物馆展览《流亡》中,作为被介绍展示者之一,我引用了苏东坡的诗句,来还原无数古代中国文人的真实状况:“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爱国主义宣传中,常将这种豁达的情怀截为两半,仅取其一加以利用。

我在开幕演讲中说道:

“故乡不只是一个人出生和成长的地方,而且是他可以自由地思想和言说的家园。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流亡在异乡,在他国;也有很多人流亡在故乡,在祖国——他们被迫沉默或者犬儒,同样是无辜受罚。”

在她的祖国,刘霞曾经给米勒写信:“我自言自语/我要疯了/我那么孤单”, “我像植物一样活着/我像尸体一样躺着”。

“无论走到哪儿,我们都能找到你。”

《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西方舆论莫逼这位女士投身政治》,“我们逼了整整八年都没成功,看上去她还是更爱写诗”——这句经验谈是我帮它说的。它的原话是:“从之前的情况看,她本人似乎并未打算也做个典型的异议人士。”明知如此,你们还是关了她八年!她的丈夫刘晓波倒是一个典型的异议人士,所以你们就坚决“不认怂”,拒绝他出国就医,执意要让他死在你们手里,骨灰也不能留存?

《环球时报》心知肚明,它只需要提醒西方媒体,都不用公开威胁刘霞了。刘霞之所以被你们关了八年而少有发声,不仅是因为你们严密监控她本人,还因为你们挟持了她的家人,她的弟弟刘晖还被以经济犯罪为名判了11年。如今,她的家人仍是人质,控制在你们手中。

我在即将登上离开罗马尼亚的列车时,一个警察对我说:“无论走到哪儿,我们都能找到你。”到德国后的头三年,我多次接到匿名电话和信件,以死亡相威胁。索套跟到了德国,而我却无力抗拒。

〈空中酝酿的往往不是好东西〉,《国王鞠躬,国王杀人》

对于一个被囚禁了八年之久、丈夫在囚禁中与世长辞的人,而且背后是远比当年的罗马尼亚强大的“厉害国”,匿名信和电话太多余了,完全没有必要。在这八年当中,我相信刘霞对恐惧的吸收和内化,比年轻时的米勒有过之而无不及。

关键之处总是隐匿于某处,留下的痕迹却昭然可见……查视者不必身体力行亲临现场才能达到威胁的目的,他是影子,本来就存在于事务当中,将恐惧注入自行车、染发水、香水,注入冰箱和普普通通无生命的物品当中,实施着它的威慑。受威胁者的私人物品将查视者人格化了。

〈生命是灯笼里的一个屁〉,《国王鞠躬,国王杀人》

当年的米勒还不足够幸运,体验到全球化之后无处不在的强国气息。那些正直勇敢的、参与营救你的政治家,也时时刻刻都在考虑不要让独裁者太生气,那里有庞大的市场。一个习惯了批评本国政府的德国人,可能会无意中把中国当作了榜样。大量被金钱收买的商人、政客和各类投机分子,随时以警惕的目光看着你。更不用说,大街上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普通人,八成都是被党国洗脑的“同胞”,即便他们同时也对党国充满了怨愤。

独裁存在的一天,我的生活就会受到威胁,在德国的头三年也是如此。在此期间,我只思考当下的事情,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是安全的,就像日子从一点走向另一点。但必须是在日子的环抱中,而不能凌驾于日子之上。

〈生命是灯笼里的一个屁〉,《国王鞠躬,国王杀人》

海外异议人士经常受到的指责是,你们也是党国思维。批评者说得对,但他们不能完全理解威胁和恐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让我学会思考及珍视生活的事物,与它们的影子无法分割,也让我明白了,事实本身并不是它们的全部。这超出了我的理解力。时间上如此大跨度的思考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奢侈,只有独裁统治的倒台,才使它变得可能。

〈生命是灯笼里的一个屁〉,《国王鞠躬,国王杀人》

一个自“六四”开始流亡海外的朋友曾对我说:战胜流亡。米勒最终战胜了流亡。她的一个重大发现是,跟随异议人士到海外的索套也在流亡。

我现在对他们依然怀疑,但不再害怕。自他们的索套随我流亡以来,我从未想过会有这么一天。摆脱恐惧是我会思考以来最大的得益。

〈空中酝酿的往往不是好东西〉,《国王鞠躬,国王杀人》

在战胜被迫流亡之后,她又选择了主动流亡

《环球时报》社论辩称刘霞并没有失去自由,只是她“这一年中的确处在中国官方的‘视野范围内’”。正如一个笑话所讲,苍蝇宝宝问妈妈:“为什么我们总是要吃屎?”妈妈呵斥道:“晚餐的时候不要说这么恶心的事!”用“晚餐”(“在官方‘视野范围内’”)替代“吃屎”(非法软禁无辜公民),这套政治话术并不是《环球时报》的发明,它不过是一个拙劣的模仿者而已。无论是《1984》里的虚构还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真理部”早就对这套“奥威尔式的胡言乱语”驾轻就熟。

模仿?米勒不这样看。中国人都知道,“读了初中,再去打工”,可是那个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对“通商宽农”、格萨尔王等一窍不通,而且说话还是大舌头,可是全国的干部都在可笑地模仿他。

那时我常说,这个国家的年轻干部是最老的。因为他们模仿独裁者时毫不费力,比起年长的人更加惟妙惟肖。当然,这是他们刚刚起步的事业所必备的技能。后来,当了几天幼儿园教师,我才明白那不是模仿,他们只是在扮演自己,因为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姿态动作。

〈红花与棍子〉,《国王鞠躬,国王杀人》

很多人佩服《环球时报》聪明善叼——“叼飞盘”这个带有辱骂性质的词组,已经成为网民对于《环球时报》及其总编辑胡锡进的惯常用语——也许连那些编辑记者自己都不明白,狗不是因为篮球打得好才去叼飞盘的,而是他们只会叼飞盘,“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姿态动作”。

米勒举例说明:她曾经以为,孩子们天生喜欢“小白裙”、“住在云中”这样形象化语言。因此,去幼儿园上班的第一天,她就让他们出门看雪,并教唱了一首《雪花之歌》。第二天,她问孩子们是否还记得昨天的歌时,一个男孩说:“老师,我们应该先唱颂歌。”米勒问:“是你们想唱呢,还是必须唱?”孩子们齐声喊道:“我们想唱。”于是她同意唱颂歌,孩子们迅速地站成半圆,手拉手放声歌唱。显然,在颂歌声中,他们自在多了。

《雪花之歌》一定比颂歌好听吗?这也是今天中国人的面临的选择。前者并不必然胜出。正如谴责路人围观跳楼冷漠,要比为刘霞的自由呼喊更容易获得道德满足感。

雪花、青草、蓝天等醉人美景让米勒感到痛苦,她不知道这是召唤、慰藉还是嘲讽。敞开并不等于自由。在德语中,“露天”是指“自由的天空”(freier Himmel),但是在罗马尼亚乡下,它仅仅是“开敞(offen)的天空”。

亲爱的赫塔·米勒,你真的不是在为今天的中国而写作吗?我也曾经说过,就算中国有个开放的互联网,并不等于立即有了自由的互联网。当人们以为提到“六四”和刘晓波就可以让专制者发抖的时候,《环球时报》却非常乐意谈论此话题。

没有多少人认为米勒在为当下写作,为未来写作。让她感到悲哀的是,人们一直认为她沉溺于过去的年代,不能从痛苦中走出来。德国文学界致力于“正常化”,期待作家描述当代的生活。什么叫当代呢?米勒认为,他们并不是以时间来划分,而是依从空间准则。比如一个作家写战后经济奇迹或1968年的学生运动,就被认为写的是当代题材。而同时发生的二战创伤或者东德秘密警察故事,则不在当代范畴。

文学批评家比8形面包和阿斯匹林售货员的表达方式更复杂些,但他们的用意是一样的。他们也想在我的作品中听到当地口音,建议我停止对过去的诉说,写点德国的事。他们和多数人一样,认为只有对当下有足够的了解,才能化解过去。在吃饭的时候要看着德国面包,好忘记倒霉面包。

〈在我们德国〉,《国王鞠躬,国王杀人》

米勒在不同的文章中反复列举这些批评,可见她听见的声音之众,面临的压力之大。然而,她并不认为忘记倒霉面包就能享受德国面包。“如果这方子有效,我倒是不会反对。但事实并非如此,它不能使我如愿以偿。我越是观察德国,现在就越是与过去联系在一起。我没有选择,我的书桌不是鞋店。”

在战胜被迫流亡之后,她又选择了主动流亡,和过去站在一起。每次我在文学活动中看到她,都能明显感觉到她的孤独。

我从罗马尼亚走出来已经很久了,但没有走出独裁控制下的人性荒芜,它的遗产总是变换方式闪烁眼前。东德人对此已经无话可说,西德人也已经听够了,但这个主题还是让我欲罢不能。我的写作必须停留在我受伤最深的地方,否则我不需要写作。

〈在我们德国〉,《国王鞠躬,国王杀人》

她不仅用笔表达,而且倾力帮助专制国家的受害作家。尽管语言不通,她和曾因“六四”写作坐牢的流亡作家廖亦武少有交谈,但是廖亦武的重要文学活动,她都会到场支持。她批评莫言获奖,呼吁释放刘晓波和刘霞,也就不难理解。

“我不会抛弃那些让我变成笑柄的记忆”

全世界的记者都在赶往柏林。他/她们期待刘霞开口说话。可是刘霞说什么,怎样说?我不想过多地猜想刘霞的境况,但我知道米勒的抉择。

米勒认为,说话必须用词语,而过去发生的幽暗并非都能言说。你脑海中最深刻的印象,你最想要说出的话,未必是人们想要听到的东西。

河里的鸭子自由戏水,河边的米勒看到的却是鸭嘴的金色,随后它们变成了黄金餐具,鸭子的脚蹼变成了金制的混水器。当年在罗马尼亚,人们盛传齐奥塞斯库用金子做的餐具吃饭,用金子做的水龙头洗浴,米勒并不相信。她认为这个传闻是人们瞎编的,是穷人对富人的愚昧想像。可是后来他的财产被盘点时,这一切都证实是真的。

在今天的中国,有多少“穷人对富人的愚昧想像”被证实?相信也有很多人像米勒一样为荒诞感到震惊。可是你未必都能说出来。齐奥塞斯库倒台之后,人们期待听到对他的控诉,但是不是什么鸭嘴变成了金子,那太复杂了。

有时流氓会嘲笑受害者:你出去说吧,没有人会相信。米勒的闺蜜劝她不要讲述这些事情,“没人相信这些,你们只会让自己成为笑柄,让别人认为你们神经不正常。”她听从朋友的劝告,放弃了某些细节。尽管如此,仅列举几个普通事例,却已经让她被认为是夸大其词,脑子有毛病了。

甚至当时就有人不肯相信。有一次她回家,发现冰箱里有一张女友写的字条:“我想让你帮我剪头发来着,可惜你不在家。”第二天她和女友见面,问她怎么进屋的。女友说,她把字条放在楼梯间的门把手上了。她明白那是秘密警察在警告她,可是女友不相信,不断地问:“你肯定吗?”“你疯了吧?”会不会是穿堂风把字条吹进冰箱里去的?她渴望得到另外的解释。

我在中国的时候,不只一位异议人士告诉我,他们家大门上的钥匙孔被国保用强力胶封上了。如果不是对这些人有足够的了解,我是很难相信的。又记得多年前,朋友们在一起聊天,有人要求关上手机,拔出电池。当时我真的觉得他太夸张,难以配合。我们希望自己是一个正常人。可是,在专制社会,正常人的定义中可能就包括在聊天时拔出手机电池。

集权统治时代在我的记忆里是一种系于游丝之上的生活,我知道的永远比我能说出的要多得多。

〈沉默让我们令人不快,说话使我们变得可笑〉,《国王鞠躬,国王杀人》

人们在等待你开口,而你又难以启齿。米勒随时都感觉到,“沉默让我们令人不快,说话使我们变得可笑。”

但我不会抛弃那些让我变成笑柄的记忆,不会在写作时弃之不理。

〈沉默让我们令人不快,说话使我们变得可笑〉,《国王鞠躬,国王杀人》

在齐奥塞斯库英明领导的罗马尼亚,年轻的米勒就感悟到:“人们轻松地称作历史的东西,从纳粹时期代五十年代,在我家族也体现为喉咙的阴暗面。每个人都被历史传唤过,作为被告,或者受害人。历史将他们释放后,没有一个依旧完好。”

寂静在可能之处,

穿过苹果的小屋。

像女士们牵着狗,

像名字在报纸穿行,

像密探穿过夏季,

渴望风和泥土。

喉咙的阴暗面,

曾坐在苍蝇的背上,

从厨房飞进来。

(长平,作家,资深时政评论人)

延伸阅读:《国王鞠躬,国王杀人》中文版,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