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疫苗问题：中美贸易战背景下的次生危机
「中国公众用对疫苗造假的愤怒的方式，和美国要求中国加速结构改革、促进公平和自由贸易的结构主义者一起，形成了一条共同纽带。本次中国造假疫苗丑闻，可以说是中美贸易战所引发的次生危机。」
特约撰稿人 白信
中国假疫苗丑闻目前正在举国延烧，民情四起。
继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分别于7月16日和7月23日批示，要求“必须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后，远在非洲访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在7月23日作出“重要指示”，要求“一查到底，严肃问责”。
在中国，疫苗造假由来已久，却一直畅行无阻，疫苗公司以高额费用打点医院和防疫机关，食药监局的检验流于纸面，过去每一次此类社会公共事件的发生，当局都是“一查到底”，却从不曾牵连更高官员，只限于企业和较低级别官员，三聚氰胺奶粉案的处理结果就是典型。
然而在本次造假疫苗事件中，中国公众所展现的巨大愤怒与质疑，与以往更有不同——民众在质疑，食药监局何以禁绝进口疫苗？而民众的诸多诉求，也开始指向从疫苗到抗癌药物的市场开放等。
这些质疑和诉求，实际上都来自本轮贸易战中，美国对中国所要求的开放：在中美贸易代表围绕减税、增税的反复中，中国公众看到了一些被掩盖许久的真相，那便是进口药物的高壁垒，竟然要比汽车、猪肉等高替代进口品，更为直接影响基本的健康和生活质量。本次中国造假疫苗丑闻，更可以说是中美贸易战所引发的次生危机。
这一切要从我早前提出的“新冷战”概念讲起。
2018年，“新冷战”开始成为共识
不能不说，在2017年1月达沃斯论坛上高举全球化的旗帜，既掩护了全球性以“一带一路”名义的扩张，也迟滞了国际社会对“新冷战”的认识。
2008年，我刚从欧洲回京，和央行的朋友谈到欧洲政商界怀疑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位朋友感到惊讶不解，毕竟中国的市场环境和法制每天都在进步，欧洲政客未免小题大做，这个地位认定对中国政府也无约束力。
那一年，正是中国举办奥运会的年份。北京街头一片光鲜，连所有老旧居民楼都粉刷了一遍，普通人们的心气被奥运光环煽动着，比较几个月前北京上映的电影《厉害了，我的国》，反而更多一些真实的自信。
不过，奥运会开幕式进行中，2008年8月8日，俄罗斯的坦克队列正拥挤在通往南奥塞第的隧道里，高加索战争爆发了。
前一夜，我在维也纳歌剧院观看了彭丽媛主演的歌剧《花木兰》，after-show-party就在歌剧院的阳台上举行，除了围住彭的记者，还有来自德、奥、瑞士的名流们都在悄悄议论一个主题，彭是谁？大家不知道，彭是未来中国总统的夫人。
而收到战事消息的那一刻，我正在从维也纳返回慕尼黑的途中，刚出隧道。半小时后收到的第二则消息却是从柏林传来的，国开行对德国商业银行的收购要无限期搁置了，因为高加索的战争，意味着“新冷战”的爆发。
柏林的政客和银行家们在第一时间，就明白了那对欧中关系意味着什么。而彼时，普京正坐在鸟巢馆的贵宾席上，在闷热的天气里谈笑，似乎远在南奥塞第的战事，本来就属于眼前开幕式的一个分会场。
接下来的一年，我在北京做了几次关于“新冷战”的演讲，但知识分子和公众多是将信将疑，直到十年以后。就在今年初，在世界范围内，“新冷战”这个词对媒体、政客和商人们来说，都还一个颇有争议的概念。不能不说，习近平在2017年1月达沃斯论坛上关于全球化的讲话非常有效，高举全球化的旗帜，既掩护了全球性以“一路一带”名义的扩张，也迟滞了国际社会对“新冷战”的认识。
不过，到底什么是“新冷战”，“一带一路”的真实战略意图究竟是什么？仅仅凭有限的理论推测，似乎说服力不足。
北美朝野之间、各智库和研究机构以及军方和情报部门争论了几年，观察了几年，才终于在川普上任的头一年里，就中国战略和美中关系取得了某种共识。
中国“佛教资本主义”的扩张，在贸易战中大幅衰落
这是过去六年来，中国当局在明确拒绝现代政治文明和普世主义价值后的伦理转向。中国正以这种“佛教伦理”，支撑其国内和全球的资本主义。如部落领袖的“毁灭性宴会”一般，中国以散尽家财的方式维持声望。
我对外交官们和媒体的解释，偏重从中国特色的“佛教资本主义”模式入手，指中共政权有限的合法性，在过去的十数年，主要来自融入全球化的收益。而未来，则建立在对全球化的供养基础上——这一合法性的背后逻辑，既有历史的，源自满清政权对西藏（藏传佛教）的供养模式；也有在杜克海姆时代，法国人类学家毛斯对太平洋岛屿礼物关系的归纳，如部落领袖的“毁灭性宴会”一般，中国以散尽家财的方式维持声望。
这一模式我概括为“佛教资本主义”，这是过去六年来，中国当局在明确拒绝现代政治文明和普世主义价值后的伦理转向。中国正以这种“佛教伦理”，支撑其国内和全球的资本主义。
最近一例，便是海航王健的死亡事件。除了全球范围内激进的资本扩张，还有两个有趣的观察点：一是两个合伙人陈峰和王健都是虔诚佛教徒，整个公司文化充满着佛家气氛，商业和修行平行不悖，连海口的海航总部大厦，也像极了佛教座像。在贸易战风雨欲来的气氛中，海航虽然摇摇欲坠，却获得了中央的坚决支持。
严格地说，这或许可归到威权主义国家、也是后共产国家常见的“庇护-代理”的政治关系中，也符合大多数中国人的官商依赖认知，但是海航经营模式的微妙之处，也是外界的狐疑所在，却是它更接近藏传佛教下，重要活佛所拥有的贸易公司：
它的所有权和治理结构，不同于传统国企，也非明确私企或代持；在日常运行中，海航能够和海南省“互为代表”，而能获得优厚金融支持。且其海外扩张作业和企业官僚化管理中，无不自命“国之重器”，以践行国家战略代理人自居，发展模式迥异于中国国企的股份制改造和民企的演化道路。
此外，还因为企业创始人和企业文化引入佛教信仰而加强、改造了典型中国国企的官僚文化或党建色彩，在这一点上，更超越了所有权结构和治理结构的控制问题，而独具某种效忠性企业特征，介于朝鲜的特权性贸易公司和历史上英国的特许公司（如东印度公司）之间。
王健于7月3日蹊跷身亡，这一时间点引发外界许多猜测，包括对王死亡方式的猜测。但王健的死亡背景，却是在中美贸易战内——美国媒体早前对海航资本结构和扩张模式的调查，正引发美国政界对其与中兴公司相似的怀疑。海航面临重组而不断抛售海外资产，而王健作为海航双头治理之一，似乎正遭遇海航的效忠和国家战略之间的冲突，而面临被取舍。而最终事情的发展，似乎已经超出了性质比较单纯的中兴模式——毕竟，中兴代表了高科技国企，与伊朗的生意也非纯粹商业利益使然，自然需要“不惜一切代价”保送过关。
这也意味着“佛教资本主义”扩张的衰落。不止如此，贸易战压力对中国国内的冲击效应，也在七月份接踵而来。
贸易战的冲击效应，继续沿政商路线扩散
中国公众在中美贸易代表围绕减税、增税的反复中，看到了一些被掩盖许久的真相，那便是进口药物的高壁垒，竟然要比汽车、猪肉等高替代进口品，更为直接影响健康和生活质量。
随着美国关税清单的扩大，中美贸易战也在贸易谈判破裂后，演变为正式宣战，而随之而来的，就是过去一个月以来，北京传言纷纷的政局猜测。
在各种无法证实、却又有迹可循的政治传言中，中南海的政治精英们似乎正面临分裂和冲突；作为冰山一角的央行和财政部罕见的公开互怼，也许只是专业官僚们应对贸易战的不同考量；而海航王健的死亡，却可能是贸易战加诸中国后引发内部紧张、然后引爆政商关系崩裂的序幕。
在这个意义上，贸易战的次生危机，也正在徐徐展开，首当其冲者居然还不是消费者或中产阶级——他们或被早先中国的宣传所恐吓，例如进口美国汽车、猪肉云云要涨价等—与之相反，正如前文所述，他们反倒在中美贸易代表围绕减税、增税的反复中，看到了一些被掩盖许久的真相，那便是进口药物的高壁垒，竟然要比汽车、猪肉等高替代进口品更为直接影响健康和生活质量。
这一真相再经由7月间，电影《我不是药神》以上映短短18天即获29亿高票房的方式，迅速完成了社会动员，将公众对贸易战的态度，导向中产阶级焦虑所指向的公共医疗问题。这也使得在媒体沉寂许久的李克强总理，有机会就进口药品降价问题发表讲话，国务院的官方新闻APP，也因此竟然在7月23日凌晨就发布消息。
然后，在中兴和海航事件后，贸易战的冲击效应，继续沿着政商路线扩散。当政客失势后，他们所庇护的暴利企业便曝光于天下，长春长生疫苗造假问题终于引发公众愤怒。
这也给了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3月的批示严查后又一次机会，撂下重话要求一查到底。而这个宝贵的时间窗口发生在习近平身在非洲访问期间。事态的严重，竟然也迫使习近平在万里之外做出指示。
这一局势的发展，几乎是完美再现了1980年代日美贸易战所引发的次生危机。
历史上的日美贸易战，曾开启日本政坛重组
利库路特丑闻和自民党危机，就是日美贸易战的次生危机，这一危机也开启了日本政治的重组。
这就是1988年的利库路特事件(リクルート事件)。随着日美贸易战开打，1987年初日本产经新闻评论说，“短短几个月日元从1美元兑245日元升值到200日元所造成的损失，相当于日本在中途岛战役中损失了四艘航母。如果继续升值到美国所期望的100日元目标，那就代表日本的全盘失败和麦帅再次进入东京……我们不能两次输掉太平洋战争。”
与过去几个月中国宣传部门的腔调几乎如出一辙，日本媒体最初的反应，也是将贸易战视为真正的战争，而号召民众“不惜一切代价”、“以牙还牙”地对抗。但是，贸易战带来的政治紧张，却引爆了日本政坛地震。
美国要求日本市场开放，最先触动的并不是农民或消费者，而是日本的派阀政治和金权政治，正是这一政商勾结的派阀体系，妨碍国民享受开放市场的低价格和自由竞争，并且形成日本牢固的“结构性腐败”。
贸易战之前的1970年代，田中首相就因为洛克希德丑闻而下台、入狱。洛克希德公司当时以飞机价格20-25%的成本贿赂日本政客，堪比长春长生疫苗销售员人均每年2500万“销售费用”。
而日美贸易战造成的政治压力，却曝光了利库路特丑闻：一家东京的人事资源和媒体公司(Recruit)充当政客和企业的掮客，向自民党和高干输送巨额资金，不仅每次关说费用都以2到3亿日元计，而且在选举中，仍然实际操盘的田中，通过利库路特公司向支持他的134个支部负责人，每人发放高达1亿日元（合80万美元）的补贴。而日本法律当时规定，选举费用上限为1.2万美元。
利库路特丑闻也因此成为日本战后最大的政治丑闻，开始动摇和改变日本腐败的金权政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利库路特丑闻和自民党危机，就是日美贸易战的次生危机，这一危机也开启了日本政治的重组。
但是，与日本类似的结构性腐败，虽然早已在三鹿奶粉、山西疫苗案中初现端倪，却一直难以撼动中国的体制：比如，在三鹿奶粉案中失职的时任食药监局食品安全协调司长孙咸泽，却在过去几年担任食药监局的药品安全总监；而李克强早在2016年3月对长生问题疫苗的问责，也毫无进展——在他背后，或许同样有属于一个平行于海航、能源、金融等等的利益集团，超出了总理调查的权限。
在习近平反腐行动前，这样的利益集团体系还相对容易辨认，它们基本上属于传统权贵家族。这些红色家族也是中共的元老院或者选举人团，集体决定每一代领导人的人选和各部门的代理人人选，在政治局常委分管不同部门，这些部门作为中介，汇聚了条块结合的官僚派系和利益集团。
但是过去六年的反腐运动，以及习近平逐渐凌驾于政治局之上的集权，改变了常委制的利益集团模式，也让官商间的金权政治变得扑朔迷离、混乱不堪、直至失控。
疫苗造假引爆中国，贸易战次生危机正在形成
中国公众似乎已经逐渐表明了他们的立场，用对疫苗造假的愤怒的方式，和美国要求中国加速结构改革、促进公平和自由贸易的结构主义者一起，形成了一条共同纽带。
疫苗造假由来已久，却从来畅行无阻，疫苗公司以高额费用打点医院和防疫机关，食药监局的检验流于纸面，所有相关负责人都假装尽职，实则无人关心各种不正常的案例报告背后的公共卫生问题，也无人关心如何监管用于国家强制免疫的药品供应机制，更无人关心为广大民众每日诟病的公共医疗体制如何改善。
这些重大民生问题，在“定于一尊”的环境下，不仅难以进入“深化改革”的议程，也扭曲着中国市场经济，扭曲竞争和监管，其代价便是国民普遍的福利损失。造假疫苗对儿童所造成的伤害，简直就是过去数年频繁发生为报复社会而屠杀儿童惨案的无限放大版，而其真凶却是中国的结构性腐败，一个上行的金权体制，而非独长生药厂一家、或者食药监局某个具体官员。
而过去每一次此类社会公共事件的发生，都说是“一查到底”，却都不曾牵连更高官员，只限于企业和较低级别官员，如同《我不是药神》电影也只能指向进口药厂本身，或者三聚氰胺奶粉案的处理结果一样。
有趣的是，在贸易战背景下，疫苗造假已经激起公愤，民意滔滔。如本文开篇所说，民众在追问，食药监局何以禁绝进口疫苗？民众的诉求，也开始指向从疫苗到抗癌药物的市场开放，中美贸易战的次生危机正在形成。
只是，中国政坛是否会重演利库路特丑闻后的日本政坛地震，然后重启政治经济社会系统，谁也不敢乐观。毕竟，疫苗造假事件，或者任何类似利益集团政治下产生的插曲性公共事件，所可能带来的政权危机，或许都还不足以撼动中国的体制。
因为，应对这一可能出现的危机，原本就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出发点，为预备中的强力解决方案，也就是常态化的“处突”与“维稳”体制，争取最大范围的国际支持，并且强化国际范围内这一威权主义统治模式的纽带。它与民主世界的共存与媾和，或许正是习近平过去两年反复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实意义，而若换一个角度，便是两者竞争和冲突的“新冷战”，中美贸易战就是“新冷战”具体的表现形式。
然而有意思的是，过去几个月贸易战进程中，中国公众似乎已经逐渐表明了他们的立场，无论是以“川粉”的方式，还是以《我不是药神》影迷的方式，或者是对疫苗造假的愤怒的方式，中国公众的种种实际行动，都和美国要求中国加速结构改革、促进公平和自由贸易的结构主义者一起，形成了一条共同纽带。
过去，小布什政府任内在反恐议题上是与中国几乎唯一的共同纽带，奥巴马政府任内则是气候变化议题成为两国唯一的共同纽带。而在如今中美纽带完全空缺的背景下，这无疑是最为可喜的变化，也是中美关系的新基础，远非习近平与川普之间虚伪的“好朋友”关系可比。
在前文所述的日美贸易战期间，日本民众的亲美情绪并未因右翼政客的煽动而动摇，从而难得地保证了日美安全合作的继续，使得两国不至于在冷战未结束之前反目成仇，也没有重演1960年代高涨的反安保运动。
而在“新冷战”背景下，中国公众的态度正在发生微妙的显露，开始悄悄地影响贸易战的进程，并且以次生危机的方式催生中国政治的紧张和分裂，从而对中国政治的长远未来，造成深刻的影响。无论美国总统川普，还是造假疫苗的官商利益集团，或许都对此始料未及。
（白信：政治学博士、社运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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