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佛门最重要的课题,是痛定思痛,杜绝那些强化“尊卑意识”,且周而复始地透过日常生活与仪轨操作,而建构牢不可拔之“尊卑秩序”(特别是性别秩序)的“魔性训练”!」

2017年12月21日,龙泉寺住持释学诚在北京广济寺参加佛教仪式。
2017年12月21日,龙泉寺住持释学诚在北京广济寺参加佛教仪式。摄:Du Yang/VCG via Getty Images

编者按:8月1日,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北京龙泉寺主持释学诚遭两名男弟子实名举报性侵女弟子,长达 95 页的 PDF 检举文件在网上大范围流传,引起社会强烈关注,中国国国家宗教局也介入调查。事件随后沉寂,直到8月15日内地媒体报导,在当日召开的中国佛教协会第九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上,中国佛教协会接受释学诚辞去会长一职。据称,他还将辞去全国政协常委等社会职务。

当事人被追究责任,理所应当。然而,对于佛教乃至其他宗教来说,传出性丑闻并非第一次,而宗教界中频频传出此类事件,且常存在知而不报的现象,其中个体固然当责,但结构性的问题却才是根源。佛教界为何会产生性丑闻?丑闻之后的处理手法存在哪些问题?向来走在社会前端的台湾昭慧法师,于8月7日在凤凰网上对此事撰写了评论。端传媒获作者授权,在释学诚辞职之际再度编修刊发,以求引起反思。

每当佛门发生负面丑闻时,我总不免被媒体访谈,或是受佛门同道要求,希望我能发声。日前,媒体疯传中国佛教界的重大性丑闻,我当然也不例外地面对了同样的课题。

在主观情感上,我十分期盼:这只是一起对A僧予以人格构陷的恶斗。因为我对A僧所主持的B寺中,那群温文儒雅、学养甚佳的优秀僧人,极具好感。过往无论是在哪个传承体系,我都很少看到男性僧人会如此地“以法为尊”──没有任何虚矫身段,面对一个在中国佛教界被谑称为“魔头”的区区在下,竟然在两次来台参访时造访于我,并且真诚请教。

他们的问题非常深刻,并且往往问到非常核心的关键处,显然他们不只是拥有“清华博士”之类世俗的亮丽文凭,而是在进入佛门后,拥有高质量的修学环境,让他们能在佛法与戒律方面,获得长足的进步。见弟子之素质如此,可以想见其师长之水平,以及这位师长“厚植佛门人才”的高瞻远瞩。因此虽不曾与A僧碰面,但对他自然会有某种程度的敬重,这也是理所当然。

因此,我不想针对这起还在“调查阶段”的事件,作任何对当事人的“人格品评”或“言行品评”,而想来谈谈佛门中的“结构性罪恶”。

丑闻处理三部曲:共构“结构性问题”

面对性丑闻,所有宗教机构的处理态度非常一致,往往导向如下三部曲:

第一部曲:集体禁言。用意在“顾全大局”,以减除该宗教的伤害。

第二部曲:局部地“划清界线”。若已无法集体禁言,则退而求其次,就是将事件导向“个案问题”。亦即:该宗教是没有问题的;千错万错,都是个案当事人的错。个案性格乖谬、观念偏差,以致无法领略该宗教之善之美,而受魔力支配,成为歧途亡羊。

第三部曲:“杜绝言路”。倘有哪个不长眼的晚辈或信徒,胆敢提出询问或质疑,在佛门,必将端出“僧事僧决”、“白衣无权干预”之类,极度拉高僧权的姿态,用以杜绝悠悠之口。其他宗教也有类似手法,在此不赘。

这三部曲,共构了各宗教当局的“结构性问题”。吾人必须从根源处,勘破它所导致的迷思,否则有心人即便再热情护教,也往往只是在“挖肉补疮”,无济于事!

顾全大局的迷思:丑闻曝光,真的是坏事吗?

任何一起性丑闻一旦曝光,对佛门肯定是有伤害的。本次佛门中那些呼吁“顾全大局”的种种言论,其实并不意外,这已是各宗教当局在面对丑闻时,相当一致的“制约反应”。

个人以为,宗教性丑闻曝光,真的不是什么坏事。为了“顾全大局”,而劝受害者隐忍了事,对勇敢揭发丑闻的受害人或第三者,却予以强烈挞伐,让受害者永远躲在阴暗角落独自哭泣,让更多无辜的修道人乃至信众,因无预警而“前仆后继”地羊入虎口,这才真正是因果链上最可怕的“共犯结构”!

个案问题的迷思:佛门中人就请不要掩耳盗铃

将事件导向“个案问题”,让所有罪孽全数由当事人背负起来,这种做法,看似缩小了该宗教所受到的打击面,实则忽略了在根源处的检讨与自清。

以本案为例,A僧已是中国佛教最高领袖,要说这只是他的“个案问题”,把他判为“邪师”、“邪教”,试问其谁能信?更何况,就我前面所述,由B寺学僧水平以观A僧,相貌、学养、谈吐皆在一般之上,要说那仅是A僧个人的“邪恶言行”,其谁能信?

若真诚希望佛教朝向“光明面”来发展,佛门中人就请不要掩耳盗铃,而须认真看待“性丑闻”深层,男女性别间在佛门中“权力不对等”的老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核心,正是举报本次事件的两位男僧,最大的迷思所在。

例如:他们引用了佛门律典对女性管制较严的法规,指控A僧没有依照该诸法规,让尼众受两年学法之戒,于受戒表格上登载不实。但他们却毫不质疑:为何女僧较诸男僧,得加受两年的式叉摩那戒?古代是为了“验孕”而须如此审慎,以现代医学技术而言,“验孕”难道还可构成“女性必须推迟两年出家”的正当理由吗?两位举报人的其中一位,甚至对于女性出家,必须经由男僧投下“赞同票”,不觉有何不妥,只为“将她们送入虎口”而甚感内疚。

实则他们却完全没意会到:正是这些压制女性的佛门“法规”,让女僧人面对男僧人时,往往自惭形秽,理性缴械,主动千方百计地合理化对方的不当言行。本次事件的女性受害人C,与其师长A僧间前前后后的对白,以及C于事后所做的全面反思,倘若完全属实,那恰恰证明了:敝人长期呼吁佛门“应予正视”的,如上“性别权力不对等”课题,正是“佛门死穴”。倘若他们还死守古印度文明中产制“出来的许多非人性”“教条”不放,并且视若“佛说”、“圣旨”,那么,已曝光的永远只是“冰山一角”,这种“肯定尼众理应受到二等待遇”的态度,还会继续打造出更多“性别权力不对等”下的受害人。

也许有人会说,即便性别平等意识,可以百分百落实于佛门之中,难道就不会有性丑闻发生的空间吗?当然还是可能有,但那时,属于“两情相悦”的丑闻必将居多,属于运用男性权柄以胁迫或催眠对方使令就范者,必将大幅减少。

无论是解脱道还是菩萨道,“修行”都必须依“正见”为导,以“般若”证成。图为香港天坛大佛。
无论是解脱道还是菩萨道,“修行”都必须依“正见”为导,以“般若”证成。图为香港天坛大佛。摄:Antony Dickson/AFP via Getty Images

“依师”的迷思:“既自卑,又自大”的矛盾综合体

举报人一再指称A僧为“邪师”,A僧所述为“邪教”,然而笔者认为,最大的“邪恶”,莫过于旁观的第三者,用些诸如“僧事僧决”、“白衣(或尼众)闭嘴”之类理由,来共同“杜绝言路”。因为,这只会再一次地复制高高在上的“男权”与“僧权”,让低“男”一等的女性,低“僧”一等的信众,习惯性地继续“依男”、“依僧”。而这正是本案关键错误──“依师”观念──的根源! 本案举报人检讨B寺情况,认为问题可能出在“僧人的主业变成了做事,而不是修行”。然而他们“校勘完成的8套32本《南山律典校释系列》”,这岂不是攸关修行的“正事”?倘若连这些“正事”都算不得是“修行”,那么他们本身的“修行”知见就已偏狭。

实则,无论是解脱道还是菩萨道,“修行”都必须依“正见”为导,以“般若”证成。就菩萨道而言,倘能“慈心”与众生相应,如实正观“缘起”,那么,“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笃信“圣教量”的佛弟子,总不会误以为《金刚经》的如上金句,是“邪师”在说“邪教”吧?

因此,个案问题倘若属实,那是在“知见”上就先出错。而且,不只是“男女双修”观念有错,也不仅是“依师”而不“依法”的观念有错,更重要的是,依“性别、僧俗、职级”而树立威权,强化尊卑,罔顾佛陀的“平等”教诫,那是最根源性的错误知见。

此一知见只要一日不除,那么,由“我慢”所延伸出来的种种骄慢或卑慢,必当层出不穷。我常说:许多佛门中人,出家后往往性格大变,不出家还没那么“变态”,原因即在于佛门中“僧尊俗卑”、“男尊女卑”的观念作祟,诱令僧尼二众双输──成为“既自卑,又自大”的矛盾综合体。若在性别、僧俗别之外,再加上了职级尊卑,这就成了日复一日的“魔性训练”,让自视尊贵者将卑微的一方予以物化,让对方成为自己的“池中之物”。

反思:痛定思痛,杜绝佛门“尊卑意识”

此时此刻,中国佛教亟须做的事,不是一手遮天,不是指归个案,不是闭塞言路,而是重拾佛法中“平等”的核心价值,视“尊卑意识”为“魔性训练”。至于个案A,即便所揭露之言行属实,那都只是再一次证明:强化“尊卑意识”的佛门规制,确确实实是容易令人长养魔性的毒药,使得A僧即使过往秉性纯朴,资质优越,依然在“尊卑意识”的长期浸淫之下,不觉“中毒”而魔性大发;A僧在严格意义下,依然是“魔性训练”的受害者,“哀矜勿喜”可也。

此时佛门最重要的课题,是痛定思痛,杜绝那些强化“尊卑意识”,且周而复始地透过日常生活与仪轨操作,而建构牢不可拔之“尊卑秩序”(特别是性别秩序)的“魔性训练”!

(释昭慧,台湾佛教比丘尼,现为玄奘大学宗教学系暨研究所教授兼系主任;她向来走在社运前端,关注动保、同婚、赌博等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