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方面或许希望通过这一协议改变舆论焦点,避开丑闻窘况。而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战越陷越深,“一带一路”战略也频频受阻,因此需要在外交上有所突围。」

2018年9月22日,中国与梵蒂冈签署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性协议。
2018年9月22日,中国与梵蒂冈签署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性协议。摄:Nicolas Asfouri/AFP/Getty Images

9月22日梵蒂冈时间中午12点(北京时间18点),梵蒂冈和北京同时发布了一则消息,两国关系自此开启了新一页。

中国外交部网站首发的消息非常简短,标题是“中国同梵蒂冈就有关问题签署临时性协议”,内容不足百字:“2018年9月22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超同梵蒂冈代表团团长、教廷与各国关系部副部长卡米莱利在北京举行会谈,并签署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性协议。中梵双方将继续保持沟通,推动双方关系改善进程继续向前发展。”

新华网、人民网、环球网、澎湃新闻等诸多官方媒体迅即转发了这条新闻,只字不差,谁都不敢越雷池一步。既没有透露协议的任何内容,也没有附加任何评论。这种小心谨慎,显示官员、官学和媒体的噤若寒蝉。个中原因,或许与“战斗的无神论”势头正盛有关(作者在相关研究中将中国大陆官方意识形态下的不同立场分为“战斗的无神论”、“启蒙的无神论”和“温和的无神论”三种——编者注),而结果则是造成了“对内隐瞒回避、对外无言以对”的局面。

诸多中国官方媒体迅即转发了外交部新闻,只字不差,谁都不敢越雷池一步。既没有透露协议的任何内容,也没有附加任何评论。

梵蒂冈新闻网中文发布的正式消息,题目和内容都突出“圣座”这个主体——“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主教任命问题签署临时性协议”,仅序言就超过了百字:“在逐渐互相接触后,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关系部门副秘书长卡米莱利蒙席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王超于9月22日在北京针对主教任命问题签署了一份临时性协议,祈愿它能对在中国的教会生活、中国人民的福祉与世界和平作出积极的贡献。”

然后用三倍的文字展开叙述:“很长时间以来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断地接触,以商讨共同关心的教会问题,推动进一步的合作关系,本月二十二日梵蒂冈外交部副部长安东内伊•卡米莱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王超,分别作为梵中双方的代表团团长,在北京举行了一次会谈。 在此次会谈期间,两位双方代表签署了一项有关主教任命的临时性协定。该项临时性协议是一个循序渐进和相互靠近的成果,是经过漫长过程的慎重商讨后签署的,协议也将就其本身的落实情况进行定期性的评估。该协议涉及教会生活极其重要的主教任命问题,并为更广泛的双方合作创造条件。双方的共同期望是该项协定能促进一个富有成果和远见的双边对话,并能为在中国的天主教生活、中国人民的福祉及世界的和平做出积极的贡献。”

上述消息发布半个小时之后,梵蒂冈新闻网又用中文发布圣座新闻室主任伯克的进一步说明:“这并非进程的终点,而是个开端。这关乎对话、双方有耐心地互相聆听,即使彼此来自非常不同的立足点。协议的目的不是政治性质,而是牧灵性质,让信友们拥有与罗马共融、同时也受中国当局承认的主教。”寥寥数语,隐含着背后有诸多争议,试图在竭力打消一些人的疑虑。

梵蒂冈“拼上老本”的超常妥协?

随上述原则性宣告而来的,是梵蒂冈单方面宣布:教宗正式重新接纳八位中国自选自圣的主教,并且批准承德教区的建立。这一举措,和中国方面的语焉不详形成鲜明对照。

关于教区,梵蒂冈一直以来维持1949年前的划分,断交后未再做调整,而中国官方的天主教教区划分则已经随着行政区划而变动。两套教区系统的疆界多有重叠,有的地方同属两三个不同教区,从而出现地上地下两三个主教争相主持教务的局面,让很多信徒倍感无所适从。按照当前的行政区划建立承德教区,是梵蒂冈方面接受现实,减少地上地下主教纷争的地理缘由,算是改进对于信徒牧养工作的务实之举。这只是一个开端,还有很多教区需要做类似的调整。

梵蒂冈不仅是个主权国家,而且教宗是全球将近13亿天主教徒的精神领袖,积累了两千年的宗教资本非常雄厚。

梵蒂冈不仅是个主权国家,而且教宗是全球将近13亿天主教徒的精神领袖,积累了两千年的宗教资本非常雄厚。摄:Vatican Pool/Getty Images

关于主教,1958年中国抛开罗马天主教教宗,开始自选自圣,但忠实于教宗的主教转入地下,并且一直坚持圣统传承,从而形成地上地下两套主教系统。近几十年来,很多中国自选自圣的主教揹着中国当局暗中取得了教宗的接纳批准,这虽然是中国政府所反对的,却无力阻止。事实上,大部分地上主教已经获得教宗的批准,属于中国和圣座都已经承认的主教。但是仍有八位自选自圣的主教,他们分别担任官方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或省级天主教爱国会的主席和副主席,一直未被梵蒂冈方面接纳,算是落入“绝罚”,即开除教籍,据传其中几位甚至私下有妻女,这显然违反天主教基本教规。

这次为了达成临时协议,教宗宣布免除这八个人的绝罚,接受其为合乎教会法的主教,这显然是打破教规教法的超常妥协,可以算作拼上了老本。相反,另有三十多位已经由教宗任命的地下主教,却至今不被中国官方接受。这些地下主教的命运,迄今前途未卜。

这次为了达成临时协议,教宗宣布免除这八个人的绝罚,这显然是打破教规教法的超常妥协,可以算作拼上了老本。而中国官媒的低调和简短,似乎在刻意对内隐瞒。

从目前看来,这次达成临时协议是以梵蒂冈单方面妥协为前提的,中国方面基本上做到了寸步不让,唯一的改变是以外交文件的形式,正式承认了圣座在主教任命问题上应有一定的角色。对于这一点点改变,稍微有天主教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原本就是理所应当的,因为不被罗马天主教教宗承认的主教神父和信徒,便不再是罗马天主教的一部分。

但是,中共的宗教基本政策中包括一句“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这句话语焉不详,却已是老生常谈,在“战斗的无神论者”那里,便可能据此把这个协议看作是向外国势力的妥协。因此,中国官媒的低调和简短,似乎在刻意对内隐瞒。当然,也有可能是尚在暗中较劲,因为选任主教的具体方式,双方都秘而不宣,不排除背后正在进行着关于控制权的激烈斗争。

签署协议时机:双方各取所需

临时协议的消息虽在周末发布,世界舆论已经哗然,绝大多数传统媒体、新媒体和自媒体表达出对于罗马天主教教廷的极度失望,甚至可以说是“骂声一片”,认为这是罗马教廷对于坚持以无神论为意识形态的中国共产党的妥协和投降,是对于忠于教宗的天主教徒的背叛和出卖,是 “送羊入虎口”。

绝大多数媒体表达出对于罗马天主教教廷的极度失望,甚至可以说是“骂声一片”。

自从新的《宗教事务条例》在2018年2月生效以来,中国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对于各种宗教的整改治理,其中对于基督宗教的重点打压,包括取缔基督教家庭教会和天主教地下教会,查封或拆毁未获批准的教堂和聚会点,已获批准的教堂则拆除屋顶十字架、强插国旗、强贴领袖像和宣传口号、强令唱红歌等等。临时协议在这个时候签署,将会导致对天主教打压的减少、抑或加剧呢?这尚待观察。

基督宗教在中国已经扎根。我相信,无论中梵关系如何发展,都不会阻挡基督徒人数的继续增长,因为社会文化条件使然。文革禁教灭教十多年,天主教徒人数没有减少。

基督宗教在中国已经扎根。我相信,无论中梵关系如何发展,都不会阻挡基督徒人数的继续增长,因为社会文化条件使然。文革禁教灭教十多年,天主教徒人数没有减少。摄:Nicolas Asfouri/AFP/Getty Images

为什么挑选这个时候签署这个协议?其实,相关事务的外交磋商,已经进行了十几年,中梵双方都谨小慎微,因此进展缓慢,终于等到双方都觉得可以接受一个协议之时,正好赶上了当下这个大环境,这可能属于外交关系进展中的一个偶然不幸。不过,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当前双方各自面临很多麻烦,而双方都正试图借助这样一个协议改善各自的窘况。

当前中梵双方各自面临很多麻烦,而双方都正试图借助这样一个协议改善各自的窘况。

从梵蒂冈方面来说,近来因为在美国和欧洲的神父性侵幼童丑闻而陷入教会内外的激烈批评,天主教内部甚至有人要求教宗方济各退位,因此,梵蒂冈方面或许希望通过这个与中国的临时协议,能够改变舆论焦点,避开丑闻窘况。

从中国方面来说,与美国的贸易战越陷越深,甚至正在扩展到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等多方面对抗,“一带一路”战略也频频受阻,因此需要在外交上有所突围。现在,对中国主动示好的国家,除了亟需经济援助的弱小和专制国家以外,似乎只有梵蒂冈了。与梵蒂冈修好,虽然没有直接的经济贸易利益可谈,但间接的利益潜能却很大,因为拉丁美洲、南欧、东欧有很多天主教徒占人口多数的国家。假如中梵改善关系,特别是如果能够实现中梵建交、甚至教宗访华,想必这会带动跟这些国家关系的改善,从而改善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境。

对中国而言,与梵蒂冈修好,虽然没有直接的经济贸易利益可谈,但间接的利益潜能却很大。

梵蒂冈虽然是“弹丸之地”,面积只相当于紫禁城的三分之二,经济和军事等方面都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位于梵蒂冈的圣座(Holy See)不仅是个主权国家,而且教宗是全球将近13亿天主教徒的精神领袖,积累了两千年的宗教资本非常雄厚,对于东正教和新教等其他基督宗教信徒也有相当影响。圣座与教宗在很多国际事务中享有很大的发言权,其软实力不可低估。

无领袖的时代,一纸协议意义何在?

但是,双方是否能够如愿以偿,尚待观察。天主教内部的很多问题积重难返,教宗方济各刚就任时世界各国民众对他的期许和喜爱,目前正在消退中。而中国更是内忧外患、问题多多。

更重要的是,几十年的无神论宣传和近几年的回潮,虽然未能阻挡包括天主教在内的宗教复兴,却使得中国的精英分子大部分缺少基本的宗教知识。近年来“战斗的无神论”大行其道,横扫政界、学界、甚至宗教界。因此,这个临时协议或许没有多大的约束意义,在“战斗的无神论者”们主导下,中国方面随时可能退缩,回到封闭和高压的老路上去。

在“战斗的无神论者”们主导下,中国方面随时可能退缩,回到封闭和高压的老路上去。

在这样的环境中,只有极具决断力的领袖,才有可能扭转乾坤。当年,在文化大革命高潮过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看到与美国修好的必要,抓住有利时机开展乒乓外交,然后果断迎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和总统尼克松先后访华,从而改写了国际关系历史,为后来的改革开放铺就道路,也使得中国的经济起飞成为可能。

然而,在没有真正领袖的时代,人们对变局还能有什么期待呢?

不过,基督宗教在中国已经扎根。我相信,无论中梵关系如何发展,都不会阻挡基督徒人数的继续增长,因为社会文化条件使然。文革禁教灭教十多年,天主教徒人数没有减少,文革前三百万,文革后还是三百万,基督新教信徒人数则成倍增加,从文革前的一百万增加到文革后的三百万,过去四十多年更增加了至少十倍、二十倍,甚至可能三十倍。当下的打压,如同播下的小麦幼苗必须经历严冬一样,严冬过后,必定会更加茁壮地成长。

(杨凤岗,美国普度大学Purdue University社会学教授、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