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世上有无赌徒能“绰绰有余”,即是无论输赢都知道“没什么不好”?绰绰有余是《武士道》对勇气的注解,说的是“毫无顾虑、杂念,还有可容纳更多的心胸”⋯⋯」

特约撰稿人 Lo 发自香港

928当天,纪录片《扯旗、我要真普选和⋯⋯》于湾仔的一场户外放映活动现场。
928当天,纪录片《扯旗、我要真普选和⋯⋯》于湾仔的一场户外放映活动现场。摄:Stanley Leung/端传媒

928四周年,两部关于伞运的纪录片在港首映,一部昨日介绍的英国导演Matthew Torne 《分域大道》;另一部则是香港八十后导演廖韬的《扯旗、我要真普选和⋯⋯》(Like an abortion, for the very first time,后称《扯旗》),这部作品令她待机四年,如今才敢捡拾勇气,在香港街头举办“928放映行动”,以放映游击重返“扩增”(Augmented)现场,她称此举动为“左胶自救”,让微光透现黑夜底层令人不堪的旺角“博奕”。——作者

没有星级角色与跨国团队,只有一个人,情况恰如廖韬于2015年香港独立电影节“雨伞特辑”放映的短片名字《手持摄影机的人》。如今的作品《扯旗》,由初版3小时删剪为1.5小时,影像中没有“洁癖”金钟可向世界展示的有序公民村,只有旺角底层的暗黑失焦;没有杜浩纶的迷人航拍,只有近距离放大、让人看得极度不舒服的粗糙质感;也没有媒体必需的冲突对峙镜头,只有语焉不详的“胶著”——某程度上,这正正折射了香港伞后的状态。

这些2014年拍下的100多个小时录像与录音片段,廖韬直至去年才敢重新面对。她由头到尾翻看,真正要处理的并非是如何剪辑电脑输出,倒是如何“处理”自己的伞运记忆,以及“创伤后遗症”。而如今,再带著《扯旗》重回“扩增”现场,在街头放映,公开面对自己和大家,需要更多的勇气,片名中的“⋯⋯”,征示后遗治愈尚未完成?

廖韬:生于云南昆明。四岁跟随家人移居香港,自小在九龙上学和生活。2012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主修电影编剧,却热衷于纪录片,拍摄正在进行中⋯⋯

纪录片《扯旗、我要真普选和⋯⋯》预告片。

没有被看见的创伤

“一路下来太多创伤,而且是没有被看见的创伤,很多人可能都有相同感受。我之前还是一直在等人救,等待获得支持或别人的帮助,却令自己更绝望。搞这个‘928放映行动’首先是自救吧,不想再无力下去。至少起动了这个行动后,我不用再与抑郁碰面。对自己负责的话,所谓的(后遗)障碍,也可能是自己退缩、自己固执。片名中的‘⋯⋯’,有充满可能性的意思。电影第一节叫〈扯旗〉;第二节叫〈我要真普选〉;用〈⋯⋯〉代表第三节“旺角,再见旺角”(True Mongkok Story),也有不说出来但其实这才是我最想说的意思。因为这个删节号,我给电影改了一个暱称叫‘六点’。”

2015香港独立电影节播放的五部雨伞短片,竟然全是女导演。其中廖韬的7分半钟短片,纪录旺角某个深夜最后防线,手摄小小摄录机的她,被警察截停辱骂,感觉受到伤害,嗔恨心起。伞后抑郁,来自“流产”之痛,怀胎79天,共同体孕育“香港未来”却被打个血泪流满面。《扯旗》英文片名中的“abortion”,可会指向“革命流产了”,又或企图把“伞后抑郁”打掉(堕胎)?是逼不得已,还是自主动作?

“一路下来太多创伤,而且是没有被看见的创伤,很多人可能都有相同感受。我之前还是一直在等人救,等待获得支持或别人的帮助,却令自己更绝望。”

“Like an abortion, for the very first time,灵感来自Madonna〈Like a virgin〉。占领清场后我第一次大笑,是2016年看《BJ单身日记》(Bridget Jones’s Baby)第三集〈生得啦BABY〉。一开场 BJ 独自在家过圣诞high爆唱歌‘有饮酒,无食药’,〈Like a virgin〉是在看那一幕时入脑。那集讲BJ怀孕了的故事。我想到这个英文名时,征询一些朋友意见,其中一位回话 ‘for the very first time’,令人觉得‘⋯⋯ 有可能会再发生’的意思。所有在生命中发生的事情,都是要自己负责的。个人来说,2014年‘流产’的原因,一直觉得当时未ready(准备好)。自己未ready改变发生,未ready承担,未ready真正的抗争。”影片《扯旗》开场,主角“师父”和街头相识的十来岁“徒弟仔”,在“金钟最后夜晚”帮忙挂起“We will be back”的黄色大横额。

四年前928,廖韬晚上七、八点出门去金钟前,先向应学联物资呼吁,到超市买了十枝白醋(据说可减轻中了摧泪弹的痛楚),直至半夜,她首尝催泪弹滋味。 “那夜在街头,是我有生以来感受到香港能量最好的时刻。那夜,街上的香港市民,真是心无畏惧的人。”至今还没智能手机的她,2012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研究生毕业回港后,基本上经常数码相机随身。但在占领现场,拍摄“作品”不是她的初衷。“从一开始,我还是觉得,拍摄妨碍抗争。但我后来才明白,自己应该拍摄,应该说故事,更应该好好说故事,这才是在这处境该做的。”

“左胶”不堪自白

既是同吃摧泪弹的抗争者,也是手持摄影机的人,两者是否应该保持清醒距离担当不同任务?在整场运动中,每位参与者/纪录者在地拍摄的,只能是历史事件的局部/close up,美好丑恶如何取舍?在前前后后话说有百万人参与擦身而过,在外国人不认识的普通人当中,对焦镜头下的,只因萍水相逢的缘份?

“看见师父和徒弟仔在搭帐篷,让我停下脚步,开始停不下来的拍,原因还真是很‘左胶’ ――他们在劳动啊,是为人民服务啊。如果没有遇到他们和他们的一众朋友,我想我仍然会是一个‘左胶’。他们让我改变的原因是,我看见了他们的位置,‘过去左胶的我’其实与他们在不同位置,那位置是心理上自认的社会性位置。因为拍摄而看见,因为看见而改变,那改变是我接纳了那个不堪的位置――底层。”

“我不是一个去帮助底层的左胶,我本身就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底层。我的抗争底线比你低的话,是因为我比你更一无所有。历史上抗争的能量,大都是来自底层。我不想做一个为底层发声的左胶,我要诚实地用自己的话语去说话。但很长一段时间我忘记了一样重要的事情:无论我觉得自己在什么位置,我一旦决定做作品的话,我首先是一个storyteller,我有责任让说出的话语有效。我要好好说出那重要的历史,就是有一班活得不堪的人,透过旺角占领了的空间才有的机会,为香港付出过很多心力。”

“我不是一个去帮助底层的左胶,我本身就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底层。我的抗争底线比你低的话,是因为我比你更一无所有。”

“‘不堪’和‘付出’在这个关于旺角的故事,是同样重要的。让‘不堪’被看见,‘不堪’就会在观众的意识中‘扩增’(谢谢你这个词汇)。‘不堪’让人不舒适,我不和观众客气,也不诉苦(呈现阶级弱势),这是现在的我和‘左胶’的分别。还有一点是很实在的,‘左胶’会对‘不堪’有种刻意的仰视, 底层却会为‘不堪’感到尴尬。如果我不感到尴尬,那我心理上已不在底层的位置,或者我已经没有了阶级的概念。”

廖韬的“不堪”底层故事,呈现凝滞夜空某时某刻、某种拉拉扯扯状态,无需知道偶遇街头你我他她者的身世。这个故事去到后来,观众才知道,师父原来是“专业赌徒”,拿政府综援那天,就是他过大海去澳门的大日子。3小时长版,主要是剪掉师父谈命数、“理性分析”赌博心态。

以赌博作《扯旗》的结尾其实很有意思,换个角度对应这场运动,特别是置于旺角场域,非常贴地。革命博奕论(Game Theory),重本落注,尽地一铺,即使血本无归,气数已尽⋯⋯“每说到数字占卜和赌博,我就会想起师父。我到现在还会思考赌博究竟是什么回事?‘心存侥幸’是我看《旧中国三教九流》一书中对赌徒的形容。但最近我又想到新定义,就是在未知之数中作出选择,那就是需要勇气的,没有什么结果是不好。但世界上有没赌徒能‘绰绰有余’——即是无论结果输赢都知道‘没什么不好’?‘绰绰有余’是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对‘勇气’的注解所提到,说的是‘毫无顾虑、杂念,还有可容纳更多东西余地的心胸。’”

“我没有和任何人团结些什么,放映行动就是在自转来制造力量,驱动能量上扬。透过行动为自己付出,为自己负责,也让大家看见另一种话语的抗争。”

从2014年跳接到2016大年初一,伞创后遗并发“旺角黑夜”,在《扯旗》“We’ll be back”的镜头中,运输工人青年罗浩彦问徒弟仔“有什么需要帮忙”,而后来的罗浩彦竟因“手持玻璃樽破坏社会安宁”被判入狱三年。去年农历新年的朗豪坊夜市,廖韬还看见正在排期上庭的罗浩彦,协助救援流浪猫狗的组织卖热汤筹款。

自“旺角黑夜”以后,game theory已失效,因双方对峙势力一面倒,摆在面前的是死局。但作为“伞后遗民” 更需要练习“绰绰有余”的勇气。928重返街头角落,跟互不相识的“创伤者”问好:“在有需要时互相帮助就足够美好。我没有和任何人团结些什么,放映行动就是在自转来制造力量,驱动能量上扬。透过行动为自己付出,为自己负责,也让大家看见另一种话语的抗争。自己放自己的电影,也确保在旋转的,是‘行动’,不是‘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