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凤岗：中国大陆究竟有多少基督徒？
「中国究竟有多少基督徒？这一直是个令中共揪心、令世人关注的问题。年增百万？每十年翻一番？还是正在“停滞”甚至“负增长”？」
2018年10月20-21日，位于北京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举行了“基督宗教研究论坛”。媒体报导的题目包括“与会学者谈及中国基督教‘数字之争’和现状”，“有观察认为近十年多地基督教出现停滞或负增长”等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石衡潭博士撰文认为“不少学术观点刷新”，其中重点突出与会学者和牧师“不约而同”的“惊人结论”：中国基督徒人数不到4000万（本文所述“基督徒”人数仅指中国大陆的新教徒而言，天主教徒部分将另辟专文论述——作者注），而且正在衰落。
在随后的一个多星期里，这个话题持续引发热议。对于此次论坛上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特别是根据问卷推算基督徒人数的科学假象，有必要进行辨析。
数字问题的意义
中国究竟有多少基督徒？这一直是个令中共揪心、令世人关注的问题。自从1982年《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即所谓“19号文件”）以来，主管宗教事务的党政部门一直在尽力压低对外公开的数字。正如很多观察者所说，这样做不过是为了保住无神论意识形态的一点脸面。文件说到：“同解放初期相比，现在信教群众的绝对人数虽然有所增加，而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则又进一步有所降低。”对于党政干部来说，这话或有些许安慰的作用。
自从1982年以来，主管宗教事务的党政部门一直在尽力压低对外公开的数字，这样做不过是为了保住无神论意识形态的一点脸面。
但是，基督徒的增长幅度早就超过了人口的增长幅度。面对这个不争的事实，政府官员或官方学者常常说，基督徒人数的快速增长是暂时的，增长已经放缓。1980年代中期，笔者进入中国宗教学学界时，官学的说法是，文革后的短暂反弹即将过去。九十年代则“众口一致”地强调基督徒的“三多”或“四多”现象（即老人多、妇女多、文盲多、农村人口多），意思是基督徒不过是现实社会中失意的边缘群体，不必多虑。这次论坛则更近一步强调三点：基督徒人数不像外界说的那么多，增长速度已经放缓，而且很多地方出现了衰落的迹象。
其实，中国宗教系统官员采纳这个言说策略，不外乎保护个人私利（位子、升迁）。国家宗教事务局前局长叶小文就多次公开承认：中国政治中存在的一个现象是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在宗教领域，则是“干部出负数、负数出干部”。官方学者在公开场合一向与官方保持一致，不外乎保护个人私利（位子、经费），这一点与官员别无二致。但是，学术贵在实事求是。只有建立在事实基础上，官方才会避免误判，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政策。也只有建立在事实基础上，大众才会形成正确的认知和恰当的理解。
官方数字：从70万到3800万
关于中国基督徒人数，官方已经公布过几个数字。1982年中共中央“19号文件”说，1949年有基督徒（仅算基督新教）70万，文件发布时已经增长到300万；1997年首个宗教白皮书承认已经有1000万；2009年新华社在庆祝建国60周年的文章中说已达1600万；2018年第二个宗教白皮书说已经是3800万。
根据这组数字简单算一下，虽然从1966年到1979年“禁教”十三载，文革后比建政初基督徒人数却增长了4.3倍，超过人口增长速度。从1982年到1997年15年净增长700万，平均每年增长不到50万。从1997年到2009年，12年净增长600万，平均每年增长50万。从2009年到2018年，9年净增长2200万，平均每年增长244万多。也就是说，根据最权威的官方公布数字，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基督徒人数增长显然越来越快，而不是如官学所说近来已经放缓。
根据最权威的官方公布数字，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基督徒人数增长显然越来越快，而不是如官学所说近来已经放缓。
退一步说，假如承认在叶小文作宗教局长任内官方公布的几个数字存在瞒报漏报的问题，那么，我们单看1982年的300万到2018年的3800万，36年净增长3500万，平均每年增长将近100万。多年前，在中央统战部工作的李平晔博士在公开出版的书中就说基督徒每年增长100万，目前看来是有一定根据的。
不过，以年均增长量计算并不很合适，因为300万基数时增加100万，和3000万基数时增加100万，增长率差别太大。鉴于宗教信仰传播方式是人传人，因此，使用复合年增长率（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进行计算比较合适。从1982年的300万到2018年的3800万，复合年增长率是7.3%。这意味着，每1000位基督徒每年传福音的结果，去除死亡和流失者，每年净增加73个新皈信受洗的人。对于中国的教会情况有实际接触的人知道，每年的实际增长往往要比这个比例高。当然，各地教会增长速度不同，每年增长也各有不同，有高有低，甚至有的地方有的时候出现负增长，但是，使用一个时段的平均增长率，这是说得过去的。
当基督徒人数是300万时，第二年多出7.3%即为21.9万；当基督徒人数已经达到3000万时，第二年多出7.3%则为219万。这个7.3%的复合年增长率看似平淡不高，但如果保持这个增长率，它就意味着基督徒人数每十年翻一番。这在过去四十年官方公布的几个数字来看，增长幅度大致如此。如果在未来年月继续保持这个增长率，那么再过两年，到2020年在三自教会（即中国官方教会，以“自治、自养、自传”为原则——作者注）里的人数就可能会增加到43,750,502人（理论值），再过十年即到2030年再翻一番，达到88,507,537人。
皮尤研究中心在2011年的全球基督教报告（Global Christianity）的数字：2010年中国基督新教信徒约5800万，天主教徒900万。
未来是否仍会保持每年7.3%的增长率？这取决于很多因素，笔者认为，政策因素影响非常有限，文革中大力禁教，基督徒人数依然增长了三倍，现在很难想像禁教的事会再次发生。过去四十年，一些重大的社会因素（比如市场化、城市化、国际化）对于人们皈信基督教是有影响的，虽然我们尚不确定具体的影响机制，但事实是，在这些社会因素的影响下，基督徒人数不断增长，甚至加速增长。只要这些社会因素继续存在，那么，基督教继续增长的可能性就很大。
笔者比较认同的版本，是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11年的全球基督教报告（Global Christianity）的数字：2010年中国基督新教信徒约5800万，天主教徒900万。而在过去八年中，如果用“十年翻一番”的复合年均增长率粗略推算，到2020年应该有1.16亿左右基督新教徒。当然，具体的数字，需要在今后两年中以更加精确、更加科学的调查手段加以验证。
三自牧师的窘境
需要辨析的是：上述几个官方数字中，什么样的人被计算在内？只是三自教会的？只是受洗的？只是18岁以上的？这正是官方数字的一般标准——属于三自教会的成年受洗者。但要知道，三自之外有家庭教会，其内部有很多不同系统，并且有数不胜数的、独立的、小型的（十人左右或二三十人）家庭教会。在三自系统的教堂里，也有很多信徒，虽然信仰和参加礼拜多年，却不能受洗，因为牧师短缺，没机会安排洗礼，也由于地方宗教事务官员常常限制受洗人数。
出于种种限制，三自教会牧师只能计算和上报受洗的成年人，即使这样做有违自己的神学和认知，也不得不如此行事。这在关注中国基督徒人数的海内外诸多研究者那里，都是心知肚明的，也是载于书面研究成果之中的。从传统来说，很多宗派有婴儿洗礼，即使是强调成人洗礼的浸信会，也经常有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洗礼，但在三自系统中受到传统宗派影响的牧师，即使给婴儿或少年施洗，也是不能记录或上报的。
出于种种限制，三自教会牧师只能计算和上报受洗的成年人，即使这样做有违自己的神学和认知，也不得不如此行事。
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举行的这次论坛上，也有不同地方的几位牧师发言，“不约而同”地讲到自己所属教会或自己所处地区基督徒人数下降的情况。隶属三自系统的教会在某些地方人数下降，这可能是事实，但其他地方未必尽然。很多其他地方的三自教会仍然有很多人接受洗礼，这也是不断有媒体报导的，甚至以往的宗教蓝皮书里也有不少这样的报告。
而且，即使官方批准的教会里基督徒人数都下降，又说明什么呢？就如同从1954年开始在三自教会聚会的基督徒逐渐下降一样，大形势使然也。但是，恰在那时，家庭教会兴起。文革伊始，三自教堂全部关闭，国内外很多人真诚认为基督教在中国已被消灭，但是，他们没想到，地下教会却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文革过后，官方一清点，发现基督徒人数不仅没有减少，而且从文革前的不足100万增加到了300万。
当今的三自系统牧师，他们可能并不完全了解各自地区家庭教会的情况。笔者在国内十几年的田野调查中，接触较多的是三自教会的牧师和信徒，对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由衷敬佩和尊重，对于他们难言的苦衷，也深感同情和理解。三自教会的牧师不仅人数极为短缺，一人要牧养几百人几千人，这些信徒的婚丧嫁娶、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婆媳关系、工作生活等等，都需要牧师关心。很多牧师力不从心，不堪重负，再加上外在社会压力和党政部门种种压力，能够坚持下去已经很难得了。让他们掌握本地区地上和地下、三自和家庭教会所有信徒数字，这是对于他们过份的要求。
依据问卷调查推算人数不再可靠
有些国家的人口普查包括宗教身份。但在美国、中国等很多国家，人口普查不问宗教身份。在这种情况下，根据问卷调查估算基督徒人数，便成为不得已的选择。
2007年，零点调查公司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有关中国居民精神生活的问卷调查。那时，问卷调查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成为一个科学性标准，因此，叶小文局长筹得经费，委托社科院宗教所进行了一次超大型问卷调查，并且在2010年的宗教蓝皮书中公布其估算结果：成年基督徒人数是2305万（其中包括未受洗的信仰者）。关于这个问卷调查，从抽样到入户，都有很多不符合社会科学问卷调查基本规范的地方，而且数据不开放，学者不能对数据做进一步的验证和分析，因此缺少可信度。
当时主持这项调查的一位副所长在笔者参加的一次会议上说：这项调查的意义不在于公布的数字，而是进行了第一次这样的调查。有第一次，就有可能有第二次，希望今后做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符合社会科学问卷调查的规范。听闻此言，笔者便保持沉默，未公开批评调查方法上的种种问题。显然，所公布的最后数字，不过是叶小文局长可以接受的最高数字罢了。
2010年宗教蓝皮书公布2305万基督徒这个数字后，有些官学人士很卖力地为这次调查和数字辩护。然而，那次超大型调查后不久，叶小文卸任宗教局长。做了宗教局副局长多年的王作安升任局长。后者似乎一直对过低的数字不满意。2014年，在上海举行的纪念三自60周年的大会上，王作安局长说基督徒人数可能已经高达4000万。这在2010年蓝皮书仅仅4年之后，就多出了1700万，这算不算对于为2305万辩护的官学打脸，结论自在人心。不过，对这一新数字的反弹应该也不少。因此，在2018年4月国务院公布的第二份宗教事务白皮书中，承认基督徒人数是3800万，比王作安局长四年前说的略微少了一点，应该是在他试水之后官方所能接受的最高数字了。
为叶局长的数字辩护的官学过时了，为王局长的数字辩护的官学应时而生。
有趣的是，有些人在最近这几年想方设法地论证说，中国大陆基督徒人数就在3800万到4000万之间——为叶局长的数字辩护的官学过时了，为王局长的数字辩护的官学应时而生。
但是，问卷调查本身有很多局限，在世界各国皆然。其中从统计学自身而言，为了解某些少数族群的大体情况，需要对那个特定人群进行“过采样”（oversampling），即在随机抽样的过程中多选特定人群中的样本。比如，美国的黑人在人口中占12%左右，犹太人不到2%，如果要想知道黑人或犹太人的总体特征，就需要在抽样过程中多抽取二者样本。在中国，基督徒是少数群体，也需要用“过采样”的方法进行处理。
但这只是问卷调查的一般原则，而在中国大陆，受到政治形势、文化传统、社会习惯的影响很大，对陌生人缺少信任，因此在问卷回答时不敢说实话，在涉及政治敏感问题时更是如此，这是在中国做问卷调查面对的特殊难题，需要特殊处理。在涉及非敏感问题时，或者在大形势相对宽松的年月，问卷调查的结果相对来说还比较可靠。但众所周知，宗教问题在中国大陆属于政治敏感问题，在习近平“新时代”以来更是如此，在这样的大形势下，很多基督徒可能完全拒答问卷，或者在回答时对其中一些问题采取回避态度。因此，单凭对近年所进行的问卷调查用简单分析就推算基督徒人数，已经不具有精确度科学或学术价值，无论研究者的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只不过是为官方数字背书罢了。
学术讲究兼容幷蓄，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人平等讨论交流。如果有人在这样的喉舌平台去高谈阔论，竟然还自诩其“学术性”，必然贻笑大方。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归属于中共中央统战部，是培养统战人才的特殊单位。叶小文离开国家宗教事务局后，就调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可见这不是一个学术单位，而是为了统战统一口径的喉舌单位。学术讲究兼容幷蓄，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人平等讨论交流。如果有人在这样的喉舌平台去高谈阔论，竟然还自诩其“学术性”，必然贻笑大方。如果真的是一次学术性质的交流，姑且不论国外学者，至少应该邀请国内研究基督教的一些著名学者参加交流研讨，比如何光沪、高师宁、刘澎、于建嵘、李向平等等。而把这些人排除在外的“众口一致”，得出“停滞”或“负增长”结论，又有多少学术性可言呢？
（杨凤岗，美国普度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