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中国不是一个红色帝国（上篇：误入歧途的潜在势能）
「一个超大规模极权国家，不思政改，无意建设立宪民主政体，不禁令人恐惧。一旦坐大，难防不测，而有红色帝国崛起的预设和预期。」
【编者注】本文是许章润教授为纪念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所撰三篇系列论文的最后一篇，第一篇为《低头致意 天地无边》，第二篇为《自由主义的五场战役》。在中共最高领导人近日重提“军事斗争准备工作”之际，“红色帝国”之性质辨析更凸显其前瞻性与紧迫性。因本文关乎重大公共利益，我们特别设置全文免费阅读，欢迎转发、参与并讨论。
曾几何时，大国崛起，文明复兴，一手好牌，势不可挡。时惟戊戌，情势逆转，仿佛国运不再，开始走下坡路了，遂致人心惶惶。表诸现实，便是“一手好牌打成烂牌”，而内外交困。“要准备过苦日子”与“军事斗争”之舆议纷纷，堪为晴雨表。原因何在？为何走到这一步？抛开大国博弈、权势转移所引发的世界体系震荡等外在因素，追根究源，就在于近年来的立国之道指向“红色帝国”，或者，予人“红色帝国”的公众印象，四面树敌，八方开怼，以至于声势日甚，而声誉日窳。
一方面，既有体制的腾挪空间已尽，无法挥洒进一步让步协商的红利，毋宁，因恐惧散伙而日益收紧；另一方面，维续既有统治万世一系的初心不改，奠立于超级元首集权的党国体制日益僭政化。由此矛盾日烈，已到临界，不欲突破，遂掉头回转，不惟导致内政日益严重之党国极权，同时更加强化、坐实了红色帝国的大众形象。对此，体制内外，朝野上下，心知肚明，此乃不归路也。
中国的现代进程走到这一步，虽非始料所及，却也未出大历史框架。笔者判断，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极权国家，不曾、不必、不该也不可能是一个红色帝国。但因其超大规模，确有走到这一步的潜在势能。因而，基于建设“现代中国”这一大历史进程，破解红色帝国之道，拨转华夏邦国重归“立宪民主、人民共和”这一近代中国的主流历史意识和政治意志，既为邦国公义所在，而为全体国民的集体自救，也就是在为世界永久和平出力，须臾不能再拖了。
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极权国家，不曾、不必、不该也不可能是一个红色帝国。但因其超大规模，确有走到这一步的潜在势能。
一、红色帝国？还是超大规模极权国家？
二十世纪的美苏争霸，是两种绝对主义的对垒，也是两种源自现代性的普世理念的决战，根本演绎的还是王道自由善政与霸道极权恶政的殊死搏斗。其间，苏俄一脉，承继沙俄的扩张冲动，以霸蛮势能和不义战争，建立起一个横跨欧亚的超级帝国。一方面，就内政来看，其以党国统御，领袖君临，尊奉惟一意识形态为圣经，而以残酷斗争与坐寇逻辑开道，将国家征服收编。超级元首驾驭克格勃统辖政党，再以政党机器制御官僚体制，然后复用由此纽结一体的党国体制吞噬社会，最终形成一个层层下辖、骑在国民头顶的庞大镇压机器。在此进程中，秉持历史铁律和国家至上的扭曲定位，将谎言治国与祛除信仰推到极致。由此，国家消隐民族变成党国，再变为专政党的殖民地，最终形成的是基于君民统治观而非整体国家观的超大规模、变本加厉的极权政制。
另一方面，在国家间政治与世界体系中，苏俄不折不扣奉行传统帝国逻辑，恃征服和颠覆为手段，建立起东西纵贯的庞大红色集团，而以华约为中枢，形成中心—边缘的全球制辖体系。1949年后的中国一度不幸裹挟于这一体系的边缘地带，终因文明传统、领导人性格和地缘政治冲突等原因，而分道扬镳，其实开启了1972年中美走近的历史机缘，未始非福也。凡此两项叠加，则此超级帝国蔚为庞然红色帝国，最为邪恶恐怖，涂炭生灵，危害人类，首先是自己的国民遭殃，而终究生于不义，死于耻辱。至今想起，依旧令人不寒而栗也。
苏俄不折不扣奉行传统帝国逻辑，恃征服和颠覆为手段，建立起东西纵贯的庞大红色集团，而以华约为中枢，形成中心—边缘的全球制辖体系。
苏俄既终，则当世惟剩美帝一霸独强，以隐蔽帝国的霸权秩序维系世界体系，历经“二战”后又一个十来年辉煌小周期，直至双子塔轰然倒塌。不论其为红色帝国还是自由帝国，与此两霸比勘，吾人可得断言者，则现代中国不曾、不必、不该也不可能是一个红色帝国。
首先，现代中国不曾是一个红色帝国。辛亥以还，中华帝国蜕转为民族国家。不仅华夏帝国赖以伸展的传统东亚中华世界早已烟消云散，而且，既有疆域亦多流失。四十年里，左右拉锯，一路逶迤，满目疮痍。至红朝当政，重归一统，对内奉行阶级斗争，厉行专政，建构起酷烈极权体制。对外与苏修闹翻，往东南亚输出革命，在亚非拉洒金出力。但是，虽竭尽民力，却受势能囿限，终究只是在两霸缝隙间讨生存。连第一岛链都出不去，西北边疆亦且封锁得严丝合缝，虽有霸王之志，也想伸展手脚，耽溺于“世界一片红”的南柯绮梦，奈何无霸王之力，只能以“三个世界”划分过过干瘾。最后不得已，“拨乱反正”，还得以四个“低头致意”，收拾残局，死里逃生，哪里谈得上什么帝国。毋宁，乃陷万民于苦难之极权政制的铁桶也。逮至今日，“一带一路”水陆并进，“亚投行”早已隆重开张，实为固守旧制不思更张，以至于因其异数而为主流所拒后的另起炉灶，则看似热闹，其实依旧不过是第二大经济体求生存的不得不然，距离挑肩全球治理的红色帝国之境，还差得远呢。再说了，其所凸显的是帝力挥发而保卫政权之战，内政考量远高于全球铺展诉求，既非纯然国族利益的伸展，政党理由远高于国家理性，更与公民理性无关，则纵便有心插柳，也难能绿树成荫，同样谈不上什么帝国经纬也。
其次，现代中国不必是一个红色帝国。古今帝国成长多半仰仗地利天时，蛊惑于宏大叙事，为利益驱动所主导。罗马奥斯曼如此，英帝国如此，美帝国同样如此。唯有苏俄帝国，倒仿佛更多地基于意识形态的冲动，大肆搜刮的同时还赔钱做买卖，终于在癫狂中把自己作死。就此而言，今日中国牟利无需恃帝国之身，毋宁，更多地以汇入自由经济的世界体系，在自由而公平的贸易中取长补短。前此几十年，就是这么“低头致意”做的，赚了不少血汗钱呢。否则，反倒授人以柄，招致八方敌意，何苦来哉。而且，帝国意味着责任，故有“帝国负担”一说。以中国尚未完成现代化之身，尤其是优良政体尚付阙如，而背承重负，有如毛时代之外援与近年之大撒币，实在是打肿脸充胖子，不仅背离国家理性，也违迕公民理性，不智不祥，同样何苦来哉。大撒币招致全民反感与举国异议，随着经济下滑必将有所收敛，也是预料中事。
帝国意味着责任，故有“帝国负担”一说。以中国尚未完成现代化之身，尤其是优良政体尚付阙如，而背承重负，有如毛时代之外援与近年之大撒币，实在是打肿脸充胖子，不仅背离国家理性，也违迕公民理性。
再次，现代中国不该是一个红色帝国。毕竟，整体而言，中华文明主流崇仰王道而非霸道，帝国理想并不合心意。汉武隋炀穷兵黩武，劳民伤财，历来备受诟病，其因在此。就晚近来看，红色帝国指向恰与近代中国的主流历史意识和政治意志两相刺谬。其中的“富强”旨在自立，而非称霸；“民主”与“文明”追求内政的优良境界与国族文化的普世融和，亦与帝国指向无关，更不用说红色帝国了。就当下世界体系中的权势转移而言，成长中的大国为了自我发展，绝对以安抚守成大国为获取生存空间的妥协应对之策，所谓“韬光养晦”，奥义在此，决定了中国何需将自家弄成个帝国模式，更不用说是个家家防范人人喊打的红色帝国了。再者，当下国朝最为担心的还是自家政权的维续，一切以此为轴打转。帝国雄心依恃国力，而必耗费民力，虽能收获部分盲众的欢呼，但总体得罪绝大多数好不容易才过上几天温饱日子的国民，从而必然危及政权，非智者所为。所谓“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古人言犹在耳，未谓不预也。至于国家间政治中的敌友之别，例属国家理性与国族政治成熟范畴，同样服务于内政，最终落定于内政，对此，除非疯子，谁也不会造次。
最后，现代中国不可能是一个红色帝国。新中国起自“1911”，历经“1949”，再经“1978”，以迄于今。一百年间，总体而言，不过求生存而已。国民填饱肚子，手上有点儿余钱，花花肠子尝到了甜头，也就是晚近十来年的事儿。所谓“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只是相较曾经的积弱积贫而言。置诸世界，比对之下，依旧人民穷困，文化凋零，过去未曾站直，从来不曾富有，繁盛有待来日。既无全球投放军力的实力，亦无力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和替代性治理结构。而通常为帝国所必需的“中心—边缘”结构及其“外围地带”，不仅尚付阙如，而且，纵便经由外援和“带路”组合所拼接的地缘结构，亦无有效控制。就在家门口，从东海到南海，依旧龃龉不断，大国博弈汹涌，中国难能消停，更不用说如美帝一般纵情于深蓝远海了。故而，以此现有国力而欲成就全球霸业，纵为之，亦不能。
此就现状扫描，据实描述，概莫如此。再就近代中国主流历史意识与政治意志来看，其以“富强、民主与文明”为鹄的，虽曾一度以阶级斗争为纲，却绝对刺谬于和平理智与人文化成的华夏文教本义，故尔早被抛弃。而且，后者的天下意识意味着一种互为边疆的多中心结构而言，本身就坚拒任何红色帝国梦呓。一旦偏离此一主流，即会遭遇反弹。几年来的国朝情势，已然对此证之再再。再者，如前所述，好不容易安享两天吃喝玩乐市民生活的亿万国民，早已不是前现代的盲众，最反感基于所谓国家荣誉的援外大撒币，最痛恨枉为领导人的虚幻世界图景而耗费民力。还有，自从共产意识形态破灭，国朝即无信仰，随政治任期换届而迭出心思，在捉襟见肘中疲于应对。所谓的新理论、新思想和新时代之第次出笼，恰恰表明了无定性，意识形态虚空，国家哲学悬置，不过架漏牵补，敷衍了事。纵便儒义高陈，民族主义和末世消费心理大行其道，亦不济事。盖因钳口遮眼，压抑心智自由成长，只许十九世纪“日耳曼—斯拉夫”式教条一花独放，则国族心智孱弱，终究无法挺立也。
所谓的新理论、新思想和新时代之第次出笼，恰恰表明了无定性，意识形态虚空，国家哲学悬置，不过架漏牵补，敷衍了事。
因而，嚷嚷初心，实无理想，只剩“保江山、坐江山、吃江山”的赤裸裸实用主义与粗鄙机会主义，骨子里既无道义自信，亦无下文所说的基于文明的崇仰意识方可深植于心的文明优越感，哪里还会为什么帝国不帝国的去拼命。而帝国大业，包括红色帝国在内，嘿嘿，有时候还真要有那么点儿叫做什么理想呀、情愫呀的东东来支撑才行呢。总之，凡此决定了现代中国不可能是一个红色帝国。此非当轴所能理喻或佯装不知，亦非大洋对岸白宫廷帷内的老白男们所可想像者也。至于学人报人以“现代帝国”措辞状述当下中国，而力争自圆其说，也是一说，就是有点儿小儿科罢了。
综上所述，与其说当下中国是一个红色帝国，不如说是一个超大规模的极权国家，因其不思政改，拒绝以优良政体为现代中国升级换代，而为现代中国的最终完型加冕，则按照晚近势能伸展，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红色帝国，这才令四邻八乡猜忌，惹守成大国忌惮。就此而言，白宫那批存在认知障碍的老白男们鲁莽行事，退守基于十九世纪式的主权国家格局，深濡凡尔赛式强权政治色彩，一下子把人逼到墙角，有可能导致一个“自我实现的预期”，同样危乎殆哉。这边厢，“相向而行”，为了转移内政吃紧，而不惜内战甚或外战，亦且不无可能。现在看来，“军事斗争”或成“伟大斗争”日程之首，而定时引爆的可能性正在增长。因为，虽如前文所言，“除非疯子，谁也不会造次”，可不幸时逢太平洋两岸均为“老红卫兵执政”，这世上就有些弱智的疯子呢？！
现在看来，“军事斗争”或成“伟大斗争”日程之首，而定时引爆的可能性正在增长。
二、自我坐实的红色帝国
细加辨析，此刻中国予人红色帝国的猜忌，一种经由传媒而凸显的国际印象，或者，为何他人会有此种预设与预期，原因错综，难能一言以蔽之。在此可得陈说的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在于立国之道歧出，尚未完成内政的现代化却反而倒退，辄汲汲于搅合国际体系，四面出击，自我定位有误，世界诟议遂至。
综理诸因，约略梳理，概为下列四端。
首先，大国伸展之际的世界阵痛、与对于超大规模国族复兴的恐惧。以中国之体量与文明之渊厚，无论兴衰，均会引发世界性震荡。此为国族宿命，好坏难分，天注命定，只能适应。但大有大的难处，在切己立论，可谓言之不虚。放眼世界体系大历史，两千多年里，相对而言，中国的衰败是异态，而繁盛则为常态。眼下这波兴衰，随西力东渐而来，深嵌于现代世界的历史进程，改变东西平衡，前后不过两个来世纪，可谓短暂而急促。其以一己即身可见，则感官之震撼与冲击之剧烈，盖可想像。东西交汇一体之际，如此超大规模国族一阳来复，却又方向不甚明朗，却反而日益回转红色极权政治，未来兴盛后何去何从，会否重蹈国强则霸的旧套路，则四邻有惑，八方质疑，自是顺理成章，而有红色帝国之嘈嘈切切。有关于此，东西学人早已唧唧喳喳，无需赘言。
东西交汇一体之际，如此超大规模国族一阳来复，却又方向不甚明朗，却反而日益回转红色极权政治，未来兴盛后何去何从，会否重蹈国强则霸的旧套路，则四邻有惑，八方质疑，自是顺理成章。
进而言之，纵便可见未来中国转型落定，汇入世界民主国家主流，却依然会因自己的超大规模及其浩瀚势能，而于国家利益与全球政治层面，难免龃龉，多有冲突，也是可以预期者也。此为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本性所决定，一天未曾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就一天如此。回瞰曾经的英美角力，静观当下的德美猜忌，以及从未停止过的日美较劲，便一目了然。但因同处体系，分享立国价值，并有极权政制作为他者反观，则矛盾的可控性与解决方案的可协商性，以及循沿程序的可欲性，绝非同日而语，也是可以预言者也。
其次，帝国情结发作。曾经的大型帝国，作为逝去的辉煌，总会在民族历史文化心理中烙下深重印记。它们可能如落霞残照，搅不动死水微澜，也可能翻转为近代民族主义，而鼓荡起滔天大波。从博鲁布鲁斯海峡至广袤深邃的俄罗斯大地，再到幽曲叠嶂的中亚西亚和印度半岛，而迄太平洋两岸，均有帝国情结发作的鬼哭狼嚎。逮至今日，早已陨落而仿佛惯看沧桑、对于一切均云淡风轻的不列颠，尚图再跨瀚海，“所有作为”，正说明此间文化历史记忆转化为政治冲动的深重势能，不可小觑。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三十多年来的现代化进程指向大国崛起与文明复兴，至此时刻，仿佛正好坐实呼应了这一波发作，也真的就有这种迹象。逢迎学人与无良官媒不明所以的鼓噪，大言炎炎，推波助澜，于党国或有功，于国族为罪人。而心智低劣，心性窳劣，就此暴露无遗。有意思的是，东亚诸邦近代均遭西洋东洋势力欺凌，因而都有屈辱历史记忆，除开扶桑一枝独秀，其所引发的民族情绪，均未因国家独立繁盛而消隐，却反而益且偾张。每有风吹草动，便暗流汹涌，明浪滔天。其间，高丽民族表现奇葩，尤为凸显。值此情形下，现代中国的成长至此时段，仿佛濡有帝国情结色彩，而且偏偏就是华丽酷烈的大红大紫，怎不叫人生疑。更何况就有幸灾乐祸望船翻的，遂致情势雪上加霜矣。
东亚诸邦近代均遭西洋东洋势力欺凌，因而都有屈辱历史记忆，除开扶桑一枝独秀，其所引发的民族情绪，均未因国家独立繁盛而消隐，却反而益且偾张。每有风吹草动，便暗流汹涌，明浪滔天。
再次，基于时代错误的毛式公子哥天下图景。如前所述，“人文化成”是文教理想，强调的是基于普遍人性的普世价值分享性，而帝国霸业或者所谓“要让世界一片红”，则为霸力嚣张。德力两端，彼此风马牛。近年立国之道对此仿佛不甚了了，完全罔顾内政升级换代的急迫性与经济社会继续转型的必要性，盖在恰如笔者前文所述，虽号曰“将改革进行到底”，实则以为大转型已然完结，则模式既成，手上有俩钱，遂眼光向外，铺展鸿图。殊不知，“胸怀七亿三十亿”的时代已然不再，从“祖国山河一片红”进展至“要让世界一片红”，更是痴人说梦。世界体系维续于霸权秩序与条约秩序的交缠纠结，意味着参与其中，纵横捭阖，凭恃的是国家理性与文明劲道，表现为邦国的政治感召力与道义吸引力的博弈，哪里是多买卖点儿货品就能摆平的事，更非迎来送往的隆重接待所可奏效也。于此可见毛氏天下图景为底色的世界想像，经由公子哥式发酵，顿时成为一个犯有时代错误的低能幻觉，不成体统，而荒腔走板矣。
毛氏天下图景为底色的世界想像，经由公子哥式发酵，顿时成为一个犯有时代错误的低能幻觉，不成体统，而荒腔走板矣。
最后，更为主要的在于，超大规模极权国家崛起的后患与隐忧，引发全球震荡，而首先是四邻忧惧。超逾一个半世纪的“三波改革开放”，浴血打拼，层累之下，造就了刻下中国的综合禀赋巍峨，却因极权政体而与现代世界高阶政治文明离心离德，形同孤家寡人。时以“一战”前英德关系比譬刻下中美角力，又或以苏俄联想华夏，非因吾族吾民秉有德俄蛮力。——其实，中国的“战国时代”早已结束，其势能，其冲动，于隋唐挥洒殆尽，此后渐成内敛式文教共同体，惟靠边疆入主中原保持张力，而终究于近代沦为一味挨打的主儿。文明论上虽有复兴求存之意，间有兼善天下的普世愿景，政治意志上却早无帝国壮志矣。毋宁，实因极权政体性质固在，而又拥此禀赋，这才令大家多所忧惧。毕竟，其势能浩瀚，其初心怪诞，若果拥此势能以恪此初心，将大家的坛坛罐罐打个稀巴烂，老天爷，那还怎么过日子。如此这般，担忧后患，而戒惧生焉。放眼全球，揆诸四邻，很显然大家未必愿意看到中国乃一贫弱动乱之邦，那不符合全球利益；但更不愿遭逢一个强悍红色帝国，那首先是有违自家的安危。凡此利害，都是明摆着的事儿，虽世相迷惘，修辞纹饰，说白了，不过如此。
一个超大规模极权国家，不思政改，无意建设立宪民主政体，不禁令人恐惧。一旦坐大，难防不测，而有红色帝国崛起的预设和预期。
而一言以蔽之，就在于一个超大规模极权国家，不思政改，无意建设立宪民主政体，不禁令人恐惧。一旦坐大，难防不测，而有红色帝国崛起的预设和预期。其所挑战的是“二战”后奠立、“苏东波”后最终成型的普世良政典范。因而，既非什么南海的军事化与“带路”扩张，亦非“2025”或者“新殖民主义”就引发忧惧，事实上，凡此虽多纰漏，却为一个成长大国基于国家理性的应有布局。毋宁，恰在于内政之红色极权政治赤裸裸的加速度，这才真正令世界不安，引发出内外一并产生的根本忧惧。
既然如此，为国族利益计，为生民福祉计，为何不能正面迎应呢？以立宪民主政治融汇于世界主流体系而和平共处，于己于人，均为福也，何乐而不为呢？看官，坐吃江山，好不舒坦，岂肯放手。于是，罹患下列三项“代际盲点”之蔽，进而犯下“四大低估”之错也。
后文参见《许章润：中国不是一个红色帝国（下篇：代际盲点与斗争哲学）》
（许章润，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