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陈思和：士的精神 先锋文化 百年“五四”
「这是一场中国文化传统进行自我涅槃的文艺复兴，在中国由古代君主专制向现代民主体制转型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编者按】：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端传媒将从推荐本书《五四@100》开始，与读者共同从历史、思潮、文化等角度回顾这场运动。本书由51位学者共同撰写，包括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哈佛大学客座教授王德威，中研院院士王泛森，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葛兆光，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助理教授张历君等，于不同面相揭开“五四”的问题性与论争性，旨在反省由文化史、文学史和思想史这三者构成的“五四”论述和想像的基础，及其触动的种种社会实践，乃至革命。本书由联经出版社出版，端传媒获出版社授权刊发书摘。
《五四@100：文化，思想，历史》
出版社：联经
作者：王德威、王泛森、宋明炜、陈平原、李孝悌、葛兆光等
出版日期：2019/04
据胡适说，“五四运动”的提法，最早出现于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六日的《每周评论》第二十三期上刊登的〈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但在学生运动的发生过程中，学生团体的各种言论中更早就提到这个概念。然而，在往后的学术讨论中，“五四”概念渐渐变得宽泛，它可以与很多名词搭配在一起，构成一种“五四”＋“某某”的语言模式。如“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学”、“五四新思潮”、“五四传统”……而“五四运动”，仅仅作为其中一项内容，还必须在中间加上定语“学生”或者“爱国”，才能够特指发生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社会事件。
在一般的情况下，“五四”成为一个含义混乱、相互矛盾的概念。尤其在上世纪八○年代学术界提出了“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的观点以后，推导出这样一种看法：起始于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七年前后的思想革命，旨在批判和扬弃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语言形式，引进西方思想和文学，同时为了更好地向国人宣传以及帮助国人了解世界新潮，更准确地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感情，又必须在语言上做进一步的改革：推广白话。这是一个完整的逻辑发展过程；然而一九一九年发生的学生爱国运动，则是在国际列强（尤其是日本对华的侵略政策）刺激下激发起来的民族主义的学生运动，它在中国的实际影响引发了大众革命元素介入现代政治，由此催生国民党的改组和共产党的崛起，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命运──“救亡”压倒“启蒙”的“变奏”，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典型的例子。但是，我们似乎也可以反过来理解：思想启蒙和语言改革的目的，不就是要唤起民众来改变中国的落后现状吗？启蒙不可能对民众教育毕其功于一役，但很可能在社会菁英中间率先达到这个目的，因此，当时在北京的大学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启蒙运动的第一批觉醒者。从思想启蒙到文学革命再到社会革命，也同样是顺其逻辑的一个完整的发展。
一九一五至一九一九年间发生的围绕“五四”多重概念的一系列事件，对以后的中国命运产生了巨大影响，把它理解为中国自晚清开始的现代化进程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期也不为过。一般来说，学界对于“五四”系列事件的发生原因的探讨，都集中在西方思潮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或者是世界列强对华的不平等外交政策的刺激，尽管这两个方面有很大相异性，但从外部对中国施加影响这一点来说，还是如出一辙。然而，本文打算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五四”发生的成因，即从中国历史传统内部的某些基因来探讨，为什么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时刻，会发生影响如此深刻的“五四”系列事件。
这是中国现代史上很少发生的由文化运动带出政治运动，进而导致中国革命走向的转变──由中国文化来决定中国的未来命运。
首先应该明确：“五四”系列事件是文化事件：“五四”新潮的发起者，是几个具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大学教授，回应者是一帮手无寸铁、唯有热血的学生，鼓吹新思想的场所就是大学校园和课堂，传播新思想的媒介就是《新青年》等几种杂志。伴随著爱国学生的外交政治诉求的，还有新思想的传播、新文学的创造、新语言的普及……这是中国现代史上很少发生的由文化运动带出政治运动，进而导致中国革命走向的转变──由中国文化来决定中国的未来命运。周策纵教授和余英时教授都把“五四”学生运动与中国古代太学生干涉内政的传统联系起来讨论，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还不够，因为“五四”不仅仅是学生参与的运动。从更广泛的范围看，成熟的中国古代政治体制本身就具备了君主与士大夫共同执政的模式。在这个“明君贤臣”的理想模式下，士大夫集团尽管派系林立，互相倾轧，常常屈服于君权专制，但从体制上说，它与君主皇权并驾齐驱，构成政坛上的权力平衡。
这个被称之为“士”的统治集团，其精神传统可以追溯到春秋诸子的活跃期，从孔子高度评价为西周王朝制定礼乐制度的周公旦的言辞里，也可以把这一精神传统追溯到西周时代。孔子自称“述而不作”，其实是以古代先人的名义来梳理一系列的学术文献，为后世确立了精神文化的传统，即所谓儒道。很显然，从周武王的封建君主系统和周公旦的贤臣系统一开始就做出了权力分野，孔子自觉地把自己的学术与抱负绑定在周公系统进行传承，梳理出一个不同于贵族血缘政治的文化传统。春秋列国的诸侯们鼠目寸光只顾家天下的利益，而孔子与同时代其他卓越的思想家们都已经放眼天下纵横中原了。参照系不一样，历代文人在社会政治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精神上独立于君主专制的道统与学统，所谓“明君贤臣共治天下”的乌托邦，正是权力博弈的产物。这样一种古代士的统治集团的文化传统，在君主专制鼎盛时期往往难以显现出高贵的一面，君权高于一切的时候，儒家文化表现出特别自私、冷漠和无耻的一面；然而奇怪的是，一旦天下失范王纲解纽，儒家文化立刻就显现出自觉的担当意识。这样的时期，思想文化的创造力也特别活跃，思想专制让位给百家争鸣。周衰而诸子蜂起，汉衰而竹林长啸，唐在安史之乱后，诗歌风骨毕现，宋在亡国南渡后，理学应时盛行，明末思想界更是空前活跃，顾炎武明确分出了一姓之亡与天下兴亡的区别，显露出真正的儒家本色。稍稍回顾历史，君主专制一旦崩坏，思想文化大放异彩，这已成为规律，颠覆不破。
“五四”新潮的兴起，表面上看，是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儒家文化的否定和批判，批判武器主要也是来自西方的思想。但我们还是要考虑以下两个事实。
中国古代史上君主政统与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题目。之所以要回顾历史，只是想说明，这样一种士的精神传统即使到了现代中国依然在发挥作用。“五四”新潮的兴起，表面上看，是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儒家文化的否定和批判，批判武器主要也是来自西方的思想。但我们还是要考虑以下两个事实：首先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被迫进入现代化的历程，这时候一部分汉族士大夫的“天下”观发生了变化：他们发现有一个叫做“世界”的空间，不但比大清天朝大得多，而且还直接制约了天朝的命运。这个“世界”丰富而复杂，不但有邪恶的洋枪洋砲欺负中国，更有焕然一新的思想文化强有力地吸引著中国的读书人，于是就有了洋务、改良、变法、留学、革命，最终形成一个由现代知识分子领导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因此，“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猛烈地批判传统文化，宣导民主与科学，从本质上说，仍然是儒家文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传统再生。他们与时俱进，研究新的天下观（世界大势），并以此为参照，批判君权专制以及后来的复辟梦，批判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愚昧政策，强调只有打破落后之国的一切文化藩篱，才可能让中国容纳到“世界”这一新的“天下”的格局里去。
其次是：两千年的中国历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经历过四分五裂和异族入侵的惨剧，而维系著大中华统一的，唯有汉文化的优秀传统。异族统治者如满族，原来也是有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但在长期统治与被统治的磨合中，汉文化传统反而占了上风。为此，中国知识分子一向有文化高于政权的认知。晚清以来，清朝统治风雨飘摇，但汉族士大夫对文化传承没有丧失信心。严复在戊戌变法失败时，写信给朋友说：“仰观天时，俯察人事，但觉一无可为。然终谓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即使朝廷今日不行一事，抑所为皆非，但令在野之人与夫后生英俊洞识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则炎黄种类未必遂至沦胥；即不幸暂被羁縻，亦将有复苏之一日也。”
这段话很值得细读：所谓“开民智”，就是一种文化更新和普及运动，严复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在新的世界格局里要发生变化，唯有与时俱进，唯有容纳新知，才能救国保种；万一国家“被羁縻”，只要文化能够更新发展，仍有重见天日的机会。所谓“守旧”、“维新”无非是政策路线之争，如文化不能更新发展，政治上则是“两无一可”。而“五四”启蒙运动，正是严复“开民智”主张的必然结果──鉴于这样两个事实，我们似乎不难认识到：中国历史自身的特点，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一个致命的诱惑：文化（可以称作“道”或者“圣”）至高至上的传统：文化高于政权，天下大于一姓。每当君主集权统治处于土崩瓦解之际，一定会有以文化顾命臣自居的士大夫（现代被称作知识分子）挺身而出，他们未必能挽救末世颓运，但在思想文化传承上却往往有大突破，文化传统由此更进一个台阶。因此，我觉得可以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看作是中国古代史的一个自然延续阶段，犹如南宋、南明时代的读书人面对异族入侵、国破家亡之际激起的一场场新的思想革命，而西方新思潮的东渐只是为这一场思想文化运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这是一场中国文化传统进行自我涅槃的文艺复兴，在中国由古代君主专制向现代民主体制转型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古代，文化传承与王朝更替一般没有直接关系，文化传承是在相对封闭的学术圈里进行；可是这一次新旧文化的更替则不一样，面对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两千年君主专制体制迅速崩溃，两次帝制复辟都遭到全国舆论的反对而垮台，可见维护民主共和是民心所向，所以“五四”作为一场顺应了民心民意而发起的文化运动，它与社会的发展趋势密切相关，它在思想上理论上能力上都培训了一大批为新时代准备的中坚骨干力量。没有“五四”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很难设想在以后短短几年里会涌现出这么多的菁英分子参与了大革命和新兴的共产主义的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不是直接接受了世界性先锋文化而发生的，它几乎是与世界性先锋运动同期发生，但又具有独立而鲜明的中国文化传统的特点，换句话说，它具有一种世界性因素。
我曾经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界定为一场先锋运动，这是与国际现象同步的。在世界大战前后欧洲各国都出现过中小规模的先锋文化运动，它以猛烈批判资本主义文化传统、批判市民社会平庸和异化的姿态、以惊世骇俗的艺术方法，表达自己的政治文化诉求。“五四”的文化形态非常接近西方这类先锋文化，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不是直接接受了世界性先锋文化而发生的，它几乎是与世界性先锋运动同期发生，但又具有独立而鲜明的中国文化传统的特点，换句话说，它具有一种世界性因素。欧洲的先锋运动是在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和民主政治充分发展以后，人性异化的对立物，它是在任何反对资本主义的文化力量都失去了效应以后出现的极端反叛形式，而中国的“五四”显然不是。“五四”是在中国君主专制崩溃、新的民主政治体制还没有健全形成之际的一个政治真空地带产生的文化运动，与“五四”系列事件同时发生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各国资本主义体制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俄罗斯在革命中又建立起新的苏维埃政治体制──所以，传统君主专制体制的残余、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的衰败以及新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尝试，构成了极其复杂混乱的文化思想，以极端形式引导了“五四”系列事件──“五四”在思想上的不成熟与它以批判的形式对中国社会产生巨大影响，构成了作为先锋运动的两大文化特征。
但是，思想的不成熟和反叛精神的彻底性，决定了任何先锋运动都是爆发性、短暂的运动，它不可能持久下去。“五四”也不例外。先锋运动的失败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足够强大的资产阶级政府有能力包容先锋运动的反叛性，使反叛者最终成为受到主流社会欢迎的明星，这样，被资产阶级宠爱的浪子，就不再是先锋了；另一个是作为小团体的先锋运动，本来就不足以与强大的国家机器和社会主流抗衡，所以它要坚持自己的反抗使命，只能被吸收或融汇到更强大的实际的政治力量中去。在这个意义上认识“五四”系列事件，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胡适之与陈独秀的分道扬镳；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五四”精神培养出来的学生菁英基本上都走上了从政道路，在以后的国共两党恩仇史上有声有色地表现了自己；也就不难明白，一九四九年大陆政权易帜，大多数知识分子尽管对未来社会并不了解，也未必认同，但他们还是心甘情愿地把身体留在大陆，准备随时听从召唤，为新朝服务。如要探究这些原因，从浅表层次上说，是先锋文化的必然趋势；从纵深里说，就是其背后有传统士的道统力量起著制约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认识“五四”系列事件，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胡适之与陈独秀的分道扬镳；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五四”精神培养出来的学生菁英基本上都走上了从政道路，在以后的国共两党恩仇史上有声有色地表现了自己；也就不难明白，一九四九年大陆政权易帜，大多数知识分子尽管对未来社会并不了解，也未必认同，但他们还是心甘情愿地把身体留在大陆，准备随时听从召唤，为新朝服务。
如果放眼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范围来看，欧洲各国发展过程中，大约没有像德国的现代史那么接近中国的：这两个国家在不同的时间维度上都成为现代化的后发国家。在历史上，这两个国家都曾经有过辉煌的荣耀时刻，也都蒙受过巨大耻辱，最不可思议的是，德国与中国都是在国家权力涣散、政治落后的历史时期，非常相似地产生了足以傲世的灿烂文化──而从贫乏环境中诞生的灿烂文化，一方面总是表现出文化高于政权的乌托邦理想，但实质上又都是极度渴望有强大的政权力量来填补它的先天的虚空。德国知识分子在世界大战中一边倒地支持威廉二世发动战争，一边倒地摧毁魏玛民主体制，一边倒地渴望在世界称霸，最后不得不从二次战争失败中承担无与伦比的耻辱与教训。这对于“五四”以来经历了内战、侵略、内乱、浩劫……终于走上了改革开放道路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值得严肃思考的。
（陈思和，上海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