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实际上是披着五四的叛逆外衣,来实现了五四的遗愿,被迫害者也应该想到。他是以打击五四型知识分子的方式,完成了被打击者在五四前后他们共同呼唤的事业——改造文化,改造人性。」

2019年4月29日,河南安阳市贞元广场,有中学生举行“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以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
2019年4月29日,河南安阳市贞元广场,有中学生举行“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以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图:IC photo

【编者按】本文为著名历史学者朱学勤在香港中文大学博群计划思想沙龙“思托邦”的演讲实录,文字经作者审定,并有重要修订。端传媒经朱学勤先生授权刊发,以飨读者。

每年到五四,会有三种声音。

第一种当然就是官方的声音,所谓“主旋律”。你去看人民日报、新华社、CCTV,它们会抢着说,五四的旗帜是“爱国”与“进步”,而不是其它。相信很多大陆学生,从中学到大学听到的“主旋律”、读到的教科书都是这样说的。

每当这种声音出来的时候,我们会听到民间知识界的第二种声音说:不对,当年五四运动的旗帜不是爱国与进步,是“德先生”与“赛先生”——“民主”和“科学”,明明是写在五四历史上的两个口号,怎么被改成“爱国”与“进步”?

我属于第三种声音,另类。这第三种声音想表达的是什么?首先,历史不容篡改。从历史事实说,肯定是“民主”与“科学”,而不是“爱国”与“进步”,其次,五四需反思,需超越。“民主”与“科学”,当年前者比后者影响大,后者且不论,我们今天只讨论“民主”,当年追求的是哪一种“民主”?那时世界上有两种民主,一是法国革命式、俄国革命式的所谓“大民主”、“直接民主”,还有一种是英、美式的代议制民主,香港因为有英国人留下的制度传统,在座者可能比较熟悉,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小民主”、“间接民主”。

我所言这第三种声音,首先要求恢复历史的原貌,而不是任意扭曲,其次是要求反思,在反思中超越。

五四先贤他们要求的民主显然是前一种,不是后一种。当年我们的初心要引进大民主,最后实现的是什么?实际上很可能是和大民主完全相反的东西,是大专政、大专制,使中国社会出现了百年曲折。既然如此,我所言这第三种声音,首先要求恢复历史的原貌,而不是任意扭曲,其次是要求反思,在反思中超越。

“之”字形百年曲折

看中国百年曲折,我简化为一个汉字——“之”。我们或许能在这个“之”字形曲折中寻找到五四的历史位置。

“之”上面的这一点,跟香港跟广东息息相关。那就是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个英国大型商业贸易代表团到中国来,他们对乾隆提出的谈判要求,和今天的中美贸易战有一种遥远而切近的联系。

英国人首先提出五口通商,而不是仅仅通过广州这一个小口岸上的十三行做贸易。其次要求租借一个沿海岛屿,以便晾晒货物、安置女眷。一开始他们看中舟山群岛里面一个岛,后来发现,在港岛和九龙之间的这条狭长海湾,是亚洲少见的深水良港,于是把眼光放到了香港。最终清朝政府同意租借香港,然后再扩展到今天九龙、新界这些地方。没有当年的中英贸易战,也不会有今天的香港,也不会有新界,更不会有香港中文大学,也没有诸位在这里读书求学。历史就是这样跟你们的生活发生切近的联系。

再看这个“之”字型“点”下面的空白。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之后,历史出现了将近50年的“空白”。47年以后,1840年炮声响起,中英贸易战从商业语言变成了炮舰语言,中国人把它称为中英鸦片战争。这场贸易战的结果大家都知道,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

1840年始,“之”字从这一“横”起步。这一“横”从中英贸易战一直发展到1919年五四运动,大致是80年,期间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英国为师,大约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经济体制改革,受战败刺激,当年的突出部位是国防军事改革,追求“船坚炮利”。魏源在战争结束以后,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夷”,指的是英国人。第二阶段是以美国为师,同盟会纲领:“驱除靼虏,平均地权,建立合众政府”,就是以美利坚合众国的政治体制为参照,打倒帝制,走向共和,相当于我们今天讲的政治体制改革。第一阶段是学对方的技术,停留于器物层面;第二个阶段引进普遍价值,进入政治层面,废弃皇权,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共和体制。

“之”字这一“横”从中英贸易战一直发展到1919年五四运动,大致是80年,期间第一阶段以英国为师,第二阶段是以美国为师。

一“横”80年,又是怎么拐过来的?这就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改变中国,至深且巨,以英美为师,变成了以俄为师。这个转折非同小可,到什么时候才能拐过来?一直到了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第27天,怀仁堂发生政变,即这个“之”字下面这个拐点,百年曲折发生第二次巨变。

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三人联手发难,在怀仁堂和钓鱼台诱捕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江青和毛远新,一口气抓了五个人,他们称“一举粉碎四人帮”,历史的道岔就在那个晚上扳了过来。在此之后,才有邓小平复出的可能。1979年初,邓对美国访问,和卡特总统达成了默契,出兵打越南。这也是天地翻转的大事,两件大事合在一起,扭转了大势,也可说是扭转乾坤。

我们这代人应该感念邓小平主掌中国外交大势的这一历史性贡献。中美出现多次对抗,邓在世的时候,对抗没有引起分裂,更没有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们这代人应该感念邓小平主掌中国外交大势的这一历史性贡献。中美出现多次对抗,邓在世的时候,对抗没有引起分裂,更没有走到今天这一步。摄:Keystone/Getty Images

为什么说扭转乾坤?此前越南曾是中国大陆倾全国之力支持抗击“美帝国主义”的一个战场,所谓“援越抗美”。1974年美国之所以从越南撤兵,并不是打不过越南,而是难以对抗越南后面有中、苏两个大国支持,三国“耗”一国,美国禁不起,1974年方宣布撤离。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失败,创痛巨深。五年不到,当年越南后面的老大哥之一、中共的领袖邓小平跑到白宫,口出惊人之语,对卡特说“我们要帮你们教训一次越南”?而且不是说了一次,说了两次。卡特从错愕到听懂,从听懂到默契,以美国特有的战略情报支援中共,打了一次1979年2月的所谓“对越自卫反击战”,这是不是天地翻转?

邓小平访美期间,工作团队有一个特殊人物李慎之,后来是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创始所长、社科院主管外事的副院长。访美期间,他听到邓小平说,“我们要帮你们教训一次越南”,也很震惊。于是问邓,“你这一路上一直强调,改革开放是向西方世界的排头兵开放,我理解西方发达国家的排头兵就是美国。为什么你强调要向美国开放?”邓小平回答:“战后几十年,我看了几十年,跟苏联走的,都穷了,跟美国走的,都富了!”这话颇有(大陆地产商)任志强风格——话糙理不糙。这句话没有进《邓小平文选》,却是李慎之亲耳听邓言,李又亲口对我说,不会有错。上一句跟卡特说“我要帮你们教训一次越南”,是进邓选的,只是把“帮你们”三个字扣掉了,变成“我们要教训一次越南”。

我们这代人应该感念邓主掌中国外交大势的这一历史性贡献。中美出现多次对抗,邓在世的时候,对抗没有引起分裂,更没有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对邓有很尖锐的批评,看不上傅高义那类《邓小平传》,他加入了对邓小平的歌功颂德,回避了邓小平此后的历史性大错,至少是轻描淡写。但是,对邓小平把握中国对美外交的方针大政,我是欣赏和支持的。

五四我们“以俄为师”,改变了此前80年“以英美为师”的历史;转到1976年、1979年,两个关键事件又把“以俄为师”拧了过来。

总而言之,五四我们“以俄为师”,改变了此前80年“以英美为师”的历史;转到1976年、1979年,两个关键事件又把“以俄为师”拧了过来,一个就是1976年10月6号的怀仁堂事变,一个就是邓小平帮美国打了一次越南,重新在世界上站队。毛在世的时候,站队是站在了法、俄激进革命的这一边。华国锋、邓小平扭转航向,扭转到以英美、主要是以美国为师这样的一个方向。转过来之后,“之”字形下面这一“捺”,就是我们当下走过来的历史,40年上下踢腾,蜿蜒曲折。没有那次转向,没有那次外部环境的变化,这一“捺”绝不可能走到今天。

在这个“之”字形曲折中,应该能找到“五四”的历史地位?我们的反思,即从这一地位开始。

五四的文化决定论遗产

五四有很多正面的东西值得我们纪念,但是五四扭转历史的负面作用,直到今天都没有得到正视,没有反思——至少反思得不够。五四从新文化运动而来,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是什么关系?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胡适,晚年有一个痛心反思。他说新文化运动是被五四运动“挟持”了。“挟持”是事实,胡适有此反思,很不容易。但是,他没有回答新文化运动为什么被五四挟持,两者还是有内在联系的,否则不会这么容易“挟持”。

新文化运动最正面的一个成果是什么?说一千道一万,最大贡献是以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类似马丁-路德以德国民间俗语改写拉丁文的《圣经》。胡适呼吁使用白话文,这是造福千秋万代的事。一直到今天,我们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到研究生,都深受胡适之恩泽而不察。各位设想一下,从小学直到研究生,教科书如果全是文言文,是什么图景?文科勉强能对付,理科声光化电各学科,全是文言文教科书,用中式“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零”,你开个平方试试?遑论其它。

新文化运动最正面的一个成果是以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类似马丁-路德以德国民间俗语改写拉丁文的《圣经》。

但是新文化运动当中,也出现了一些隐患。患莫大者,是对辛亥革命持鄙薄、至少是轻视立场,用今天的话来说,那才是“历史虚无主义”。他们认为,政治制度的变化是无足轻重的,甚至认为早就失败了,不需要再去谈论并巩固辛亥革命了,最重要的是国民素质问题,文化改造问题。如果不把文化和国民性扭转过来,那么中国即便再发生十次辛亥革命,都没有意义。故而新文化运动中后期出现了我称之为“文化决定论”“国民素质论”“国民性改造论”这些偏差。

这些偏差诸位实际上是熟悉的,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你们多半是从文艺作品如小说接触新文化运动,比如鲁迅的未庄系列。大家都熟悉阿Q、祥林嫂、吴妈、小T、赵老太爷这些人物,鲁迅通过新文化运动中后期发表的这些小说,表达什么想法?那就是辛亥革命无足轻重,用他的话来说,城头变幻大王旗,把清朝的旗帜拔了,插上一个民国的旗帜,那有什么了不起?重要的是,绍兴城外有鲁镇,鲁镇附近有未庄,还有赵老太爷,赵老太爷还在统治着阿Q、祥林嫂这类人的灵魂。这些人思想不扭转。城里“柿油党”(自由党)的革命,是闹剧,无足轻重。

鲁迅的偏差在哪里?在于他认为一个国家发生的制度变革,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文化改造、国民性改造。这个偏差贻害无穷。

不能说鲁迅一无是处,他看到了中国文化落后、愚昧这一面。但是鲁迅的偏差在哪里?在于他认为一个国家发生的制度变革,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文化改造、国民性改造。这个偏差贻害无穷,直到今天还有人在说,要接着鲁迅的这一言路往下讲。讲什么?讲的就是这个文化决定论与国民性改造论。这些“接着讲”的人们在政治上是要民主的,但在思想上却是糊涂的,他们要“接着讲”的,恰恰是他政治上反对的。

鲁迅看到了中国文化落后、愚昧这一面。但他认为一个国家发生的制度变革,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文化改造、国民性改造。

鲁迅看到了中国文化落后、愚昧这一面。但他认为一个国家发生的制度变革,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文化改造、国民性改造。摄:Sovfoto/UIG via Getty Images

毛泽东:五四的“精神逆子”

鲁迅的思想影响了好几代人,最重要的一个被影响者是毛润之。他后来之所以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有政治、经济、外交等很多原因。今天因为是说五四,只能讲一点思想史的联系。

五四前后,毛作为湖南“愤青”不止一次去北京,深受新文化运动、五四之濡染。那一时期鲁迅小说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鲁迅告诉他辛亥革命无足轻重,重要的是这个国家文化上的改造、国民性的改造。谁也没想到这个“北漂愤青”后来掌握了军队,赢得了政权,此后做什么?

毛要做的事出乎党内所有人意料。所有人都认为你打下江山,坐下来好好建设,让老百姓吃饱饭,这个民族要现代化。但毛认为这些都不重要。进北京之前1948年七届二中全会,他有一段著名讲话,已经潜伏有不祥之音。但那个时候人们对这段讲话的理解是正面的,他告诫全党不要骄傲自满,要警惕糖衣炮弹。但他还说,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就是连我们的敌人都不否认的基本事实,如果连这样的胜利都值得骄傲,那么更值得骄傲的事业还在后头。

进北京之前1948年七届二中全会,他有一段著名讲话,已经潜伏有不祥之音。但那个时候人们对这段讲话的理解是正面的。

大家都没想到,一个革命党,一支革命军队,难道还有比夺取全国政权更值得骄傲的事情吗?但对毛泽东来说,不重要,不值得骄傲。在拿到政权之后,全党都认为要搞经济建设,不,毛拿了这个政权,还要做两件更大的事:第一是改造社会,要以革命的方式重新解构,重新组建。1959年到1966年这一段,毛泽东搞的是社会革命。在农村分田分地,在城市公私合营,用政权暴力来改造整个社会结构。这一步大致完成,全党松了一口气,他认为还有更重要的改造没完成——这个民族的古老文化没有改造,人性没有改造,人性、人心里盘踞著各种各样腐朽的观念。1966年他悍然发动“文化大革命”,初衷之一是想改造文化、改造国民性。1966年6月,《人民日报》号召“破四旧,立四新”,整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遭到了疾风暴雨的摧毁。人们要在灵魂深处闹革命,要让大大小小的吴妈、阿Q、祥林嫂改造成新型的革命者。这叫思想革命化、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建设一颗红彤彤的心,只有这样,才能维持红色世界永不坠落。

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让全党都出乎意料,但是熟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人不应该意外。他这样一种雄心壮志是哪来的?来源之一是当年这位“北漂愤青”在北京读《新青年》、读陈独秀、读李大钊、读鲁迅而确立起来的观念:政治革命无足轻重,社会革命更重要;社会革命即使取得胜利,更值得骄傲的事业是文化革命。打倒一个民族的陈旧文化,确立这个民族的新型文化,改造人性。这才是他认为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能做的事。所以他非常准确地总结,自己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件大事叫“打倒蒋介石”。第二件大事叫“发动文化大革命”,后一件比前一件重要。他的自我总结没错,为什么要打倒蒋介石、夺取政权?夺取政权干什么?改造社会,改造人,改造文化,改造国民性。在毛泽东眼里,全中国不过是个放大的“未庄”、“鲁镇”,八亿中国人不过是无数个阿Q、祥林嫂的集合体。因此,文革十年,中国大街小巷的书店里,只有马恩列斯毛的书,除此之外,只有鲁迅的书可卖,这绝不是偶然的。

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雄心壮志是哪来的?来源之一是当年这位“北漂愤青”在北京读《新青年》、读陈独秀、读李大钊、读鲁迅而确立起来的观念。他实际上是五四的“精神逆子”。

毛泽东实际上是五四的“精神逆子”。凡是从五四运动过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等等,都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受到了冲击。这些冲击惨无人道,今天无论如何都应该彻底否定,不能再发生了。但是毛实际上是披着五四的叛逆外衣,来实现了五四的遗愿,被迫害者也应该想到。他是以打击五四型知识分子的方式,完成了被打击者在五四前后他们共同呼唤的事业——改造文化,改造人性。所以晚年他一直说,“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你们都不理解我啊,毛备感孤独,故而给日本友人再次书写鲁迅的那首诗——“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毛泽东实际上是披着五四的叛逆外衣,来实现了五四的遗愿,被迫害者也应该想到。他是以打击五四型知识分子的方式,完成了被打击者在五四前后他们共同呼唤的事业。

毛泽东实际上是披着五四的叛逆外衣,来实现了五四的遗愿,被迫害者也应该想到。他是以打击五四型知识分子的方式,完成了被打击者在五四前后他们共同呼唤的事业。摄:Vittoriano Rastelli/Corbis via Getty Images

五四“以俄为师”的遗患

五四运动在政治上值得我们反思的是什么?前已提及,它改变了此前80年“以美为师”,转向了“以俄为师”。这一转向的外部契机是一是巴黎和会,二是十月革命。

巴黎和会有关山东问题中国外交失败,使得中国年轻的新型知识分认为所谓“好人威尔逊”为代表的美国政治,和此前的帝国主义是一丘之壑,英国是坏人,美国也是坏人,出卖了我们的山东。实际上山东问题上外交失败是暂时的,1922年华盛顿重开对日和会,使日本把山东的主权权益还给了中国,间隔只有两三年。但1919年中国新兴的知识份子当时因所谓一战胜利而虚骄,因巴黎和会的失败而失去耐心,马上就转向批判美国的立场。你们去看看《新青年》杂志:1919年五四以前,陈独秀写的文章都在高呼,美国是新型国家,是平等待我之民族,美国总统威尔逊是顶呱呱的好人。五四以后马上就180度大转弯。这是一个以抛弃英美传统为标志、同时也抛弃此前80年历史的转折。

第二件事情,俄国十月革命。列宁斯大林两次颁布对华外交宣言,即此前沙俄政府签订的所有条约一律作废。相对于英法美等发达国家,沙俄是债务国,他欠人家的钱;面对中国、印尼、越南这些东方不发达国家,它是债权国,放债给我们,收我们的利息。以前发生过很多革命,没有一次革命政府说,此前政府签订的条约,我们“一风吹”,不承认。只有十月革命,他们说此前签的条约作废,父债子不还,这叫“革命外交”。

“革命外交”表面激进,实际是有非常精确的计算。后来从斯大林从中国或明或暗谋取的利益,远远大于当年虚情假意放弃的债务。

“革命外交”表面激进,实际是有非常精确的计算。他们“一风吹”吹掉的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债务,远远大于对中国在内的不发达国家的债权,在经济上是完全划得来,是一个现实主义外交,但是它披上了“革命外交”的外衣。他对西方赖账的行为引来了14国武装干涉,所谓干涉就是债权人上门来逼债:你可以革命,但父债子还,不能因革命而赖账。对中国这种不发达国家来讲,它放弃债权,收获万众欢呼:他爹放的账,他作废了,这“革命外交”太好了!这就是陈独秀他们五四以后急剧转弯的原因之一,认为“俄国是唯一平等待我之民族”,却未看到它包藏祸心,后来从斯大林从中国或明或暗谋取的利益,远远大于当年虚情假意放弃的债务。

另一方面,十月革命受到了14国武装干涉,他们派出大量外交人员,到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后方——亚非拉地区来输出革命,希望在这些地方点燃革命烈火,围魏救赵。他们试图把资本主义世界的正面压迫吸引回去,缓解它的正面危机。那时候到中国来的共产国际代表,如过江之鲫,络绎于途。他们一开始要跟张作霖合作,后来跟吴佩孚,最后找到了孙中山,都是和政治舞台上的头面实力人物合作。 此外他们还有“风险投资”,寻找未来的利益代表者。今天不起眼的台下“愤青”,说不定哪一天他们上台成大事呢?他们投了很多,都失败了,但最后一把投中,这一把能赢回此前所有的失败。

1921年7月1日中共第一次党代会为什么会在上海?按党史上说,因为上海是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最尖锐。但我们去看一看,那十来个青年人加上一个发路费的俄国人,没有一个人会说上海话,没有一个人出生于上海,更没有一个人来自当时工人最集中的杨浦、闸北地区。反而是来自于两湖这一内陆地区的代表占了最大比例——5到6个人来自于湖南、湖北。所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跟上海的工人阶级有没有关系,别说“五毛”,连一毛钱的关系也没有。如果说跟上海有内在相连,那是因为上海有租界,是国中之国,诸国租界里,英租界法治森严,法租界拥有法国大革命留下的直接统治之传统,松懈混乱。他们选择的非常准确,第一上海,第二法租界。

中共一大参加者的平均年龄是21、22岁,就是今天所说的“愤青”年龄。毛泽东当年一个中专生,在湖南东奔西走,没有正常收入,突然接到一个通知,去上海开会,发来回路费,走的时候又能领一笔革命经费,这意味着什么?故而毛泽东当年在五四之后,说出了那个时代最强烈的一个声音,叫做:“北方吹来十月的风,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一直到今天,中国大陆官史上有一句话,叫做“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和干部基础”。这句话千真万确,一点不假。我弄不懂为什么在纪念五四的时候,知识界总是忘记这句话?

中国大陆官史上有一句话,叫做“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和干部基础”。这句话千真万确,一点不假。

俄国人这一把“风投”成功了,成功收益远远大于此前投在吴佩孚、孙中山这些枱面人物的收益。中国历史由此发生一个大转折,就是我刚刚讲的“之”字型左上角那一“撇”,向左向下急剧一“撇”,直至1976年毛泽东去世。毛泽东到晚年,在意识形态上跟苏联发生了争执,斥责苏联是修正主义,他并不是要反“以俄为师”,而是要比苏联更苏联,更忠诚于苏联的原教旨理想。别看他1960年代跟苏联发生了冲突,但是就他的精神信仰本性来讲,他比俄国人还要俄国人,比斯大林还斯大林,他直言“列宁、斯大林那两把刀子”不能丢,那才叫“不忘初心”。这个“不忘初心”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结果?文化大革命被他搞起来了,中国文化遭到了从秦始皇以来2000多年没有过的摧残。

2019年4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五四运动100周年演讲结束时向观众挥手致意。

2019年4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五四运动100周年演讲结束时向观众挥手致意。摄:Andrea Verdelli/Getty Images

国民性改造与文化决定论贻害无穷

对于文化大革命,在官方否定之前,我已经从怀疑、不满,走向否定。但我一直想揭示的一点是,文化大革命的迫害者和被迫害者,从历史角度来讲,他们有“精神共谋”的关系。我们应该控诉那些迫害,但不能停留在控诉迫害,还应该向历史的纵深挖掘,这个“精神共谋”叫作“文化决定论”,而“文化决定论”正是从五四前后开始的。昨天的“文化决定论”助成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今天的“文化决定论”呢?它助成“国民素质落后论”,有意无意地遮蔽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这话可分两层讲。

前已述及,从新文化运动发韧,至五四时期几成知识界共识的“文化决定论”,内在蕴含是鄙薄辛亥革命。文化是一个大得不能再大的概念,如空气须臾不可离,它可以继承,可以改善,但绝不可以也不可能改造,更不应该革命。具体到与某一政治事件、政治过程如辛亥革命的关系,它是被动的,从属性的。我们今天谈辛亥革命成也罢,败也罢,不能归功或归咎于当时的中国传统文化。当时的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因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而归咎于当时的传统文化,这是错误的。因政治上的人谋不臧而归咎文化?文化如能言,一定会唱:三千男儿皆解甲,妾在后宫何能言?那种凡事都要追究到终极原因的思维方法,貌似深刻,其实是放过了人谋不臧,至少是逻辑思维训练不够。二十年前,我曾借悉尼·胡克(Sidney Hook)之言,揭示这种思维的错谬:“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应该不难理解?

现在,我们结合当代政治与文化的实例,来反思当年这一时尚思维的错谬。放眼世界,大凡同一个文化版图上出现不同的制度选择,必定是强调文化决定论,然后走向文化改造、文化革命的那一地区,必定输给另一不强调文化决定、不搞文化革命的另一地区,如东西德,如朝韩。

把眼光收回中国,从文化而言,同一个汉语文化版图,二战后出现了三个制度选择:大陆、香港、台湾,哪里先进,哪里落后?就对传统文化的立场、态度而言,凡对文化要取革命态度的地区,制度越落后;凡维护乃至保护传统文化的地区,制度越先进。这是张耳可闻、触目可见的基本事实。

就对传统文化的立场、态度而言,凡对文化要取革命态度的地区,制度越落后;凡维护乃至保护传统文化的地区,制度越先进。

再把眼光收回中国大陆,大致可分两个历史时期,毛泽东时代是天天讲、日日讲文化改造、文化革命的时代,改革开放时代再不提改造文化,而是向既存文化言和、 与人心人性言和,但与毛时代相比,哪个优哪个劣?不难得出结论。我不是说改革开放没有问题,问题太多太大。仅仅因为改变了经济政策,改变农村经济制度,局部触动城市经济的制度,大陆的贫困面貌即已扭转,如果1980年代能深入到政治制度呢?逐步兑现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文章的标题性承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今天的问题大多能迎刃而解。因此,若论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关系,我的看法是:第一是制度,第二是制度,第三还是制度。

至于“国民性改造论”,这是从属“文化决定论”的二级论题,当年鲁迅由日本引进,杂糅尼采的超人哲学。应该承认,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国民性还很差,差的不是一点,尤其与鲁迅心仪的日本比,差得更远。1959年,泰晤士报曾就西德经济已经超越英国,发表社论“究竟谁是战胜国?”今天我们更有理由再写此一题目:“究竟谁是战胜国?”

应该是政治选择为国民性负责,而不是相反,国民性为政治选择负责。

不过,我要说的是,国民素质与制度选择,何为因何为果?不可因果倒置。先秦之前,我们的国民性不是这样,正是因为以军耕立国的秦,而不是以工商立国的齐,统一了中国,以《商君书》集大成的古代法西斯统一了中国,历两千年而不改,中国的国民性才压弯了腰,压驼了背,佝偻成这样!日本的国民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继承了我们的先秦传统,而不是秦以后传统。抗日战争打成那样,以致有战国策学派的历史学痛言:这是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战,古代中国打垮了现代中国。若无美国参战,变中日之战为太平洋战争,古代中国很有可能战胜当代中国!而就当代中国言,民气之伸张,肯定超过文革时期;文革之后,1980年代的民气之伸张,肯定也超过当下。因此,若论国民性问题,我想说的是,应该是政治选择为国民性负责,而不是相反国民性为政治选择负责,第一是政治,第二是政治,第三还是政治。

1919年5月4日,北京3000多名爱国学生在天安门前示威游行,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损害中国主权以及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政策,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图为北京大学学生向天安门进发。

1919年5月4日,北京3000多名爱国学生在天安门前示威游行,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损害中国主权以及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政策,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图为北京大学学生向天安门进发。图:IC photo

文革迫害者与被迫害者的精神共谋关系,就在这两层——“文化决定论”和“国民性改造论”——达成可悲共识。读五四之后的新知识群,几乎无一日不在呐喊要改造社会,改造文化,改造国民性,故而我称他们是“木匠造枷枷自家”。尤其读1920、1930年代的左联作品、左翼文学,不说不堪入目,至少是乏善可陈。这部文学史,如果还能称作文学史的话,就是一部左翼话语史,与此后丑化它、否定它的文革极左话语是否有上下游关系?此后所谓“样板戏”的结构性要素,如宣扬暴力,反智、反资、反文化、反市场经济,鼓吹共产乌托邦,对工农兵底层人物无限拔高,主题先行等等,举凡“政治正确”,在这里应有尽有,一应俱全。它是一步步向着1966年发展,直至最后被反噬,那股比它更左、更极端的政治势力将它宣判为”“三十年代文艺资产阶级黑线”,一口吞没。

1976年怀仁堂政变,一举粉碎“四人帮”,当初的说法是“上海帮”,后来为政治策略考虑才改为“四人帮”,其实“上海帮”这一说法比“四人帮”更为准确。一个基本事实是:四人中除王洪文外,都是上海三十年代直接参与、或间接后续的左联中人,改称“四人帮”反而模糊了这一历史联系。至于他们是否真能代表上海,并不是那么回事。事实上,他们与真正上海的关系,是油水关系——油滴浮于水,上下两张皮。张春桥、江青连一句流利的上海本地方言都不会说,姚文元其父为左联常委,是这条“黑线”的第二代,还能说两句,但日常口语、思维母语还是北京的普通话。

但在什么意义上称他们为“上海帮”是准确的呢?左联、左翼文学基本是上海租界生活的产物,离开了上海租界,他们连一天都不能生存。鲁迅后期杂文自选集,题为《且介亭杂文》,“且介亭”者,“租界亭子间”也,实在是再准确不过。当然,至于鲁迅本人是否住“亭子间”,正如“上海帮”是否能代表“上海”,正如我们在开头说的中共一大那些内地来的“愤青”,他们是否真正理解“上海”,那是另一个话题。

100年过去了,中国人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直到今天,我们虽然否定了文革,但还没有走出五四的阴影。

概而言之,历史脱位容易复位难。五四的历史位置是在“之”字曲折的第一个拐点,经向左一“撇”,它与下面的第二拐点相对应。100年过去了,中国人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直到今天,我们虽然否定了文革,但还没有走出五四的阴影。我们的前辈在“之”字形的向下向左的那一“撇”,付出了代价;我们这一代则在“之”字形向右拐过来的这一“捺”继续付出代价。今天我们面对百年“五四”,第一要纪念,第二要反思,第三要超越。百年看似漫长,却如白驹过隙,我们不能不纪念、不能不反思、不能不超越啊。

(朱学勤,上海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思想史,著有《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书斋里的革命》《风声·雨声·读书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