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祚来：当自由城邦遭遇末日帝国——六四幸存者眼中的今日香港
「城邦的新生代与帝国的新极权遭遇，形成必然性冲突，问题在于，它所激发的，仅仅是一时的悲情？还是像六四一样，产生一场新的历史悲剧？」
1949年后的中国，虽然名为“人民共和国”，但仍然是一个帝国形态，是传统帝国与共产体制的复合。天安门广场是帝国的广场，三十年前的“八九”一代抗争者获得了一个多月的占领，最终失败，自由的声音被枪声泯灭，广场归于沉寂。
而香港由于百年时间在英国治下，已拥有相对成熟的法治与自由，它是一个自由城邦，却不具有真正民主的政制。作为一个位于帝国南大门的自由城邦，它的幸与不幸，盖因地缘关系而注定，帝国的威权要扩张，必然挤压城邦的自由空间，通过消解独立法治，实现威权掌控。
而香港城邦的新生代要进入“价值主义”时代，自由民主法治是第一价值，并与生命人权价值相维系，城邦的新生代与帝国的新极权遭遇，形成必然性冲突，问题在于，它所激发的，仅仅是一时的悲情？还是像六四一样，产生一场新的历史悲剧？
近日李鹏去世，引发坊间莫名狂欢，但中共对他的讣告却令人不安，大陆主流媒体上多年不见的“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这样的政治定性又一次出现。中共高层不仅要将六四血债让李鹏去背负，同时又一次利用其“屠夫”角色，对抗争运动中的香港进行威慑，这也发出不祥的信号。
中共高层不仅要将六四血债让李鹏去背负，同时又一次利用其“屠夫”角色，对抗争运动中的香港进行威慑，这也发出不祥的信号。
抗争运动如何和平持续，如何把握节奏适时进退，直接关系到抗争运动的绩效与最高目标的达成。作为六四运动的全程参与者，笔者深知，当局最希望看到的，是暴力活动在城邦肆虐，为出动军队镇压找到口实，善良的人们不得不警惕、提防。
帝国与城邦：三个自由广场
在天安门广场悲剧三十周年之际，笔者作为六四幸存者之一，六月初在台北的自由广场等地参与一系列讲演与研讨，在活动中我多次强调，三十年前的天安门广场曾是一个“自由广场”，但失败了；而香港是第二期“自由广场”，它位于中国大陆的南大门口，正在沦陷中，香港人正在通过抗争，守护自己的自由，争取真正的民主；而台湾的自由广场（如其本名所示）则是第三个“自由广场”，是已然胜利的广场，如果香港沦陷，台湾（作为更大规模城邦、或城邦国家）将退无可退，面临更大的考验。
如果香港沦陷，台湾将退无可退，面临更大的考验。
在相关的讨论中，我因此提出了城邦民主与帝国民主在抗争过程中的大不同，台湾的民主路径步步为营，分众抗争，尽管也是步履维艰，充满血泪，但路径正确，人们终于走到了自由的广场上，享受自由的空气。
城邦的自由民主法治制度一旦确立，难以逆转，而帝国正相反，中共建政之初，从宪法到政体，特别是政治协商与人民代表制度，一度体现民主共和的理念，但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共和国蜕变成为党国，从党国又退步到个人极权专政国家，甚至成为政教合一的领袖崇拜国家。在习近平当政之后，改革开放的有限成果又一步步被蚕食，普世价值被禁谈，公共知识分子、维权律师、敢言的媒体与媒体人被打压、迫害，失却生存的空间。
大陆的民主抗争运动现在看起来如此无望，几乎没有了抗争的空间，但不可持续的专政极权，也有其宿命的悲剧终结。帝国的倒退路径如此鲜明，但从苏联经验来看，其崩溃瓦解也在一夜之间，后续的问题就是如何重建民主法治。
香港城邦的抗争，日益成为对抗庞大帝国专政的一部分，也成为拖垮帝国的韧性力量。
在这种背景下，香港城邦的抗争，日益成为对抗庞大帝国专政的一部分，也成为拖垮帝国的韧性力量，如果说八九之时香港人对北京民主运动的声援支持是基于道义，那么今天香港人的抗争，既是当年民主运动的持续，更是在守护城邦的自由，对抗大陆威权、争取本地的民主。
反思三十年前北京的抗争运动，对比香港今天的抗争运动，也许可以得到经验，更能获取教训。
退无可退，致命的抗争
八九一代的大陆抗争群体，是新生的、脆弱的政治力量（包括广场领袖在内的主体都是年轻学子），由于相对封闭的环境，它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有效、有力的声援与支持，国际社会更无法对中共暴行进行有力反制（这与香港现在的情形䢛异）。
与此同时，成人精英也只有非常有限的参与。而不公开直接参与的原因，主要是为了“避嫌”，即有民主宪政意愿的成年知识精英们，不愿成为当局怀疑的、学潮或民主运动的“幕后黑手”。相比之下，四年前香港的“占中”争普选民主运动，大学教授等成人精英们，公开站在前台，亮出底牌，与控制城邦的力量公开抗争，强势发出争取“双普选”的呼声。
当年北京的抗争者之所以能够持续在四十多天的时间占领广场，有多重原因：一是起因，学生与市民能够走上街头，是为中共的开明领导人送花圈，如果不是这一起因，抗争者不可能大规模上街。二是理性和平，抗争者持续如此长的时间，整个过程和平理性，甚至自发组织了纠察队，最重要的背景是中共高层内斗没有结束，无法动用军队暴力镇压，军队因抗争者全力阻止，无法大规模进城，双方和平僵持。
现在，香港是不是面临同样的危险？解放军就在香港城内外，之所以没有像对付北京抗争者那样悍然镇压，又是什么力量在无形制约它呢？只要解放军出动，场景还会与当年北京“六三”之夜一样恐怖。如果说当年军队无法进城、或迟迟没有动用屠城方式，是中共高层内斗没有结束，那么今天香港的背后，则是大国博弈，全球关注，北京有所忌惮，从而在雨伞上面支撑起一片有限的天空。
抗争运动的入场需要理由，退场也需要理由。
示威和平，诉求合理，为什么要离场？——身处局中的抗争者，似乎没有离场的理由。当八九学潮组织者在五月中下旬得知上层斗争结束，极左保守力量将祭出杀器之时，有关学生组织确有离场动员，但仍然有不少学生坚守，不为可能的镇压所畏惧，他们是抗争的另类“分众”。普众的大规模抗争，分化出“分众”力量。
而这种与普众相异的分众力量，在这次香港“反送中”抗争运动中也有出现，激烈者冲击立法院，是更年轻的决绝者所为，而现场理性的力量甚至有年长议员前往阻止，以保证整个抗争运动总体呈现和平性。近日我们看到，分众抗争正在蔓延到更多的区域，更多的人群。
大型抗议运动中，数百万计的民众能做到和平理性，已是伟大壮举，想做到精确一致的共进退，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大型抗议运动中，数百万计的民众能做到和平理性，已是伟大壮举，想做到精确一致的共进退，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普众有普众的进退，分众有分众的特殊方式与追求。正如此次抗争运动中被广泛提及的“兄弟登山，各自努力”，香港人能够理解运动中不同层次的追求。
当年北京当局不仅将民众阻止军队进城当成暴乱，甚至故意制造事端，颠倒时间先后顺序以制造假象， 为屠城暴行找到借口。帝国抗争运动面对的专政当局，与城邦抗争运动中面对的城邦管理者，也有重大的不同。
1989年，北京乃至中国大陆形成的超大规模的学潮与市民抗争，不是反对一则条例实施，或者为胡耀邦历史地位正名，而是要解决“宏大”的政治问题（宪法上的言论结社自由、民主选举权要兑现），却被当局视为要颠覆中共的政权，而对当年统治高层来说，他们家族腐败也成为自身的痛点，这使他们感到某种恐惧——只要政权失控，他们面临倒台后的清算。所以，帝国统治者无法承受失败，因为后果不堪设想。
在八九年宏大的抗争运动中，也有很小的诉求：学生们组成了代表团，要求与当局公开对话、电视直播，要求当局收回对学潮“动乱”的定性。为抗争者退场提供基本的安全保证。而当局担心的是，具体的对话过程必然涉及政治改革、当局收回“动乱”定性，无异于自食其言，由此失去威权。对威权中央来说，退一步就得步步为退，直到退出历史舞台。致命性的后果推定，导致他们一步不退。
对威权中央来说，退一步就得步步为退，直到退出历史舞台。
反过来说，如果抗争者退一步，争取校园民主或县市级民主选举，是不是可能？但帝国转型的模式，一切都要中央首肯，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中间路线仍然可能被中共视为致命颠覆（例如现在大陆对维权律师的打击，多以危害国家安全定罪）。而对学生或抗争群体来说，连动乱的定性都不能解决，公开对话这样的胆量、诚意都没有，也就没有退出广场停止抗争的理由。广场的坚守必然持续，悲剧因此成为宿命。
而香港这样的城邦抗争，对城邦管治当局来说，难以出现无法想像的悲剧性后果。当局有恐惧与无恐惧，处置手段与方式，对待最后结果的心理预期，因此有天壤之别。
这一次香港人“反送中”抗争，只是影响了威权者的面子，对中共政权不构成致命威胁；争取“双普选”却是一条坎：双普选之后，香港政府更加独立，北京对其控制将被弱化。
“反送中”抗争，只是影响了威权者的面子，对中共政权不构成致命威胁，争取“双普选”却是一条坎。
但其实当局应该明白，开明对待香港，不仅香港人会对大陆更有善意，对台湾与大陆的关系，也只有百利而无一害。那种观点认为香港“双普选”民主化，对大陆构成示范效应，恐怕是杞人之忧——韩国对朝鲜又构成了怎样的示范效应呢？而香港人持续的抗争，对北京越来越不信任、甚至充满敌意，这难道是当局希望看到的结果？
分众抗争的界限
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总体上和平理性，没有极端化暴力冲击事件发生。第一阶段是纪念胡耀邦，只是学生们向新华门送花圈时遭遇象征性冲突；第二阶段是争取民主自由，提出政治诉求，以及公开对话的具体要求；这一阶段是中共对抗争运动的“动乱”定性引发的，导致步步升级，从绝食到绝水抗争，相关部门的欺骗性对话，无济于事的广场探望，以及李鹏与吾尔开希的互相训诫，都使广场抗争运动无解。第三阶段，即等待与观望阶段，绝食绝水与大规模的示威均结束，大量学生回到校园，部分高自联成员继续占领广场，外地学生开始进京，成立外地学生联合组织，广场抗争疲惫地继续，“天安门民主大学”与侯德建等人的艺术表演，使广场不再像绝食绝水时那样悲愤，这样的方式如果说是引发中共屠城的原因，无法令人信服。
而对于中共强硬派来说，不用暴力流血方式来宣誓对专制的维护，不制造恐怖，就不可能使抗争运动完全平息。“六三”夜间军队进城，坦克与冲锋枪开道，激怒和平民众，造成流血悲剧，这正是强硬派所需要的恐怖效果。
军队入城可以有军事动员，而当年抗争者并没有整体有效动员，更不可能形成有力的对抗，国际社会更无法及时参与阻止与遏制，但广场仍然有和平的退出机制，最后时刻侯德建等四人与包围广场的军队谈判，广场学生临时投票决定退出，这何尝不是抗争运动的奇迹呢？四十多天里和平抗争，致命之时和平退场，仍然体现了决绝的抗争意志、以及对残酷现实的妥协精神。
刘晓波六三之夜在广场上“砸枪”行为，可以在广场运动史上大书一笔。一个人、一杆枪，也许可以在广场上产生悲壮对抗，但对整个和平广场带来悲剧性的后果也可以想见。相反，天安门城楼画像泼墨事件，即便是象征性行动，却无益于广场抗争，反而激怒原教旨红色权贵集团。民主运动应当有非常清晰的诉求，如果激烈的分众行为频繁出现，它会使公众的抗争被弱化，甚至会被引向歧路。
民主运动应当有非常清晰的诉求，如果激烈的分众行为频繁出现，它会使公众的抗争被弱化，甚至会被引向歧路。
三十年后的今天，香港的抗争者仍然面临严峻的追问：激进抗争者是否会把整个运动带向不可挽回的地步？如何看待冲击立法会、中联办和占领地铁等行动？所谓“分众抗争”，有没有界限？当年胡平所说的“见坏就上，见好就收”，对于香港有没有实质借鉴意义？
抗争者已然取得局部胜利，这便是送中条例已“寿终正寝”，港府想重新启动，事实上难以可能。那么，抗争者应当血性激情地冲击立法会、中联办，砸毁门户涂污墙壁与中国国家象征？还是动员更多的力量，加盟到普众抗争队伍中？切近的目标，是要特首取消抗争运动的暴乱定性，惩罚过当施暴的警察，追究元朗暴力事件的幕后力量等等；而韧性抗争与长期追求达到的目标，仍是“双普选”。
分众不妨各自寻找和平路径，譬如分工游说现有的立法委员或有影响力的香港知名人士，对话特首，组建国际游说团队，寻求欧洲与国际人权组织的支持，甚至要求与大陆当局就香港“双普选”问题进行对话。但分众抗争应该有自律、有界限，要与普众抗争相呼应，至于“见好就收”，如果没有“双普选”，香港人抗争恐怕难以收场。保持韧性、寻找路径，将考量香港抗争运动的小成果与大目标的实现。
保持韧性、寻找路径，将考量香港抗争运动的小成果与大目标的实现。
倘若坚守和平抗争轨道，或有悲情，但难有悲剧。如何避免悲剧发生、或抗争运动被中共军方遏止，这将体现抗争者智慧。
中国国防部在回应记者关于香港驻军是否会干预香港事务时，发言人搬出的是《驻军法》，其第3章第14条所谓“协助维持社会治安”，实质针对的是香港大动乱、甚至走向独立，这是中共的底线。触碰其底线，是否能提升抗争的效果，达至目标的实现？还是更能激怒中共当局，使形势变得复杂、胶着、无解？
和平示威在城邦是合法的，国际社会也在密切关注，在此前提下，驻港部队不敢公然参与处理城邦事务。更为重要的是，城邦的和平抗争对中共当局与城邦本身，都不构成“致命威胁”，城邦抗争因此有可能收获有限的胜利。
真正的普选权事关城邦人的政治生命，否则自由与法治仍然难以有效保证，所以，城邦的抗争不可能休止，不可能有“退出机制”，只会有节奏进行，如何可持续、形成动员力，并达到预期的效果，考验城邦抗争者的智慧与行动力，也考验帝国的宽容度与开明度。
在送中条例被遏止之后，最重要的抗争诉求，要让北京与港府清楚，“双普选”并不是致力于独立，而是通过议会民主，使香港民意得到制度性的呈现，通过议会博弈，使城邦获得理性和平与文明繁荣。没有双普选的政府，只效力帝国中央的政权，才是社会冲突与街头动荡之源。
帝国与城邦的价值之战
城邦守护自己，需要凝聚自身力量与国际力量支持，使帝国无法延伸掌控权，而城邦民主要进一步，不仅与上述因素相关，还与帝国的文明进步相关联。但可以肯定的是，城邦的抗争也许不会像北京当年那样出现悲剧，但却充满悲情。
相对于1989年，帝国与城邦都有了新生代，新生代意味着价值观的升级更新，也意味着价值冲突发生机率大增。
相对于1989年，帝国与城邦都有了新生代，新生代意味着价值观的升级更新，也意味着价值冲突发生机率大增。这当然不是说，帝国治下的年轻人与自由城邦的年轻人必然要发生冲突，而是说，帝国在新君主手中，而城邦的新生代要按照理想与价值生存方式践行。帝国的威权要进一步，必然会压缩城邦的自由与法治空间，而城邦的新生代要进一步，则是要通过“双普选”，使自由与法治得到民主政治的保障。
作为帝国统治者，习近平不仅放弃了“韬光养晦”的基本国策，对香港问题也呈威权扩张之势，邓时代强调的是“两制”，甚至乐观认为，五十年后香港的制度没有必要改变了，潜台词是：大陆五十年后应该与国际社会政制接轨了，一国两制也就不成为问题。但习时代强调一国，甚至不再承认中英联合声明的相关承诺，对香港的渗透与控制也步步进逼，甚至将书商、富豪直接绑架到大陆受审。
在这样的背景下，林郑月娥迎合中央旨意，拟通过“送中条例”使香港进一步受控于大陆，一旦送中条例实施，不仅香港公民，连路经香港转机的政治异见者、“颠覆政权者”，都会以莫须有的罪名送交中国大陆处置。
习近平主导下的中共，在香港问题上又走上了极左保守之路，对香港一直是“维持现状，充分利用”八字方针，对香港争普选严加抵制。
对于香港的年轻世代来说，“双普选”既是基本法的法定承诺，也是香港民主进步之必然。但原教旨马列主义者或极左中共派是体制内另一条主线，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并无改变，或者说习近平主导下的中共，在香港问题上又走上了极左保守之路，对香港一直是“维持现状，充分利用”八字方针，对香港争普选严加抵制，在雨伞运动与“反送中”运动中，管控大陆民众的信息也达到极致，重要城市开启“新疆模式”，在地铁口或大街上公然检查年轻人手机，虽然名为防范暴恐信息，但它真正防范的，是香港抗争运动的效应波及大陆，引发更大的抗争风潮。这种民主政治的恐惧，限定了他们在这场价值之战中的底线，使他们不能在香港“双普选”抗争中退让一步。
香港的命运在谁手中？
八九民运遭遇镇压之后，抗争链被恐怖斩断，国际也因冷战而无法有效制止暴行。相比之下，城邦的抗争运动则是幸运儿。不仅全世界都可以通过直播看到现场，全球声援与国际干预，也会直接影响现场。
林郑在中央支持下，只是表述送中条例提案终止，对自己的错误决策表示道歉，但没有收回对抗争事件的暴乱定性，没有答应惩处违规使用暴力的警员，更没有允诺释放抗争被拘人士。显然这种立场无法平息事态，如果要守在位置上，就应该将自己的决策错误揽下来，处置违规警员、释放被拘的抗争者，向市民表达诚意。显然，北京的政治意志正在左右香港特首，对警方违规的纵容、对和平抗争者暴乱的定性等坚决不改，与八九当年中共对待抗争者的强硬态度，如出一辙。
如果城邦能够成功抵制帝国的强压，至少可以获得暂时的和平安宁，甚至有机会改造帝国体制，赢得真正的长治久安。
如果城邦能够成功抵制帝国的强压，至少可以获得暂时的和平安宁，甚至有机会改造帝国体制，赢得真正的长治久安；相反，如果城邦屈从于帝国威权，那么后者就有更强的信心将其理念强加于更广阔的区域。但正如有评论所说的，这是习近平当政以来的第一次真正失败，或者至少是第一次遭遇重挫，因为他发现，在这个小小城邦之中，他无法予取予求地行使自己的威权。这也正是香港虽小、却意义重大的原因之所在。
美国主导的经贸战，正升级为一场国家软实力之战，而香港、台湾正处于在这场战争的前沿。这场战争不可避免地具有逐利色彩，在“修昔底德陷阱”的语境中，可以被视为另一场伯罗奔尼撒战争，但对于香港和台湾这样的自由城邦来说，亦是另一场希腊-波斯之战，一场事关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战争。
对城邦人来说，与生而来的自由法治权利不可让渡，而对帝国专制政权来说，没有威权与控制，帝国没就有了光荣与脸面。帝国与城邦之战，将是一场持久的软性战争。
香港的命运，现在正被看不见的手所管控；但最终，必然会在香港人自己手中。
（吴祚来，独立学者，专栏作家，原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现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