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伞运动五周年：回顾之必要，连结之必要
「历史不单是客观的纪录，历史也是有论点和方法的。书写伞运历史，也是对反修例运动论述的反思，更是整理多年来香港社会抗争运动的思想更迭。」
端传媒 评论组
九月底，夏末了，香港似乎要带著三个月来的炽热继续走入秋天。
这一幕在五年前有过，但人们往往指出雨伞运动和反修例运动有著许多的不同。最显而易见的是，五年后的这场全民匿名运动，没有大台、没有指挥者，运动形态打破时空限制，策略每每超出想像，没有deadline；但与此同时，社会对立及撕裂不遑往日，政见、价值观上的分歧，让许多人苦不堪言。市民与警察之间的冲突或许更要用狂暴来形容，而香港政治制度中的多数弊病，则一次性全部爆发出来。
要说雨伞运动与反修例运动，谁比谁更厉害，或许并不是公平的比较，因为历史总是有自己的进程及限制。然意识形态及抗争策略、方法、道德上的思考不少一脉相承。
伞运前后及其间出现的一些重要概念和论述，包括“我要真普选”、“商议式民主”、“罢课不罢学”、“公民抗命”、“命运自主”、“和理非非”、“现实政治”、“勇武”、“升级”、“落区”、“大台”、“占领”、“离地”、“左胶”、“本土”、“自决”、“独立”等，也成为反修例运动的思想养分。这些语词往往相互指涉，亦共享相同的社会发展脉络。
比如说，“不需要大台”是伞运的思想遗产，但它具体是指什么意思？如何回应“无人指挥”的迷思？伞运时期留下来的社区组织，在这些年都做了什么工作？是否埋下了这新发的民主运动的种子？当许多人取笑“左胶”的时候，又是否真的有拆解所谓僵化抗争形式的办法？当运动尊崇“本土”，到底如何行动才能不排外却又不屈本地的尊严？
再挖深一点，这些讨论归根结底回到的，是对“民主”的思考——当把这样一个抽象的词汇分解到每一个生活的常态细节中，我们到底如何说服自己及他人，又如何知行合一？在全世界保守主义回归、民主岌岌可危的今日，若仍然相信这一理念，那么人们相信的到底是什么？
组织“伞运关键词”讲座的许宝强这样点出反思的意义：反思的起点，除了详细和系统的事件和人物纪录外，亦包括厘清于运动进程中不断变动的论述的具体含意，尝试从中梳理出一幅概念地图，以对照或扣连详实的资料纪录。
历史不单是客观的纪录，历史也是有论点和方法的。书写伞运历史，也是对反修例运动论述的反思，更是整理多年来香港社会抗争运动的思想更迭。很多时候，当一切都静止了，思考仍然不能停止，当一切都无望了，思考仍要继续。伞运五周年，我们重推今年做的系列关键词笔记。观音不能总在远山，我们一起到罂粟田里。
“关键词计划”对于伞后不无分裂的社运/民运场景来说，或许也是一种有益的回应。那些曾经带著强烈问题意识和可能性的词语，现如今虽已成为讨论社会议题的惯用字眼，其意义要么被剧烈窄化，要么干脆不被讨论，沦为划分“派别”的标签。比如，“勇武抗争”本包含了对“勇敢而有意志的行动主体”的追求，是本土派对运动的重要贡献，但在当下不时被简化成对他们不无蔑视的称谓；又如“离地”总被和“现实政治”对立起来，两者各自的所指却被含混带过。许宝强为这种白白地浪费伞运文化资源的现象感到惋惜。
在自由主义者对公共空间的寄托中，常常假定参与者都是自在自为的、独立的政治主体，随时可以快人快语，“自由”地讨论起来。现实中的人，则往往更加脆弱和“不完整”。公共讨论对许多人来说，是在知识、术语，乃至谈吐上都有门槛的一件事。面对强权和不公义时，除了愤怒，人们的情感状态常常是恐惧、无助，很难直接发言或行动。从这个角度看，吴霭仪描绘的伞运占领区空间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不仅让已经知道如何发言、带著清晰观点前来的参与者——一种已生成的政治主体——以平等的方式交流、辩论；它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宽容的、接受人之脆弱的公众性，使得普通人可以在此时此地，和同样无法“独立”面对危机和困境的其他人站在一起。在互相的观照中，他们可以平等地去“成为”，无论是参与讨论或是做些其他工作，从而体验到与以往不同的政治状态和自我感觉。
全球中国的崛起，无疑破坏了港人习以为常的香港—中国—世界的关系想象。中国不但明确地进入了“世界”，更试图打造一套与以往的“世界”不一样的规则。面对以各种形式从这个“落后”区域涌入的影响，港人感到的或许不单是恐惧（恐共、恐中），更是一种因为这个旧秩序的动摇，在面对“中国”时自我感觉的混乱。这样看来，右翼本土论述诉诸的身份政治，更像一种用来应对失序感觉的激进文化策略。
结合马国明的论述，我们需要问的真问题是：在全球中国崛起的当下，曾经作为“世界”代言人的香港人还能不能像“大帽山精灵”一样，以灵活和不卑不亢的态度，去“化”那个长期被认为处在落后一端的“大陆文化”/“中国影响”？
“维修香港”行动最明显的张力是，它希望通过“维修”这样一种看似“非政治”的方式落区服务，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支持民主运动这样一件在日常语境中非常“政治”的事。这种质性的转换不是不可能，但需要实践者想清楚其中的要义。如果社区服务本身只是为了拉近关系，以便制造机会，把那些“真正”重要的关于民主的道理——民主运动需要你的参与，投票才是好公民，等等——单向地“传授”给市民，那么落区社区实践的价值，就难免要打个折扣。我们要做的扣连（articulation），并不是把这样不可化约（incommensurable）的两件事硬拉在一起。相反，重要的工作是在“维修”等许多已经存在于日常生活中、但可以被创造性地再发明的事物中，挖掘、展示“民主”的丰富意涵，使“民主”并不外在于这些原本被去政治化的场域。
与“关键词计划”的主旨相呼应，这场讲座精彩的地方在于，它通过一个具体的例子，促使我们重新整理“落区”、“民主”、“选举”、“政治”等伞后政治文化中常见的语言。略有遗憾的是，“社区”的意涵并未在讲座中得到充分讨论。当我们说“落区”的时候，我们谈的是行政选区、居民的生活区、地方性经济活动发生的地区、网络社群，还是指什么别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在香港的政治文化中，“社区”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可谓不低（社区经济、社区发展、生态社区），但往往缺少辨析。当谈论到社区的时候，它的存在形式和边界仿佛是不证自明的：区本来就在那里，伞兵们要做的，只是去“落”而已。但很显然，这种图式并不能反映社区工作的丰富性。
六月的风暴仿佛让“左胶vs.勇武”这对雨伞运动遗留下来的冤家，在一夜之间变成了陈旧的话题。人们热衷于讨论的，不再是应该选哪一个，而是它们应该如何配合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固然，这是因为是此运动的目标较为一致，政府的一系列作为更是不断点火。李祖乔的讲座和书写，则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这种对立本身并非不证自明，更不是坚不可摧。毕竟，它们是处在不同位置的知识分子和运动参与者建构出来的抗争性诉求和路线，回应的是不同的问题意识和行动困境。而在伞后，它们渐渐脱离彼时的语境，成为无须解释的日常用语。这使得它们的意涵固化、缩窄，失去了批评的锋芒，甚至成为空洞政治标签，阻碍新的对话。
而长时段的希望，正是左翼所强调和有更多思想资源去描绘的。在许宝强看来，“左”和“勇”是互相有吸引力的。说出自己的愿景是为左，有意志力去实现它——无论是在抗争时还是在“落区”的深耕细作中——是为勇。因此，在走出“左胶vs.勇武”这个陷阱之后，也要去粗取精，要“左勇”，不要“武胶”。
当局说，示威者是希望和香港“玉石俱焚”的暴徒，亦非香港真正的“持份者”。回应这样的指控，除了坚持抗争，也需要迎击指控背后的真问题：什么才是香港的“玉”和“石”？谁持份，谁无份，凭什么？以及，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香港？如何勇敢地去实现它？这些是伞运在进入胶著状态后，示威者实际上面对，但未充分回答的问题。若要避免落入次次“尽地一煲”的社运窠臼，就要提出有说服力和想象力的城市愿景。反修例运动以防守型动员——保住现在的香港——获得了强大的动员力，它或许很难直接“升级”为一个“重夺未来”的进取型运动，但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