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左翼民粹，如何帮助时局恢复民主人权理想？
「我唯一期望的是，我对西欧时局的反思可以为其他地方的民粹讨论带来一点启发。」
【编注】：本文节选自手民出版社新出版的译作《写给左翼民粹主义》，原著是西敏大学民主政治研究中心的政治理论教授尚塔尔．墨菲，译者为东京艺术大学博士生杨天帅，端传媒获出版社授权转载。
首先，我想明言，此书并不打算在已过于兴盛的“民粹研究”范畴中增砖添瓦；我也无意走入民粹之“真正性质”这种贫瘠呆板的学术讨论。本书是一种政治介入，并不掩饰其党派性质。我将会定义我所理解的“左翼民粹”，并说明为何它在当今时局能提供适切完善的策略，以恢复并深化民主政治中不可或缺的平等与人民主权 （popular sovereignty）之理想。
作为政治理论家，我的理论模式受马基雅维利影响——如阿图塞所言，马基雅维利总是把自己放在“时局之中”，而非在“时局之上”。我会以马基雅维利为榜样，将自己的反思铭刻于特定时局之中，即我们正在西欧国家中见证的“民粹接点”，以寻求马基雅维利所言的“事物实质真相”（verita effetuale de la cosa）。尽管民粹问题亦与东欧相关，我仍将本书的分析框定于西欧——因为东欧国家有其特殊的共产主义历史，其政治文化特征亦与西欧不一样，故当地情况须另作考虑。拉丁美洲形式多样的民粹主义亦然。尽管不同民粹之间具有“家族相似性”，但它们均有其特定的时局背景，必须按个别脉络理解。我唯一期望的是，我对西欧时局的反思可以为其他地方的民粹讨论带来一点启发。
由于我为之辩护的左翼民粹策略源于反本质主义的进路，即使目的具政治色彩，我反思的重要部份仍具理论性质。这种理论进路主张，社会永远处于分化状态，可以透过统识实践，以论述建构。许多针对“左翼民粹”的批判正是源于对这种进路的不解。我将在本书的部份论点引用反本质主义的核心原则，并于书末的理论附录中更清晰地阐释那些原则。
为避免不必要的误会，我首先会具体地说明自己理解的“民粹主义”。传媒往往把这词汇套在一切反对现状的人身上。我将摒弃这层负面含义，采用厄尼斯特．拉克劳创立的分析进路，借此有效地讨论民粹主义的问题。
在《论民粹理性》（On Populist Reason）一书中，拉克劳将民粹定义为一种论述策略。该策略透过建构政治疆界，将社会分成两个阵营，从而动员“败犬”（underdog）对抗“权势中人”（those in power）。（注1）它不是一种意识型态，无法归分到特定的程序化内容。它也不是政治体系。它是一种做政治（doing politics）的方法，可按不同时空采取不同意识型态，亦能与不同体制架构兼容并存。“民粹接点”出现于主导统识身处政治或社会经济转变的压力下，因各种不满诉求而失稳之时。在这样的处境中，现存体制为了守护固有秩序而失落民心。如此，为统识提供社会基础的历史集团 （historical bloc）便会被拆解（disarticulated），我们便有可能建构新的集体行动主体——人民，重新配置（reconfiguring）曾被经验为不公的社会秩序。
“民粹接点”出现于主导统识身处政治或社会经济转变的压力下，因各种不满诉求而失稳之时。在这样的处境中，现存体制为了守护固有秩序而失落民心。
我主张，上述正是当今时局的特点，亦是我们可以将之称为“民粹接点”的原因。19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统识构形一直活跃于西欧，而民粹接点则是它陷入危机的信号。在二战后三十多年来，社会民主的凯恩斯主义式福利国家模式（Keynesian welfare state）一直是西欧民主国家的主要社会经济模式；其后，新自由主义统识构形取而代之，目标是引入市场规则——包括解除管制、推行私有化与财政紧缩，并限制国家的角色，加强保护私有财产权、自由市场与自由贸易。新自由主义正是用以描述这套新统识构形的词汇。此一词汇远远不止适用于经济范畴，更包含着一套完整的社会概念和建基于占有式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哲学的个人观念。
这种自1980年代施行于多国的政经模式，过去一直运作无碍；直至2008年的金融危机，它始才严重地曝露自身的限制。是次危机的触发点是2007年美国次按市场崩溃，投资银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次年因此破产，引发全面的国际银行业危机。国家必须给予金融机构大规模的纾困援助，以遏止环球金融系统崩溃。全球经济衰退随之而来，影响数个欧洲经济体系，引发欧洲债务危机。为应对是次危机，大多数欧洲国家实施紧缩政策，招致国内的激烈反应，尤以南部国家为甚。
在经济危机之际，一系列的矛盾凝结成葛兰西所言的“空窗期”（interregnum）：即围绕统识建构的多项共识原则备受挑战的危机时期。在当下的“民粹接点”，危机的解决方案仍然无处可寻。这些年来，新自由主义统识大行其道，造成了种种政治与经济转变，“民粹接点”正是反抗这些转变的表现。这些改变导致我们所称的“后民主”（post-democracy）状况，象征着两支代表民主理想的巨柱——平等与人民主权——受到侵蚀。我稍后会解释这种侵蚀是如何发生，在此之前，容我先探讨“后民主”的涵义。
这些年来，新自由主义统识大行其道，造成了种种政治与经济转变，“民粹接点”正是反抗这些转变的表现。这些改变导致我们所称的“后民主”（post-democracy）状况，象征着两支代表民主理想的巨柱——平等与人民主权——受到侵蚀。
《写给左翼民粹主义》
原书名：For a Left Populism
作者︰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
翻译： 杨天帅
出版社：手民出版
出版日期：2019/10
“后民主”一词源于科林．克鲁希（Colin Crouch），指称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的议会角色衰退与主权丧失。克鲁希指：
当代政治中民主的衰退，主要归因于企业与几乎所有其他群体之间的利益失衡。这失衡伴随着无可避免的民主消退，使政治再次变成前民主时代中封闭精英的事务。（注2）
贾克．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亦曾使用此一词汇。他如此定义：
后民主是民主的管治实践和概念合法化，这民主求诸民众（demos），消除人民的显现（appearance）、错算（miscount）与争执，因而被还原为仅是国家机制和社会能量与利益各种组合的相互作用。（注3）
我对上述两个定义并无异议，但我使用此一词汇的意思略有不同。透过对自由主义民主性质的反思，我期望凸显新自由主义的另一种特质。众所皆知，“民主”的词源来自希腊语的demos/kratos，意即“人民的权力”（the power of the people）。然而，当我们在欧洲谈及“民主”时，所指的却是一种特定的模式。这种西方模式来自于特定历史脉络中所铭刻的民主原则。这种模式有许多不同的名字：代议民主、宪政民主、自由主义民主、多元民主。
不论定名何为，问题都在于由两个不同传统接合而成的政体。一种传统是政治自由主义传统，强调法治、权力分立、保障个人自由；另一种则是民主政治传统，其中心思想是平等与人民主权。这两种传统之间并无必然关系，只有或然（contingent）的历史接合。正如 C．B．麦克佛森（C. B. Macpherson）所示，这一接合源于自由主义者与民主主义者联手对抗君主专制（absolutism）体系。（注4）
有些作者——像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声称，因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相互悖逆，这种接合模式制造出不可能成功的体系。另一些则沿袭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观点，坚持自由与平等原则的“共生”（co-originality）关系。施密特正确地指出，自由主义的“文法”与民主平等的“文法”之间存在冲突，因为前者假定普遍性与参照“人性”（humanity），后者则划出“我们”与“他们”之间的疆界，建构出人民（people）的概念。然而我认为，施密特误将“我们”与“他们”的冲突，描述为导致多元自由主义民主走向自我毁灭的矛盾。
在《民主悖论》（The Democratic Paradox）一书中，我设想将两个最终无法融合的传统接合到一套悖论式配置中，亦即张力的轨迹（the locus of a tension）。这轨迹将自由主义民主的特质定义为“理想国 ”（politeia）——一种保证多元性的政治共同体形式。（注5）建构人民和捍卫平等主义的民主逻辑对定义民众、逆转自由主义论述中抽象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倾向尤为重要。而将民主逻辑与自由主义逻辑接合，则有助挑战其中的排他性──内在于政治实践的排他性决定哪种人民获得管治权。
民主自由主义政治包含的，就是在上述构组张力中，不同统识配置（hegemonic configurations）持续不断的协商过程。这种张力表现在左右疆界中的政治用语，透过政治势力之间的务实协商，才得以暂时稳定。这些协商总是建立在以一方压倒另一方的统识之上。回望自由主义民主发展史，我们可见自由主义逻辑与民主逻辑交替地占据上风。不论如何，这两套逻辑仍大行其道，而自由－民主体系中特有的左右翼“竞胜”协商（negotiation）始终活跃地进行着。
上述的讨论单纯将自由主义民主制度想像为一种政体，但是显而易见地，这些政治制度从未能独立于经济系统之外。以新自由主义为例，我们处理的是一套由特殊的自由主义民主形式与金融资本主义（financial capitalism）接合而成的社会型态。尽管我们在研究特定社会构形时须要考虑这种接合，但在分析层面上，我们亦可探讨作为社会政治形式的自由－民主体系的演化，以便揭示其特征。
自由主义与民主原则之间的竞胜张力是自由主义民主政体的组成元素，但近年由于自由主义统识横行，这种张力被消除了，因而当下时局可被称为“后民主”。伴随着平等与人民主权这些民主价值的死亡，允许不同社会方案相互较劲的竞胜空间消失了，公民被剥夺了行使民主权利的机会。可以肯定的是，“民主”一词仍挂在众人口边，但它已被矮化到只余自由主义的部份，仅仅作为自由选举与人权保障的象征。而为自由市场护航的经济自由主义地位则日益提升，政治自由主义的多个面向若不是被直接取消，就是被贬抑至次要地位。这就是我所说的“后民主”状态。
在政治舞台中，借由我在《论政治性》中提出的“后政治”——一种模糊左右翼之间政治疆界的现象——“后民主”的演变得以表现。（注6）在全球化强加的“现代化”托辞之下，社会民主政党接受了金融资本主义的强制命令（diktats），并接受它限制国家的介入与重新分配政策。
本来，国会与政府机构赋予公民政治决策影响力的角色，但由于上述原因，这角色的力量被大幅削弱。选举不再提供让人民透过传统的“政党政府”（parties of government）获得真正选择权的机会。后政治唯一容许的，是中间偏左与中间偏右的两党权力轮替。所有反对“中间共识”、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外别无选择”教条的人，均被打为“极端分子”或不入流的“民粹主义者”。
政治因此变成纯粹是管理现有秩序的议题，一个专属于专家的范畴，人民主权被宣称为陈腐无用。后政治取消了不同社会方案之间对抗竞胜的空间，而这却是实行人民主权必须的条件，民主理想的重要象征支柱之一——人民的权力——因而遭受破坏。
要理解后民主状态的成因，除后政治外，我们还要讨论另一政治动向——就是在西欧社会日盛的“寡头化”（oligarchization）。
要理解后民主状态的成因，除后政治外，我们还要讨论另一政治动向——就是在西欧社会日盛的“寡头化”（oligarchization）。金融资本主导的资本主义出现新的调控形式，牵引着政治层面的改变。伴随着经济金融化，金融产业大幅扩展，生产式经济（productive economy）则被牺牲。这是近年有目共睹的不公问题日益严重的原因。 私有化与放松管制政策使工人生活状况急剧恶化。加上去工业化、推广科技变革与工业迁至廉价劳动力国家等趋势的复合影响，工人的工作机会大幅减少。
2008年经济危机后实施的紧缩政策，使大部份的中产阶层受上述情况影响，他们亦难逃贫穷化（pauperization）与就业不稳化（precarization）的社会趋势。因此，寡头化导致另一根民主理想支柱——捍卫平等——同样从自由－民主的论述中被剔除。现在掌控主导权的，是颂扬消费社会与市场所提供的自由之个人主义式自由主义观点。
要理解“民粹接点”，就要将之放回剥蚀人民主权与平等两项民主理想的后民主脉络之中。
要理解“民粹接点”，就要将之放回剥蚀人民主权与平等两项民主理想的后民主脉络之中。它的特点是各式抵制运动百花齐放，它们反抗的是一套被精英操控的社经系统，这群精英对社会其他群体的诉求充耳不闻。起初，大部份针对后民主共识的政治抗争来自右翼。1990年代，右翼民粹政党如奥地利的“奥地利自由党”（FPÖ）和法国的“民族阵线”（Front National）开始宣称他们的目标是将被精英夺去的话语权重新交回“人民”手上。他们透过在“人民”与“政治建制”之间划出疆界，成功将自觉被排除在主流共识外的民众诉求，转译成国族主义的语言。
譬如说，约尔格．海德尔（Jörg Haider）就是如此把奥地利自由党改造成对抗“大联合政府”（grand coalition）的反对党。他透过动员人民主权的议题，成功地将日益高涨的反对声音与精英联手治国妨碍真正民主辩论这情况挂钩。（注7）
这一政治局面，早在一系列反全球化运动中展现出左翼基进化的迹象，却于 2011年大幅改变。其时紧缩政策开始影响广泛阶层的人的生活，数个欧洲国家发生了多场重要的民众抗议，后政治共识开始崩解。希腊的“愤怒的公民”（Kínima Aganaktisménon-Politón）与西班牙“愤怒者运动”（Indignados）的M15（May 15） 占领中央广场，高呼“即时民主！”（Democracy Now!），随之而来的是在美国诞生的占领运动，此运动后来亦在欧洲多个城市爆发，尤以伦敦和法兰克福为甚。新近的运动有2016年法国的“不眠之夜”（Nuit Debout），它正可归类为“广场运动”的抗争形式。
这些抗议象征着社会经历多年相对的政治冷感后的政治觉醒。可惜，这些横向主义式运动（horizontalist movements）拒绝与政治体制交手，限制了自己行动的影响力。它们由于未与体制政治作任何形式的接合，很快就失去动力。虽然这些抗议运动肯定在政治意识转化上发挥一定作用，但唯有紧接着有组织的政治运动、做好参与政治体制的准备，这些行动才能取得关键的成果。
在希腊与西班牙，我们目睹了首批以民粹形式开展、旨在恢复和深化民主制度的政治运动。在希腊，基进左翼联盟（Syriza）的出现，象征着旨在以议会政治挑战新自由主义统识的新型基进政党的冒起。该联盟是社会联合阵线，诞生自以前欧洲共产主义政党“运动和生态左翼联盟”（Synaspismos）为主的左翼运动连合。透过建立社运与政党政治的协同效应，基进左翼联盟成功在集体意识上接合一系列民主诉求，进而于2015年1月成功上台。
可惜的是，欧盟以“金融政变”（financial coup）粗暴地回应基进左翼联盟的诉求，并强迫该党接受三头马车（Troika，按：指欧盟、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强制命令，基进左翼联盟未能实施其反紧缩政策。这结果并不等于帮助该政党上台的民粹策略无济于事，反而指出了一个重要议题：欧盟成员国要施行挑战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依然备受限制。
在西班牙，“我们能”（Podemos）之所以能在2014年平地一声雷地冒出势头，有赖一群年轻学者善用“愤怒者运动”开辟的空间。他们借此发起了一场旨在打破共识政治（consensual politics）僵局的政党运动——共识政治是借由向现已气竭形枯的民主政治靠拢而建立起来。“我们能”的策略是在“建制精英”（ la ‘casta’）与“人民”之间建立疆界，创造民众的集体意志。此策略虽未能把右翼的人民党（Partido Popular）赶出政府，但“我们能”的成员却能借此走入议会，罢黜了一群重要的国会议员。从此，他们成为了足以撼动西班牙的政治力量，深远地改变了西班牙的政治面貌。
类似的发展在其他国家亦有出现：德国的左翼党（Die Linke）、葡萄牙的左翼集团（Bloco de Esquerda）与法国由庄－洛．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创立的不屈法国（La France Insoumise）。其中，创办仅一年的不屈法国于2017年6月便在议会夺得十七席，成为现时反伊曼努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政府的主要势力。最后，同样在2017年6月，英国工党在郝尔彬（Jeremy Corbyn）领导下获得出人意表的好成绩，是为新型基进主义在欧洲部份国家兴起的又一信号。
社会民主党派虽在许多国家担任自由主义政策的重要旗手，却无法掌握民粹接点的性质，无力应对它代表的挑战。他们是自身后政治教条的囚徒，拒绝承认自己的错误，无法辨识许多由右翼民粹政党接合的诉求实属对民主政治的诉求，必须给予切实可行的回应方为上计。这些诉求多数来自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下的主要输家，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方案不可能令他们遂心如意。
社会民主党派虽在许多国家担任自由主义政策的重要旗手，却无法掌握民粹接点的性质，无力应对它代表的挑战。他们是自身后政治教条的囚徒，拒绝承认自己的错误，无法辨识许多由右翼民粹政党接合的诉求实属对民主政治的诉求，必须给予切实可行的回应方为上计。
将右翼民粹政党归类为“极右”或“新法西斯”，将其魅力归因于民众缺乏教育，这些处理手法对中间左翼势力而言当然十分方便——如此便可轻而易举地剥夺右翼民粹接点的存在意义，不需承认中间左翼自己在此事上的责任。透过建立一条“道德”疆界，将“极端分子”排除于民主辩论之外，这些“良好民主派”相信如此就能阻止“非理性”的激情抬头。这种妖魔化两党共识之“敌人”的策略，或能够令人在道德层面上心感宽慰，但就政治层面而言却是消极自弱的（disempowering）。
我们应当透过左翼民粹主义运动，连结所有对抗后民主现状的民主抗争，为制止右翼民粹政党抬头，设计一套适宜的政治答案。我们不应该先验地排除投票给右翼民粹政党的民众，指他们被原始狂热操控，谴责他们永远被囚于狂热当中。反之，我们应当辨识到他们的众多诉求皆源于民主的内核。
左翼民粹的进路应当尝试提供一套不同的语言，将那些诉求导向更平等（egalitarian）的目标。这不是说包容右翼民粹政党政治，而是不再追究投票给他们的人，因为投票的人不过是选择能接合他们诉求的政党。我不否认有人在右翼民粹政党的保守价值中自觉适得其所，但我同样深信另有一批人感到唯有这些政党关心其困境，才成为它们的追随者。我相信，如果有另一套语言以供选择，许多人或能对自己的处境有不同的体会，并加入到推动革新的抗争之中。
已有不少案例证明这套策略切实可行。例如在2017年法国立法选举，庄—洛．梅朗雄与其他“不屈法国”的参选人如法兰索瓦．胡凡（François Ruffin）就成功赢取曾票投玛琳．勒庞（Marine Le Pen）的选民支持。好些选民受民族阵线引导，将他们匮乏的苦况归咎于外来移民；社运份子（activists）透过辩论，成功改变这些选民表达情绪的仇外语言，引导他们以另一套词汇，阐释自觉被遗弃的感伤和在民主制度内获认同的渴望，将悲愤对准另一个敌人。类似的情况亦曾在2017年6月的英国选举发生，当时16%的右翼民粹政党“英国独立党”（UKIP）选民选择转投郝尔彬一票。
现在，进步政党同样提出反建制的论述，左翼政治力量正在“人民”与“寡头”之间划出疆界——我们确然处于“民粹接点”之中。在这关键的接点，我们必须思考如何接合抵制后民主状态的运动，思考如何建构“人民”。达到上述目标的方法林林总总。然而，即便民粹主义以权力归于人民之名拒绝现存的政治系统，也不代表民粹主义建构的所有政治疆界必然具有实现平等的目标。
两种民粹主义均致力与未满的诉求结盟，但他们采取的方法却截然不同。其中的差异在于两派如何构作“我们”，又如何定义敌手——即“他们”。
右翼民粹声称自己将夺回人民主权并恢复民主，然而这里的主权被理解为“国族主权”（national sovereignty），只预留予那些真正的“国民”（nationals）。右翼民粹无视平等诉求。他们建构的“人民”排除了许多类属的人，其中以外来移民最为常见。外来移民被视为国民身份与国家富强的威胁。值得留意的是，虽然右翼民粹接合了许多抵制后民主的运动，但它不一定将人民的对手表现为新自由主义的产物。因此，将他们反后民主的举措视为抵制新自由主义，实是误解。他们的胜利可能带来国族威权式的新自由主义，并以恢复民主之名，行限制民主之实。
相反，左翼民粹希望恢复、深化并扩展民主。左翼民粹策略致力将民主诉求联系成集体意志，从而建构“我们”——一群携手对抗共同敌人“寡头”的“人民”。我们须要在工人、移民、就业不稳的中产阶级与其他拥有民主诉求如LGBT社群之间建设等值链。建设这条等值链旨在树立新的统识，让民主基进化得以开展。
参考文献：
注1：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New York and London: Verso, 2005).
注2：Colin Crouch, Post-Democracy (Cambridge, UK: Polity, 2004), p. 104.
注3：Jacques Rancière, Disagreement: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trans. Julie Ros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p. 102.
注4：C. B. Macpherson, 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注5:：Chantal Mouffe, The Democratic Paradox (New York and London: Verso, 2000).
注6：Chantal Mouffe, On the Political (Abingdon, UK: Routledge, 2005).
注7：在〈‘政治的终结’与右翼民粹主义的挑战〉（The “End of Politics” and the Challenge of Right-Wing Populism）中，我曾分析在约尔格．海德尔统领下的奥地利自由党之发展。见Francisco Panizza, ed., Populism and the Mirror of Democracy (New York and London: Verso, 2005), pp. 5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