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的持续，友善的终结——中美贸易协议意味着什么？
「中国高层在所谓中美关系的管控方面是失败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因其终止了1969年中苏关系恶化以来中国转向西方世界的缓和进程，而彻底瓦解了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国际秩序基础。」
白信
如果后人要记录历史的话，2019年的十二月注定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实际上，在过去的一周，在北京，一些大国的外交官们就发现了一些诡异的迹象：中国外交部官员们的傲慢似乎一夜间消失了，代之以少有的不自信和退缩。在这些戏剧性的表情变化背后，中华帝国的内核似乎正在发生着某种坍缩，北京的政治气氛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而在京的外交官们、知识界、和公民团体也在一周以来密集的聚会中感受到一种久违的胜利。
这一“胜利”，指的是十二月初以来，美国国会先后通过有关香港和新疆的人权法案，继而北约峰会发表声明定义中国为“挑战”、美国年度国防授权法案通过高额预算明确地将中国列为目标，由此意味着中国自1989年以来最大的外交挫败。
因为香港和新疆的两部法案，分别代表着中美关系回到了1989年之后对中国人权的年度审议，以及《马格尼茨基人权法案》在未来更大范围的扩展，这是国际人权政治之于中国的一个关键性作用。
另一方面，濒临“脑死亡的”北约因为发现了新的“对手”而复活，令曾经从冷战高潮的1969年开始转向（与苏联交恶，与美国重新接触）而幸存下来、享受了半个世纪之久冷战红利的中国政权，首次直接面对一个庞大的“冷战组织”。
而美国国防预算则以发展针对中国的“压倒性优势”为目标，不仅帮助美国军工联合体实现从“反恐战争”向以中国为假想敌的正规战争的转型，而且让中国被迫重新面对一个不对称的竞争或战争力量的对比，使得中国迄今为止所有战略计划、撒手锏武器和庞大军备都可能失去意义。
战争与和平
今天的人们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之后，越来越难以想像在两个核大国之间爆发一场新的太平洋战争，这可能低估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危险性和大国崛起的非理性。
正是在这一连串冲击下，中国的宣传系统仍然执意制造不同声音，不仅以“十二连发”和“七连发”的“九评”套路对美国的香港和新疆人权法案展开宣传战，而且在中美贸易谈判进程中持续制造着烟雾弹，甚至在大限前的最后一周，抛出中国贸易谈判代表将以美方停止所有加税作为达成协议的前提条件。
这种让对方不可能接受的追加条件，和推翻谈判桌并无差别。无论是否代表中国高层的真实意思，中国宣传部门不啻在为新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兴风作浪，刹那间，二十一世纪的和平似乎只剩下最后十天。
这就是中美最终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前夕的危险气氛，贸易协议是否达成关系着世界的战争与和平。只是，一旦协议达成，人们就可能忽略或者忘记了世界与一场可能的、险些爆发的战争擦身而过。如果做历史回想的话，非常接近1914年的情形，直到战争爆发人们还沉浸在不可能的惊愕之中，发现理性的苍白，各方都以没有最愚蠢只有更愚蠢的决策共同发起了一场战争。
但是，这种幸运并不等于、也不表明和平主义者是永远正确的。无论是一战爆发前安杰尔（Norman Angell）基于相互依赖的和平主义“大幻觉”，还是今天的人们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之后，越来越难以想像在两个核大国之间爆发一场新的太平洋战争，都可能低估了民族主义的危险性和大国崛起的非理性。
不同于上两次分别以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基础的右翼和左翼的极权主义运动对世界的挑战，中国此番治理现代化模式所代表的新极权主义运动却有着鲜明的义和拳色彩，一种新毛主义的全球扩张。
只是，毛时代的中国扩张是以向第三世界输出革命和城市游击战为主要方式，而“一带一路”战略却是以资本、劳动和威权主义治理模式为输出物，同样以世界范围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术占领民主阵营之外的广大边缘和半边缘地带、迫近美欧中心，正在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1.0逆向改造为中国化的全球化2.0。
相较之下，中美双方谈判代表们能够在大限到来前最后两天达成妥协，或许有着微小却不失根本的意义，可以让人们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保持一点最后的信心和乐观。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在于传统儒家理性尚未泯灭。虽然过去七年，中国新政府以“习跃进”姿态，推动了一系列从内政的压迫性政策到全球性的扩张政策，特别是2018年初修宪确立了元首终身制从而否定了共和制、否定了邓小平的温和路线，一个月前刚刚结束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则通过了一个以“治理现代化”之名的极权主义路线决议，中共党内几乎没有什么可见的力量能够阻止一场疯狂的继续。但是，在中美贸易谈判进行一年多以来，到2019年12月15日大限到来前夕，国务院官僚们开始在不同场合强调经济下行，呼吁避免中美间的热战爆发。
在这意义上，12月12日深夜，中方声明所载“满足中国居民美好生活需要”所意味的，是四中全会治理主义路线对十九大路线的偏离，经由中美贸易战而被纠正，残存而顽强的儒家理性最终占了上风。以李克强、刘鹤等为代表的技术派官僚在接踵而至的格局变动下，面对国际社会的联合抵制和帝国基础的动摇，并没有如同任正非一样发出“他们要消灭华为”的悲鸣，而是做出了正确的努力，挽救了中美关系，也挽救了中国和西太平洋的和平，整个人类共同体也避免了再一次分裂和对抗的命运。
义和拳路线的高层政治
当虚假的意识形态部门一家独大之时，虽然短期内对于公共舆论控制相当有效，却也屏蔽和扭曲了几乎所有行政部门的认知，弱化了行政部门的权力，造成最高层的认知混乱。
相对的，宣传机关、安全和外交部门却构成了一个党内的义和拳堂口，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泛善可陈、僵化陈旧，也是过去七年来压迫性内政和扩张性外交之政策组合的推动者，代表着中国最为保守和强硬的政治力量。
关键的，他们作为国安委体制的核心，也是所谓治理主义路线的核心部门，相互间却很难切割宣传与情报、意识形态与社会科学的界限，几乎从一开始就在所有问题上混淆宣传和情报、混淆宣传与现实，从而误导了所有安全相关的决策。
特别在与实用主义的改革开放路线发生冲突时，基于稳定和安全第一的党内原则，他们往往主导决策，同时扮演者吹鼓手和执法者的角色，凌驾于国务院和职能部门之上，譬如作为香港问题的始作俑者难咎其职，却很轻易地将责任推卸在所谓外国势力的操纵上。
其根源就在新生的国安委机制。跨部门的国安委与其说功能仅局限于情报汇总，不如说只是因为该机构满足了最高领袖的威权焦虑，心理意义大于实际效能。虽说协调性不足，在放大安全威胁方面却效能显著，很容易将所谓分裂主义、公民社会和香港抗议运动等放大为颜色革命、或独立运动，等同于颠覆性的政权危机，而且能够通过操纵宣传和情报将和平抗议与不满转化为自我实现的政治危机 。
因此，在这个有关战略设定的机构内，恰恰最为缺乏理性和长期性的战略设定。英国国际关系学者科克尔（Christopher Coker）曾经将之形容为堪比一战前后德国的“战略自闭症”，近年来更因狭隘的民族主义和非理性的义和拳模式，严重扭曲了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战略认知，徒剩空转的政治强人，面对美国和全球社会的压力而进退失据。
在实际工作中，国安委的运行平行于习近平个人所领导的十余个非正式领导小组。这些小组绝大部分交汇于习近平个人，类似纳粹德国期间最高元首依赖小圈子和非正式小组的统治模式，从顶层高度将整个政党机器转为专为元首个人服务。仅因其非专职小组成员保留了些许儒家官僚空间，类似清朝雍正年间开始形成的军机处，在保持元首个人指挥私密空间的同时，也为残存的儒家建言和官僚轮换保留了某种可能。
但是，当虚假的意识形态部门一家独大之时，虽然短期内对于公共舆论控制相当有效，却也屏蔽和扭曲了几乎所有行政部门的认知，弱化了行政部门的权力，造成最高层的认知混乱，酷似文革后期1975到1976年间毛派四人帮主政期间。其结果，不仅严重耽误了当时由周恩来和邓小平先后推动的中美建交进程，也带来严重的国内混乱，例如悼念周恩来的“四五”抗议事件的发生。而今天意识形态部门所制造的，是五十年来所未见的国际孤立和对峙，包括国际社会对新疆问题的抗议。
另一方面，帝国根基的松动不在于这些核心部门官员“四个自信”的崩塌，也不意味着犹如文革结束后启动改革开放，或者庚子事变后预备宪政，而是当儒家理性最后以所谓底线思维的形式侥幸地维系了中美间贸易关系之后，却观照出中美间几乎所有其他领域和关系的崩塌。
但所幸，尽管中美间关系全面恶化的速度和程度超乎想像，全面脱钩的浪潮下唯剩贸易谈判尚可妥协，哪怕不惜让步引入可执行的监督机制，而重新定义了主权，却可能成为中美关系最后的一个锚点。虽然协议和妥协对党内一些保守派来说不啻为一大耻辱，但贸易谈判和贸易协议其实从一开始就挽救了中美关系，当然也在党内义和拳的隆隆炮声中挽救了儒家官僚集团自己。
换言之，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达成其实代价巨大，在谈判进程中，由于最高层的无谓反复和背信加深了美国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不信任，换来了中美关系几近全面脱钩，较贸易战之初大幅度的严重和恶化。
中国高层在所谓中美关系的管控方面是失败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因其终止了1969年中苏关系恶化以来中国转向西方世界的缓和进程，而彻底瓦解了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国际秩序基础。
友善的终结
只要警治代替政治的极权主义路线还在继续，起码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就无力阻止香港或台湾问题的黎巴嫩化甚至叙利亚化。
这种深层的不信任最感性的例子，正是平行于贸易谈判进程、始终无法与贸易谈判真正切割的华为公司。特别在孟晚舟事件的一年里，全世界看到了华为能够轻易地将外交部变成自己的公关部，把宣传和安全机关变成自己的人事保安部，只能得出华为不是那么简单地犹如跨国公司那样绑架了国家，而是根本就等同国家。
事实上，此前鲜少公共发言的总裁任正非在过去一年的高频发声，始终一副“朕即国家”的派头，也让外界清晰地认识到华为-中国逻辑的霸道、强硬和对法律、对普世伦理的蔑视。
譬如他在最新接受加拿大《环球邮报》的长篇采访中，坚持只有释放孟晚舟才能“彰显加拿大是法治国家”，拒绝了所有妥协和探寻真相的路径。对民主世界来说，华为模式代表集高科技、廉价劳动力和威权主义治理于一身的科技苦力主义，也就是高科技版的中国工厂模式。犹如1870年代美国西部中国苦力的现代国家版，也最为积极践行着世界范围的“新农村包围城市”的“一带一路”战略，占领着所有电信基础设施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帮助维持当地的威权主义监控，并向美、欧核心渗透，将所有“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电信基础设施与中国的局域网联结，构成一个电信版的中国化的全球化，无法不令全球公民社会和国际政府感到怀疑。
而其背景，却是从十九届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之间，连续接近二十个月高层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状态，一连串近乎愚蠢的妄动俨然历史回声一般重现：三中全会上废除国家领袖任期的最后限制形同废共和、废政治，而代之以一种混合君主制和一党专政的“党主立宪”，和四中全会所确立的警治主义的治理现代化路线，直接导致最高层和地方当局在处理香港和新疆问题上放任警治而回避政治解决。
他们沉迷于过时的反恐主义和颜色革命的迷思，以为无限制的内部反恐战争和治理方式符合民主世界的虚伪期盼，也以为对颜色革命的威权主义镇压不过是步乌克兰、埃及、伊朗等国后尘而不至于激怒国际社会，却让民主世界以及历史学家们都看到了，仿佛纳粹德国在声称为解决犹太人问题和共产主义而肆意发动内外战争的翻版。
结果，当《纽约时报》曝出新疆文件后，民主世界的政府再也无法假装他们的军事和商业卫星在过去几年没有判明新疆再教育营的规模、没有侦听和拦截到相关信息和文件，只能在媒体和公众压力下做出集体反应，如同曾经面对纳粹和苏联所采取过的集体行动，那就是北约的复活。特别当美国国会通过2020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后，宣告了一个新战略的启动：那是反恐战争结束后为常规战争所做的准备，而且力图确保对中国的全面压倒性优势。
美国中程导弹的试射，表明中国令西太平洋国家“芬兰化”的危险会被压制到最小，这对中国未来针对台湾和南中国海、甚至西藏-印度的军事准备来说可能都是灾难性的。而中国自改革开放伊始的现代化进程，持续四十年都在面对的友善外部环境，现在也正式终结。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美间的未来冲突，可能因为这种全面对立和美国所拥有的不对称压倒性优势而避免，或为不幸中的大幸，二十一世纪的和平也得以在2019年12月15日后继续维持。但是，只要警治代替政治的极权主义路线还在继续，起码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就无力阻止香港或台湾问题的黎巴嫩化甚至叙利亚化——这是新地缘政治格局下，面对美国绝对优势且可能做出的干预，为了应对香港抗争的长期化和台湾民主的顽强意志，中国可能会做出的选择。
（白信，时政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