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纯：饭圈救援2020，会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出路吗？
「我想要泼一下冷水。」
陈纯
新冠疫情以来，中国举国模式的优越性受到了严重的质疑，反而民间志愿团体有着不俗的表现：一些海外留学生，通过网络迅速集结，在短时间内募集捐款、购买物资、联络物流、打通关系，将口罩和防护服等送到一线医院。1月31日，一批由华中科大北加校友会募集的应急医疗物资从旧金山飞跃太平洋，直接将20万个医用外科口罩、2.75万双医用手套和4000件防护服送到武汉协和医院；直到2月1日，韩红的基金会往武汉送了七批物资，总共收到1.4亿的善款，由于数额过大，还不得不暂停接受捐款
然而，最让人刮目相看的是各种“饭圈后援会”（编注：中国大陆互联网上的明星粉丝后援会，具有显著的圈子文化）。前面说的志愿团体要么是临时集结起来、默契度不太高；要么平时活跃度较低，执行能力有限。然而饭圈后援会人数庞大，组织严密，分工明确，平时打榜、控评、反黑，训练有素，纪律性强，到关键时刻，她们显示出惊人的爆发力。
在这样的声势下，有人提问：经过这一次疫情，官方可能会看到政府组织工作的薄弱环节，会允许非政府组织发展起来，作为社会治理的有益补充。也有人设想，既然饭圈影响如此巨大，饭圈文化也无处不在，那说不定饭圈可以成为未来公民社会的雏形，只要对这些饭圈团体施加引导，它们也未尝不可能成为以后社会自治的基础。
对此，我想要泼一下冷水。不过在此之前，我们先要调整一下“国家引导饭圈”的思维方式。
疫情中的饭圈救援
饭圈以其一贯的组织方式，在这次疫情救援中，也很好地将统一性、灵活性、默契性和广泛性结合在了一起。
先来看一下饭圈在疫情中的救援表现。根据微博上的募捐平台“微公益”上不同站子捐款数额的排名，排名前几的基本都是各种流量明星（个人或者组合）的应援站。
早在钟南山宣布新冠病毒可以“人传人”的第二天（1月22日），中国大陆男演员朱一龙的公益应援个站，就募集到将近18万的善款，购置了30万个口罩、9万片酒精棉片和2000瓶洗手液，并在当日就送往疫区。
蔡徐坤的官方粉丝团也是第一时间就募集捐款、联系厂家、联系对点医院、找物流、拿相关证明，第一批物资在年初二（1月26日）就抵达武汉的顺丰网点。大部分饭圈后援会都从1月23日开始组织捐款和购买配送物质，反应速度比其他志愿团体要快。不仅如此，这些后援会的捐款账目清楚，一目了然，且工作细致，确保物资直接送到医院手上，不经过其他组织。有微博上的人还戏称，TFBOYS后援会在声援武汉的过程发展出了“三权分立”的结构，说不定很快要出现饭圈的孟德斯鸠、卢梭和洛克。
除此之外，跨地域的粉丝团体也发挥出极强的组织性。以“666联盟”为例，这是一个由来自内地、港台和海外等27家粉丝团体组成的饭圈公益联盟，函括“鹿晗公益联合应援站”、“为王嘉尔打天下应援博”、“李荣浩吧”等不同平台聚集的粉丝群体。联盟的大部分成员是所谓的饭圈“决策者”，有应对突发事件的经验。她们集结以后，首先认领各自擅长的领域，由不同团体负责文案、作图和海外对接等工作。她们开了一个666联盟的微信群，确定各种所需物资的医用标准，然后在群里发动各个团体去找货，任何一边有消息马上在群里通气，有困难可以因地制宜地处理，也可以在线上一起解决。
这些团体之间平时都有联系，具有某种“熟人社会”的特征，但她们的联合能够最大程度地动员世界各地的粉丝，为寻找各种物资提供了更多可能。她们的文案图片是共享的，消息是互通的，但资金是由各家团体自己募集，如何使用也是在内部自发调节，别的团体不干预；随着声援的展开，其中一些团体收到了武汉以外地区的医院发来的求助信息，她们对医院信息进行核准后，决定将既有目标拓展，对这些医院进行定点救助。
饭圈以其一贯的组织方式，在这次疫情救援中，也很好地将统一性、灵活性、默契性和广泛性结合在了一起。值得一提的是，饭圈虽然是围绕“正主”（偶像）而存在的，粉丝这一群体也常常被认为是“狂热”的，但是饭圈后援会却是以民主的方式组织起来的。GQ一篇报导提到，一个后援会的管理者因为私人恩怨踢人，违反了集体制定的“群规“，遭到其他粉丝的“弹劾”而主动辞职。另一个管理者经历了竞选辩论和公投才得以上任。饭圈在救援时刻表现出来的组织动员能力与根深蒂固的规则意识分不开关系。规则的内容既可以是管理者不能独裁，也可以是偶像永远应该被维护，重要的不是规则背后的价值，而是任何人要在圈子中玩，就必须尊重游戏规则。
饭圈的反赋权
更重要的是，如果偶像违反了规则，饭圈女孩是会脱粉的，她们的主体性远超宣传部门的想像。
如果我们不至于太健忘，就应该记得在去年夏天，各种饭圈后援会就组织过一次规模浩大的集体出征，并创造出了“阿中哥哥”（“中国”的拟人化）这个饭圈的集体偶像。在这次出征中，饭圈目标明确、动员迅速、分工细致、纪律性强的组织特征一样得到了凸显。她们为了翻墙和海外宣传，设立了技术指导、美术组、文案组和翻译组，其屠版、控评、反黑等行为，和平时的“训练”并无不同。饭圈话语在这次行动中被民族主义征用，“阿中哥哥”（国家）是顶级流量，14亿活粉义无反顾守护他。两套话语在面对共同的对家香港时，几乎完美结合。
事实上，这次出征让宣传部门误解了饭圈文化，他们对粉丝的理解仍然停留在杨丽娟追星刘德华的年代，以为饭圈女孩是一群眼中只有粉红泡泡的无知女性，只要给她们指定一个“哥哥”，剩下的就是迎接她们疯狂的拥护了。
但实际上，“偶像”并不是饭圈女孩的世界核心。
在饭圈的认知中，“偶像”其实是粉丝的情感与爱的“投射”，偶像是个经营者，是为了满足这种投射而存在，并要迎合粉丝的需求来调整自己的形象。饭圈与粉丝的权力关系，其实是对调的。有的粉丝喜欢养成系的偶像，有一种“妈”一样的成就感，是因为其会在偶像的成熟过程中，产生影响力。
也就说，“国家”如果想要完全嵌入到饭圈中，它就要满足饭圈的许多要求，而不是自以为依靠传统的男性角色，高高在上、形象雄伟，就可以得到粉丝的长期青睐。
饭圈是以女性为主的圈子，有趣之处在于其恰恰强调女性的权利和女性的凝视，男性偶像在这种文化中，是“被凝视”的对象，也是“被想像、被欲望”的对象。饭圈的“腐女”文化会把男性偶像进行CP（couple）组合，假如想要获得粉丝的狂热，偶像就要顺从这种想像，也即“国家形象”需得迎合粉丝，“阿中哥哥”要愿意在同人文化中被CPY（饭圈用语，男同志色情）。想要粉丝的爱，就要让渡自己的权利，这是“饭圈化”的真正代价。
“饭圈化”，实际上是一种对偶像/国家的“反赋权”现象，空手套白狼已经不是赢得新时代饭圈女孩的逻辑。如果国家要以“阿中哥哥”的形象获利，要获得“无脑的爱”，那么首先要把自己“降格”，成为可以满足粉丝所有期望、诉求的偶像。“女孩追星，爱他就爱看他被 C 哦，你们做好心理准备了吗？”饭圈女孩如是说。从这个层面上说，饭圈女孩是“阿中哥哥”的妈妈——其实是偶像的“爸爸”。
和饭圈进行互动的官方组织，未必对饭圈的这一文化心理了如指掌。我们可以看到官方试图迎合饭圈的尝试，比如武汉的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宣布开工以后，央视频道的“疫情24小时”就适时开发了“云监工”功能，对施工现象进行直播；在评论区开始将各种施工车辆拟人化、取上低幼化的暱称“叉酱”、“呕泥酱”以后，该频道又很快出现了相应图标，粉丝可以帮自己喜欢的“偶像”车辆助；人民日报的官微也在自己的页面上推出了“挖掘机天团”。
然而，“拟人化”与“低幼化”并不是饭圈女孩的目的，而只是打造符合某种形象的手段。国家在手段上下了足够工夫，却对“饭圈化”的目的缺乏真正的认识，仍然在把饭圈想像成，只要投喂了某种符合标准的形象，就会来者不拒的被动者。饭圈对此是颇为不满的，只是她们的抗议会被审查者拦截而无法轻易被外界观察到。
换句话说，如果“阿中哥哥”想要维持自己的“尊严”，想单方面获得女孩的爱，那在饭圈是万万吃不开的——我不是因为你具有男性魅力而追你，而是要把你养成我要追的人——更重要的是，如果偶像违反了规则，饭圈女孩是会脱粉的，她们的主体性远超宣传部门的想像。
在“阿中哥哥”被制造出来之前，国家和饭圈的关系是“国家面前无偶像”，前者对后者是辗压关系，是无条件地要求臣服，而后者出于恐惧把国家置于偶像之上——而非把国家变成偶像。这种权力关系恐怕才更加接近现实。
被连根拔起的中国公民社会
2013年，许志永的入狱，多少昭示着这一条“公民社会”路线的破灭。
中国的公民社会又是什么现状？
在中国语境下，“公民社会”一词有特殊的意涵，它曾代表一代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于政治转型的热切期待，也代表着他们如今的失意和茫然失措。
在毛时代，共产党将宗族组织、江湖帮派和商会基本铲除，再通过各种渗透到基层的组织将民众纳入管控之中，不再允许任何不受国家控制的社会自组织的存在。改革开放时期，市场经济的出现为民众创造了某程度的不受政治干预的空间（尽管是脆弱的），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希望这个空间能稳步扩大，最终推动中国政治的民主化。“公民社会”，就是这个扩大后的空间的理想形态。
在公民社会的形成中，公民意识的觉醒、社会中层组织的大量出现是必要的条件，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等到公民意识和社会中层组织发展到一定程度，等民间具备相当程度的议价能力，就有可能对执政党形成压力，在适当的条件下倒逼政治改革。
前“公盟”的领导人许志永是这一条路线的代表人。从2004年到2009年，许志永与郭玉闪等人合作参与了一系列具有公共影响力的事件，如陈光诚案、结石宝宝案、邓玉娇案等。2012年5月，许志永在《中国人权双周刊》上发表《中国新公民运动》，提出：“新公民运动是一场政治运动，中国必然要完成政治文明转型，建立民主法治健全的自由中国。”在这个旗帜下，许志永进一步推动了户籍教育平权、官员财产公示和公民同城饭醉等运动。他领导下的“公盟”（2010年3月“公盟”改名为“公民”）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在这些事件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也培养了不少下一代的行动者。
正因为此，许志永的入狱，多少昭示着这一条“公民社会”路线的破灭。2013年7月16日，许志永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在北京被刑事拘留，来年1月26日，被判有期徒刑四年。“公民”从此消失。接着，郭玉闪的“传知行”、陆军的“益仁平”和李英强的“立人大学”等相对更“去政治化”的组织，也被强制关闭，没能逃过一劫。
2015年，曾经和许志永并肩作战的一批维权律师也锒铛入狱。翌年，《慈善法》和《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相继出台，从此基本封杀了权利NGO和公益NGO的独立生存空间。
然而“公民社会”的理念并没有随着“公民社会”路线的失败而被放弃。其后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一部分依然愿意通过“启蒙”和“公共说理”来提高中国人的“公民意识”，另一部分开始物色比NGO更有韧性的组织类型并投身其中：一种不依靠强力来维持的普遍秩序，既需要有能够团结足够数量的人群、能够承担互助功能的民间组织，也需要有能在组织之间进行沟通、协调和合作的共享规范。在托克维尔眼中的美国1830年代，前者是各种基督教会，后者就是“民情”。或许是因为这样，一些自由派皈依了基督教，重新选择了一条曲线救国的道路。
这些心思并没有逃过党国的眼睛。2018年2月，新的《宗教事务条例》正式实施。同年12月，曾经的70后自由派代表人物之一、秋雨之福教会的王怡牧师在成都被捕。2019年12月底，王牧师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非法经营”等罪名，被判有期徒刑九年。这两年来，其他宗教也开始变得敏感，宗教类的活动越来越难以公开进行，宗教类书籍的出版愈发艰难。
被盯住的“混乱”和“空子”
所谓的“混乱”和“空子”，无非是怕民间组织和民间慈善行动借机壮大。
党国的意思是相当明确的：它不能接受有不受它控制的组织的存在，更加不会容许其他具有秩序生产能力的组织的出现。
疫情中存在不少在这一逻辑下发生的治理乱象。比如，当海内外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声援武汉行动时，官方的慈善组织如湖北省红十字会、湖北省慈善总会、湖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武汉市慈善总会、武汉市红十字会，就开始垄断救助。
这些官办组织强制将捐赠物资统一收集，任意分配，并以不合作或敷衍的态度应付物资的管理和发送，以至于作为第一战场的武汉协和医院只收到红会拨付的3000只口罩，而莆田系下的武汉仁爱医院却拿到了18000只口罩；协和的科室人员前往红会仓库申领物资均被拒绝，而鄂AW车辆的司机可以堂而皇之抱走一箱口罩；协和的医护人员裁减外科手术服做口罩，用医用垃圾袋做防护服，而淘宝、微商、闲鱼居然出现了来自捐赠口罩的货源。
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在1月2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所有捐赠物资一定要通过红十字会，这是为了“统一归口”，“避免在现在疫情防疫防治的这个过程中由于混乱，被某些人或者一些人来钻空子”。
所谓的“混乱”和“空子”，无非是怕民间组织和民间慈善行动借机壮大。一些影响力较大的志愿团体，已经被某些部门找上——尽管这些部门不一定明确向他们下达指令，但这些团体不敢向媒体披露他们在助力物资过程中，遭遇到的体制性障碍，也不敢在公开场合谈论这类问题，以防惹祸上身——这是一种收编的尝试，也是一种监视和防范。
这几日，大陆互联网上开始出现针对韩红基金会的各种抹黑，从账目透明度、公益支出的比例到韩红本人的生活作风问题，大概和她流传甚广的那段对官办慈善机构的讽刺不无关系。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还在2月7日发布了一个公告：“对绕开红十字会直接向有关单位捐赠的防护用品，凡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我们将依法处理。”可见已将秋后算账提上了日程。
饭圈能突破吗？
虽然“阿中哥哥”不行，但“祖国妈妈”可以。
那么，被官方所想要利用、又具备一定主体性，且尚未被监视、防控和收编的饭圈，是否能成为突破公民组织桎梏的利剑呢？
答案是未必。
因为虽然“阿中哥哥”不行，但“祖国妈妈”可以。
在服从国家控制，及配合官方的主体意识形态上，饭圈已经有过一些众人皆知的表现。比如国家可以掌握她们崇拜的“爱豆”在中国的职业发展命脉，官方媒体点名批评某个艺人，足以让这个艺人的职业生涯严重倒退甚至画上句号——这也是为什么参与声援武汉的饭圈女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反复强调自己的偶像是正能量的。同时饭圈也经常需要诉诸公权力和官方组织来解决彼此的矛盾，比如“举报”文化在饭圈之中的盛行，并不是一种偶然。
“祖国妈妈”则又是另外一种不同于“阿中哥哥”的形象——国家以“守卫者”的形象出现，而不是“被守卫者”。根据一则来自饭圈的帖子，“假如国家以强力、聪明、理智、包容、关爱、宽容，甚至以牺牲和付出的形象出现，民众会对这样的祖国产生情感，愿意让渡个人权利给祖国——我相信妈妈爱我，所以我给予你信任，我为你作战”。
也即，假如国家以“恰当的”形象出现，饭圈是可以为她不加批判地作战的。
这就与公民社会的目标有著根本上的不同。公民社会是一个政治实体中社会中层组织的总和。这些中层组织介乎国家与个人、家庭之间，其成员能自由地加入和退出。根据康豪瑟的理论，社会中层组织有四个主要作用：承担国家管不了或管不好的，家庭又无法涉及的功能；为组织内部成员、组织之间以及中层组织与国家之间的对话提供平台；促进认同感和利益的多元化；最后，民众可以通过中层组织的精英来与国家精英打交道。 在安德烈亚斯·威默最新出版的《国家建构》中，他还认为志愿性组织可以帮助建立跨族群共同体和地区的联盟，以促进政治整合和国家建构。
而饭圈只有一种方式可以反击官方，就是变得比官方更加国家主义。我认为即便是饭圈一小部分人清醒，最终可能还是改变不了整体小粉红化的趋势；指望她们靠女权主义来反抗国家，成功的可能性也并不高。
有人将饭圈团体类比为托克维尔的基督教会，因为后者也有一些不太“自由主义”的特征，与饭圈类似；继而他们提问，如果基督教会可以成为1830年代美国社会的组织基础，那为什么饭圈不可以？
这其中的差别在于，美国的基督教会尽管很少真正地远离政治，但在政权面前能保持很大程度的独立性，在大部分时候，它们坚持宗教权威要高于政治权威，当国家的法律和自己所理解的圣经教诲相冲突时，它们也很少轻易妥协。
总的来说，从组织特征、集体心理、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功能作用和独立性来看，饭圈团体都和公民社会南辕北辙，然而它们和国家之间，并不完全是鱼肉和砧板的关系。对于饭圈团体，当局一方面要防范，另一方面也要利用，这就是为什么它们暂时没有遭遇像公盟、传知行、立人大学等民间组织被强制解散的命运。
所以，如果这次的抗疫真的能对未来的公民社会有什么帮助，那应该是一种共同记忆的塑造。不是记住我们如何“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也不是记住体制所歌颂的那些“最可爱的人”，而是记住我们如何落入今天的境地，记住拯救生命的人如何被荒谬的决策者所牺牲，记住远方的人和身边的人如何被权力羞辱、驱逐、遗弃、非人化，记住活生生的人命如何在无助与绝望之中陨灭，记住一个义人如何被利维坦所谋杀。
正如刘绍华所说，“中国幸存的众人”必须“关注与挖掘历史，明白配合主体意识形态的桎梏所付出的代价”，否则，“当下一次新兴疫情又来危及人口稠密的土地时，这个依然学不会历史教训的政府仍将搭上遮羞布，将依然无法保护你、以及你所钟爱的国与家”。
（陈纯，中山大学哲学博士，青年学者，教师）
拓展阅读：
《饭圈女孩驰援武汉》，界面新闻
《饭圈救援2020》，GQ杂志
《覆巢：中国权利NGO的生死劫（上、中、下）》，端传媒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五章第一节，康豪瑟的大众社会理解
安德烈亚斯·威默，《国家建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