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序】吴介民：《香港风暴》，记录一座抗争城邦的诞生
「一波又一波的抵抗行动，堆叠成一座抗争城邦的史诗，《2019香港风暴》这本合辑为这段历史留下纪录。」
吴介民
香港示范了何谓抵抗。
香港原本不是一个“抗争社会”，香港早有繁盛的公民组织，但政治抗争性格不强，不像台湾的公民社会，是诞生于民间对抗威权党国。但二零零三年以后的香港，政治性抗争行动愈来愈多。二零一二年高中生挺身反对“爱国教育”，青年人反抗意识开始发酵。二零一三到一四年的“占中运动”争取真普选，最后由大学生组织“学联”接手领导。二零一六年春节旺角“鱼蛋革命”，由激进本土派主导。二零一九年六月爆发，至今仍在蔓延的“反送中”（反修例运动），则是由青少年在街头前线冲撞、前仆后继抵御重装镇暴警力。这一波又一波的抵抗行动，堆叠成一座抗争城邦的史诗。
说来诡谲，作为一个全球金融中心的超级城市，竟然在短短几年变成世界瞩目的“暴动嫌犯制造所”，逮捕成为日常，控罪成为日常。在烟硝烽火中，香港的金融地位却仍屹立不摇，与日常抵抗比肩共存，而创造出另外一番奇景。在台湾，不少人知道香港今天的抗争，是因为主权回归后，自由与法治慢慢被侵蚀，北京践踏了一国两制的承诺，港人退无可退，终而奋起。就在这几年，香港抵抗者的手段愈来愈直接而激烈，意志愈来愈坚定，牺牲也愈来愈巨大，而凸显出港府与中国的傲慢与连串误判。然而，香港人抵抗中国新殖民统治，有一段蜿蜒曲折的历程，有其自发的生命节奏。激进化只是局部面貌，本土主义历经多重蜕变，故事复杂而曲折。首先，是无大台的组织形式。在占中运动时，由于运动陷于顿挫，进退失据，因此“大台”（指挥中心）成为众矢之的。反送中运动最大特色则是“无大台”，但无大台并非抗争行动没有组织协调，相反的，这是组织的去中心化，行动策略在“连登讨论区”上激荡，数以千计的Telegram群组协调行动，巨量而充满创意的电子文宣在网路上流窜。此波运动把所谓社会运动“水平组织”发挥得淋漓尽致。
“勇武”和“和理非”的有机分工，是另一特色。在之前，勇武和本土高度重叠，并被赋予某种“不理性过激”色彩。而在勇武眼中，和理非不过是仪式化的抗争，根本动摇不了中共管控。但在反送中运动中，漫无节制的警黑高压，使得勇武获得多数香港人的认受，因为勇武搭配和理非才能有效动员，学界的街头问卷调查也显示了此种行动组合的正当性。以和平手段支援前线勇武抗争的团体非常多，例如社工、护士、中小学教师、乃至义载接送、解围营救，如同亲人的“家长们”，在台湾尤其少见。 我们在其中看到令人惊叹的创意，还有合作无间的社会团结。即使历经高张力与撕裂性的“中大保卫战”和“理大围城”，不割席、不分化的原则基本上还是守住了。
“揽炒”是另一个新创概念，意味著勇武对抗，与对手玉石俱焚，同归于尽，抱著你一起烧死。也就是，当体悟到，无论你如何抗争，对手都无所谓，麻木不仁，都不做出根本让步，你只剩揽炒这个手段。揽炒就是自我燃烧，抗争者把自己“工具化”，用肉身对抗一整个帝国。我们可以想像香港青年人的悲壮，意志的坚定。台湾自一九九零年以降的世代，并没有像上一代付出生命在对抗独裁专制，因此，要体会香港人的自我燃烧，并不容易。然而，正因为今天台湾与香港唇齿相依的关系，我们更需要用心体会香港年轻人把遗书背在身上进行抵抗的心情。
在中国拿回主权后，香港原本夸张的贫富悬殊并无改善，相反的，中国资本大举进入后，房地产更加飙涨，挤压小商店生存空间。在此波抗争，不少大资本连锁企业表态撑警，反反送中，引起港人义愤抵制。同时，“黄色经济圈”被提出来，倡导抗争者履行“消费者责任”，只光顾支持运动的商家，要打造抗争的物质经济基础，将抗争融入日常生活。看似某种经济乌托邦的想像，香港人真的干起来。
以上所提只是无比复杂丰富的香港抵抗运动的几个身影，香港这次是“全社会动员”，总体支援系统也反映了某种上一代对下一代亏欠补偿的心理。经过这翻天覆地的动员，集体政治认同正在快速凝结，根据民意调查，香港人认同在量上面急速增加，但更重要的是质的转化。香港人的自豪感在形成，自信心正在茁壮，如果香港运动的力道之强，可以挑动美中关系（如同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可以中断国共合作平台，打乱习近平兼并台湾的路线图），那么为何不能想像未来香港获得普选权，获得真正的自治（甚至自由政治地位）。当然，在可见而立即的未来，中国政府对香港的压制绝不会手软，但是谁知道在那较为遥远（超过习近平这代统治者的生理极限）的未来，中国会怎样？
撑下去，就是希望。
《2019香港风暴：《端传媒》香港反修例运动报导精选》
作者： 端传媒
出版社：春山出版
出版日期：2020年2月4日
《2019香港风暴》这本合辑为这段历史留下纪录。端传媒在华语世界，是比较特别的组合，它集合了港、台、中的记者与编辑，是个“跨界媒体”。这本书，不仅展示端的新闻品质，更因为它的跨界特色，使得读者能够阅读到在目前的中港关系中，如总编辑李志德所说的“夹在中间的大陆人的痛苦”。如同我认识的一些中国自由派的朋友，这些年中国急遽法西斯化，在收买与监控下，要争取发言空间格外辛苦，因此，这三边公民社会的自由对话也就更为珍贵。
二零一九是台湾的选举年，香港的镇压和抵抗，催化了台湾青年世代的“亡国感”。“今日香港，明日台湾”成为警示格言。这段期间，香港是作为被一国两制践踏的“意义重大的他者”（在此我遵循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的原创定义）而被我们关注。我知道这是台湾人（作为爱国者的台湾人）在集体情绪上的必然。但只有这样远远不够。香港抗争者，作为台湾人的“手足”，对台湾总统选举的期许，既反映了她／他们向往自由民主的心情，也反映了抵抗极权的策略思维——台湾失守，香港也就失去了抵抗的腹地。
因而，台湾对香港的持续支持，在二零二零年元月大选之后，才是真正的考验。
（作者为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