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丝、偶像、国家——肖战粉打响与同人圈的跨圈战争后，谁被毁灭了？
「饭圈战争，道德悬置时代粉丝的团结和举报。」
來福
中国大陆明星肖战的粉丝因不满一篇同人文学将肖战刻画为女性化形象，继而举报文章作者，酿出层层风波，最终导致同人文平台AO3 （Archive of Our Own）在中国大陆被墙（需要翻墙才能登录）的事件，使得饭圈原本暧昧的形象更加迷离。
早在风波之前，已经有研究饭圈的评论者尝试厘清，饭圈究竟会因为对国家意志的顺从，而催生出一整个世代的小粉红（饭圈出征），还是能凭借其强组织能力，孕育出公民社会的雏形（饭圈救援）？又或者，聚集在饭圈的年轻社群，是否可能因为日渐流行的耽美亚文化对主流性别想像的颠倒，而积蓄反体制的能量，还是会因为作为圈子规则一部分的“反黑”（举报）文化愈演愈烈，而沦为政府管控社会的打手？
而当这场跨圈粉丝大战愈演愈烈，甚至延烧至外国舆论之际，一个更直接的问题是，这给中国饭圈生态的演变带来了什么变化？而其引起的撕裂，又会对中国的公共空间产生什么影响？
饭圈的粉丝结构
这也是许多人质疑肖战在风波中没有发声的错位之处——他并非不愿发声，而是不能发声，即便发声也不起作用——如今偶像的商业价值在于被解读，而不在布道。
在此要先点明一个容易被外界忽略的事实：饭圈不是铁板一块。饭圈内部有无数分支和派系。
以肖战的粉丝为例，由于肖战是和王一博共同出演耽美改编剧（“耽美”常指男性同性恋恋爱故事）《陈情令》后才红的，因此他们的大部分粉丝是二人的CP粉（以想像二人的亲密关系为喜爱基础的粉丝），唯粉（只喜欢肖战的粉丝）反而是少数。
事实上这种粉丝结构在饭圈并不多见。唯粉通常才是粉丝群体的中坚力量，也是最具攻击性的粉丝——他们不仅要和别的明星的唯粉战斗以赢得偶像在排行榜上靠前的位置，还要想办法迫使CP粉“提纯”（变成其中一个人的唯粉），以防止偶像的形象（人设）和利益受到损害。2018年同样因为耽美改编剧《镇魂》而被捧红的朱一龙和白宇，双方的唯粉和CP粉后来也因为“提纯”而彼此攻击。
这次风波，也可以看作是肖战的唯粉发起的“提纯”战斗，其中当然也隐含保守与自由价值的对垒——比如双方在互联网上反复争论“将男性想像成同性恋者或妓女是不是一种羞辱”，以及“是否能够因为个人喜好而借助公权力干涉创作自由”。但是唯粉引发跨圈争议，甚至波及偶像本人的商业利益，却是“提纯”首例。这反映的是，饭圈生态越来越由对偶像个体的崇拜（消费），转变为“中心空虚”的符号消费。
粉丝不再渴望处在意义“中心”的偶像，而是创造且消费着一层又一层的精致符号外壳——同人文学在饭圈生态中因此越来越重要（选秀节目甚至会在筹备阶段就开始找同人写手），它们不是偶像的衍生品，而正是被不断剥开的洋葱一般的偶像本身。这也是许多人质疑肖战在风波中没有发声的错位之处——他并非不愿发声，而是不能发声，即便发声也不起作用——如今偶像的商业价值在于被解读，而不在布道。
饭圈的动员逻辑
只要饭圈的动员逻辑，通过发动“对外战争”来维护偶像的形象和利益，这点不改变，饭圈战争就不会停止。
饭圈复杂的粉丝分类系统，正是饭圈可作为一个整体被认识的基础。一方面，粉（团粉、唯粉、CP粉）、黑、路人的分类确定了包含和排斥的关系，导致饭圈永远处在战时状态，另一方面，正如人类学家莫斯在《原始分类》中传递的信念，“真正的团结基于共享分类”，饭圈正是在共享分类的基础上构成一个制度性整体，从而塑造了粉丝的身份认同——相对于黑和路人，我是粉；相对于CP粉，我是唯粉。
这种分类的意义在于制造敌人：如果没有黑，则不需要反黑，如果没有其他的唯粉，也不需要打榜；做数据更加无从讲起，没有数据则没有流量明星，继而以流量数据作为商业价值指标的经济形态也无法成立。
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粉丝是被操纵的，因为从利益分配结构看，偶像（正主）和经纪公司以及广告商（金主爸爸，有时也被称为走资派）瓜分了金钱与知名度，而做数据的粉丝和创作同人作品的太太（对同人作品作者的称呼），则完全是付出金钱和情感劳动的数字劳工，他们被诱入前者制定的生产游戏里。
这种政治经济学分析不能说全错，但是没有解释饭圈运行的动力从何而来（论者通常居高临下地归咎为追星族的狂热和幼稚），因为如果从现代社会分工的角度看饭圈，利益的两极分化早就应该让这种结合崩溃。
用幼稚或狂热形容粉丝均是不够准确的，他们并非不清楚“广告商-偶像（经纪公司）-粉丝”的利益分配结构；相反，他们不仅在微观层面学习到，一条微博中偶像的名字放在哪个位置会产生什么数据后果，而且在宏观层面知道，自己作为粉丝群体的一员，在流量变现链条中的位置。如果没有这种全盘的知情，也就不可能逆向解析出平台的规则，并动员粉丝投入数据战争之中。
饭圈运行的动力正是粉丝对流量经济的集体认识，“经济规律”被认为是自然存在的，不可挑战的。它是庸俗化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每个中国学生都从义务教育政治课本中学习到了这些内容），又十分好懂：广告商是逐利的资本家，对（偶像）哥哥有利的时候是金主爸爸，对哥哥不利的时候是走资派；掌握生产资料的经纪公司是打工仔哥哥的无良工厂主；而“我们”是唯一可以拯救哥哥、帮助他实现梦想的粉丝。
当粉丝以经济学的思维理解他们所处的环境，也就不难理解饭圈战争的起源：资源是有限的。只有“我们”给哥哥打榜并不够，还要让更多人成为哥哥的粉丝，同时必须维持哥哥的人设，以免他因为丑闻而被金主爸爸抛弃。控评和反黑因此也成为粉丝的仪式——通过赞美偶像和举报、删除关于偶像的负面评论，来塑造社会关于偶像的记忆。饭圈语言（字母缩写，比如“肖战”写作“xz”，真情实感写作“zqsg”）的发明和推行，也加速了这种对社会记忆的选择和遗忘，如果一个人在微博连名带姓地负评明星，那他距离被粉丝网络暴力也不远了。
粉丝领袖在集体行动中至关重要，他们是耶稣的传教士，也是军队的将帅，负责解释偶像为什么值得被爱（分析偶像行为性格、剪辑视频、做同人图、写同人文、写小论文等等阐释性行为，许多路人可能会因此而成为粉丝），也负责解读经济规律和平台规则（他们往往会发现其他偶像的粉丝侵犯了他们偶像的权利），以指挥其他粉丝冲锋陷阵。武汉疫情发生时，大粉（也称“粉头”）可以组织粉丝高效且透明地捐赠物资，在平时，这种组织能力被用在日常的反黑战斗中。
肖战风波的源头，正是两个大粉认为同人文《下坠》会影响肖战的形象、侵犯他的权利，以及涉及未成年色情（后者既在道德层面论证他们行为的合法性，也确保了举报行为在现实政治环境中的有效性），发起了针对作者的战斗。
发动对外战争是塑造共同体身份认同的最有效方式，也是卡里斯马领袖树立自己权威的不二法门，反黑也自然成为大粉发动“战斗粉”的日常集体行动，甚至有一些粉丝后援会设置的入会门槛是“卡过黑”（举报过关于偶像的黑料）。并非所有粉丝都参与战斗，这些战斗队伍更像饭圈中的“军队”。虎嗅网曾采访肖战粉丝，发现8个人中只有1个参与了举报行动，其他人都是事后才知晓发生了什么。大致也反映出粉丝群体中战斗粉的比例。
饭圈有无数不成文的规则，比如不可在偶像的超级话题中带他人，跟偶像没直接联系的地方不带偶像名字，撕逼不上升“正主”，CP粉“圈地自萌”（在小圈子内自娱自乐）等等。但这些不成文规则只是临时的“和平协议”，一旦有一方被认为撕毁了条款，战争势必会爆发。
这就是这场粉丝大战的展演——肖战粉丝举报同人文作者，被认为违反了“圈地自萌”的原则，而不少肖战粉丝则反驳称该作者在微博上为文章引流，才是率先违规——只要饭圈的动员逻辑，通过发动“对外战争”来维护偶像的形象和利益，这点不改变，饭圈战争就不会停止。
去政治化的政治和道德悬置的饭圈
对中国的明星来说，在道德议题上表现出自己的主见是危险的，另一方面，明星表现出道德上的瑕疵也同样不被监管部门允许⋯⋯这才是肖战的唯粉表现出的保守倾向之根本由来。
肖战风波之所以引起众怒，一是因为唯粉保守的性观念，二是因为他们以向公权力举报的方式来对付自己不喜欢的声音。把微博平台上的日常反黑（意在触发平台审查机制删除一条不喜欢的微博）上升为政治性的举报，以图在肉身意义上消灭对方。
这种越界行为在饭圈并不是首次发生，2019年8月份因为香港反修例事件，饭圈女孩出征香港守护“阿中哥哥”时，就密集起底、人肉举报了一批异见者。我在一则评论中将这种行为背后的道德观念理解为圈子内的游戏规则——“先撩者贱”，现在更倾向于把它看作饭圈的道德悬置——举报的动机是工具性的，道德判断被悬置不顾。
前文已经论述过，饭圈对偶像文化工业的经济规律有着清晰的认知（一种简单化的庸俗化的认知），实际上，饭圈对政治秩序也有自己的体认，对粉丝们来说，他们最担心的不是偶像失去金主爸爸的关爱，而是受到“上面”的封杀。
肖战的唯粉在价值上的保守取向和在举报问题上的道德悬置，最初目的是出于对偶像的维护，这正反映出他们对肃杀的政治环境的认识——一个有同性恋话题度的明星，极有可能成为娱乐环境治理的牺牲品（正如卷入婚外情事件的PG One所受到的待遇），而一个向主流文化靠拢的明星则要安全得多。
再回顾一下作为肖战风波源头的两个大粉的举报信，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和逻辑，与官方媒体极为相似。“败坏社会风气，扰乱文化市场秩序，践踏道德法律底线，危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一句，与2017年人民网评论《王者荣耀》的“这种负面影响如果以各种方式施加于未成年的孩子身上，就该尽早遏制”十分相似，另一句“自由应该是有界限的”则完全可以放进人民日报社论中。
饭圈粉丝对官方宣传语言的娴熟化用，体现了诡异的双重去政治化。一方面，如汪晖所分析的，人民网的评论代表了文革之后中国意识形态的去政治化路径（当然，这几年又再政治化了），道德语言替代了意识形态语言进行宣传工作；另一方面，这种车轱辘话又被年轻一代内化为谈论政治的“正式语言”。如果说前者对意识形态话语的取消，是对“阶级斗争”等政治信念的不再相信（这些话语当然正在复苏，但是尚未全面复苏），后者对道德语言的工具性使用，则是高压环境之下的道德虚无。
点开粉丝反黑组提供的举报任务链接，并不会看见举报“内容”这个选项，而是直接选择举报的罪名（通常是”人身攻击”和“有害信息”）。换句话说，举报者根本不需要思考举报的内容，只要点下举报，微博的平台机制和大粉的运作，就能成功制造道德悬置的景观。
对中国的明星来说，在道德议题上表现出自己的主见是危险的，比如姚晨在2017年曾经在微博上同情难民，而遭到网民的围攻。另一方面，明星表现出道德上的瑕疵也同样不被监管部门允许——哪怕只是男明星戴耳钉——也会“危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道德在这里不是先验的原则，而是泛化的社会影响。一个行为必须经得起这样的质问才是合乎道德的：你希望你（应该理解为审查者）的孩子看到吗？在这样的语境下，男性打耳钉是不道德的，性行为是不道德的，同性恋也是不道德的。这才是肖战的唯粉表现出的保守倾向之根本由来。
内卷化的饭圈和它的自我毁灭
官方想要利用，但从未贴近，至于为什么和要什么，更从来不是“真正的”问题。
饭圈的形态不能脱离明星的境况来单独讨论，偶像文化工业发展到今天，粉丝后援会已经不仅仅是追星组织，而是生产明星的重要机制。一个粉丝后援会的微博要在新浪微博上获得官方认证，需要上传明星经纪公司加盖公章的机构认证公函，并且与明星的账号互相关注。这意味着粉丝后援会的合法性实际上来自于明星经纪公司的授予，而非粉丝的集体认可。
在流量明星自己深受资本和权力双重宰制（正如粉丝所体认到的经济规律和政治秩序） ，没有任何在体制之外获得事业生命的可能性的情况下，粉丝除了继续投入到无尽的打榜和反黑之中，并无其他支持偶像的办法。“用作品说话”的前提，也是流量加身，而文艺作品创作本身面临的重重审查自不必说。
在这个意义上，饭圈早已经陷入了内卷化危机——“系统在外部扩张条件受到严格限定的条件下 , 内部不断精细化和复杂化的过程”（刘世定，邱泽奇），它在已有的规则上不断生产出更加复杂却没有本质不同的规则，推出一个流量明星后又推出另一个相似的流量明星。
饭圈文化不是一种崇拜文化，而是参与文化、阐释文化，明星提供的不再是作品或人格魅力，而是作为文本被解读。唱歌跳舞均不及格的杨超越在选秀节目中打败表现比她更好的选手，被粉丝投票选出道，正是一个绝好的例子。粉丝和她的关系，建立在前者对后者的释义上。至于真实的杨超越是什么样子，反而相对次要。这也是共青团中央试图推出虚拟偶像“红旗漫”和“江山娇”遭到全网恶评的原因之一，它们作为国家意志的化身，并不开放阐释的通道，不接受脱粉，不接受泥塑（逆苏，指女化男性），只要求无条件的崇拜。同样拒绝阐释的“阿中哥哥”也因此是一次性的偶像，在出征香港之后少有粉丝提及。
基于偶像的同人文学创作圈子（或者说饭圈中的CP粉群体），作为比饭圈更加小众的亚文化圈子，是许多对内卷化的饭圈感到厌倦的人的寄居之处，因为它不热衷于打榜、反黑，而是在对偶像性格、内心和故事的幻想和解读中获取乐趣。
问题恰恰在于，同人文学（由于大部分写手都是女性）从女性视角对男性形象的欲望性凝视，触犯了专制父权社会的双重禁忌——同性恋和女性的性欲解放，因此势必会遭到审查系统的抵制。而一个保守的饭圈是无法容忍这种可能性被孕育出来的（为了“哥哥”的事业）。在这层意义上，肖战粉丝举报风波一定会发生，并且会不断发生，一切亚文化圈子都将因为主流文化的保守而被从地下撬出——日益干枯的大众文化既渴望新血液的补充，又希望它们是“干净”的。
而风波是否可能给公共空间带来一些改变，比如一些评论者所倡导的，通过抵制肖战（“粉丝行为，偶像买单”）在饭圈规则中写入“不要举报”，推动圈子自我纠偏，则并不乐观，因为这恰恰是饭圈赖以存续的逻辑。真正可以观察到的变化是，当AO3被墙，不少同人文被禁，同文圈提出“不要举报”和“创作自由”的价值倡导时，官方媒体《环球网》一句无知却居高临下的“老了，没看懂为什么战”就轻巧消解——官方想要利用，但从未贴近，至于为什么和要什么，更从来不是“真正的”问题。
（来福，人类学硕士；小林、Fang，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