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萍姐,如果是隔离营,妳也预我吧。”“现在这个位置都要排队了。明天没有位,后天也没有。”」

端传媒记者 杨子琪 发自香港

66岁的阿来是一名中港速递“步兵”——以人手送货,往来中港两地,但因疫情封关而失业。
66岁的阿来是一名中港速递“步兵”——以人手送货,往来中港两地,但因疫情封关而失业。摄:林振东/端传媒

16个男人挤在300平方呎的唐楼屋子里,晾在床架和窗外的衣物闷著4月潮湿的天气。8张双层床把两房一厅填满,阿来睡下铺,另一名住客的床离自己只有半米。关掉夹在床头的小灯,和著厕所飘来的味道,又一个无心睡眠的夜晚降临。

自2月初,疫情爆发、香港封关,66岁的阿来失业了。他搬进了这栋旺角唐楼,厅子里没有顶灯,只有一张桌子,一台电视机。住客们不怎么说话,阿来只知有两个人在餐厅打工,有一个人上三天班就得休息两天,没有稳定工作。他们或坐在桌旁,或坐在床上,把床的帘子一拉,从拥挤的公共空间划分出一点私人世界。

阿来躺在属于自己的单人床黑盒子里,今夜没有收到工头的电话,意味著明天又是在街头晃荡的一天。即使早已拜托所有认识的人帮忙留意工作空缺,可往日长期缺人的清洁工作如今怎么排队都轮不上他。数著一个月来打零工赚的钱,连1800港元的房租都交不起。吃的方面倒还未太忧愁,社工教他从NGO组织的“食物银行”拿饭盒。捉襟见肘,睡不著,阿来常想起两个月前,他仍住在深圳一套同样差不多三百呎的房子里,那时只有一个室友,带窗户和阳台的厅子十分敞亮;想起自己当时干劲十足跑在中港两边,来回送货,他更一度计划攒钱在深圳创业……

如此胡思乱想,不知不觉便到凌晨四点,同屋的室友开始陆续起身,出门工作。天也亮了,洗把脸,阿来套上常穿的格仔衫,压一顶鸭舌帽,戴好口罩便出门。两手空空,今天也是人生里努力找工作的一天。放眼全香港,还有超过13万人和阿来一样,挣扎在疫情下看不见尽头的失业大潮里。

断链

也有人叫他们“人肉”快递...... 一个背包、大行李箱和手推车,每日往返于中港口岸,无形中搭建了一条“人肉”运输线

失业前,阿来是一名中港速递“步兵”——用行李箱、小推车,人手送货,往来中港两地。与“水货客”不同,他们不是从香港买货运到深圳倒卖,而是服务中港两地小型企业的速递员。

也有人叫他们“人肉”快递。阿来没有公司提供的车,纯靠双手双脚,一个背包、大行李箱和手推车,每日往返于中港口岸,无形中搭建了一条“人肉”运输线。他的顾客,是旺角、太子、尖沙咀一带的街边小铺、旧式商场里的商店,包括西服店、婚纱店、鞋店、广告制作公司、装修公司,甚至还有一家藏在商场最犄角旮旯处的漫画书店。

对于运过的货物,他如数家珍:裁制好的结婚礼服,用塑料袋包装得整整齐齐;新近印好的广告海报,能有两米高;从大陆印回来的名片,一印能印一万张;一些婚庆红色中式灯笼,在香港卖的都是他和行家从深圳运回来的;甚至还有零散的凳子、桌子、坐式厕所和洗手盆,是香港的装修公司帮客人从深圳订的。

大围街上的三位外卖速递员。

大围街上的三位外卖速递员。摄:林振东/端传媒

这一切,都是因为“在深圳买会比较便宜”。而相比大型速递公司,阿来和行家们的优势,是较低的价格,和“一日来回”的加急速度。

每一天,他从旺角出发,把香港小企业制作的西服、婚纱、晚宴鞋子的样板,塞进26吋、差不多及腰的大行李箱和背包。然后拉箱背包,坐50分钟地铁,到罗湖口岸,过关后坐上深圳的地铁,再把货物运到散落深圳各处的工厂、公司。最后,又把深圳做好的西服婚纱鞋子成品、印刷好的大型广告纸卷,用同样的方法运去香港各处的小店。

“步兵”单程收入100块钱港币,能运10公斤左右的货物。由于港铁规定乘客只能携带不超过1.3米的物件,运2米高的广告海报回港时,阿来会选择从皇岗口岸坐跨境巴士,广告卷就放进巴士底的行李层,不过,货运常常挡住别的旅客放行李,跨境巴士的司机因此不太喜欢这些“步兵”。

阿来工作的这家中港速递公司,已经运作了十几年了,靠著人手一日来回的速度,以及愿意运送“顺丰”这种中资大公司的“禁运品”如漫画书,在大型速递公司巨头垄断的市场里,摸爬滚打出自己的顾客群。公司长工和散工原本有20人左右,据阿来粗略的估计,全港还有约10家这样的小型速递。

和全港其他大行业相比,“人肉快递”只是一个小而边缘的工种群体,不过,它对66岁的阿来而言,曾是一份令他充满希望的稳定工作。

阿来加入公司一年多,他说自己这个年纪,在香港本就很难找工作。庆幸这工作对年纪无甚要求,虽然每月收入不足一万元,但自己日益上手,开始认识、发展新的顾客,以此提升收入。阿来盘算著一个他称之为“夕阳计划”的创业生意,但这一切生意经和基本的生活环境,都随著疫情爆发、香港封关和强制检疫,突然全部倒塌。

2月初,港府部分封关之后,阿来原本赖以生存的运输链条一下子断掉,老板给他们发来了微信:“我能力有限,大家保重。”

就这样,阿来失业了。人生66年,失业不是没遇过,但这一次等待他的,是整个香港看不见尽头的失业大潮。

葵涌一间茶餐厅的电视上,播放著林郑月娥的防疫措施记者会。

葵涌一间茶餐厅的电视上,播放著林郑月娥的防疫措施记者会。摄:林振东/端传媒

从“工揾人”到“人揾工”

现在这个位置都要排队了,明天没有位,后天也没有......

“好久没试过这么多失业的人来求助。”社工组织香港社区组织协会(SoCO)的社工吴卫东说。

在深水埗海坛街,SoCO服务中心从今年一月开始就收到大量失业人士的求助,据吴卫东说,2到3月份,协会共接触到超过500个失业个案。吴卫东是注册社工,自1990年开始服务弱势群体和基层劳工,正常日子,他们每月接触的失业个案大约是5-10个。

三月初一个下午,阿来过去找吴卫东申请急救基金和综援(编按: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香港政府提供的失业及低收入救助),缓解燃眉之急。在他之前,办公室刚刚来了一个酒楼大厨,同样失业一个多月,甚至没有宿舍可住,只能露宿街头,每天靠即食面维生。

“天塌下来似的。”大厨说。他原本工作的蓝田丽港城酒楼有7家连锁店,当时已经倒闭了3家。据他了解,酒楼正常一天生意额能有几万元,去到周末甚至能有十几二十万元,但自从去年六月社会运动开始,生意少了三、四成。

尖沙咀休息中的食肆员工。

尖沙咀休息中的食肆员工。摄:林振东/端传媒

“接著疫情更怕,直接跌到谷底。”疫情爆发后,“边炉家族”新闻一出,大厨所在的酒楼一天只做得几千块钱生意,这家酒楼迅速倒闭,解散70多名员工。散伙那天,大家伙围著一张大圆桌子或站或坐,主管一个个给他们算剩下来要发的工资。

大厨从12岁就开始出来工作,做了几十年大厨,他说,从来是“工揾人”,现在是“人揾工”。

过去十年,香港失业率一直相对较低,维持在约2.8%到3.8%之间,困难反倒是劳动力不足。然而如今,失业率开始攀升了。政府3月17日公布经季节性调整后的数据,2019年12月至2020年2月,失业率高达3.7%,其中,零售行业失业率超过6%,建造行业更接近7%。

香港失业率近十年变化如何?

香港失业率近十年变化如何?图:端传媒设计部

就在刚失业的时候,有朋友告诉阿来,政府14天强制检疫隔离营聘请清洁工,阿来还担心病毒而没有去,几个星期后他才发现,现在连隔离营的高危工作都没有了。

“萍姐,如果是隔离营,妳也预我吧。”阿来对隔离营的工头说。

“之前叫你,你又不去,现在这个位置都要排队了。明天没有位,后天也没有,如果有就跟你联络。”萍姐说。

他又拜托了所有认识的朋友、工头,零零散散能够获得一点临时的工作,这些工作常常是晚上十点多才打电话过来通知第二天做替工的。他发现,过往通常较有空缺的清洁工作,现在排队都排不上;加上自己66岁的年纪,工头经常把他排在最后考虑的位置。

如果这一天没有工作,阿来也睡不著,听著同宿舍的人从四点到五点到六点七点各一轮起身出门,然后自己也起床,九点多到旺角综合大楼的廉价食堂坐著。

三月的早上,在这个廉价食堂里,一张张大圆桌子零零散散坐著好些中老年男人,他们埋头吃饭、看报纸、刷手机,当中不少人像阿来一样,正在寻找散工。

旺角一家西服店的店员吴先生。

旺角一家西服店的店员吴先生。摄:林振东/端传媒

被忽略的一群

有的基层家庭里,男人失业,只能将家人拆散......

失业大潮刚刚开始,浪还未到最高。

就在阿来住的旺角男子宿舍步行十五分钟范围,旺角、太子一带随处可见快要倒闭的店铺。曾经找过阿来“人肉”运货的一家西服店,店员吴先生告诉端传媒,2月份跌了八成生意额,客流量少了一半。

小型商铺正在咬牙支撑、甚至倒闭,大型连锁企业都开始出现倒闭情况。在香港被视为甜品连锁店开山鼻祖的许留山,其在大埔广场的分店因为积欠租金、水电等逾40万港币,面临倒闭危机。在香港开业超过40年的大众书局,日前宣布在港全线16间分店结业。

“结业潮绝对已经开始了,”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珠宝巨头谢瑞麟的集团主席及行政总裁谢邱安仪告诉端传媒,“餐饮业已经好明显,零售业其实从中美贸易战开始,一些小的企业已经陆续结业;当然去到社会事件就更加加速,现在来到疫情,其实不单止中小企,像许留山、大众书局,这些在香港扎根多年的(大型)零售企业都全线关门。”

不少员工开始被放无薪假期,公司以此节省开支。香港酒店工会早前访问300位来自170间酒店的员工,发现有超过六成受访员工被要求放无薪假期,超过五成员工每月放四日或更多日数的无薪假,最严重的情况去到十日,等于变相减薪。

职工盟要求港府资助失业、开工不足和因强制检疫而不获支薪的雇员。不过,目前为止,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拒绝成立失业援助金,直接支援失业人士。

尖沙咀一间珠宝店内并无顾客在内,只有售货员。

尖沙咀一间珠宝店内并无顾客在内,只有售货员。摄:林振东/端传媒

“我真的要讲,我对罗致光极度失望,”社工吴卫东服务基层人士多年,眼见失业人士源源不断涌入SoCO,政府措施却无法令他们受惠,他有点愤怒。

目前在香港,失业或低收入人士可以家庭为单位,向社会福利署申请综援,合资格人士以非长者单身住户为例,每月可获得约2525港元生活津贴和1885港元房屋津贴,不少业主正是看准这一份房屋津贴,经营租金约为1800港元的板房或床位房。不过,吴卫东表示,综援有种种局限,包括审批需时,需以整个家庭为单位进行繁复的资产审查,需要提交一年的银行资料和强积金资料等。

政府在今年2月开始推出的防疫抗疫基金,首轮计划在四个月内向2月21日前已经领取在职家庭津贴(下称“职津”)的人士一笔过发放两个月的津贴,罗致光表示,补贴已经在政府部门有登记资料的职津人士,这个做法是希望减省审批程序。他承认,措施未能帮助受疫情影响、但过往无领取职津的人士。

“‘抗疫基金’名字动听,但却没真正帮到1到3月失业的人,只帮助职津人士。去年连职津都不申请、希望自食其力的人,现在政府都不帮。”吴卫东说。

4月份,政府公布抗疫基金第二轮计划,推出800亿元“保就业”计划,向雇主补贴每名雇员月薪五成、上限9000元,要求雇主承诺不裁员及将补贴全数用于支薪。

“为什么这笔钱不直接给雇员?”吴卫东质疑,计划只照顾雇主,存在漏洞:雇主可以借机换人:将年资较高、薪酬较高者解雇,改请薪酬较低的年轻人,如此员工数目不变,又可以早前较高的薪金做标准来换取高补贴。

沙田一个商场内的一名清洁工人。

沙田一个商场内的一名清洁工人。摄:林振东/端传媒

吴卫东手头正在处理几十个失业个案,他说有的基层家庭里,男人失业,只能将家人拆散,让妻子和女儿回大陆亲戚家,儿子寄宿香港亲戚家,自己则露宿街头。

而由于入住隔离营需收费2800元,一些原本在深圳居住、往返香港工作的基层人士,因失业身无分文,不敢回来进入隔离营,被困在深圳。“他们只能到处向人借钱,可是大家都失业,没人可以帮他们。他们从未滥用资源,政府还要收取他们隔离营费用,好像在推他们去死。”吴卫东说。

梦碎

“你又年纪大,又没有(给别人)安全感,我也理解的......”

阿来不是没有努力生活过。

他出身基层家庭,年轻时做了20年制衣工厂,正赶上香港制造业的黄金年代;九七政权移交,2003年开放自由行,乘著中港两地交流频密的势头,阿来也做过水货客。制造业失落后,他打过各个行业的工,保安、地盘、清洁。如今他上了年纪,好不容易找到一份不计较年纪的速递工作,又稍微开始能够存钱,没想到杀出一个新型冠状病毒。在生死攸关的全球疫情危机面前,和疫情发源的内地有如此紧密联系的香港自不能免受影响。

从制衣变成送衣,阿来的工作随著香港产业转型而变化;他曾工作过的“万泰制衣”,创始人的儿子正是前自由党主席田北俊,现在万泰制衣早就转型了,成了地产发展商。

从制衣变成送衣,阿来的工作随著香港产业转型而变化,疫情爆发前,他给自己想了一个更周全的“夕阳计划”:用一年的时间攒够5万元,到深圳再次开一家属于自己的洗衣店。

从制衣变成送衣,阿来的工作随著香港产业转型而变化,疫情爆发前,他给自己想了一个更周全的“夕阳计划”:用一年的时间攒够5万元,到深圳再次开一家属于自己的洗衣店。摄:林振东/端传媒

阿来一直没存多少钱。几年前,他攒好了一笔钱,在深圳盘下一家洗衣店,奈何选址不慎、竞争激烈而做不下去。他没有放弃,在疫情爆发、生活倒塌以前,他给自己想了一个更周全的“夕阳计划”:

积累客户资源,在基本运输费以外拿到提成,用一年的时间攒够5万元,到深圳再次开一家属于自己的洗衣店——他已经想好了,只要在一个洗衣店数目较少的居民区,盘一个比上次面积小的店面,大约3到4平方米,用来招揽生意、处理订单;然后在店面楼上大约三、四楼左右租下一间3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用来摆放两到三部洗衣机,以及一部干衣机。

这也会是他住的房子,他期盼著再从深圳找一个会车衣的女友,心里希望对方四十多岁左右,他开洗衣店,女友帮补增设车衣服务,一齐过活、做生意,“有个伴”。

“我也想在香港找(伴侣),但没有条件。你又年纪大,又没有(给别人)安全感,我也理解的。”他喃喃著说。

他打算得仔细:“如果洗衣店上了轨道,我就不用做这里(速递员工作),全职做洗衣店。还可以领‘广东计划’(为移居广东省的香港高龄居民发放津贴)那三千块钱。”

他说深圳的房子阳光充足,大多有阳台,这样他也许还能养一条狗,过过日子。

“人生最后阶段,夕阳、黄昏起码好一点。”

(尊重受访者意愿,阿来为化名。)

(实习记者梁日恒对本文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