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色经济圈的理想和挣扎：红蓝之外，他们要重掌经济自主
「从单纯的“黄店”消费，到思考如何建立完整的“黄色供应链”，再到建立圈内的多元合作，将近一年过去了，将政治理念置于利益之前的黄色经济圈可以走多远？」
特约撰稿人 刘修彣 发自香港
【编者按】大浪不待人，一场反修例运动，搅动香港里外，牵动大国神经。与14年雨伞运动不同，反修例运动没有明显的地区和时间边界，或许说，这场运动至今仍在不同层面延续。然而，香港再回不去2019年5月的样子。短短一年间，人们在心态情绪，在消费习惯上都有了明显变化，而中港关系、警民关系、管治问题更面临难以拆解的危机。我们在经历的改变到底是什么？香港正奔向何方？“反修例运动一年”专题将为你一一道来。
Jarvan以前总觉得，五一黄金周是一个发生在香港，但和香港人毫无关系的购物节。这个假期每年吸引大批大陆游客来港消费，珠宝店、化妆品店、各大奢侈品牌前大排长龙，水泄不通，去年五一，他选择宅在家里。但今年，香港街头出现了变化。响应网路行动，到各种“黄店”消费的人群取代了游客，Jarvan也忙得天昏地暗。
他担任义工的网购平台“重光号”，这几天为过百项商品打折，收到的订单量爆增七成，所有人都在仓库里忙进忙出，印表机不断吐出商品明细。今年20多岁的Jarvan任职采购员，不过从1月开始，他业余所有时间几乎都在运营重光号。打著“抗衡中资产业”的旗号，重光号贩售的商品清一色“非中国制”，例如香港小店“辣杀”的手工制麻辣酱、本地酿酒厂“少爷”的咸柠啤、与设计师联手创作的特别版重光打小人套装等等。
“香港受到这么多大商家与大财团垄断，可以说是我们造成的。是我们养大了他们，再让他们有机会用经济规模打压我们，”谈起重光号成立的原因，Jarvan说：“经济始终是表达意见的一种方法，我们的钱怎么运用，自己是有选择权的。抗争的主线可能在街头上，我们所做的是抗争的第二条战线。”
来到2020年5月，反修例运动已延续将近一年。经历大规模拘捕检控，再碰上疫情，表面上街头抗争暂时安静下来，但其实，运动后方的“黄色经济圈”已悄悄在各个社区扎根。这一场以政治立场推动的经济实践，最早由抵制反对示威、亲政府的“蓝色商家”以及与大陆有关的“红色资本”开始，很快，支持运动和示威者的“黄色”开始壮大。去年6月百万人游行后，有网民整理反对示威的店舖，呼吁大众抵制，一些市民开始撤销在中资银行的户口、推动“金融业揽炒”杯葛中资股、罢搭港铁；抵制行动不久后演变出“装修”的暴力分支，吉野家、优品360、星巴克、元气寿司等“蓝店”生意急跌。到了7月下旬，网路讨论区连登上出现抵制蓝店时也应光顾“黄店”的讨论，人们开始“撑黄罢蓝”，其中以餐饮业最为明显，黄色经济圈渐有雏形。黄店墙上出现连侬墙，门口大排长龙，香港市民约吃饭，开始习惯问：“这餐厅是蓝的还是黄的？”
运动在经济层面找到另一个日常的战场，人们开始组织起来。餐厅之外，类似重光号这样的网购平台、多款黄蓝店铺信息APP也应运而生，黄色的士台、黄色物流公司、黄色外卖服务、黄色年宵，甚至配对政治理念相同的雇主与员工的对接系统也一个个出现。关于黄色经济圈的讨论越来越多，概念也不断扩大、转变，但面对政治理念先于商业抉择、大环境经济下行与圈子内部冲突，经过几个月实践后终于有了雏形的黄色经济圈，可以在香港长久生根吗？
摆脱红蓝，建立一条“黄色供应链”
重光号的货仓位于香港北边的一座工业大厦。不像大厦里的其他邻居，他们没有在门口贴上任何与公司有关的标志，以免引来不必要的关注。去年11月，街头冲突最激烈的时候，一直希望做点什么的Jarvan透过连登上一篇名为“黄色经济圈不能再拖 香港人要赢一齐赢！”的帖子，加入重光号的筹备工作。除了Jarvan以外，加入的义工来自不同背景，有会计师、电脑工程师、采购专家、商业顾问、家庭主妇、退休人士等等，大家纷纷拿出四位数字的资金启动重光号，在工余时间义务管理网店，并无支薪。
避开中国制的商品，再避开支持政府的商家......这表示我们筛走了一堆本身可能很好卖的东西。
重光号的宣传标语是“将抗争融入生活”，Jarvan说，除了不卖大陆商品之外，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条“黄色供应链”，由制作、供应商、物流、销售等方面都由黄色公司参与，从而抵制蓝色商家与红色资本。不过，将政治理念摆在利润之前，颠覆传统唯利是图的经商逻辑，他们的实践并不像当初想像的那么容易。
“避开中国制的商品，再避开支持政府的商家，其实我们已经避开了香港市面上大概八成的货品，”重光号的另一位义工Jason估算。“这表示我们筛走了一堆本身可能很好卖的东西，像是幸福伤风素、熊仔饼、合味道杯面等等，这些商品本身可能会让我们多做一点生意，但是我们不要它们。”
Jarvan补充，在筹备期间，他们花了大量时间寻找愿意合作的物流公司，许多公司发现重光号的政治立场后婉拒合作，不做还好，一做才发现香港的经济结构到底有多“建制”。“基本上在一个传统由蓝丝（编按：亲北京、亲政府人士）垄断的行业里，要找到肯帮你运货的人已经是一个挑战。”而如果自己组车队，一架九龙、一架新界、一架香港岛的起始资金可能需要十几二十万，对重光号来说也是很大的负担。
网上零售在香港是一个门槛较高的行业。例如，王维基旗下的HKTVmall近日订单不断增加，但母公司香港电视2019年的业绩在营业额大增57.7%至14.14亿元的情况下，净亏损仍扩大至2.9亿元。而规模更小、经营时间更短的新兴黄店，更是每天都面对现实与理念之间的拔河。
因反修例运动而诞生的网购平台还有“光时”。去年6月，一则连登帖子提议成立一个“200万人的社运购物平台”，销售日常生活用品、聘用被捕的抗争者，透过消费力量支撑起一个自给自足的社群。光时出现时，黄色经济圈的概念尚未提出，随著运动对于什么是“黄”、什么不是的讨论越来越仔细，光时也遇到了抉择时刻。
“很好笑，我们一开始卖得最好的商品是热浪薯片跟津路乌龙茶，”光时义工Joanne说。根据黄色经济圈对原物料产地、制造地点、供应商背景的仔细检视，热浪薯片是四洲集团产品，其太子女戴凯欣曾在脸书支持撑警集会，而津路乌龙茶是中国制造，都应该是黄色经济圈抵制的对象。不过，如果将它们下架，光时便失去畅销产品，营业额可能大受影响。
“我们一开始都好struggle，到底要怎么取得平衡呢？我们尽量能做到的，就是找一些差不多的货品，像是我们现在就进了一堆日本零食，取代了热浪。”
Joanne透露，光时成立初期，便遭到香港物流协会的抵制。这个1996年成立的协会拥有超过100个会员企业，在国际与本地串连起密密麻麻的网络，在讲究联系的商界，遭到抵制几乎是被赐死的前奏。“因为物流协会开名说不可以接我们的生意，有几间已经进入商议阶段的公司突然便说不合作了。”后来有人见到光时出现送货困境，成立了一间叫做“随心物流”的公司，他们物流才逐渐恢复正轨。香港物流协会回复端传媒查询指，协会是做推广工作，不存在抵制问题，之间可能“有点误会”。
如果供应商不是黄的，其实长久来看黄色经济圈是不存在可持续发展的。
同样因为网络而苦恼的，还有在中环经营家族生意“东欧餐厅”的Daniel。
Daniel家的餐厅有19年历史，卖传统乌克兰菜，平均一个月要用掉一吨的薯仔（土豆）。他们过去都找中国供应商拿货，薯仔从中国农场送到中环的餐厅门口，1公斤收费14港元。“如果供应商不是黄的，其实长久来看黄色经济圈是不存在可持续发展的，”Daniel发现：“例如我的餐卖60元，我当我赚20元，另外40元是成本，其中一半用来交租和负担人事，一半用来拿货。如果你的货都是中国来的，那其实有20元是给了对家，跟你赚的一样，这样有什么意思？”
Daniel最近一直在研究怎么取代大陆货源。他发现了北海道的男爵薯仔，请人在日本的朋友到农场洽谈，谈好了送到香港码头1公斤10元，但前提是要买满一整个货柜、15吨。薯仔在阴凉处可以存放半年，Daniel透过集合了约250个黄店老板的WhatsApp群组，询问大家要不要日本薯仔，大家纷纷响应，“但他们只需要15公斤一个月， 这个规模太小了，倚靠我们的网络，要从源头取代供应，很难搞呀！”
Sam对此感同身受。在旺角，他经营“陆陆鸡煲”长达八年，餐厅见证了香港大型社会运动的进程，雨伞运动时占领旺角的人潮就在餐厅附近，反修例运动时他也响应罢工，成为示威者争相“惩罚”消费的黄店。不过直到今天，陆陆鸡煲所使用的蔬菜还是全部来自中国大陆。
根据政府数据，香港有九成食物要靠进口，其中最大来源地是中国，其中以蔬菜、猪肉、牛肉及淡水鱼类占比最高。“香港也有菜，但是成本好高，在这样的营商环境下你都是将费用转嫁给消费者而已，”Sam说。
之前他每天都在想，会不会有一些人组织车队，帮黄店送外卖、帮光时送货呢？会不会出现自己的物流供应链，让香港不需要再使用顺丰快递呢？或是真的要买菜了，会不会有人开始大规模耕种呢？“黄色经济圈要持续，需要好多底层的基础结构支撑，”Sam说，但黄色经济圈之所以在“光复”供应链中遇到那么多阻力，背后其实显示了香港长久以来的经济问题。
盘根交错的蓝色权力圈
香港的商业结构长年与权力结构盘根交错，结成一张复杂的利益网络。香港政治学者方志恒对端传媒分析指，要讨论黄色供应链的困境，必须先追溯在香港驻扎多年的“蓝色权力圈”。
1983 年，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被调派到香港，负责处理香港主权移交的工作。回到北京后，他向时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与总理赵紫阳呈上了收回香港的锦囊，提出了“拖住英资；稳住华资；团结侨资、台资；争取外资；壮大中资”的工作方针。“简单来说，就是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只要控制住香港的资产阶级，你就可以控制住香港，你可以说这很粗疏，但是其实它是准确的，因为香港最大的力量的确是资产阶级。”
方志恒指出，北京抓住了这个核心，由80年代开始统战香港商界，而稳定、争取、拉拢香港资本家，成为北京对港政策的核心原则；而这个核心原则，也成为回归后北京如何设计香港政体的主要考量。“北京要建构资产阶级的管治联盟，所以特首选委会的设计是商界有接近半数的议席，立法会的功能组别也确保了资产阶级系最少能拿到三分之一。”
企业一有了多元化，就会拥有比较高的相对自主性，不受牵制，便可以支持香港民主运动。
利益先行，香港资本家也逐渐与北京形成共谋，垄断了香港政经权力，成为香港民主运动的抗衡力量。“客观效果就是，一，香港民主运动因为没有资产阶级支持，而没办法跨阶层，力量有限；二，是从此之后，北京便透过商界做为他的代理人去管治香港，让中国能继续维持‘港人治港’的假象。”
“所以香港的企业没有自主，经济就不会自主；香港的经济不自主，香港也就不会自主。”在方志恒看来，在“蓝色权力圈”之外另起炉灶，是香港的一条出路；而要另起炉灶，一方面要拓宽供应链，另一方面则要在圈内互相支援。
“香港是没办法百分之百与中国切割的，”方志恒说，“但经济自主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企业本身有九成的供应商都来自中国，那它有很大的机会将被控制。如果你能将对中国供应商的依赖减至三成，那企业因为政治立场受到箝制的可能性便会变小。”黄色企业踏向自主的第一步是转移对中国的绝对依赖。“企业一有了多元化，就会拥有比较高的相对自主性，不受牵制，便可以支持香港民主运动。”
方志恒最近也投入了黄色经济圈的实践中。他与媒体创作人陈家宏等共同成立的香港永续经济联会是香港第一个非建制商会，成立三年，据方志恒表示，目前有50几个会员，其中规模最大的企业在香港有超过百年历史，不过考虑到安全问题，这些会员至今未公开名字。这一阵子，方志恒几乎天天出门拜访黄企，“告诉企业他们是有选择的，你可以跟台湾、日本、东南亚、全世界入货，不需要完全依赖中国”。他也透过商会的“和你荐”平台，介绍企业给更多人认识，甚至把企业推向国际市场。
黄圈里面大部分是微企，要他们发挥更大的作用，首先他们要发达。
“黄圈里面大部分是微企，要他们发挥更大的作用，首先他们要发达。他们发达，企业愈做愈大，才可以有更加多力量贡献运动，商会做的事情就是帮他们赚钱，”方志恒说，商会也试图在黄色经济圈中疏通一个互助系统。
“像我们有个印刷商，那我们就所有人都找他印东西，有个人开会计师楼，那就所有人一起去他那边报税，有一个文具供应商，那就全部人都去找他买文具。好像一个互助的生态系，大家互相介绍生意给大家，以抵抗政权的打压。”
社区连结还是内部斗争？
除了商会以外，在做黄色经济圈串连工作的，还有黄店电子预售券及香港中上环区的外卖平台“香港街”。香港街的负责人阿丰与另外两名同事从去年10月起便在香港各区寻找黄色小店，邀请它们加盟成为平台商户——顾客在“香港街”上购买电子券，扣除一元手续费后，金额在数天内便会转予小店。
“小黄店面对最迫切的问题其实是资金短缺，很容易周转不灵，在疫情底下一个星期少了几千块生意，他们已经撑不下去了，电子预售券能让它们预先收取一笔应急资金，渡过难关，”阿丰说。成立至今，香港街有超过150间黄店加盟，售出超过六位数字的电子预售券。
随着加入的商户越来越多，香港街逐渐成为许多小店的资源调配平台。和方志恒一样，阿丰也认为，黄色经济圈要继续成长，圈内松散的个体之间的连结与协作非常重要。最近，他开始和香港另外10个黄店外卖组织商谈合作。“我们希望能创造出一种规模经济，毕竟黄店相对比较分散，重要的不是大家竞争，而是一起寻找共赢的空间，再创造新的商业价值。”
与传统商家互相竞争不同，他们在各自的平台上推荐同是黄色经济圈里的同业，为合作伙伴提供折扣，希望在疫情影响下，能将对黄店的冲击降到最低，同时让黄色经济圈的互助网络继续扩大。
光时最近宣布了“黄店合作计划”，进口泰国商品的“阿布泰国生活百货”成为光时的供应商之一，而零食网购平台“瓹窿瓹罅”则与光时一起联乘售卖产品。东欧餐厅加入中西区黄店折扣券平台“山下黄舍”，只要集满18个黄店消费印花，就有机会获得餐厅的500元折扣劵。另一边，重光号发起“一人一黄店challenge”，呼吁大家在社交平台上介绍各行各业的黄店，在疫情下共度难关。陆陆鸡煲则是与光荣冰室、渣哥、水门泰式鸡饭专卖店、米走鸡、申子居酒屋等各区黄店一起，成为黄色电召客货车平台“CALL4VAN”的外卖伙伴。
而五一连续假期期间，由“香城Online”、“香港良心guide”、“民间记者会”等各种民间团体联合举行的黄金周支援黄店计划，连结了超过2300间黄色商户加入行动，提供消费折扣。
响应黄金周活动的陆陆鸡煲老板Sam说：“为了鼓励大家去相对不出名的黄色小店消费，这个星期顾客在其他黄店消费的单据，可以拿来陆陆鸡煲当作现金券使用，上限100元。我觉得这是比提供折扣更能鼓励互助与刺激消费的方法。”
主办单位估计，黄金周活动在四天连假中吸引40万消费者响应，创造了超过1亿港元商机。这令中联办在三个星期内第四度就香港内部事务开腔，发稿批评民主派极力炒作黄色经济圈，是罔顾自由市场规则、人为制造社会撕裂、政治绑架经济的“政治揽炒”。
斗黄一直都有，这几个月尤其是，我认为是运动好像安静了下来，进入了死局......
互助、共享，黄色经济圈的社区连结看似强壮，但其实也有著摇摇欲坠的时刻，谁才是“真黄店”，谁比谁“更黄”，早前不时引发讨论。重光号刚出现在大众视野时，曾被人标签是“蓝店”，也有人说他们“食人血馒头”、“发国难财”的骗钱商舖，而相对较晚表明立场的东欧餐厅，表态的时机也曾被人质疑。
“斗黄一直都有，这几个月尤其是，我认为是运动好像安静了下来，进入了死局，你出来示威又不是，不示威，政府又慢慢清算你，所以大家都开始骂其他人，就其实都是你做得不好，所以运动被逼到死角，”Daniel说。
早前处在风口浪尖的，是香港最有名气的黄店之一“龙门冰室”。有自称“龙门冰室前员工”在网上踢爆冰室老板张俊杰表面好心帮手足，实则利用手足谋财。网路上，黄店迅速站队，一时之间，“不割席、不笃灰”与“不要教条主义、有问题就要骂”的两个极端，在网路上吵得不可开交。
颜色以外，黄色经济圈能打开我们对生活的想像吗？
“这个讨论可以往后站一步，问究竟什么是黄色经济圈？根本诉求是什么？”岭南大学文化研究客席副教授许宝强对端传媒表示。
许宝强分析，现在对于黄色经济圈的想像主要有两类，一是将它是为社会运动的其中一条战线，是一种向政府施压的手段，另一种则是由根本反思香港过去的政经结构，从而建立更理想的生活型态。
许宝强认为，黄色经济圈目前仍主要停留在前者的想像，以狭义的身份政治做区分，如反对警察，对抗外来自中国的威胁。“这体现在两种抵制的对象，一种叫做蓝店，一种是红色资本。”但许宝强强调，黄色经济圈长远不应该只从狭义的政治身份来分界，建立公义的理想社会、重建经济运作的方式、反垄断、庆祝多元、民主平等，才应该是黄色经济圈的真正该思考的价值。
目前来看，两种想像时有重合的地方，但也是有矛盾。“黄色经济圈打击的政治垄断集团，刚好也是经济垄断集团，但是这是很危险的，像是李嘉诚，大家说他是‘最大黄丝’，但他始终在经济上面打断了很多我们生活选择上的可能性，他也是整个垄断集团的一部份。”
黄色经济圈的抵制力量，在去年一定上冲击了一些被认为亲建制的公司的表现，而这些企业也是香港长期的垄断企业。美心集团因太子女伍淑清反对示威的言论而遭杯葛，拖累主要股东牛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全年业绩。根据牛奶公司报告，来自美心的分部盈利贡献按年大跌22%至8200万美元，影响集团的盈利能力。
不过，回顾黄色经济圈将近一年的讨论与发展，香港街的阿丰认为，反修例运动至今并未令垄断与多元的议题浮上台面，大家针对一些大集团，主要还是因为他们在运动中的表态。“我会希望讨论渐渐将重点由‘黄色’摆至‘经济圈’，开始去思考垄断对我们生活的影响。不是说我们要淡化颜色，而是黄色经济圈本来便是政治与经济的结合，要能够持久发展，需要在经济上有自由与选择。”
现在想想，我们走出来是告诉所有人，香港人可以有选择...... 你可以选择一间餐厅，就像我们希望在政治上能拥有选择一样。
阿丰记得，17年前，SARS之后，有资金背景的连锁店逆市扩充，取代了小本经营的商店，伴随著自由行和旅客的扩张，香港变得愈发单调，在价值上没有了选择，香港人也感觉逐步失去了自己的街头。“为什么黄店和小店好重要，因为香港需要有特色的商店，需要各种不同的价值，维持香港的多元性，”阿丰说。
“现在想想，我们走出来是告诉所有人，香港人可以有选择。”光时的Joanne总结他们将近一年的组织行动时说，“你不是只能去连锁餐厅吃饭，你不是只能光顾大财团或是中资机构。你可以选择一间餐厅，就像我们希望在政治上能拥有选择一样。拥有选择就是自由与民主的基本。当从供应商、物流伙伴都能拥有选择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黄色经济圈可以发展到多深。”
许宝强想像，运动如果朝这方面走，很难退烧。一切只是刚刚开始而已。
从身分认同到可持续的经济力量
在理想的生活和政治型态建立以前，这些黄色经济圈里的吵闹与拉扯，或许还要继续，黄店们也都有自己的路要走。
今年4月中，重光号踏入营运的第三个月，平台上的商品由400种增加到1200种，生意好的时候平均一天能做几十单、约五位数字港元生意，净利率约两成左右。这个成绩目前让他们租到一间有办工室的仓库，并聘请9位受社运影响的兼职员工。他们也正式开设了“小额资助计划”，希望帮助18岁以下的有需要人士购买粮食或日常用品。
光时刚刚度过半周年纪念日，累积聘请超过31位手足，累积总订单量超过2400张。不过，光时的订单量一直不稳定，他们平均一天需要有200张订单才能维持最理想的营运，但有时候只能接到几十单。而另外，半年里，他们负责营运的50多位义工来来去去，只剩下10几位留下。Joanne说，他们发现，单纯靠义工来管理平台不太可行。
“我们始终是一盘生意，所以我们都有想过是不是可能请一些不是那么直接受社运影响的同路人做管理。因为始终如果要做大的话，不可能永远只倚靠义工的。”Joanne说，“我们现在有点，进退两难吧。”
Daniel则在担心，黄色经济圈因为内斗而影响发展前景。“如果现在2020年，我们还说好了，黄色经济圈就是这么大了，不接受蓝转黄，不再给新的黄店加入，那你不是黄色经济圈啦，是围炉小圈子而已。整件事发展成这样很令人泄气。”他也担心政府可能不久后强推23条立法，到时候一切会怎么样呢？不过，Daniel还是觉得，他们可以见招拆招，“香港是有好多聪明人的地方，特别是黄色圈子，你要用小刀锯断一棵大树，始终是要比人聪明。”
疫情也大大打击了Sam的鸡煲生意。他现在还能维持收支平衡，但夏天，鸡煲的淡季即将来临。“从一个做生意的角度来看，我们都经历过高峰与低潮期，鸡煲的高峰期在香港早就过了，未来是你无法预测的事情，你不知道夏天来了之后会不会好一点，可能有一天，我们已经不见了、关门大吉了。”Sam想一想，又觉得关门这件事没有那么严重。“就算我们关门了，黄色经济圈的理念也不会消失，这个连结会一直持续下去。”
如果黄色经济圈能组织起来，如果香港有几千间黄企、黄店，每次一动员就动员到超过百万人，这个连结是很大的力量。
方志恒认为，黄色经济圈的出现，意味著是多年来一直没有进入北京管制联盟的小资本力量的觉醒；一大批以往可能因为商人的保守性、不会在政治中表态或参与的企业，在去年走了出来，他们松动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建立的香港政经结构。
“去年6月到现在，其实是香港共同体的觉醒时刻，而黄色经济圈正是香港共同体大浪潮底下的其中一环。”方志恒说，而接下来，就看这种由身分认同而连结的力量，可以怎样形成持续的、循环的经济力量，他想像，那将是一股重要的力量，“如果黄色经济圈能组织起来，如果香港有几千间黄企、黄店，每次一动员就动员到超过百万人，这个连结是很大的力量。它有可能改变社会与政权的角力，让香港的民主运动有机会突围，打破原来的阶级局限。”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Joanne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