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政治学者方志恒：身处新冷战原爆点，“弱者”香港如何生存？
「“潘朵拉的盒子一旦打开，未来只会更差。不是只有香港，而是整个中国周边，都可能进入非常动荡的时期。”方志恒认为，面对有别于美苏冷战的中美新冷战，香港未来要生存有两个条件。」
特约撰稿人 刘修彣 发自香港
反修例运动满周年之际，香港人发现，自己的城市成为了中美博奕的最新战场。
“刺激了，刺激了。”5月28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声明强调香港已不具备高度自治状态的隔天，我们和方志恒在尖沙咀见面，他一边看著手机直播，等待全国人大代表大会表决港区国安法，一边说。在方志恒看来，历史上香港一直处于大国拉扯之中，只是有时激烈有时缓和，来到2020年夏天，几乎每个普通人都会感受到，这种力量爆炸了。
方志恒今年41岁，香港政治学者，早年研究香港管治联盟，这几年视野随著香港政治气候变化，移动至中港关系、身份认同与围绕著香港的地缘政治角力，目前在香港教育大学担任香港研究学院副总监。他的理论与实践，在于探讨香港如何实现永续的民主自治。2015年，人大八三一决定与雨伞运动后，方编辑《香港革新论》一书，与二十多位香港年轻学者和社运人士一同讨论香港应巩固公民社会、推动民间外交、建立主体意识，尝试建构“民主回归”和“独立建国”以外的本土民主论述。2017年出版的《香港革新论II》则将视野放至世界，研究各个边陲共同体争取自主、自治的历程。
“在地缘政治理论里，有一个概念叫overlapping sphere of influence，共同边陲，或是说大国之间的共同势力范围，讲得就是像香港这样夹在中间、利益均沾的地方，”方志恒解释：“这样的缓冲区，很多时候都是不稳定的，会一直处于拉扯的状态。”
随著北京逐渐收紧香港的“民主自治”空间，美国强势表态，英国、澳大利亚等紧随其后，方志恒认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这一系列的变化标志著中美关系进入一个全新阶段。“潘朵拉的盒子已经打开了，”方志恒形容说，“未来会怎么样，有好多变数，好难预测，但唯一清楚的是，从国安法开始，香港已经从中美默许的共同势力范围，转变为中美新冷战的原爆点，或者是说，其中一个重要的战场。”
“各取所需、利益均沾”的时代结束了
方志恒认为，必须回到上一次冷战时期，去理解当时中国、美国、香港三方的地缘政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刚刚恢复对香港的管治，冷战随即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力量开始在世界各地角力，亚洲也进入了动荡的时代。1949年，中共建政，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翌年，韩战爆发，在缅甸、越南和马来西亚等地，共产主义势力相继崛起。
旅英香港历史学家麦志坤在《冷战与香港：英美关系 1949-1957》一书中写道，当时的香港在英国眼中拥有无可取代的经济价值，它是英国殖民地中除了阿丁（今叶门位置）以外，“唯一缴交帝国防卫税的殖民地”。香港也是少数没有被共产党吞没的地方，对于英国在东南亚与共产势力的交锋，有著稳定军心的象征作用。
维持香港的和平对大英帝国来说十分重要。不过战后，英国的势力大跌，美国已取代了英国，成为亚洲霸权，如果中美在朝鲜半岛、中南半岛和台海爆发大战，香港可能很快便要面对中国的军事占领。为保持殖民地利益与和平，英国周旋于中美之间，一方面对北京有所忌惮，同时又努力拉拢美国、协防香港。
据《冷战与香港：英美关系 1949-1957》一书，二战后，美国原要求英国将香港交还中华民国，当时英国首相邱吉尔的反应是：“只要我一天活著，休想把香港从大英帝国手中拿走！”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美国也改变了立场。方志恒解释：“对华府而言，让英国继续控制香港，代表著在冷战的前缘有一个西方的管辖区，可以做为反共阵营的前线，成为自由世界前哨（Free-world Outpost）。”
方志恒说，因此美国一方面帮助港英政府改善军事防务，另一方面开始在香港建立军事补给中心，在美国领事馆下编列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人员，搜集大量政治和经济情报，并透过美国新闻署影响在港的大量华裔难民与海内外华人，同时为东南亚制作大量反共文宣材料。时任中情局局长科尔比 （William Colby）在他于1978年出版的自传中形容，美国在1950年代初的主要情报中心，已不再位于斯德哥尔摩：“秘密搜集情报的最大挑战在别处，是在柏林、维也纳和香港。”
而中国面对西方世界的围堵，以“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政策，视香港为绕过围堵的突破口。方志恒解释说，“北京面对韩战、对华禁运等压力，所以在当时让香港继续做英国殖民地，是有利于中共政权的。香港能为北京突破贸易封锁，走私被美国禁运的科技物资，同时出口中国农产品。而香港也是冷战时期中国最大的外汇来源地，同时也是搜集西方情报的最佳地点。”
香港此刻的心境和想法是，我们不再单单是我们本身的问题，而是卷入两个世界和两种生活方式冲突的巨大轨迹之中；此地的大变化将是更广大变化的一部份，而这个广大的变化会在翻天巨变的最终章写下时来临。
方志恒认为，自冷战以来，香港便成为中美的“共同边陲”，中美在此利益均沾，互相制衡。
总部设在香港的《远东经济评论》（编按：1946年创刊，2009年停刊）在1952年1月发表的一篇文章，精准地描述了香港当时的处境：“香港此刻的心境和想法是，我们不再单单是我们本身的问题，而是卷入两个世界和两种生活方式冲突的巨大轨迹之中；此地的大变化将是更广大变化的一部份，而这个广大的变化会在翻天巨变的最终章写下时来临。”
香港的最终章什么时候写下？许多人感觉，1997年已标志著一个时代的句号，但方志恒认为，历史的最终章是在最近全国人大决定绕过香港立法会、将国安法纳入《基本法》附件三的时候才真正来临的。
“香港作为一个独立于中国的管辖区，是对大家有利的，大家都发觉有著数（有好处）。这个独立管辖区1997年之前叫做‘英治香港’，1997年之后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虽然名字改变，但是客观上的地缘政治地位其实没有改变，”他说，“一国两制其实是延续，frozen（冰封）了香港的地缘政治中立地位，继续作为中美共同势力范围，中国继续利用香港集资、做白手套，利用香港的贸易走出去，美国也继续在香港搜集情报、做生意。”
“中美之前一路在香港都是谈谈打打，北京有时松一点有时紧一点，美国有时高调一点有时低调一点，但总体来讲，大家都是继续利用香港这个地方，各取所需、利益均沾。”加上港英政府周旋其中、力求平衡，保持了香港在地缘政治上的中立地位，而一国两制的制度实验本来也继续延续香港的中立角色。
“但国安法一个好大的变化，就是北京似乎不再容忍香港作为中美的共同势力范围了。”方志恒研判，在北京眼中，国安法是香港的“二次回归”；在美国眼中，则代表著北京将对香港进行全面管制、终结美国在香港的存在势力，香港由1949年开始作为共同势力范围的历史地位正式终结。
一国两制其实是延续，frozen了香港的地缘政治中立地位，继续作为中美共同势力范围，中国继续利用香港集资、做白手套，利用香港的贸易走出去，美国也继续在香港搜集情报、做生意。
全球揽炒、加速冲撞
港区国安法突然打破了旧地缘政治的微妙平衡。方志恒认为，香港由原来连结中国和西方的地缘政治中立地带，转变为中国影响力扩张的最前线 ，因此也令国际社会对港政策急速改变。
“这里我们要停下来问一个问题，”方志恒说，“为什么北京要将自己摆上台，做出一个众人皆输，包括连自己都要承受极大损失的决定？”
香港多年来一直扮演著中国与外界的桥梁。中国2018年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全年所获得的1363亿美元境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中，945亿通过香港流入，占总额近七成；香港也是中国公司上市融资的首选地，根据普华永道（PWC）同年数据，中国公司有近六成、多达354例的新股上市选在香港；中国的大公司，不论是国企或是私营企业，很多在香港设有总部，在香港的金融市场融资，并向香港的银行借贷；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和航运登记制度，也令中国在近几年能绕过美国的高科技出口管制，甚至突破联合国的制裁禁令。
方志恒认为，为了确保香港能继续为北京所用，北京管治香港最佳的策略，是一面在本地打压反对声音、收紧管制，但同时保持一国两制的躯壳。“因为香港一旦失去了国际承认，经济、金融、货币制度出现崩溃，其实会连带损害中国自身利益，”方志恒说，“几年前，中国经济如日中天的时候，它有可能吸收这个冲击，但是现在面对西方阵营的全面脱钩，肺炎打击国内经济以及全球追究它对疫情的责任，中国其实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香港。”
在方志恒看来，香港在金融方面的角色对中国来说难以取代，例如上海和深圳，由于缺乏国际认可的自由巿场和法律制度，至今仍无法取代香港；然而，北京之所以选择烧毁香港这个长期“金融命脉”，唯一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习近平作为中国领导人在这一刻面对极大的党内外压力。
“所以要对外转移视线，透过与所谓外国势力的碰撞，去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继而巩固自己的权威。”在中国周边，有几个与外国势力接壤的边界能够选择——香港、台湾、南海、中印边界。“相对于其他地方，选择在香港下手至少不会擦枪走火，马上出现军事上的热战。”
方志恒说，北京预测，美国在港商业利益涉及1300家公司和825亿美元的直接投资，若以商业制裁回应北京动作，或是取消香港特殊地位，都可能伤害到自己的国家利益。“这是北京的思维，他们赌美国认为香港有经济利益，所以不会对国安法有那么大的反应，但这可能是北京误判的地方，”他说。“如果美国认为香港只能带来纯粹的经济利益，那么科技美企可以去台湾，金融去新加坡，慢慢分散总会分散到的。但香港有一个角色无法取代，是中国大门上面的立足点，有战略上的价值。如果美国认为香港有无形的、不能用金钱计算的利益，而美国又将这些利益摆在经济利益之上，他就会有很强的反弹。”
> 台湾和南海早晚会面对中国的入侵，而香港在经济、金融上的伤害，民主派势力的清洗，在这个状态底下是接近无法避免的。
加上特朗普即将竞选连任，原作为他最佳政绩的经济牌被疫情打乱，且政府被批评抗疫不力，美国全国也出现因种族问题而引起的抗争，特朗普的牌桌上似乎只剩下了一张牌——反华。这令双方都不太可能煞停，重新谈判。“潘朵拉的盒子一旦打开，未来只会更差。不是只有香港，而是整个中国周边，都可能进入非常动荡的时期。”方志恒担心，当香港危机因香港境内、国际社会的反弹，一路转化成为中国政权的危机，北京便有更加大的压力转移对内矛盾，煽动地缘政治冲突。
“台湾和南海早晚会面对中国的入侵，而香港在经济、金融上的伤害，民主派势力的清洗，在这个状态底下是接近无法避免的，”方志恒认为，未来是动荡不安的。
中美新冷战下的弱者杠杆
在中美的拉扯之间，有抗争者认为，香港走到今天不如拥抱揽炒，来一场玉石俱焚，也有人担心香港会在中美博奕下，不能伤害他国利益，反而成为大国角力的牺牲品。特朗普记者会后，黎智英投书《纽约时报》谴责北京，同时也呼吁美国不要全面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否则只会让香港更依赖中国。公民党也发出同样信号。
方志恒解释，根据1992年的《美国－香港政策法》，美国对香港的特殊地位有很多层次，包括承认香港是一个独立关税区，贸易政策有别于中国大陆；承认香港有自己飞机与船只登记制度；香港人的签证、移民政策也均与中国大陆不同。
这些选项，对香港造成的影响也都不同。方志恒认为，美国一定会做的是禁止高科技产品输出香港。“这对美国有国家安全的考虑，他们也想做很久了。当美国这样做，其实大湾区就不用玩了，因为大湾区的作用就是令香港作为中国高科技企业输入技术的地方，”方志恒说。
另一个“核选项”则是港币。“美国理论上可以不承认港币，禁止美元在香港的运作，这对中国的伤害会最大，但也会连带造成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他会不会用到这一招去向中国施压呢？不知道。所以客观美国这样做，是逼中国坐下来聊聊，你不聊，我就动用核选项了。”
香港时间5月30日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召开记者会，指出：“中国已经把‘一国两制’的承诺，改为用‘一国一制’取代，因此，我指示我的政府著手消除给予香港特殊待遇的政策豁免。”记者会过后，一些人认为特朗普只是在开空头支票，但在方志恒眼里，美国在下最后通牒。
“现在的情况是中美都将所有的筹码摆在台面，大家 show hand了（一种牌局游戏，可将手上全部筹码都作为赌注，一局定生死），”方志恒说，“北京立国安法，将香港摆在中国的全面管制体制下，美国也说，我一定会取消所有香港特殊地位，客观的政治效果是，北京你不缩我就会来真的了。这是创造空间给大家谈判，也是最后的谈判空间。北京应该想像得到美国的反应，现在他们进入了新的互动期。”
方志恒认为，面对有别于美苏冷战的中美新冷战，香港要生存有两个条件：一是香港要发展出能代表自己的政治主体、并继续维持香港过去的地缘政治中立性，二是中美都要愿意再坐下来谈。他说，香港的未来不单取决于中央地方互动（central-local dynamics），也受制于全球地缘政治（global geopolitics）；在这样的背景下，香港人不能只当旁观者，而是应在不同强权间游走。
他说，在大国的地缘政治的游戏下，细小的政体空间有限，但历史上，也有发挥弱者杠杆（leverages of the weak）的佼佼者。《香港革新论II》中，方志恒曾探讨魁北克、苏格兰、加泰罗尼亚等地的自治案例与边陲共同体争取自主之的历程，但在今天，他觉得香港所面对的情况已经很难与世界其他政体类比。
“像是加泰，他们其实没有面对香港这么复杂的地缘政治，也没有面对威权的打压，这是一个新的学术问题，我现在还没进行这个研究。”
我们现在没有代表香港的政治主体、没有自己的政府，连一个有整合力的反对力量也没有，所以过程好被动。
方志恒进一步指出，反修例运动的国际游说，或是抗争者经营的“国际战线”，过去都以“民主价值”做为主要诉求，但挥动价值的旗帜，今天在国际层面已远远不足够。“我们需要建立以香港为主体的论述，让国际社会不只视香港运动为民主运动，而是地缘政治下的经济、战略利益平衡。”
而要参与地缘政治的大国游戏，香港首先要成为一个 player，形成一个能代表香港共同体的“政治主体”。然而，方志恒认为，尽管香港人作为一种身份认同，在反修例运动期间已经主流化，但能代表香港共同体的政治主体在当下却难以出现。
“政治主体的意思是一种政治代表，我们现在没有代表香港的政治主体、没有自己的政府，连一个有整合力的反对力量也没有，所以过程好被动，”他说，“就算政治主体出现，也不会入到普选，这是香港政治制度上的局限，是香港的不幸，没有解决方法。这是最可悲的地方。”
参考资料：
麦志坤：《冷战与香港：英美关系 1949-1957》（香港：中书局局有限公司出版，2018年）。
Patrick O'Sullivan：《Geopolitics》（纽约：St. Martin’s Press，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