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大乐：为什么香港的社会运动不能转化？
「基本上，政党只是走在社会运动的后面，而未能将其诉求演绎为议会政治所可以代表、推动的议程。同时，政党也未能为运动提供持久斗争的出路。反之，尾随其后的政党只想借此而维持其民众的接触，并以此来吸收民意的支持。」
吕大乐
【编者按】一场反修例运动，搅动香港里外，短短一年间，香港政治和社会形态都有了明显变化，我们在经历的改变是什么？运动将走向何方？“反修例运动一年”专题以深度报导和各家评论，从多维度关切香港。社会学教授吕大乐的这篇评论，尝试分析为什么香港的政治制度不能为社会冲突带来出路，民主派内部长期出现了什么问题，现存政党和全新抗争文化之间又是什么关系。此文首发于《思想》今年6月19日出版的40期“香港：破局与困局”，获《思想》和吕大乐教授授权于端传媒转载。
“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后称“反修例运动”）一发不可收拾，从2019年年中爆发以来，到了现在下笔的2020年初，基本上没有任何迹象会停顿下来，更遑论甚么一个终局。观乎目前香港的社会政治形势，抗争、冲突将会持续发展下去，而且还会继续一段颇长的时间。我相信，对大部分香港人来说，这是始料所不及的。
社会运动与社会冲突的持续发展，一方面可从群众动员的角度来研究和分析，由民众的怨愤到集体行动的组织，了解民间抗争何以如此顽强。若作一个粗略的分类，这是以社会为中心的角度，焦点在于民众的不满和他们所采取的行动。另一方面，则从完全不一样的角度出发，分析为何这个社会运动持续至今，除了来自社会的力量支持著此起彼落的集体行动之外，我们也需要理解为何矛盾与冲突并未有在制度的框架之内发生与进行，而是诉之于公开的社会政治抗争。这也就是说，社会运动与社会冲突的发生及其表现形式，并非由社会上所存在的矛盾来决定，至少同样重要的是政治制度的失效。这是以政治制度（或说是国家机器）为中心的看法（参考Skocpol的分析，见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社会运动长期在街头进行抗争，并不完全是社会政治动员能量的表现，而是政治制度的不同方面未能为冲突提供其他出路。
本文尝试从后者──政治制度的缺失与失效──这个角度来讨论目前“反修例运动”的发展状况。而现时这个抗争持续，看不见一个（无论是从建制或者抗争者的角度考虑）就算只是暂时性的新的政治平衡局面，令冲突可以有所转化，这本身反映出一些香港政治发展的基本问题。而这些问题似乎也不会在短期内出现变化，这反过来会限制社会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对民主政治的长远发展或者会有负面的影响。
一国两制的内在张力
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法治作为政治的替代品，以为只要有效维持法治制度，有限度的民主化亦可接受。政治矛盾以及民主化步伐成为香港政治的主轴，很大程度上是九七回归之后的事情......
一国两制可以视为一个“历史妥协”的结果（吕大乐，〈终于需要面对未来：香港回归及其设计上的错误〉，《思想》，第19期）），于1980年代在中英两国，香港社会内部不同社会阶级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以维持现状为主题，解决了当时香港政治未来的不确定性的问题。现在事过境迁，很多人已忘记了香港前途谈判过程中所遇过的挑战（例如外交谈判出现严重分歧，中英双方可能各走各路，以至信心崩溃（Percy Cradock, Experiences of China, p. 190. ）），未必可以理解为何当时各方可以接受一个并不能完全满足他们期望的方案。
但这就是“历史妥协”的现实，对当中任何一方而言，方案都存在这方面或那一方面的欠缺。从正面的角度考虑，这不是一个“赢家通吃”的游戏，每一方都有得亦有失。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则当时的所谓妥协、共识，会随著环境发生转变，昔日构思的假设起了变化之后，令早已潜伏的张力再次表面化，产生一种不稳定性。而由于长期忽视这些张力的存在，又没有想过需要在新的环境里回应新的诉求，于是矛盾重新结集，裂缝再次呈现出来，不稳定的元素又再活跃起来。
具体地表现在香港社会的环境，当初一国两制的方案回应香港人对社会主义的恐惧，重点是放在两个不同的经济制度的共存，给私人财产提供保障。与此同时，要维持现有生活方式不变（也就是说，在没有正面挑战内地的威权政治的情况下，避免国家及政党支配生活的方方面面），自由便被视为九七后的社会制度支柱。而微妙的地方正在于将来如何保证它得到妥当保护，有赖其他社会制度的配合。对于这个问题，现在很多人的答案是民主化，部分人甚至觉得需要脱离中国，可是在1980年代，香港的主流意见却并非倾向于政治改革和权力的重组。工商界既无意逆北京的意思，同时亦担心选举政治会助长“免费午餐”（即大派社会福利），改变香港的自由放任、低税率的经济管理传统；中产阶级也不完全信任民主政治，他们的主流回应策略是通过申请移民而取得“政治保险”，为自己留有后路；至于其他市民，他们各有想法，不过选择不多，当然不排除对民主化抱有期望和要求的，然而那始终不是主流论述。事实上在整个政治过渡期里，主流的想法是通过法治来保障自由（包括个人层面的自由，和制度上保障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公民社会的构成、新闻媒介继续发挥监督的功能等），它们两者联合起来，保护香港人可以维持原有的生活方式不变。
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法治作为政治的替代品（Carol Jones, “Politics postponed: Law as a substitute for politics in Hong Kong and China,” pp. 38-56），以为只要有效维持法治制度，有限度的民主化亦可接受。政治矛盾以及民主化步伐成为香港政治的主轴，很大程度上是九七回归之后的事情。这不是说回归前没有相关的争议，但当时仍未发展为可以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回响的议题。可以这样说，2003年“七一大游行”改变了整个社会政治环境。若拿当年的情景跟晚近五年的状况比较，前者当然没有现时所见的社会抗争般激烈、持久。可是，当时所谓“五十万人上街”抗议，是对特区政府管治失效的控诉，对其认受性、权威、公信力造成严重冲击。从此，特区政府需要面对一个很不一样的政治环境。而由于特区政府的认受性薄弱，施政往往因此而受到挑战，成为众矢之的，并无法说服市民它拥有政治授权来领导社会政治发展。进一步民主化作为政治制度建设的重要一环，逐渐变为公众议论的一个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题目。
民主派的内爆
香港的政治形势不是此消彼长，而是各路人马－－由特区政府到泛民主派，爱国阵营到资本家及其代言人──一起在社会上失去领导力......
不过，正当政治制度发展议题成为公众的关注点和争议的题目的同时，香港的政治反对势力却出现了重大的变化，甚至可以说是陷于危机。尽管民主化的议题登上了公众议程，反对派反而因为他们无法发展出一套立足于香港这个特别行政区的民主政治论述，而发生内爆。这场内爆的发生并不是因为建制派（无论是工商界还是爱国阵营）抢到民意支持，构成威胁，而是反对派本身失去了原来的说服力。所以，香港的政治形势不是此消彼长，而是各路人马－－由特区政府到泛民主派，爱国阵营到资本家及其代言人──一起在社会上失去领导力，谁也不是具备高度公信力、政治权威，又或者取得广大群众信心和信任的人物、组织。本来就没有一个强大有力的组织核心和政治论述的政治反对派，更加走向“去中心”、分散的趋势。
现在事后看来，2003年是香港政治发展的（其中）一个重要分水岭。严格而言，“五十万人上街”并非主要由反对派政党动员而得到的结果，而是民间的自我动员（Francis L. F. Lee and Joseph M. Chan, Media,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Mass Protests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 ）。那次的大型游行卷入大量市民参与，但同时显露出一份对既有民主派政党的厌倦、怀疑；他们不是响应政党的号召而走上街头，而是面对特区政府，寻求一个表达不满和争取改变的方法。当然，这个群众性的自我动员过程及其构成的新的政治意识，并不是一下子便将政党政治拉下来。事实上，社会运动过后政党的气势一度相当不错。不过，若从另一种中长期的视野来观察，则接下来的却是反对派政党的地位、声望、信誉逐步下降的开始。
“七一大游行”给一批新的政治领袖提供机会，让他们走上政治舞台。曾几何时，不少人期望2003年会为香港民主政治注入新元素，令1989年之后形成的，由民主党主导的那一套，早已显得重复、有点疲态的民主派路线，出现改变。不过，公民党的成立未有真正改变反对派政治的操作模式，同时也没有带来有著移风易俗效果的政治组合、路线的重构，反之，不多久它便融入于原有的议事堂抗争，只属反对派阵营内的其中一个选择而已。而在整个民主派阵营里，内部竞争陆续浮现。旧的一套已无法起到作为一个整合框架的作用，党内分歧开始表面化，而抗争路线与立场也逐渐受到质疑（例如：是否需要更凸显对基层利益的重视？），虽然本来就不是一体的格局，但过去民主派多少还可以发挥著一种非正式、松散的政治网络与联系的角色，2003年以后不同规模的政治组织逐渐成型，政治竞技场上的竞争也就马上展开。
有趣的是，香港的政治竞争主要并不是以意识形态作为分野。社民连、工党的出现或者提供了“左翼”的选择（注一），可是“左vs.右”一直以来都不是香港政治的主轴。就算近年部分新闻媒体形容有所谓激进化的趋势，其意思是行动或表现手法的激烈程度，而不是指诉求的内容，长期以来资源再分配都不是主题，同时也未能以此发动群众，作为争取的目标。所以，反对派的内爆只在初期表现为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很快争论便转向另外一些焦点：民主党接受在政制改革问题上进行谈判，迅速被标签为软弱、出卖港人，成为攻击的对象；“本土”议题本来有著多个面向，但经历不同的路径发展后，到2010年前后逐渐聚焦于中港融合的矛盾之上，演变为抗拒北京的一股势力。整个政治环境急转变化，1989年“六四事件”后所形成的民主派导向──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没有明言的‘民主抗共’和‘维持现状’”的立足点（马岳，〈民主运动三十年：自由专制下的防卫战〉，郑炜、袁玮熙（合编），《社运年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8），页8 ）──逐渐无法回应很多市民的焦虑、怨愤。以前民主派人士的政治视野包含期望改变中国，并以此将短期的（在香港内部的工作）和长期的（中国本身的改革）目标（例如香港社会的自我完善，长远对中国走向开放起著积极作用）结合起来。但在过去十年（2010-2019）这反而成为了一个难以承受的包袱。随著政治形势的发展，民主派或反对派的政党及其领袖，渐渐由政治舞台的中央转到旁边，失去了领导的位置和能量，很多时候甚至只能尾随其后，但求不会严重地落后于群众。
2003年之后的情况是，旧的一套逐渐失去了维系的作用，同时也在市民大众中间失去了说服力，可是新的框架却未有搭建起来。但这并不等于民间的声音与行动会变得沉寂。刚好相反，在“七一大游行”之后，北京调整了对港策略，一方面不再刻意避免干预，而是更加关注和直接表达意见，另一方面则输出政策、援助，有意无意之间加强内地与特区的融合。在这个过程中，新的矛盾涌现，为社会动员提供机会和燃料，不过，民主运动却反而迷失了方向。
去中心的民主政治
而集体行动中的代言人、召集人、组织者，他们没有一个身分，更没有参与者一致地接受的角色。这种操作的模式重视过程，但不利于社会运动的转型，尤其是需要进入谈判阶段时，每每便因为“谁代表谁”的争议而寸步难行......
2003年“七一大游行”的空前成功（不单只动员大量市民上街抗争，也成功把特首董建华拉下马）同时也埋下一种斗争范式的衰落。过去所谓“和平抗争”（在议会内扮演反对派，尽量抵抗北京以不同方式改变香港的社会政治文化面貌，而在议会外和平抗议，呼应制度内的反对声音）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就是香港守得住它的法治、自由、开放，有助于中国渐进地走向开放，而这反过来又会令这个特别行政区有更好的发展。这个发展路径是崎岖的，过程有进亦有退，方向是期望渐进的改变。在某些方面（例如支持八九民运），立场是坚定的，但在很多方面，对特区政府和北京的冲击是有限度的。这是一种自我克制的抵抗，效果时而显著，时而无声无色。“七一大游行”遗留下来的提问是：就算如此大型动员，又能否得到更多？而当因北京更自觉要对特区管治有更多影响因而产生的矛盾、磨擦、冲突陆续出现之后，旧的框框显得欠缺说服力。当旧的范式失效时，在反对派阵营内无论在组织、行动、言论一时之间百花齐放，令中心失去维系的能力，从此再无一个具备权威的单位可当领导。
这个反对派阵营内“去中心”的现象，经过一段时间后，逐渐衍生出另一种新的抗争文化：
（一）自我动员的经验产生一定的充权（empowerment）的效果，令群众不再被动地响应号召而参与政治行动，而是可以通过新的程序，召集群众、采取行动。结合信息科技、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由谁来动员群众、如何发动市民大众参与、怎样继续动员等问题，早已跟早期以政党或社会运动联席为重心的组织模式，变得很不一样。
（二）不过，由雨伞运动到现在“反修例运动”所见，这种走向多元和小圈的趋势，在充权之余亦有其内在的问题，而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对“政治代表”持否定的态度。基本上，“你不代表我，我不代表你”。就算政党通过选举取得选票，那种授权也是有限度的、权宜的，甚至与当选议员的任期不是直接挂勾的。而集体行动中的代言人、召集人、组织者，他们没有一个身分，更没有参与者一致地接受的角色。这种操作的模式重视过程，但不利于社会运动的转型，尤其是需要进入谈判阶段时，每每便因为“谁代表谁”的争议而寸步难行。
（三）近年的集体行动长于情感表达，带著强烈的道德感，给个人的行动赋与道德价值和意义（这刚好跟政党政治那种重视组织是倒转过来的），令人投入其中。这类集体行动很有爆炸力，但对于其后跟进的政治实务，没有太大关系。参与的满足感源自于过程，而不是很具体的目标。提出“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其魅力在于坚持“缺一不可”的那份执著、道德感。不过，浓厚道德感往往盖过了空洞内容的问题。过去五年的社会抗争并没有社会议程，连旁及资源再分配、怎样改革社会政策与服务的尝试也极为罕有。这可以理解为极其专注民主政治变革、捍卫自由、抵抗北京的威权管治、争取香港可享有更高度的自主性。但只谈政治，而不谈通过政治可以实现哪些目标，为香港建设一个怎样的未来，则整个社会运动如何可以走得更远，又或者转型到其他领域（例如议会）继续进行斗争，颇成疑问。
从某一个角度来看，这是真诚的社会运动，不会转弯抹角，也不会花言巧语，一鼓作气，坚持到底。既然只有诉求完全满足后才有将来，岂能接受妥协、让步；这种做法是将所有东西统统放在枱面，没有后补方案。这是单一诉求，一就一，二就二。要妥协的话，情愿甚么都不要。它们必须不停地动员，以行动来支持下一个行动。由于不停地行动，而且抗拒谈判，于是很难有机会和场合去修订运动的议程、诉求、方向。一个接下一个行动的发展下去，乃这种范式中的唯一选择。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则现时香港的社会运动一直无法出现政治上的转化，以另一种方式来继续进行斗争。顽强的反抗令很多人深受感动，觉得抗争者付出了很多。可是，当社会运动未能出现政治转化，一直依靠集体行动来维系参与者时，则这不单只成本高昂，而且不易一直保持著动员的能力，令集体行动可以继续下去之余，更进一步去寻找具体的变革。
这个无法出现政治转化的情况，很多程度上是香港民主政治本身的缺失的后果。在制度的层面上，香港的政治社会失效，议会和政党都未能协助社会运动转化，将斗争的领域扩展到其他方面。基本上，政党只是走在社会运动的后面，而未能将其诉求演绎为议会政治所可以代表、推动的议程。同时，政党也未能为运动提供持久斗争的出路。反之，尾随其后的政党只想借此而维持其民众的接触，并以此来吸收民意的支持。香港民主政治中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的“发育不良”，阻碍了社会运动的政治转化。
社会运动的不停动员，继续行动，很多程度上是因为它没有其他目的──而更令我担心的是，它的参与者似乎害怕去思考这个关于目的的提问。
小结
当然，这个社会运动停不下来的情况，可归咎于香港特区政府无意跟群众对话、香港未有真正的民主政体（所以也没有当权者的更替）、北京的威权政治框框等。这些因素都是实在的，而且短期内不会有甚么变化。但这不等于说香港的民主运动以目前的方式继续下去便有出路。过去十年香港社会运动的确令人有很多意想不到，但这并不等于变得更强。当事情不是立即便有个解决的时候，恐怕大家还是要问：怎么办？没有一个远景，眼前的可能只是过眼云烟。
注一：香港政治的一个老问题是关于“左”的定义。以前，亲中共的社会政治力量称为“左派”，一是因为与中国社会主义的连系，二是在殖民地环境里，它们属于反政府的阵营。但到了1970年代，受到“三分世界”的思想影响，再而配合“爱国反霸”路线，“左派”团体的斗争策略与手段便变得温和。同时在香港社会运动界别，亦出现了受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左思潮影响的“新左”。而在回归之后，亲北京的力量成为了建制的一员。参考赵永佳、吕大乐，〈导言：“左派”运动在香港〉，赵永佳等（合编）《胸怀祖国：香港“爱国左派”运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页1-12。社民连、工党等组织的“左”当然属另一种意思。
（吕大乐，现为香港教育大学副校长（研究与发展）、香港社会研究讲座教授、香港研究学院总监。他的研究范畴涵盖阶级分析、经济社会学、城市社会学和香港社会研究等领域。新近出版的书籍包括：Hong Kong 20 Years after the Handover （Palgrave, 2018） 、Routledge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Hong Kong （Routledge,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