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手记：那些支持黑人同命运动的华人青年
「“和非裔美国人一样，在一些情况下中国人也被塑造成‘坏的少数族裔’。就像现在，我们有时候是模范，有时候也可能被看成是病毒或者间谍。”」
特约撰稿人 董孟渝 发自华盛顿
认识Jackie是在6月初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一场示威中。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丧生的消息让“黑人同命”运动席卷全美，美国的首都华盛顿成为抗议活动最密集的城市之一。在一个闷热潮湿的下午，有几百名抗议者聚集在白宫附近，Jackie的海报一下子吸引了我——在一张白纸上，他用黑色的中国字写着：黑人的命是我们的命。
在广东出生的Jackie今年24岁，多年前随家人一同移民美国。曾在波士顿生活学习的他目前在华府工作。他曾认为警察暴力离自己的生活十分遥远，但弗洛伊德之死让他觉得必须站出来做些什么。“我就每一天出来游行，做我能做的。”
很快他发现自己并不孤单。在那场游行几天后，Jackie加入了一个微信群，群友正在发起“华人与黑人同命运”（Chinese for Black Lives），游说各大城市的华人商铺张贴海报支持“黑人同命”运动。群里有40多人，大多是中国留学生和上班族，活动自华人众多的纽约市开始，几周之内就扩展到了波士顿、洛杉矶、休斯顿和加拿大的温哥华等地。
今年24岁的Qiqi Mei是核心成员之一。她刚刚从哥伦比亚大学拿到硕士学位。高中时代来美国读书的她，已经以留学生的身份在这个国家度过了九年时光。她过往积极参与女性平权运动，有很多组织活动的经验。在这次行动中，她参与组织线下游说活动，也负责运营“Chinese for Black Lives”的Instagram账号。
在活动开始时，Qiqi有许多担心。不仅忧虑疫情和传染风险，也担心中国留学生不够了解美国本地的华人社群，无法说服对方。但第一天的成果打消了她的疑虑：一个下午的时间，纽约曼哈顿和法拉盛共有40多家华人商店贴上了他们设计的海报。
“本来我们甚至做好了被全面拒绝的准备，” Qiqi说，“结果完成了一场很棒的对话！这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期。”
纽约活动的成功让群里的成员们深受鼓舞。当活动来到华盛顿，Jackie很快就报名了。
六月底的一天，Jackie带着几张海报来到华盛顿的中国城，在那里他认识了Ashley和翠子。
Ashley在中国出生长大，2018年来到华盛顿读国际政治的研究生。与所有留学生一样，Ashley是冒着比美国人更大的风险参加游行的。5月底的一个晚上，她在白宫门口参与了示威，原本和平的抗议活动忽然间起了冲突，警察向人群发射胡椒球弹。
“一开始我真的有点害怕，” Ashley对我说，“因为我不是本国人，中美关系又很不好，在DC的话我有点害怕被抓了怎么办。” 按照美国的法律，逮捕记录可能影响签证和入境。
但她还是决定站出来，“支持Black Lives Matter这件事我觉得不需要解释，（警察暴力）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 她说，“我想发声，而且我希望能够成为推动变革的一份子。”
Ashley的朋友翠子是华裔美国人。她的父母1980年代从中国大陆移民美国，翠子和弟弟在美国西部长大。在翠子成长的环境中，白人占绝大多数，这让她觉得自己是美国社会的“边缘人”。“这是很多在美国的华裔和其他亚裔普遍的感受，” 翠子说。
读大学时，翠子在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等非裔美国作家的作品中找到了安慰。民权运动领袖杜波依斯1897年在《黑人的挣扎》（Strivings of the Negro People）一文中探讨了美国黑人的“双重意识”——他们既是美国人，也是黑人，“两个灵魂、两套思想、两种未调和的争斗”。在杜波依斯看来，黑人并不想把美国变成非洲，也并不想把自己“漂白”，“只希望一个人可以既做黑人又做美国人，不会因此被同类诅咒或唾弃，也不会因此错失自我发展的机遇。”在一些亚裔美国人看来，这也是他们所希望的。
在华盛顿工作的翠子是“华人与黑人同命运”的组织者之一，“我希望这种对话可以加深我们对自己和对方社群的了解，” 她说。
在翠子看来，美国社会贴在华人身上的“模范少数族裔”标签，其实既伤害了华人，也伤害了其他少数族裔。在她为“Chinese for Black Lives”起草的一份声明中，翠子写道：“‘模范少数族裔’这一形象被用于羞辱黑人。黑人一旦没有克服制度性的种族歧视所带来的劣势，这一形象就会被用来将其受到的歧视合理化。”
24岁的华裔美国人Zoe也有相似的感受。Zoe的父母来自香港，她在美国出生长大。去年12月她去香港见证了激烈的街头抗议。尽管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和美国的黑人同命运动在语境和诉求上有诸多不同，但Zoe看到了两场运动相似的地方：以年轻人为主的抗议者要求警察为其暴力行为负责。
“我不能为自己的沉默辩护，” 弗洛伊德死后，Zoe在一篇博文中反思道，“我必须要把香港抗议运动中同样的愤怒投入到黑人同命运动中。”
Zoe和朋友一起参加了抗议，她带去现场的海报意为“黑人的生命比我模范少数族裔的形象更重要”。
Zoe说，亚裔警察邵都（Tou Thao）在佛洛依德之死中所扮演的角色让她感到“羞愧”。在白人警察德里克·沙文（Derek Chauvin）跪在弗洛伊德的颈部时，邵都背对弗洛伊德，站在沙文和路人之间，未制止沙文的行为。
“我希望站出来，让黑人社群知道，作为一个亚裔女性，我和他们站在一起，” Zoe说。
对于一些中国留学生而言，这是他们人生第一次参与示威游行。这个挂在白宫前的牌子就是这样一位学生的灵感。
第一次看到这个牌子是6月中的一天，它被挂在美国前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的雕像前。牌子的主人Huhu是陕西人，几年前来到美国读书，成为在这里学习生活的近40万中国留学生的一员。
Huhu起初对游行是胆怯的。“在国内的价值观下，游行仿佛被打上了叛逆、反动、无业游民这种标签，” 他说，“我内心想着应该参加，但是却每每因为害怕、不好意思而放弃。”
但弗洛伊德之死让Huhu决定走出自己的舒适圈。6月是LGBTQ骄傲月，Huhu希望为自己的第一次游行做一个特别的标志，可以包含他身为华人和LGBTQ社群成员这两种身份。
“一是用彩色笔写文案体现LGBTQ元素，二是写弗洛伊德遗言以悼念，” Huhu说，“这个‘肤’字正好也体现了因为肤色受到不公对待，比原计划的双重元素再加了一层肤色元素。”
据《纽约时报》报导，最近几周的“黑人同命”运动可能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Huhu对此很激动，“我感觉自己已经是历史的一部分了，BLM！” 他在推特上写道。
还有许多我没能拍摄到的参与者，Ceci就是其中一个。今年29岁的她在洛杉矶地区工作，几周前帮助组织当地亚裔社区支持“黑人同命”的活动。
“少数族裔不该互相压迫，” 她在电话中对我说，“和黑人一样，在一些情况下中国人也被塑造成‘坏的少数族裔’。就像现在，我们有时候是模范，有时候也可能被看成是病毒或者间谍。”
Ceci今年初拿到了美国绿卡，她的家人都还生活在中国。她父母的信息来源依赖于微信，“很多公众号都抓住人们的歧视和排外心理来赚钱，” Ceci说。6月12号，她在家庭群里看到一篇题为《3名华人女童被黑人暴打至脑出血，请问有谁感到无法呼吸？》的文章。仔细查证后，她发现并没有证据支持文中的叙述，文章配图甚至并非来自美国，而是挪用自2011年《广州日报》有关佛山市一女子虐童的报导。
她向微信举报。“如果是政治谣言，早就被删了。但种族歧视他们就不在乎，” Ceci说。《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规范》中并未明确禁止种族歧视，投诉类别中也没有这一项，Ceci只好选了“社会事件类不实信息”。整整1个月之后，她收到微信官方回复称，文章被发布者自行删除。而在她举报时，这篇文章的浏览量已超过10万，热评的点赞量也已过千。
“既然我改变不了网上种族歧视的环境，那就线下贡献点正能量吧，” Ceci说。6月初，她开启了一场线上筹款，一周内募集到2000多美元。她用这笔钱在当地非裔美国人经营的商店购买食物和饮料，免费发给抗议现场的人们。
弗洛伊德逝世至今两个月，抗议活动逐渐归于平静。Ceci希望这场跨种族的对话不会就此终结，“我觉得我和很多人走出家门支持这场运动是为了团结一致，” Ceci说，“因为说到底，一个在种族、政治和经济上都更公平正义的社会对每个人都好。”
华盛顿的志愿者们把游说范围扩大到了附近马里兰州的罗克韦尔市（Rockville）。这里家庭年均收入中位数超过10万，是美国全国水平的1.6倍；亚裔人口约占20%，也是首都附近华人居民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
一家奶茶店的老板对志愿者说，自己从台湾移民美国，生活在这里几十年来也体会过种族歧视，因而理解抗议者的诉求。她将海报贴在了店里的布告栏上。
“这场抗议活动让华人社区更加意识到美国种族矛盾和不平等的突出性，” 翠子说，她希望和伙伴们一起在DC附近继续游说更多商家，并探索其他运动形式，“在了解华人社区的同时，我们也希望进一步了解自己。”
纽约的Qiqi也在思考怎样延续这场对话。让她感到高兴的是，这次疫情中亚裔遭遇的不公让华人和中国留学生更加理解其他少数族裔的困境。
“自己亲身经历过种族歧视就会更好地去共情，”她说，“以前留学生可能觉得种族问题是美国政治的事情，与我无关；而疫情中切身体会到不友好的对待，就更愿意站出来为别人发声。”
作者系居住在美国华盛顿的媒体人。英文报导最初发表在China Digital Times英文站上，中文首发于端传媒，内容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