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问香港疫情：医疗撑得住吗？需要内地医护吗？港府决策是否脱离专家？
「“我们暂时去不到灾难性的阶段，（如果到）那时候无论哪儿的救援队来我们都欢迎，就像地震救援一样，需要人手加设备一起带来。”」
特约撰稿人 王浠 实习记者 李海欣 李智贤 发自香港
踏入7月，香港前半年相对平静的肺炎疫情局面突然被打破。自7月5日开始，每日新增病例从两位数跃升三位数，截至昨日，每日新病例破一百已经持续12天，整个城市陷入胶著。这一时间点亦撞上临近的立法会选举期，疫情搅动政局，特首林郑月娥以疫情为由，将选举押后一年。另一边，港澳办发表声明称，内地将分别派出核酸检测支援队和方舱医院支援队来港支援疫情。
公众疑虑丛生：这一轮疫情到底如何爆发？疫情爆发前，防疫出现什么漏洞？目前香港医疗和隔离资源撑得下去吗？是否需要外地医护支援？核酸检测量为何迟迟不能提升？而港府的抗疫政策又是如何制定的？和专家顾问的配合如何？内地专业人员又将如何在港支援？
香港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是港府抗疫督导委员会的四个专家顾问之一，2003年SARS疫情期间，他驻守威尔斯亲王医院，在肺炎疫情前线工作，在呼吸道传染病的医治和管控上累积了经验。8月2日接受端传媒采访时，他指出最近香港疫情数字没有翻倍增长，证明近期防疫措施“局部有效，但不是绝对有效”，目前当务之急是加快核酸检测量，识别感染人群以作隔离；不过由于卫生署化验室已经饱和，香港检测难题“一定要外援”，“所以要引入内地帮手”。
不过，对于内地核酸检测队和方舱医院支援队的具体安排，许树昌表示并不了解，他指这是特首会同食物及卫生局和中央谈的，和四个专家顾问无关。他强调近期外界对专家顾问团有误解，“以为政府什么都要问我们”。“其实不是的，我们只是谈原则问题，细节落实我们不参与，政府不是什么都要问过我们，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就call我们，他们认为能够应付就不call我们。”早前，许树昌曾透露四个专家顾问在过去两周都没有和政府开会，政府事先也并无就是否押后选举一事咨询专家，一度引发争议。
来自内地的8人核酸检测“先遣队”已于8月2日到港，不过他们具体在哪一个化验室支援，目前没有公开信息，而方舱医院支援队具体如何和亚博的工作人员合作，详情亦未公开。端传媒电邮向管理公立医院的医管局以及政府卫生署查询，两个部门均指对于内地支援人员，他们没有任何信息可以提供。目前，唯一透露方舱医院支援队如何成立的信息来源是央视节目《相对论》。
一片迷雾之中，香港在政治困局中应对著严峻疫情。端传媒采访香港医生、学者，综合媒体报导和公开资料，梳理五大问题：
问一：香港医疗和隔离资源撑得住吗？需要内地资源支援吗？
东区医院外科护士、医管局员工阵线工会副主席罗卓尧在最新一波疫情爆发后，加入了医治确诊病患的“dirty team”工作。他以东区医院情况为例向端传媒介绍，目前医院的病房、病床和医护人手等均资源紧张。
罗卓尧介绍，东区医院目前开设4个负压隔离病房，提供共80张负压病床，目前所有床位“几乎爆满”，预计将新增一个负压病房，他指全港公立医院都面临相似的情况。而人手方面，东区医院从其他科室、普通科门诊等各地徵调人手，这家医院的dirty team人手达到130人左右。为了缓解压力，部分非紧急服务被暂停”。
每个医护将在 dirty team 中工作6-8个星期，因为人手紧张，稍后有的医护可能要直接回到普通病房，无法安排 washout period（清洗期）以作隔离。
由于床位资源紧缺，东区医院调整了病房安排和流程。罗卓尧介绍，医院将某些楼层用作隔离层，正常流程中，疑似患者会被送到隔离层的监察病房，并马上在医院内做病毒测试，2-4小时内有结果，若确诊再转入负压隔离病房，整个流程很快。不过，随著感染个案急增，隔离层病房使用量接近饱和，用于分流的监察病房被设于隔离层之外；接下来，确诊且有病征、病毒量较多的病人会住进一线隔离病房，确诊但没有病征的病人会转去经普通病房改造的二线隔离病房（Second Tier Ward）。
根据医管局和卫生署资料，公立医院的负压隔离病床和病房的使用率均高达七八成，而二线隔离病床使用率也达到六成，截至7月31日，有176名患者仍在等待入院。这一数据意味著床位使用量逼近饱和，香港医疗系统进入紧绷状态。
随著疫情爆发，民建联及工联会等开始建议调派内地医护人员来港支援；文汇报多篇报导对比深港医疗资源，并指内地护士专业、来港支援可行。7月23日文汇报报导指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医生梁子超表示若香港疫情大爆发，可输入内地医护来港负责方舱医院。此事引发争议，医学会一度发声明解释称，相关报道的言论与内容，纯属个人言论，并未经会董会讨论，不代表医学会立场。
不过，梁子超在8月2日对端传媒解释，他接受文汇报访问时的意思是当香港疫情发展至类似“灾难级别”，才需要找内地医护帮忙。
而“灾难级别”，他指的是“天内出现数以千计、万计的个案，很多人去不了医院在社区失救”。
“我们暂时去不到灾难性的阶段，也希望不要到那个阶段，灾难性的阶段是像武汉或义大利那样的情况，那时候无论哪儿的救援队来我们都欢迎，就像地震救援一样，需要人手加设备一起带来。”梁子超分析认为，与医护人手相比，目前香港更为紧张的是床位、仪器等医疗资源，应加快利用各种隔离和检疫设施，防止社区感染。
近日香港启用了两大设施以支援公立医院——7月24日启用的鲤鱼门公园度假村社区隔离设施与医院的二线病房类似，较年轻、无慢性病、无发烧等轻症病患将从医院转移至此，而8月1日启用的亚洲博览馆被称为方舱医院，社区中的无症状感染者可直接送至亚博，若病情一直稳定且无症状，可直接从“方舱医院”出院。
对于亚博设施，国家卫生健康委8月1日发布消息称，已组建“内地方舱医院支援队”，由六名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接管武昌方舱医院的核心成员，为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改建为“方舱医院”提供设计、运营和管理经验的技术支援。据内媒《长江日报》报道，“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成员的香港通行证签注停留时间为1个月，而“内地方舱医院支援队”则可在港停留半年。
不过，内地支援队如何与目前在亚博的医管局团队合作，目前仍是未知之数。天水围医院急症科顾问医生李立业在7月30日记者会上回应称没有听说过内地会在亚博设施中提供支援，他也指出暂时没有需要从内地或海外招聘医生。而在微博上，一些网民则呼吁内地医护一定不要和香港医护一起工作，有指香港“黄医护”会嫁祸中国医护。
问二：香港核酸检测量为何不足？是否需要进行全民检测？
这一轮疫情爆发前，香港每日病毒检测量实际仅约3000份，不足专家建议数量 7500 份的一半。相比之下，新加坡4月初的每日病毒检测量只有2900份，但一个月后迅速提升至 8000 份，7月中旬达到每日 1.1 万份，长远目标为每日两万份。6月中旬，一位来自北京大型农贸批发市场“新发地”的确诊患者引发多宗感染，北京市日检测量从8000人迅速增加至50万人，20天内对1006万人进行了病毒检测，防止了第二波疫情的爆发。
疫情持续半年，香港检测量为何一直不能提高？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梁子超认为，这源于两大方面，其一是因为“历史遗留问题”，香港复杂病症的检测一直局限在政府或公营机构内，例如卫生署的实验室，私人化验机构发展较为缓慢，这方面的人手、仪器和空间设施都不足够。
“而政府前期的应变计划也没有预计到在短期内扩充检测量这部分，”梁子超指出，尽管香港在化验室发展方面较为缓慢，但假若要做，还是有很多方面可以马上改善，例如提早改装、扩充一些原有的化验室，从各地采购试剂和仪器等。
翻查资料，早于3月，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已提倡要将每日检测量增加至7500个，但港府行动缓慢。在4月，香港每日检测量约为2211，到了6月，仅仅提高至3646。
目前，香港Covid-19的病毒检测工作由卫生署的“加强实验室监测计划”去协调。首先，医管局下属有七大化验室，收集公立医院内的样本做化验，此外还有各私家医院、私家化验所也收集样本做化验，不过这些化验最多只能做到初步确诊，最终都要再送到卫生署化验室作核实，才能得出最终结果。
许树昌对端传媒指出，卫生署化验室仪器和空间都有限，目前已经是24小时运作，“做到尽”；而7月7日，政府开始拨款予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两间医学院购置检测仪器，不过两家大学可以承担少量样本，预计8月起额外提供每日约1400个检测。许树昌认为，面对疫情爆发，香港在检测方面一定要靠外援帮手。
7月13日晚，林郑月娥宣布将引入两家中国大陆企业协助，翌日，香港食物及卫生署才公布，实际上有三家企业参与其中，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的私营机构“华升诊断中心”、中国检验有限公司和香港公司“Prenetics”。这笔订单估计涉及人数约 40 万人，总额达一亿元，但未通过招标形式，由政府直接采购。此做法引起公众对于政府透明度、检测公司背景、检测者个人隐私等诸多问题的疑虑，端传媒日前发布独家调查报导。许树昌指，这些机构的化验主要针对出租车司机、酒楼、保安等高危人群，流程上不需要再交由卫生署化验室作复检，因为机构应该具备复检的能力。
7月31日晚，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声明指，中央政府应港府请求，将派内地检测人员到港协助展开大规模的检测，国家卫生健康委组建的“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将赴香港协助开展实验室工作，团队由来自广东省卫生健康委的余德文率领，包含 60 名临床检验技术人员，由广东省卫健委从省内20多间公立医院选出，其中7人“先遣队”已于8月2日到港。不过，这些技术人员将在哪一个香港化验室工作，目前未有公开资料。
据《文汇报》报导，除了高危人群检测外，中央政府将出钱出力协助特区政府为全港750万市民免费进行病毒检测。
由于化验流程和设施不明等，上述措施引发公众对个人隐私的疑虑。香港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釉在《明报》访问中表示，检测中涉及个人基因、遗传病资料等资料，政府需向市民披露资料使用细节；若检测样本要送往内地检测机构可用编码，以及在港成立独立机构监察使用资料过程。
不过，对于是否要做全民检测，如何做，在医学界有不同意见。许树昌对端传媒表示，香港需要加快提高检测量，但不宜做全民检测，“就算帮750万人做了测试，不过是今日阴性，不能保证明日、后日、下个星期不受感染”。他认为，全民检测在操作上也有难度，需要政府施行居家令，建议内地支援队集中力量为高风险群组做检测。
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早前在媒体访问中称，香港可以考虑全民检测，但由于很多患者的潜伏期介乎4-7日，全港 750 万人的核酸检测需要在四日之内完成才有效果。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早前提出，香港现正处于一个拉锯战，关键在于疫情防控工作，他建议在香港开展全民免费核酸筛查，假如疫情进一步恶化，应该在行政上要求所有人检测，内地可从检测试剂及人手方面提供支持。
问三：第三波疫情是如何爆发并迅速扩散至全港的？
2019新冠肺炎疫情自去年底从武汉爆发以来，迅速成为蔓延全球的严重疫情。香港在疫情之初的1月和3月，均出现过小规模的疫情爆发，但较快得到控制，在4月底至5月初，一度出现持续23天零确诊。不过到了7月初，疫情再次爆发，被称为第三波疫情。
最初，多名医学专家陆续出现的输入型个案中找到线索，将疫情源头指向政府的边境检疫措施，其中豁免检疫人士被认为是最大的漏洞。数周内，香港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香港大学微生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等多名专家均表示源头或与港府豁免船员检疫有关，要求政府收紧检测，但迟迟没有回应。政府一度发稿指专家的说法是误解。
拖延近一个月，直到7月27日，香港理工大学研究团队公布病毒的基因研究，陈肇始才于隔日承认源头来自免检疫人士的说法有实证支持，随后收紧边境上豁免检疫的政策。
香港理工大学医疗科技及信息学系副教授萧杰恒的研究团队根据基因排序发现，第三波疫情中有存在至少三条社区传播链，其中两条与输入个案有关：第一条传播链主要源自菲律宾，在26个本地样本中，19个样本的病毒株完全一样，比对发现，这些个案与来自菲律宾和巴基斯坦输入个案的病毒基因排序非常相似。据统计，自7月1日起，有76名确诊病例源自菲律宾，其中最少15人是船员。根据法例，由菲律宾返港人士及菲佣均必须强制检疫14日，但获豁免检疫的船员在7月8日前抵港毋须检测病毒，可能造成防疫漏洞。
另外，7月9日，香港出现5宗来自哈萨克的输入个案，其中4名为豁免检疫的货机机师，而他们的病毒病毒株和更早之前跑马地礼顿山一个家庭群组的病毒基因一致；团队推测第二条传播链可能是获豁免检疫的哈萨克机组人员先在酒店内传播了病毒，后来导致病毒传社区。
第三条传播链涉及西贡相思湾村居民，其病毒株与其他个案不同，研究团队仍在追踪源头。
7月29日起，港府才收紧豁免检疫政策，所有客船及没有在港处理货物装卸的货船船员换班被暂停。不过在此之前，自2月至7月22日，最少已有逾29万人次免检疫入境。新安排下，仍有一部分入境者被豁免检疫，包括来港进行货物装卸的货船上的船员。
问四：疫情爆发前，政府防疫政策为何逐步放宽？
除了豁免检疫的政策漏洞，许树昌认为，第三波疫情爆发还有三个主要原因，跟政府在5-7月逐步放宽防疫政策有关。
在5月和6月，全球疫情仍处于爆发阶段，新增确诊病例以每日四、五十万例的幅度在增长，但与此同时，亚洲部分地区的疫情进入缓和阶段，韩国宣布从5月6日起转入正常生活和防疫工作并行的“生活防疫阶段”，中国大陆大部分省市的疫情风险等级调整至“低风险”，香港亦从4月下旬开始出现连续23天没有本地确诊病例。
到了5月初，政府逐步放宽防疫措施，包括四方面，分别是放宽免检疫政策的人群、放宽聚会人群的上限、重开一些娱乐场所和恢复某些人群的上班上学等。
针对放宽政策，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曾5月13日在记者会上表示，政府考虑放宽限制基于多项因素，包括整体疫情走势、限制对民生的影响、商业需要等。据香港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一季度本地生产总值同比下跌8.9%，创下官方自1974年一季度有统计记录以来最差记录。零售业总销货额同比跌42%；食肆总收益同比跌31.2%。自5月初开始，行政会议成员、自由党饮食界立法会议员张宇人开始倡议放宽聚会上限和餐厅每张台的人数限制，呼吁政府防疫政策考虑饮食业界的利益。
不过，徐德义的解释无法打消不少港人对防疫政策调整的疑虑。针对政府6月30日拒放宽室外限制，却放宽室内限制的措施，多名专家均表示难以理解，批评措施脱离现实。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和部分市民更质疑，这一措施是出于政治考量，目的是打压七一游行等游行集会。林郑月娥对此作出反驳，称“防疫措施不涉及政治考虑”。
“很多时候防疫只是个借口，（港府）不是真的想做好防疫，”医管局员工阵线工会副主席罗卓尧对端传媒提及禁止堂食政策对民生的影响，以及因疫情押后立法会选举对政治的影响，认为这些政策没有逻辑，反映出其他因素凌驾于公共卫生之上，“不是说没有考虑公共卫生，但肯定不是首要考量”。
问五：港府防疫政策如何制定？专家顾问组是否形同虚设？
香港疫情爆发近一个月，市民除了聚焦公共卫生政策以外，焦点也逐渐转移到港府抗疫政策的透明度上面。
7月30日，许树昌对端传媒表示，政府专家小组已超过两星期无举行会议。而在这两星期内，香港疫情持续爆发，港府和中央先后出台了外判核酸检测给三家公司，内地派来核酸检测支援队和方舱医院支援队等消息。端传媒亦电邮联络政府专家组的另外三位顾问，包括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港大医学院微生物学系传染病学讲座教授袁国勇和港大公共卫生学院院长福田敬二 ，但至截稿前未获回复。
许树昌强调，香港政府在抗疫方面本来就不是事事要问过专家，指出专家顾问只是参与商讨“原则性问题”，具体细节并不参与。对于这次免检疫人群所带来的漏洞，许树昌指出，“7月初我就已经提醒政府这可能是一个漏洞。”不过到了7月底，港府才正式收紧免检疫政策。
此外，许树昌在早前接受商业电台节目时表示，他一直与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有交流，但承认收紧豁免检疫者防疫安排，并非单靠食卫局决定，被问到是否反映商务考虑凌驾公共卫生，许树昌表示认同；在亚洲博览馆“方舱医院”筹建过程中，许树昌也未有获邀视察；而被问到政府专家组是否仍然存在，许树昌表示，“仍然存在”。
8月1日，港府发新闻稿指，“特区政府在过去七个月抗疫工作中与专家顾问的互动和默契”，个别媒体对于政府和专家之间的沟通作出“误导性报导”，港府表示遗憾，并指在7月31日的抗疫专家顾问委员会会议上，已向四位专家作出解释。
目前，香港每日新增病例数量仍在高位。梁子超表示，尽管疫情开始呈现慢行的趋势，但公众不能掉以轻心，因为病毒已经进入社区，出现在街市、安老院等场地，稍有松懈容易引发大型群聚感染，而政府维持社交距离的措施已经实施近两周，市民容易出现抗疫疲劳。
香港中文大学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郭健安教授对端传媒表示，病例数目前未呈几何式增长，说明目前的防疫措施是有效的。此前，郭健安的团队一直尝试通过病毒数学模型，推演和估算本地病毒传播的模式和阻截病毒疫情扩散措施的有效程度。郭健安指出，流行病学的数学模型就好像中学数学课的“方程序”，按疾病的特性，输入一些假设，来编写方程序，再进行运算，最后得出疾病的估算结果。其中，计算得出的有效传播系数（RT）非常关键，它代表疾病的传播力有多高，数字越大，表示疾病越难控制。
比如，当年 SARS 的 RT 是 3.5 ，即一个患者平均传给 3.6 人，目前，新型冠状病毒的 RT 已经回落至1左右，疫情相对平稳。
根据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及分部主任高本恩于7月29日发布的最新研究结果，病毒即时繁殖率下降至1以下，病毒传播进一步减慢。他认为，若现时的社交距离措施一直持续，这一周每日新增确诊个案回落至少于100宗，第三波疫情最快将于8月底完结，可能出现连续7日零确诊。 许树昌希望这一预估是正确的，并强调政府仍要依据专家的意见，严格执行社交隔离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