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青春，到不了台湾
「“其实台湾很像那种最糟糕的前任──越喜欢就越需要远离，但越远离却又越喜欢。虽然离开了、有距离了，但重新审视的时候，随便一个小事情还是能让你非常怀念。”十年前来台的陆生林恒锋如此说。」
端传媒记者 李易安、陈莉雅 发自台北
【编者按】在新冷战局势成形、台海局势日益紧张的此刻，端传媒推出“新冷战下的两岸关系”系列专题，回顾两岸停火四十年来的重要政治、经济与文化事件。陆续刊出 ECFA（《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十周年专题、四对两岸恋人结婚、成家甚或离婚的故事，今日刊出“陆生十年”深度追踪报导，回顾这四十年来“和平的假期”中，两岸之间的接触、交流、冲突甚或两相冷对的旅程。
2020 年除夕。 1 月 24 日，武汉封城隔天。刚回到苏北老家过年的杨刚，警觉地和家人商量，是否应该赶紧去上海搭机回台。今年刚满三十的杨刚，正要跨入在台大读博的第二个学期。在台湾的同学都建议他尽早返台；过年期间，家中难免人来人往，家人也害怕他万一感染了，就没法回去上学了。
然而当时上海爆发了几例来自武汉的旅游感染者，杨刚想了想，觉得不如等大年初二从盐城直飞台北的班机──盐城离他家更近，不进上海也少点风险。再说，大年初一出远门也实在不太吉利。就这样，杨刚错过了返台的“大限”。1 月 26 日，台湾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发布“陆籍人士来台限制”，要求陆生至 2 月 9 日之前暂缓入境。然而由于一连串的阴错阳差、加上国际疫情日渐严峻，陆生返台时程一延再延。
无法回台、只能上网课（网路课程）的杨刚，开始在脸书上使用两种正好相反的方式来计算日子：一种是“离开台湾几天了”，数字不断向上累加，直到“突破三位数”、“突破200”了，他人依然在大陆；另一种则是“回台计时”，他半赌气、半期盼地为自己设下一个个返台的“期限”，然后不断倒数──“下个月再不能回，我就不回了。”
我对于（为了不能赴台读书而）起诉（政府）其实没有很大把握，因为他们目前已经如期回覆了，而且就两岸议题的情况而言，目前的讨论被限缩得很厉害。
到了 8 月 19 日，陆生返台终于露出一线曙光：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在立法委员前往考察时透露，总统蔡英文已有特别指示，必须让陆生“准时回来上学”。8 月 21 日，已经不抱任何期望的杨刚，在脸书上写道：“不抱有过大的期待，才不会有太大的失望。这是这半年来自由民主人权教给我的。”
但就在这半年之间，不只台湾迟迟不开放陆生回台，就在 4 月 19 日，中国大陆教育部网站发出通报，称“综合考虑当前疫情防控及两岸关系形势，决定暂停2020年大陆各地各学历层级毕业生赴台升学就读的试点工作”，但已经在台湾就读且愿意继续升读的陆生，可以继续升读。
此时，距离首代陆生蔡博艺来台就读、后续并出版《我在台湾，我正青春：第一届陆生来台求学记事》的时光，恰好十年。2011 年，被称为台湾的“陆生元年”，2020 年，却已经有不少人私下戏称，今年或可能是两岸的“陆生末年”。
有些陆生，并未选择消极等待，例如正在准备申请赴台就学的陈新。陈新决定，为了去台湾读书，她要向政府提出“上诉”。
“当天看到消息时，很震惊也很疑惑──消息最初只是一个官员针对记者采访时的回应，但那是合法的决策吗？” 陈新如此说道。隔日，陈新决定通过信息公开的方式，要求教育部详细说明此政策的信息内容，确定此“口头消息”是否具有效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依照此法获取政府信息，包含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
实际上，近年来中国大陆的社运人士不时会透过申请信息公开的手段，侧面要求政府部门公开说明颁布各种禁令的原因。在中国大陆缺乏直接维权手段的环境里，这是一种辗转迂回的手段，但许多社运人士都惯用。
陈新说，她多年前曾看过一名女大生申请信息公开，当时的案由是高校教材内含错误的同性恋资讯。最后该案进入诉讼阶段，获得了许多民众的关注，因此她希望在陆生事件上也能达到类似的效果。
陈新向教育部申请的信息共有四项：（一）教育部所做出“暂停 2020 年大陆各地各学历层级毕业赴台升读”这一决定的依据；（二）教育部重新开放大陆地区毕业生赴台就学的时间；（三）教育部《暂停 2020 陆生赴台就读试点工作》通知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全文及发文号；（四）“暂停 2020 赴台就读”与“维护陆生返台就读正当权益”之间的关联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行政机关若无法当场回覆申请，必须在收到申请之日的 20 个工作日内答覆──也就是 5 月 11 日。若行政机关需要延长答覆，也必须告知申请人。
5 月 11 日当天，陈新收到了第一份来自中国教育部的公文，上头写道，“本机关将延期至 2020 年 6 月 8 日以前做出答覆。”
6 月 2 日，陈新再次收到了中国教育部的告知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四条，你申请的第一、三项内容涉及国家机密，不予公开。你申请的第二、四项内容属于谘询类问题，没有指向明确的教育部政府信息，请参考教育部港澳台办负责人于 4 月 7 日接受记者采访时所作的回应。”
换言之，中国教育部认为此一对陆生赴台的决定与规范性文件皆属“国家机密”，其余问题则不打算回覆。
按照惯例，陈新若对教育部的回应不满意，还可继续提出上诉、进入一审，不过过往案例大多以失败收场。她看着回应的公文，沮丧地说：“我对于起诉其实没有很大把握，因为他们目前已经如期回覆了，而且就两岸议题的情况而言，目前的讨论被限缩得很厉害。”
“陆生元年”到“陆生末年”
就“促进和平交流”这个目标而言，陆生来台其实并没有达到效果，有时甚至造成了反效果：不少陆生来台之后坦言“有点失望”，或者因为在台受排挤的经历，而从“对台湾有好感”变成“小粉红”
时间再往回倒转十年，同样是 8 月 19 日，2010 年，台湾立法院针对《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大学法》、《专科学校法》进行修法，正式奠定了陆生来台的基础和法源；日后人们提及此次修法，经常将这三部法律统称为“陆生三法”。
隔年 1 月 6 日，台湾教育部依据“陆生三法”的框架，进一步制定了《大陆地区人民来台就读专科以上学校办法》，正式开启“陆生来台元年”。在当年两岸的热络气氛之中，和“陆生来台”同时期上路的，还有促进经贸交流的《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以及改善陆籍配偶待遇的各种法令。
当时不少人认为，“ECFA 元年”、“陆生元年”是两岸交流的崭新开端，也是两岸迈向和平的起点。
然而回顾这十个年头，我们却不难发现：就政策成果来说，在所有促进两岸交流的政策里，开放陆生来台，或许就是最出人意料的一个。
以《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为例，自由贸易协定在国际间本就极具争议，牵涉利益亦十分庞杂，早在谈判初期就满城风雨，后来又引发了“三一八学运”、间接导致国民党失去政权，会弄成今日只剩“早收清单”、尴尬鸡肋的状态，可以说是毫不令人意外；而两岸婚姻，则像是“平民间的和亲政策”，用字面上的含义实践“两岸一家亲”、以更切身的亲缘拉起两岸纽带，也更容易因为“人道考量”而通融松绑。
至于陆生来台政策，就没这么理所当然。
任职于中研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学者汪宏伦，在接受端传媒专访时指出，就“促进和平交流”这个目标而言，陆生来台其实并没有达到效果，有时甚至造成了反效果：不少陆生来台之后坦言“有点失望”，或者因为在台受排挤的经历，而从“对台湾有好感”变成“小粉红”，甚至因为健保问题而激发了台湾人的排外情绪。
此外，中国教育部更在今年 4 月 9 日宣布，由于疫情与两岸关系不佳，将会暂停大陆学生赴台升学就读的“试点工作”。这一试就试了十年的“试点工作”未来能否重启，眼下没有人能知道；一些陆生则戏称，怎么样都没想到自己会成为“末代陆生”。站在今日回看，当初立意良善的陆生政策、看似无害的年轻学子，究竟是何处惹了尘埃，招来如此出人意料的结果呢？
陆生来台：两岸“和平发展”的历史缩影
虽然外界一般将“陆生元年”定为 2011 年，但事实上，早在马英九上任的 2008 年，台湾就已正式开放大陆“研修生”来台。
所谓的“研修生”，通俗点说，就是所谓的“交换生”，然而在台湾官方的定义里，“交换生”这个类别专指“国际交换生”，因此对于法理上不算“外国人”的大陆学生，便改以“短期研修生”称呼之，但实务上和“国际交换生”几乎没有不同。
在陆委会的官方说帖中，台湾政府之所以开放陆生来台，是为了增进两岸青年学生彼此了解、推动两岸关系的长期和平与稳定。但外界普遍认为，开放陆生来台更重要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解决台湾高等教育生源不足、大学倒闭的危机。关于这点，我们也可以从学位生的申请限制略窥一二。
陆生开放初期，台湾的《大陆地区人民来台就读专科以上学校办法》就规定，大陆学生申请台湾大专院校，只有研究生才能申请公立学校，而大学部学生则只能申请私立学校──这种限制，主要就是为了将大陆学生引导至招生状况较差、更需要生源的私校或硕博士班。
其中，“研修生”由于没有学历采认和人数上的限制，在台停留时间又通常只有一个学期，对台湾社会影响较小，却又能为学校带来大量生源，一直是相对受欢迎的群体。根据陆委会统计，从 2011 至 2019 学年度，一共曾有 204,959 名研修生在台就读，足足是学位生的 11 倍。
来自江苏的张锡锡，就曾是这 20 多万名研修生的其中一员。
2012 年在义守大学当“研修生”的张锡锡对端传媒坦言，当初之所以赴台，“只是刚好志愿分发到的，并没有非来台湾不可。”然而台湾南部人的热情，却勾留了她。“我常常被邀请到人家里作客，也交了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台湾南部人的热情。”张锡锡回忆道。
回到大陆之后，张锡锡进入财新网当实习记者，开始接触到比较批判性的视角。“后来我待的团队被裁，但我又不想加入新的团队，于是就有点犹豫该不该继续待下去。”此时她想起自己大三时，曾经认识一个在南京大学交换的台湾学生，当时那位学生给了她一位台湾教授编撰的讲义，让她觉得受益良多。“我其实挺怀念在台湾当交换生的生活，刚好又听到那年的赴台招生即将截止，于是就赶忙准备了材料，申请了那位教授任教的研究所。”
在台湾三年的硕士生涯结束后，张锡锡又前往美国纽约州一所大学继续读博，现在的室友也是台湾人。“我感觉自己更像台湾人，和大陆人相处反而不太习惯，觉得大陆人太直接、没礼貌。”疫情期间，大陆朋友也怎么没关心她，反而是台湾学生会给了她不少帮助，让她觉得台湾人更温馨，“万一在美国博士班毕业后找不到教职，我还是想到台湾生活。”
除了像张锡锡这样拥有第一手经验（不论旅游、或当交换生），因而对台湾有好感的陆生之外，还有不少人之所以赴台读书，是出于脑海里美好、却未必真实的台湾印象。
“大陆研究生会选择来台湾读书，理由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喜欢台湾流行文化、对台湾拥有正面的想像，另一种则是想念文科的人，认为台湾文化气氛更好、学风更加开放。像性别研究这样的领域，在中文世界里你别无选择，只能来台湾。”从硕士一路念到博士、至今在台湾已待满八年的黄颖，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如此说道。
黄颖自己就属于第二种人。
原本读国际关系的她，2012 年在大陆某所顶尖大学毕业之后，想过当一名演员、又想转读文化研究，然而“大陆学校学风还是保守一些，不太收跨学科的学生，我申请过文化研究专业的研究所，最后未被录取。”
当时他朋友搭上了陆生的首班车，正在东海大学读社会所，不时向她推荐，于是她也申请了台湾一所名声不错的大学硕士班，正好就是她想学的文化研究领域。
“很多陆生会说自己来台湾之后有很多转变，我自己倒是没这个感觉。早在赴台之前，我一直就是一个很『政治化』的人，头脑里架构了一个左翼的思想框架，但里头其实是空的，所以也才想来台湾充实这个框架里的内容。”
自己也是第一届来台陆生的洪梅，则认为早期和近期的陆生存在着系统性的差异。“最初几届来台的陆生，那不只是菁英了，而是『比菁英更菁英』──许多学生不只上得了 985、211 的分数线，甚至不少都是海归，在西方国家受过教育了才来台湾。尤其是想念政治、社会、历史科系的陆生，大部分都是很有抱负、很有勇气，或是不认同大陆体制的人。”
洪梅来台之前，也在大陆某个报社当记者；之所以来台，是因为工作之后觉得自己对政治不够了解，加上台湾当时又普遍被认为是“华人社会的民主灯塔”，而她有意申请的台湾研究所，所长又积极对她力邀，甚至还承诺会给予“台商提供的奖学金”。
“后来我并没有拿到那笔奖学金。有人说那笔钱被他贪污掉了，但因为他的政商关系通达，这件事最后只能不了了之。”奖学金落空的事件，除了让洪梅看到两岸间的学术买办，如何可能利用陆生来台而寻租获益之外，也让她有些心灰意冷，因而决定修改论文方向、不谈时政，开始埋头研究古代的政治思想史。
“但我至今依然觉得，去台湾念书还是很有收获。”在台期间，洪梅开始对台湾的永续农业、社区营造、生活美学产生了兴趣，对人事物的态度也变得更加开放包容。“大陆青年在思考时，太习惯从国家民族的层面出发，但台湾人比较会从实际生活层面的感知出发。”
两岸势力跷跷板位移：赴台留学渐失吸引力？
然而这种“台湾在公民社会、精神文化上蓬勃发展”的潜台词，其实正是台湾在经济发展上不再优越的事实。
“刚到台北时，台北物价比大陆还贵，后来每年回去都发现大陆物价飞涨，最后变成大陆的物价比台湾高，感觉起来台湾就好像没这么厉害了。”或许是怕记者误会，张锡锡连忙补充，“但文化还是很棒啦！”
然而张锡锡的贴心补充，并不能掩盖以下这样一个事实：不论是经济量体、或是文化话语权，近年来两岸均势的跷跷板的确已有位移，和陆生刚开放的 2011 年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不少接受端传媒访谈的陆生都认为，台湾在整体实力上的式微，确实会影响陆生来台意愿──关于这点，曾于 2012 年至 2014 年在台念硕士的雷芳芳，就用一句话做了很好的总结。
“去过台湾之后，我最直接的一个冲击就是：人总是要往高处走的，但我为什么要去台湾？”
学新闻专业的雷芳芳认为，她在台湾学习到的专业知识，回到大陆之后其实不太有用，“而且台湾的媒体普遍素质很低。”回大陆找工作时，她在履历写上了自己在台湾就读的大学，但其实多数陆企根本没听过那所学校，所以后来她干脆只写上海交大的本科学历。“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机会，我会想来台湾交换就好，而不是念学位。”
不过这些说法，是否代表赴台留学对于陆生来说，真的已经失去吸引力了呢？从数据来看，实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
根据台湾陆委会的统计，大陆学位生在台的注册人数，自从于 2015 年攀上巅峰之后，便一路减少至今；到了蔡英文上台隔年的 2017 年，学位生注册人数和 2015 年相比，更是锐减了将近三分之一。若从研修生的人数来看，来台人数高峰同样也落在 2015 年──正好就是 2014 年台湾“三一八学运”学运落幕之后、 2016 年蔡英文上台前夕。
然而如果再细看台湾陆生联招会的统计，我们却可以发现，陆生赴台的报名人数虽然的确于 2016 年开始下滑，但也已经在 2019 年恢复到蔡英文上台前的水准；真正造成陆生实际注册人数下滑的原因，其实是学士班的招生名额在蔡英文上台之后遭大幅缩减──2016 年，陆生学士班的招生名额还有 2,136 人，到了 2019 年，这个数字只剩下 800 人。
虽然陆生来台名额名义上由两岸共同协商，但主控权实际上掌握在中国政府手中，因此近年陆生来台之所以人数减少，未必是陆生来台意愿下降的结果，而更可能是中方限缩名额所致。外界一般也认为，中方之所以要在蔡英文上台之后减少陆生配额，就是想利用陆生政策、以及台湾私校对陆生的渴求，对蔡政府进行施压。
不过，台湾中研院社会所研究员汪宏伦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指出，2014 年的“三一八学运”依然是影响陆生对台观感的重要转捩点。
“当时在台的陆生，几乎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因为那不只是一场街头运动，也是一场校园运动，导致陆生无法不被迫涉入这场运动。此外，2015 年的周子瑜事件也让陆生强烈体认到，中国符码在台其实非常不受欢迎。”
循此，台湾人对中国大陆、对陆生的态度，究竟对于陆生群体造成了哪些影响呢？汪宏伦在〈“RIP，426”：解析“大陆地区旅台学位生”的国族经验〉这份研究中，便针对“在台经验”对陆生造成的影响，大致分辨出了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变得更加支持中共体制、更加反对台独的“类型Ａ”；第二种则是没这么极端的“类型Ｂ”，他们对中国体制的批判只有稍微减弱，但反台独的立场却变得更加坚定，不过基本上还是向往自由民主；第三种变化则是“类型Ｃ”，这种陆生对中共体制的不满有增无减，对台独诉求的理解和支持程度则大幅增加。
“早期来台的学生，对于台湾年轻人的主流国家认同并不理解，因而常常会有『文化冲击』，发现自己在大陆对台湾的认识是有误差的。然而这些陆生在台湾感受到的敌意，也会让不少人开始转向支持中共，认为自己的『中国民族主义』，是在来台之后才被激发出来的。”
汪宏伦近期也观察到，如果把 2014 年当作分水岭，之后来台的陆生因为来台之前已经听过学长姐的描述、有了心理准备，受到的冲击就不会这么大，从而形成了某种“自我筛选”的机制，使得还愿意来台的陆生，可能就是真的对社运、公民组织有兴趣的人。汪宏伦认为，这样的陆生不会太过在意国族议题，而类型Ｃ的陆生比例，也很有可能会愈来愈高。
“很显然，类型Ｃ的学生，是中国政府所不乐见的。尤其 2016 年蔡英文上台之后，北京也在对台方针上做了不少调整，一方面把陆生当作“筹码”，一方面也担心陆生在台湾受绿营洗脑，甚至听说台办近年也会主动游说、劝退想去台湾的学生，这在国民党执政时期是前所未见的。”
夹缝中求学？自觉成为“筹码”、“工具”的陆生
汪宏伦指出，如果开放陆生来台的目标是“解决台湾私校招生不足的问题”，那么陆生政策的确有一定成效──关于这点，光从中国政府暂缓陆生来台工作之后，私校哀鸿遍野的情况就可以看得出来。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带有目的性的政策论述，其实恰好也是不少陆生感到不满的原因之一：在台湾，他们被当作解决生源不足、高教崩解问题的工具；在中国大陆，他们却又被狭持成为政府用来对台让利、施压的筹码，可以说停就停。
从官方逻辑思考，由于大陆在台没有直接设立的机构，陆生来台后难以管控，国台办若想影响陆生，也得要等他们放假回到大陆才行。在这种戒慎的态度之下，陆方一直都用“试点工作”这个概念来管理陆生政策，也的确反映出了中方想要保有更多弹性，从而和台湾方面不断透过立法来“明文化”、“常态化”陆生政策的现象，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身为首届赴台陆生、现在就读台大政治所的余泽霖，则在 2016 年陆生爆发健保争议时如此写道──“陆生变成了一个没有主体性的纸牌人，从来只能被动接受社会和舆论的单方面代言或挞伐，也从未有相关立法机构邀请陆生，表达对健保问题的看法。”
现在回看，陆生这种“没有主体性”，必须谨慎发声、甚至不能发声的状态，或许也就是陆生经常被“工具化”、“筹码化”的另一种写照──很少有人把陆生单纯当作“学生”看。
在台期间曾经历过“三一八学运”的洪梅也认为，陆生的处境很特殊，一方面不希望自己被忽略、被标签化，因而有些事情不能不说，但一方面又得小心翼翼地说，深怕得罪各方，必须在两边设下的框框中谨慎生存。
对于陆生的这种尴尬处境，中研院学者汪宏伦认为，台湾模糊的“国家定位”就是一切问题的源头。
“由于台湾的国家定位不明，因此只要扯上中国大陆，注定就会出现许多争议，因为在现有的宪政体制中，大陆既不是『国内』、也不是『国外』，然而当代的民族国家框架，却又要求我们将“国民”与“非国民”明确地切分开来。也因为如此，许多根据国籍界线所制订的福利政策，一旦牵涉陆生，就注定会出现问题。”
汪宏伦进一步指出，由于台湾是民主政体，马政府当年在推动两岸交流时，依然必须顾虑到在野党的批评或反弹，也因此才会制订出一些奇怪的但书和例外，比如所谓的“三限六不”政策（即限制采认高等学校学历、限制来台中国大陆学生总量、限制学历采认领域；不涉及加分优待、不影响国内招生名额、不编列奖助学金、不允许在学打工、不得在台就业、不得报考公职及专技考试）。
在这个背景之下，原本立意良善的陆生政策，于是被推向两面不讨好的处境，也让陆生非常不满，甚至对台湾的民主体制多有批评，认为台湾人嘴上挂着自由、民主和人权，一碰到大陆却又有双重标准。
然而要回答“陆生政策为何无法促进两岸和平交流”这个问题，也不能不讨论陆生政策对台湾社会造成的效应。汪宏伦认为，这些效应，主要就呈现在“划界政治”这个面向上──开放陆生来台，让台湾人在日常生活中有了“他者”的参照对象，从而能清楚看到自己和大陆人的差异、进行划界，而陆生在校内，也容易被部分台湾人当作“泄愤”、“报复”的对象。
更重要的是，这种划界政治，大多数时候都是幽微地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不见得有剑拔驽张的场面，因而不易察觉，却又至为关键。
黄颖回忆道，有次她的港籍伴侣为了续居留证、得去医院做个体检，于是她脱口便问了伴侣“要不要先抽根烟、喝杯咖啡，等下大便才大得出来？”结果伴侣瞪大著眼告诉她，“我们港澳生体检不用大便的啊，原来你们陆生要？”
于是黄颖也才知道，陆生和港澳生不只身份不同，就连体检内容也不同。对记者讲起这些时，黄颖自己都忍不住感到莞尔，但她在台湾切身感受到的疏离与排挤，确实就是由这些琐碎经历所拼凑出来的。
目前在台湾就读政治专业、同样因为疫情而无法回台的林恒锋，则对端传媒打了个比方：陆生试图融入台湾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献祭自己”的过程──你必须献祭出自己过往所接受的教育和价值观，去痛斥一个你曾经生活了那么多年的国家，以此尝试融入台湾的社会，希望对方接纳你。
“其实台湾很像那种最糟糕的前任──越喜欢就越需要远离，但越远离却又越喜欢。虽然离开了、有距离了，但重新审视的时候，随便一个小事情还是能让你非常怀念。”林恒锋如此说道。
尊重受访者意愿，除了汪宏伦外，本文受访者姓名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