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官方”交流：从密使、白手套到王金平的“百分之百不去”
「90年代两岸交流初期，双方在某个层面上皆同意用“务实的态度回避政治问题”，但到如今，“政治问题”已经到了难以“回避”的地步。」
端传媒记者 陈莉雅 发自台北
2020 年，两岸的“官方”交流走入了许久未见的“寒冬期”。
9 月 14 日，国民党前副主席王金平在连日的争议之下，决定不出席第十二届海峡论坛，他说：“党说不去，我百分之百不去”。几乎就在王金平是否赴陆参与海峡论坛的同一时间，台湾国防部也公布：共军在台湾的西南海、空域的部分进行联合军演，每一天将近有三十架的战机，以及七艘舰艇进行操演。
这与海峡论坛所要传达的两岸和平气氛大相径庭，显然也影响了王金平是否参与海峡论坛的决定：他的答案由“去”到“不去”，也不过短短一星期。9 月 8 日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记者会上表示，“尽管受疫情等因素影响，但论坛仍然受到广泛关注。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王金平、秘书长李干龙，以及新党、亲民党等台湾有关党派团体及各界代表人士将来闽（福建）出席论坛活动。”
与此同时，国民党主席江启臣也确认消息，表示即便目前两岸关系紧张，也不能放弃沟通、交流的机会，并再三强调这活动“单纯的民间交流”。
9 月 11 日，央视主持人李红在《海峡两岸》节目上谈及此事时说：“台海兵凶战危，这人要来大陆求和”。
“求和说”很快就在台湾舆论引发轩然大波。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这种具有“统战意味”的论坛，“国民党却执意要带人参加。”
接着，国民党公开向国台办抗议。央视则发了篇文表示“总台海峡时评：欢迎王金平率团出席海峡论坛”。李红解释，所谓的“求和”是指“寻求和平”。
但这些解释都无法替猛烈的台湾舆论灭火。“求和说”后三天，国民党突然宣布不以政党形式参加。发言人王育敏强调，两岸关系目前其实非常复杂而敏感，任何不当的评论或行为，都足以让累积不易的善意或互信受到严重的伤害。
从海峡论坛的争议中也能发现，在现阶段的两岸敌对氛围之下，两岸交流属于极为敏感的话题，一但涉及到与中国大陆之间的互动都会被放大检视。无论是官方或是民间在用词上都得小心斟酌。
但如果时光回到 2009 年 5 月 17 日，首届海峡论坛，台湾民间对此的观感与现在可说是完全相反。当时论坛的举办时间，正好是前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执政一周年之际，也是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访问大陆的前夕。当年参加的民众在会场上举着一个大大的红色旗帜，上头写着：“两岸和平”。根据资料显示，首届海峡论坛一共吸引了台湾 25 个县市共 8000多位民众。
论坛后一个月，马英九在接受“中央社”采访时表示：“国共平台应该继续下去，国共论坛扮演的是沟通的平台。”外界将海峡论坛被视为两岸结束对立的证明，而往后的几年，在国民党执政下，两岸互动频繁、两岸三通全面展开，直到 2015 年到达最高点。
2015 年 12 月 30 日，前陆委会主委夏立言拿起桌上的黑色电话。这只电话，摆放在五只白色电话旁边，显得特别醒目。他拿起话筒拨了出去，通了，接起这通电话的是前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他们彼此互道一句：“新年快乐。”这一刻，堪称是历史性的一刻。两岸隔海对峙长达七十几年间，双方政府没有以此形式对话过。至少台面上是如此。
一句简单的“新年快乐”被外界视为两岸官方交流正式跨入新纪元。陆委会发布新闻稿表示，“两岸事务首长热线”对两岸关系制度化进程具有历史意义，期盼在两岸重大议题与紧急事件方面，发挥即时沟通、化解歧见、凝聚共识的重要功能。与此同时，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也在对岸相呼应，“两岸关系处于重要节点，『和』字真切地反映了两岸民众对八年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的珍惜。”显见双方对此热线赋予了重要的政治意涵。
“两岸事务首长热线”的建立始于“马习会”。11 月 7日，前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于新加坡进行历史上首次的两岸首长会面，当时马英九提出五大主张，包含：巩固“九二共识”，维持和平现状；降低敌对状态，和平处理争端；扩大两岸交流，增进互利双赢；设置两岸热线，处理急要问题；两岸共同合作，致力振兴中华。
尽管“马习会”结束之后，马英九一面受到台湾社会的舆论炮火抨击，另一方面却也赶紧建立两岸热线，借以宣示这场会面，两岸还是有实质进展的。
只是，当时也没人能料到，这所谓的“新纪元”不过持续短短几个月，紧接而来是更长的两岸交流的“冷冻期”。
距离通话仅一个多月，2016 年 1 月 16 日蔡英文赢得第十四届总统大选，民进党睽违八年再次从国民党手中拿下执政权。同年 5 月 20 日，蔡英文于就职演说上表示，“1992 年两岸两会秉持相互谅解、求同存异的政治思维，进行沟通协商，达成若干的共同认知与谅解，我尊重这个历史事实。新政府会依据中华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及其他相关法律，处理两岸事务。”
有别于马英九在就职演说中，反复明示“九二共识”，蔡英文以“尊重历史事实”等说法替代。国台办随即反击：“没有明确承认九二共识和认同其核心意涵，没有提出确保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具体办法， 是一份“没有完成的答卷”
尽管有学者认为蔡英文已经释出善意，依照《宪法》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基本上就是愿意遵循中华民国《宪法》框架行事，按照“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精神，中华民国自然也可算是打上了“一个中国”的擦边球。但很显然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不满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来说，唯有支持“一个中国原则”，两岸才能正式协商。除此之外，别无可能。
2011 年 6 月 15 日，蔡英文曾公开表示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国台办发言人杨毅清楚回应：“两岸关系迄今所有进展和成果都是在认同体现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的基础下实现的。没有这一基础，否认一中框架，继续顽固坚持“一边一国”的“台独”分裂立场，很难想像两岸关系如何维持。”
上海台湾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台海研究》主编倪永杰接受采访时再三解释，并不是民进党上任，所以停止官方交流，双方停止来往的原因，是因为民进党政府不接受“九二共识”：
“民进党不接受九二共识，破坏政治关系的互信基础，官方往来自然无法继续，回过头来看马英九时期，两岸有很多官方交流管道，包含最高领导人的会面，以及两岸机构的正常交流，当初建立的两岸热线也是如此。但目前电话就是忙音（忙线）中，打不通。只剩一些最低层级的交流互动。”
长期进行两岸研究，现任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首席顾问赵春山则说，“别说官方交流，现在就连民间智库也都不来往了。这是两岸目前最大的难题，互不来往，就很难了解彼此的讯息，只能用公开情报去推测，但当中可能虚实讯息都有。”
在官方、民间停止交流的情况下，如何进行后续的协商，解决两岸困境？倪永杰认为，“这个现在就是无解。如果台湾民众觉得两岸关系很重要，就要迫使民进党政府改变政策，或用选票让民进党下台；如果台湾民众认为两岸关系一点都不重要，没有大陆也很好，甚至接受台独的走向，就是碰到大陆的底线，就是要战争。”
如果检视两岸官方交流历史，尽管时间不算长，且时断时续，但整体的形式演变为两岸密使、白手套、民间协商、官方互通几种。且在这当中，大陆政府对于民进党政府释出的善意，确实远低于国民党（甚至其他党），很难说当中只有表态及语言问题。
交流初始：暧昧不明，密使与白手套应运而生
所谓的两岸“官方交流”，向来是个颇具争议的话题。在两岸政府互不承认主权的情况下，对彼此政权的政治地位“没有定论”时，官方交流可说是困难重重。即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语言上坚定地以“一个中国”原则来框定两岸关系，但以实际行动而言，也可说是从未“把路堵死”。
两岸交流初始，根本没有所谓的“官方交流”，而是先从台面下的密使协商，再到台面上的白手套、民间组织逐渐推进。通过一次次的协商，逐渐演变成现今的两岸交流状态。
而交流的起点，得先回到两岸关系的重要分水岭 1979 年开始谈起。这一年，中美正式建交、中国“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告停止对金门的炮击，结束军事对峙状态，并呼吁两岸应尽快促进三通（通商、通邮、通航）。为“和平统一”进行定调。对此，前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以“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给予回应。
直到 1981 年人大常务委员叶剑英发布的“叶九条”，主动提议由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进行对等谈判，并提出“一国两制”的原初构想，事情开始有了改变。这段期间，大陆政府自上而下开展“对台工作”，从中央的国台办开始，扩增建置各地方台办，再到外围的研究智库。
同时，台湾社会也面临重大转变：1987 年台湾宣布解严、解除“三不政策”，开放探亲，正式两岸交流大门；1988 年蒋经国辞世；1990 年 5 月 20 日，李登辉就任第八届总统；1991年，李登辉开始启动修改《宪法》工程，并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李登辉在就职演说上表示，所有中国人都应共谋以和平与民主的方式，达成国家统一的共同目标。同年 10 月 17 日，他成立了“国家统一委员会”，接续颁布《国家统一纲领》。
在赵春山所着的《两岸逆境》一书中曾提及，由于有“一中”和“统一”的共识，李登辉执政时期，中共高层就已经与李登辉建立起“台面下”沟通管道，由前总统府秘书长苏志诚担任“密使”，透过政大东亚研究所的南怀瑾教授与大陆政府接触。台面上，则是由海基、海协会，担任白手套进行。
根据“民革”中央委员会与其他新闻资料显示，国共的“密使”管道最初是在蒋经国时期搭上线，主要是想促成国共和谈，没想到期间却遭逢蒋经国逝世。1988 年，前中共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的贾亦斌主动接触成都军校时期的老同事南怀瑾，请他帮忙建立两岸联系管道。
1990 年 12 月 31 日，两岸首次密谈在南怀瑾的香港寓所进行，由台湾代表苏志诚与中国大陆对台工作小组办公室主任杨斯德进行会谈。双方谈了几次，其间有其他相关人士参与，每次密谈人数约三到五人。除此之外，台湾还有另一位密谈代表前中视董事长郑淑敏，她曾于 1991 年至北京与前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会面。由于前面几次的密谈，毫无进展，南怀瑾提议大陆方面增加前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和前中央政委许鸣真二人为密使。进一步促成往后的辜汪会谈。
根据南怀瑾的说法，两岸密使管道建立是为了化解两岸敌意，以及签署和平协议。但后来因为苏志诚与南怀瑾失和，以及大陆怀疑李登辉玩两手策略，因而中断两岸密使会谈管道。
少了神秘的两岸密使管道，“台面上”的白手套模式逐渐成为政治常态。由于相互政治定位问题未解，为避免“官方”对“官方”，两岸建立起一套由官方授权的民间机构进行两岸事务协商的模式。1991 年成立的台湾海基会与大陆海协会即是经典范例。
在海基会、海协会成立以前，两岸的突发事件，更多是以纯民间自行解决。比如说，1990 年 9 月的“金门协议”。当时，台海之间有不少大陆偷渡客，为处理遣返事宜，两岸的红十字会在金门展开谈判，并签署司法互助协议。双方在谈判过程中，会刻意避开正式名称与职称。此次谈判，变成后续民间交流提供参考。
直到 1992年 3 月与 10 月，海基会、海协会的“九二会谈”才正式建立起“官方”交流模式。这场会谈起初是了事务问题进行谈判，像是“文书查证”、“间接挂号遗失”等。但在协商过程中，一再被海协会所提出的“一个中国”原则所阻碍，差点无法完成协商。最后，双方决定各自在口头上表达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支持，实质是搁置政治意涵争议，这也就是如今一直无法取得共识的“九二共识”。
接续先前的协商经验，1993 年 4 月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与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于新加坡也进行首次“辜汪会谈”，期间签署四项协议，包含《辜汪会谈共同协议》、《两岸联系与会谈判制度协议》、《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以及《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
值得注意的是，多次协调过程中，两岸在文书上形成不成文默契：一种本文、两种字体（繁简各一），不提国号，各自生效的原则。此外，更建立制度化的沟通机制：先由副秘书长等级的人员协商，减少歧见，接着交由副会长等层级的人士，敲定原则，最后由两会的负责人正式签署协议。
没想到，看似越来越“顺畅”的两岸交流机制，却突然急转直下，迎来两岸重启民间交流后第一次的战争危机。
1995 年 5 月 ，前美国总统柯林顿宣布，允许李登辉赴美进行“私人访问”。此为中华民国与美国断交后，首次有台湾民选总统前往美国交流。6 月 9 日，李登辉在康乃尔大学发表一篇名为“民之所欲，长在我心”的演说，为两岸关系投下变数。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定，李登辉的演讲内容具有台独色彩，大力炮轰李的言论违背一中原则。此时，紧接而来的是 1996 年台湾首次民选总统，为达到吓阻作用，大陆多次对台实施导弹演习，引发“台海危机”，同时宣布延后第二次的辜汪会谈，取消两会之间的制度性协商。
“鉴于台湾方面近期采取一系列破坏两岸关系行动，举行第二次汪辜会谈及其预备性磋商的气氛已受到严重影响，会谈时间不得不予以推迟，”海协会发声明写道。
站在台湾视角来说，这是一波“文攻武吓”。它突显两个事实：一是两岸从未真正进入风平浪静的“和平阶段”，而是随时处在等待下一波大浪来临前的短暂平静。另一个是，由于两岸形势错综复杂，即便是已建立好的模式，也未必能放诸四海皆准。
96年台海危机后，由于 1997 年香港回归，两岸一度有重启“两会”交流的态势，但很快又因李登辉在国统会召开期间，一席“戒急用忍，行稳致远”的谈话，被大陆政府解读不积极恢复两岸关系。自此“两会”进入停摆期，直到马英九执政时期才重新开启。
民、共首次交手：《反分裂法》出炉、两岸回到民间协商模式
2000 年，民进党籍总统候选人陈水扁赢得总统大选，国民党在台湾长达五十五年的执政，暂时划下句点。两岸原先“国共内战延续”的格局，早就因为一连串的本土化运动与总统直选而慢慢进入新局面，陈水扁的当选，更标志着“新时代”正式到来。
这对于带有强烈本土色彩的民进党来说，要如何以具有台湾主体性的方式领导中华民国，同样是一个挑战。为展示民进党政府同样具有稳定两岸局势的能力，陈水扁在就职演说上，提出“四不一没有”主张：“只要中共无意对台动武，本人保证在任期之内，不会宣布独立、不会更改国号、不会推动『两国论』入宪，不会推动改变现状的统独公投，也没有废除《国统纲领》与国统会的问题。”
尽管外界认为这是民进党释出善意的表现，但由于长期缺乏互信，大陆官方拒绝正面回应。有大陆学者认为，大陆与民进党长期缺乏交流，在进行协商之前，必须获得民进党政府更明确的表态，不光是“九二共识”，还得明确支持“一中原则”，才有办法开展第一步。
为了打破僵局，2001 年民进党主张扩大民间交流，规划开放大陆观光客、专业人士来台，以及开放学者进行交流，此外也积极规划两岸春节包机的推动。7 月 1 日，前行政院秘书长邱义仁表示，两岸应该建立一个“全新的沟通管道”进行“官方接触与对话”。对此，大陆政府的态度依然强硬。隔年，江泽民公开表示：“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之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可以谈结束两岸敌对问题，可以谈台湾地区在国籍上与其身份相适应的经济文化社会活动空间。”
恰好，当时正值台湾、大陆相继进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期间，大陆政府担心两岸之间经贸问题“国际化”，但官方又无互信基础，遂提出另一种对话方式，绕过既有的“半官方”的两会，改以民间方式进行。隔年一月，前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在“江八点”的七周年纪念会上说：“两岸先后进入世贸组织之后，两岸经贸问题应该在两岸之间解决，并且实现两岸直航...，可由两岸『民间行业组织』就通航问题进行商谈，达成协定。”紧接着，中共中央台办提出具体步骤，表示可以交由两岸双方委任民间行业组织协商，达成共识后各自解决实施问题。
2003 年 10 月 9 日，台湾行政院通过修正《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于第四条新增“复委托”机制，此修订是由时任陆委会主委蔡英文所主导，意即除了海基会，“陆委会”或其他主管机关，可以依照所属事务的性质与需要，委托或逐案委托符合相关资格的民间团体协助处理两岸事务。也就是说，两岸协商改以官方主导、民间协助的模式进行。比如说，春节包机的推动，就由间接的民航组织与航空公司居中协调。
陈水扁的两个任期，算是民、共之间首次交手。事后，现任外交部长、前陆委会主委吴钊燮对八年成绩做出回顾报告时，字词间透露出万般无奈：“虽然在民进党执政时期，两岸之间已有许多互动，但两岸间的往来或两岸政策的推动，仍然受到诸多因素的困扰。...，中国政府一贯将台湾民主化作为诠释成迈向台独的作法，忽略陈水扁提出的种种政策善意，包括『四不一没有』、『共同处理未来一中』或『两岸政治统合』、『不排除未来与中国发展任何形式的关系』等重要宣示。导致两岸关系始终无法顺利互动而陷入僵持。”
引发民进党内部最大的反弹的事例是，在 2004 年陈水扁连任总统，并提出制宪公投想法的隔年，大陆通过《反分裂国家法》予以反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这是一个加强与推进两岸关系的法，是一部和平统一的法，不是针对台湾人民的，也不是一部战争法。”
政治大学教授林碧炤认为，《反分裂国家法》并不算是一个新概念，“只是中国内部长期酝酿如何反制台独势力的结果。”
《反分裂国家法》的通过立刻引发台湾社会的恐慌，民进党发动游行以表示抗议，许多支持者反对政府继续与大陆政府往来。一连串事件再度压缩两岸交流空间。
不过，大陆政府却没有打算停止与台湾进行“党对党的交流”，《反分裂国家法》通过之后，一年内频繁与国民党、亲民党与新党的高层会面、交流，甚至在“连胡会”期间，也先行商讨 ECFA 签订的可能性。
整体而言，陈水扁时期，尽管两岸开展不少经贸与交流活动，但在官方协商的层次上，可说是进展甚少。“陈水扁总统连任后，朝野的互信更薄弱，两岸政策的推动格外困难。上半年在野党自行访问大陆，与对岸协商涉及公权力的议题，这种事是其他民主国家都难以想像的。”吴钊燮 2005 年接受《天下》采访时说道。
两岸官方交流的黄金期：两会平台重启、首长管道建立
2008 年，国民党的政治明星马英九带着这百年老党重返执政。一上任就高举“九二共识”的马英九，看似很快地就破除两岸僵局，将停滞已久的两会机制重新启动，并通过多项交流措施，像是经济合作、观光旅游、陆生等政策，海峡之间，又重新开始密切互动。
2008 年 6 月，马英九就职一个月后，“第一次江陈会”于北京举行。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与大陆海协会会长陈云林针对两岸周末包机与大陆居民赴台旅游事宜进行会谈。同时，设立两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联系机制。“第二次江陈会”，双方更确立未来要定期举办两会：每年两次，各在两岸分别主办。逐次会谈之间，两会成立决策小组及专案小组，并保持密切程序性商谈。
在多次两会居中协调过程中，恰好遇上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的商讨期间。此协议牵涉到大陆商务部、大陆国台办、台湾陆委会、台湾经济部与各部会等之间的交涉。
前陆委会主委办公室主任施威全接受采访时说， ECFA 协商期间牵涉到非常多项议题，每项议题不管对内、对外都得经过充分沟通。比方说，台湾农产品该开放哪几项卖到大陆？在需要反覆沟通细节的状态，由两会居中协调的“白手套模式”，显然很难达到良好的效果。
施威全回忆，ECFA 谈判期间，前陆委会主委赖幸媛对现行的沟通模式感到不耐。“这样在实务上是搞不通的，什么事情都带着白手套真的太麻烦了，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跟王毅搭上线。”他引述赖当时的说法。
2009 年 12 月举行的第四次江陈会的酒会上，本来只是客套闲聊的场合，赖幸媛借着国台办常务副主任郑立中也同场的机会，主动向郑立中严肃地谈起 ECFA 协商的问题，并直接表示希望建立更直接的联系管道。施威全回忆，当时赖幸媛和郑立中严肃谈话的举动让陆委会、海基会的同仁捏了一把冷汗。若按照两岸交流的“潜规则”，官方首长不应直接进行沟通，而必须通过两会居中安排，以此淡化官方色彩。于是，海协会和陆委会的同仁赶紧加入他俩的谈话，让画面看起来轻松自然，深怕赖郑两人深谈的画面引人侧目。
没想到，赖幸媛的“大胆提议”获得了前国台办主任王毅的认可。陆委会很快就得到来自对岸的友善回覆“好”。于是双方开始着手建立副首长之间的互通热线。
“当时会有（管道）这想法，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形式上的不得不，另一个就是赖幸媛跟王毅的做事风格。赖幸媛那个人就是很大胆，因为如果从正常的政府体制，以及两岸的运作，这种想法是很突发奇想，毕竟两边就是互不承认主权。”
施威全补充，即便在两岸交流黄金期，这种陆委会与国台办官方互通的管道，也必须在台面下进行，就连陆委会的同仁也不是全部都知道，顶多是处长级以上的人知情。不过，施威全也表示，当时两岸类似“管道”应该不少，比方说国安会系统也有自己的联系管道。
综观马英九任内，两岸一共进行十一次“两会领导人会面”，以及签署二十三项两岸协议，其中包含 ECFA、定期直航班机、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合作协议。此外，两岸对话机制也从两会居中协调，升高到两岸事务部门主管，甚至到两岸领导人会面，也就是知名的“马习会”。
2015 年 11 月 5 日马英九在行前记者会上说，“马习会是建立两岸领导人会面常态化的第一步，”、“不管未来谁当选中华民国总统，都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推动两岸关系。”
尽管两岸的官方交流走向历史新高点，但在历次江陈会谈当中，也不乏看到许多议题因为涉及到“主权”等法律问题而被延宕、搁置。此外，马英九的第二任任期，因为签订多项经济协议，引发部分人士质疑，部分协议导致台湾的经济更倾向中国大陆，侧面加强中共“以经促统”目的。
在台湾民众主体意识升高的情形之下，两岸议题逐渐成为台湾社会的政治敏感话题。最明显一例即是《服务贸易协议》的争议，2014 年 3 月 17 日，国民党立委张庆忠为加快议事过程，仅花三十秒就通过决议，引发各界抗议，进一步引爆“三一八学运”并提出《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对此，吴钊燮曾批评，“马英九总统放任或鼓励各部会直接与中国接触与协商，因此各部会竞相与中国往来与签订协议，整体指挥与部会间协调机制完全失能，陆委会甚至不知道其他部会与中国商谈的内容，无法指挥其他部会的步调。”
在经历三一八学运之后，马英九的声势急遽下滑，两岸交流的黄金成果，没能顺利转换成国民党后续的选举资本。两岸官方交流黄金期正式划下句点。
两岸官方交流，如何持续？
如同前述，蔡英文上任之后，因为拒绝承认“九二共识”以及“一中原则”，两岸官方交流与民间交流正处于低点。
这种缺乏官方协商机制情况之下，任何原先已经“正常化”的事务性问题，都可能上升至国家安全等级的政治问题。比如说，今年二月疫情爆发之后的“武汉包机事件”，为了将滞留武汉的台商接回来，双边必须进行包机协商，以及人员名单交换确认。
若按照过往经验，两岸事务会通过海基会、海协会居中协调，但在台湾开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之后，所有政策与方针统一由指挥中心调度。端传媒曾向海基会询问，是否有在包机事宜当中扮演协调角色，海基会仅回应统一由指挥中心处理。
尽管陆委会反覆强调此事件有通过“既有沟通管道”进行协商，但一名不愿具名的消息人士表示，“包机事件”最终只是两家航空公司协调而已，“官方”完全发挥不了作用。这就导致，少数非官方的民间人士跳出来“居中协调”，反而让两岸之间的讯息传达变得更为辗转、迂回。
倪永杰则认为，目前两岸关系正面临双轨的拉扯，一方面是官方之间的敌对氛围；另一方面，民间社会不管是经济水平或生活方式都越来越接近，在这情形之下，统一的进程反而会加快，“陈水扁与蔡英文是用对抗心态面对两岸关系。关于两岸协商上的政治定位问题，首先必须先有『统』的基础，如果你秉持『独』的基础，那双方是要怎么谈？台湾必须要提出一个方案，才能谈。现在的情况就是蓝营没有信心谈，绿营是不想谈。”
如何解决僵局？赵春山认为，想要回到协商，“民、共之间应该要建立新共识。现阶段有没有共识不是重点，是到底要不要谈？九二共识的精神是求同存异。进一步想想，大陆怎么可能承认各表，就像我们不可能承认各表一样，但我没有否认你，你也没有否认我，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若回到交流初期，为何两会居中协调的机制可以相对有效进行？主要是在于双方在某个层面上皆同意，两岸可以用“务实的态度回避政治问题”，但到了如今，两岸交流在事务性问题已经在多年内累积出一些经验，最上位的“政治问题”却已经到了难以“回避”的地步。久历江湖的王金平拒绝出席海峡论坛，只是双方缺乏共识的信号之一。
而在中美脱钩、台湾民间“对中国好感度”持续低迷、大陆民间对“统一”以外的想像与开放性越来越稀薄的情形下，两岸“官方”交流的寒冬，目前还看不到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