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福增(2017):《被擄的記憶:選民 + 遺民》

昔日猶太人的被擄歷史如何與今天香港人在主權移交後的處境建立關聯?

兩年前(2016)「篤信力行」的講座邢福增以歷史、身份和使命將兩個族群串連於被擄的主題中。我沒有出席當日講座,只讀了後期(2017)出版的《被擄的記憶:選民 + 遺民》。本文正是嘗試整理此書的一些內容,並從今天香港人的「被擄」處境中找出一點點亮光(註)。

更廣義的「被擄」
作為被上帝揀選的民族,猶太人自大衛建立王國到所羅門接續,曾經有著最興盛的時期。然後南北出現分裂,南北兩國也受到外族的侵擾。公元前722年,北國以色列被亞述所滅,十個支派從此消失於歷史的記錄中。公元前586年,南國猶大亦被巴比倫所滅,大部份猶大的王室宗親、貴族和領袖被擄到巴比倫,他們被迫離開家鄉,在不熟悉的地方繼續生活,地理上他們被遷移到另一個地方。

被擄的猶太人從原居地被強行帶到一個不熟識的外邦之處。他們毫無選擇下失去了土地、身分和自由。然而更廣義的「被擄」不只限於地理的遷移或離散,還有以往的生活、社會、文化和習性等也要「被改變」。政治上他們有所限制,並要「入籍」巴比倫,放下猶太人的身分。

這些猶太人失去了土地、國家和聖殿,代表他們再沒有經濟、政治和宗教上的依靠。身為上帝的揀選之民卻遭逢此劫,重重打擊令他們重新思考:我們不是與神立約的子民嗎?昔日上帝的應許已經失效?還是祂已棄絕了我們?

從申命記歷史觀(Deuteronomistic History)的角度,猶太人亡國被擄是因為他們背叛了上帝、崇拜偶像,所以上帝要懲罰他們,巴比倫的侵襲成為上帝審判猶太人的工具。於是猶太人在被擄後重新認識民族的歷史,明白過去所犯的錯誤,然後他們悔改認罪,重新歸向上帝,從而有著新的盼望。他們也將這些教訓寫在歷史中,並成為舊約聖經的經卷,提醒後世的猶太人。

走在不同的歷史軌跡中
那麼香港人又如何呢?我們不是與上帝立約的子民,也完全走在不一樣的歷史軌跡中:從被擄到歸回是猶太人的歷史進程,但香港人卻是走在相反的歷史軌跡中--從「回歸」走進被擄的處境中。

1841年英軍進佔香港,開始了殖民地時代的歷史。這個面向南中國海的小小漁村,從此成為世界進入中國的窗口。適值當時政局動盪不穩,不少中國人來到香港找尋商機,並在中英之間的夾縫下生活。1949年中共在國共內戰中取得勝利,十一建國,引發更多的中國人從內地逃難到香港,在「借來的地方」繼續生活下去。

猶太人與香港人同樣因為戰亂或時局動盪而離開了原本的家鄉,地理上他們也是被遷移到另一個地方。不過兩者的分別在於猶太人是戰敗國的俘虜,他們毫無選擇下被逼離開耶路撒冷,因此充滿著國仇家恨的民族情懷。但是大多數的香港人卻是昔日從中國而來的流動人口,這一代人因為逃離戰亂、對政權的恐懼、或是為了謀生而選擇離開自己的家鄉。他們未必對殖民地宗主國有任何怨恨,只期望在香港尋找新的生活和自由的國度。事實上這些流動人口日後在香港生活中展現了他們的特性:只求安穩地生活下去,務實、刻苦、願意拼博、卻又靈活多變、並不熱衷政治……我們不難發現上幾代的香港人大都擁有這些特質。

從經濟發展到香港人身分的肯定
戰後人口的增加,大大增加了香港人在生活各方面的需求,但同時也為香港帶來了資金、技術及勞動力,為戰後香港的經濟發展帶來重要的推動因素。六七暴動的出現,成為香港日後發展的轉捩點,改變了殖民地政府的施政方針--致力改善民生需要,大力推動社會的基礎建設,從房屋、教育、醫療及社會福利等全方位地發展。

到了70–80年代,香港成為了國際金融中心、旅遊的購物天堂、中西交匯的現代化城市。香港的發展被視為世界的經濟奇蹟,香港人的生活漸漸得到改善,同時我們對於香港人的身分予以肯定並引以自豪,更有別於當時中共管治的中國人。這不是由英國強行加給我們的「香港英國人身分」--我們不需要向宗主國感恩膜拜或被洗腦成為英國人,卻因為150年殖民地政府管治而得到一個被認同的香港人身分,但同時我們也沒有放下了中國人的身分。

當然在中共政權的解讀下,這一段卻是香港人「被擄」的歷史--因為鴉片戰爭香港被英國人搶奪了。受到殖民地政府的薰陶下,香港早已被英國在軍事、政治和經濟上的控制著,香港人更被「殖入」了西方的文化、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我們不自覺地成為了英國人的奴僕,故此1997年後香港人需要真正「回歸」本來具有的中國人身分,從殖民地「被擄後歸回」,重新建立「以國家為本位」的社會。

感同身受的被擄情懷
然而主權移交後,我們發現這個香港人身分擁有的一切已漸漸失去,並且諷刺地那是聲稱與我們「血濃於水」的中國人擄去了我們的一切:無論是自由、財富、法制、廉潔、政治權利等已被擄走得所剩無幾,甚至我們曾經盼望可以出現的民主制度,如今已變成了具「中國特色」的篩選。

在中共政權的專制管治下,所謂的「回歸」才是真正的「被擄」:我們完全被擄走了香港人的身分,彷彿是從前我們那種務實、為生活努力拼搏、靈活多變、自強不息的精神已被抹殺,反之在中共政權下的中國人成了我們賴以生存的恩主:「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共產黨的幫助,香港人連粥水也沒有得吃!」

回歸重建宗教及民族的身分
再看看昔日的猶太人,公元前538年波斯王古列發出詔命,容許被擄的猶太人從巴比倫歸回耶路撒冷,重新回到自己的土地建立聖殿。於是所羅巴伯及約書亞帶領四萬多的猶太人開始第一次的歸回,然後公元前458年和445年再有第二和第三次歸回耶路撒冷。

被擄接近半個世紀,猶太人得以重返故地。能夠重建聖殿代表他們可以恢復昔日的宗教制度,以猶太人的宗教禮儀敬拜上帝。處於不同外族的文化夾縫中,歸回的猶太人需要確立敬拜上帝的猶太民族宗教傳統,重新建立聖潔的信仰群體並與神立約的身分。

作為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恢復過去的宗教制度同時也是政治上重新確立猶太人的民族身分。聖殿的臨在象徵上帝與祂的子民同在。重建聖殿使猶太人再次連結於過去與上帝立約的歷史,表明自己有別於外族的上帝選民,以宗教確立民族的身分認同,顯明猶太民族的獨特性。同時藉著重建聖殿能將猶太人重新凝聚起來,發揮其宗教及社會性的功能。

抗衡身分的被擄
昔日猶太人歸回耶路撒冷後民族身分的重建,正好是今天香港人處於艱難時期的提醒。

跟猶太人一樣,我們要從歷史了解我們的過去,明白今天的處境。猶太人從律法書中明白到他們亡國被擄的原因,但對香港人來說,經過150年殖民地政府的管治香港人在中英之間的角力下掙扎求存,在在顯明我們和中共管治下的中國人其實是走在不同的歷史發展中。並且因為過去不同的體制,主權移交後的香港才會出現「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管治方針和《基本法》的制定。然而今天這些已經名存實亡,一切只歸於中共的專制管治。

三十多年前香港人無法決定自己的前途未來 — — 當日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時,香港人沒有表達意願和參與決策的機會。如今香港人的身分在主權移交後被擄走了,所以我們要從過去歷史的脈絡中重構這個身分、背後的價值觀(勤奮、務實、拼博、靈活多變、自強不息等)以及這個城市的核心價值(自由、法制、廉潔、誠信、公平及民主等)。

可悲的是:中共當權者攫奪了五千年中華文化傳承者的身分作為他們的政治工具,以「中國人」的身分強加於香港人身上。他們藉著「血濃於水」的關係在香港人身上建立文化的共同點,然後進一步達至政治的效忠。然而一個立國不足70年的中共政權,其原生的政治思維其實是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為何又足以承傳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難道只有中共政權才擁有「中國人身分」的專利發言權?並且可以完全掌控我們這個超過150年歷史的城市?

今天中共政權在香港製造的歌舞昇平和繁榮盛世已逐漸使我們麻木於他們的政治操控,同時也令我們遺忘了那曾經擁有香港人的身分和權利。所以我們要從本土的處境論述建構香港人的身分,增強本土的認同和社會的肯定。昔日猶太人藉著民族身分的重建來抗衡巴比倫的帝國權勢,今天我們也要重構香港人的身分來抗衡中共推動的後殖民主義對香港的進擊。

近年在香港發生的事情,將來也會成為後世香港人的歷史,我們需要好好保存及記錄下來,防止當權者將歷史塗抹,好讓將來的香港人明白今天發生的事,並將那些屬於香港人和事一代又一代繼續傳承下去,好讓我們在「被擄」的處境中仍能守護我們的身分、守護我們的核心價值、並守護我們的城市。

註釋:
坦言文中大部份的觀點都是來自邢氏的著作,再以自己明白的文字重寫以及加上個人對香港處境的演繹,特此鳴謝。

(原文寫於2018年2月7日)